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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藏于台湾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的《河南府洛阳县佛教源流白马志》不仅摘录了《佛祖统载》的诸多内容，还辑藏了宋金元明各代有关洛阳白马寺的勅牒碑记，是研究洛阳白马寺历史沿革的重要文献。该书为明万历间（1573-1619）刊本，原不著编者，后被标注为明释如学等编。由于本书深藏馆中，很少有人发现此书，因此鲜有文章详细地探讨本书，本书的价值也长期被忽略。
关键词：白马志;洛阳白马寺;价值
《河南府洛阳县佛教源流白马志》是一本孤本小书，只有寥寥数页。其为万历时期刻本，原书并不注明作者，后来被人注明该书为明释如学等编。但笔者翻阅该书后发现，释如学仅为该书最后一篇碑文《释源白马寺禅院住持如学募化重修殿宇、续谱立碑疏引》的撰写者，书中并未有直接的证据表明该书为释如学所编。那么，释如学到底是何人，本书的作者又是谁？
一.释如学其人其事
首先，据书中内容，我们可以得知释如学为明朝万历年间洛阳白马寺的住持，其于大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重修了白马寺，并撰文刻碑以记之。
其次，笔者翻阅史料，查阅有关明代僧人的史书，只找到两位法名或姓名为如学的僧人。一为明代蒋臣《无他技堂遗稿》中《洪涛山昆尼庵天安律师塔铭》提到的天安律师。塔铭中有言：“师讳如学，号天安，严州赵氏子也，嗣宜州宝山之妙峰。”然铭文中并无其主持白马寺和著书编书等事。二为明陶汝鼐《荣木堂合集》中《五峰禅师塔铭》中提到的五峰禅师。“师族姓任，长安临潼人，降诞于神庙乙酉四月八日，莲胎茹素，鹤骨出尘，二十岁失怙，薙发五?，从天齐师观修静业，法名如学。”由此可知五峰禅师法名为如学，生於万历乙酉年（1585），死于崇祯癸酉年（1633），其为长安临潼人，20岁（1605）失怙剃发出家。笔者根据书中内容，可以断定五峰禅师非本书中的释如学。因为释如学所撰碑文中提到其于大明万历三十二年重修了洛阳白马寺，万历三十二年即公元1604年。而《五峰禅师塔铭》中则记载其“降诞于神庙乙酉四月八日……。二十岁失怙，薙发五?。”即可知五峰禅师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时尚未出家，因此可以排除其为本书中的释如学的可能性。
最后，亦无充分的证据表明天安律师为本书中的释如学。《洪涛山昆尼庵天安律师塔铭》中：“师出家初依海上智，后传讲于雪浪恩，卒发心于云柄宏，终受具于栖霞之馨公。”可知天安律师主要活跃于江南沿海一带，且祭文中并没有提到其曾入中原，当过洛阳白马寺的住持。又《河南府洛阳县佛教源流白马志》书中亦未详细记载释如学的生平事迹，且《无他堂遗稿》中亦未载天安律师生平事迹和其出生与死亡年月。此天安律师是否为本书中的如学，资料有限，难以判断。
综上，释如学是明代万历年间洛阳白马寺的住持僧人，其在万历时重修了白马寺，并撰文刻碑以记之，该碑文收录在《河南府洛阳县佛教源流白马志》中。但释如学并不一定是该书的编修者，且由于史料不足，难以确切地知晓其具体身份信息与生平事迹。本书作者或编者或为释如学，或盖另有其人。
二.本书成书时间与具体内容
由于本书为明万历刊本，即其大致成书时间为1573至1619年。又根据其最后一篇碑文的内容“大明万历三十二年岁次甲辰季冬月，佛成道日重建，住持如學谨撰。”可以进一步推知其大致成书时间为1573至1604年。该书的内容可大致划分为五大部分
1.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内容为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土及白马寺初建，其具体内容主要为“明帝梦神迎佛”、“圣冢佛现”、“佛道之争”三个故事。该部分内容的出处，该书作者已经注明为“出《藏经·佛祖统偈》”，但笔者翻阅诸多古籍后发现这本书似今已不存，抑或为宋代释志磬的《佛祖统纪》，但《佛祖统纪》中并无此段文字，这段文字出自《佛祖通载》（大正新修大藏经本）。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信息：首先，这三个故事均为人为杜撰之传说。如马伯乐认为“明帝梦神迎佛”只是一个充满宗教感情的传说而已。李养正则认为“汉明帝时朝廷是不容许汉人出家僧的。《汉法本内传》说汉明帝永平年间佛道比法角力后，以佛获胜，高唱出家功德，当即有司空刘峻（史无司空阳城侯刘峻）与诸官人士庶千余人出家还有四岳诸山道士六百多人、诸宫人妇女二百多人出家，还立寺十所，以安这些僧尼。这都是不顾史实的恣意编造。”其次，笔者认为这三个故事从侧面反映出佛教初入中土和白马寺初建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佛教初入中国之时，士庶对佛教的态度至关重要，为了使士庶可以接受佛教，汉明帝和竺法兰等人作出了巨大努力。明帝建佛塔不仅仅是为了显圣迹，更是为了向广大士庶表明真佛舍利早已入中土，在保佑着中国民众，以便于佛教圣人得到士庶的好感，进一步激发士庶对佛教的好感。佛教与五岳道士的初次论争和“惊心士庶、道士出家、王侯剃发、宫媛归真”的结果虽是人为虚构的，但亦从侧面表明了佛教初入中土时的困难境地。最后，这三个故事虽为人为臆造之传说，但亦说明了佛教入中土与白马寺的有“神”相助，但“诸神”皆为人，且白马寺最初或许只是一个翻译经书的场所。“明帝梦神迎佛”实为迎佛之由：追古验今，傅毅以周昭王之传说占梦，预测圣人之教将声披中土;“圣冢佛现”实为兴佛之因：以神验神，摩腾以洛阳之神实为如来舍利之神显，“佛”与中土之缘早已注定;“佛道之争”实为阻佛之道：佛道之争，腾、兰战胜诸山道士，佛胜道，道士变佛陀，强龙暂压地头蛇。汉明帝才是佛教入中土之后的最大支持者。同时，竺法兰在白马寺中翻译出《十地断结经》、《释道比较焚经》，并在“佛道之争”中以火验真经击败五岳道士，这表明白马寺最初盖是译经的场所。
2.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内容为宋代有关重修白马寺的牒文。这一部分又可分为两小部分。第一小部分内容为宋代有关白马寺事务的牒文。这种牒文共有五处，前四处牒文的时间分别为宋太宗端拱二年（989）五月四日、宋太宗端拱二年（989）五月十九日、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三月十三日和宋太宗端拱二年（989）五月二十三日。前四处牒文应为净慧大师于天禧五年（1021）所记。第五处牒文并不是与四处牒文排列在一起，而是被本书作者（或编者）放在第五部分中明代黄锦重修白马寺碑文之后，时间为崇宁二年（1103）八月二十五日。第二小部分内容为《大宋重修西京白马寺记》，此碑文于端拱五年（992）由苏易简撰文，文赏篆刻。 从这几处牒文与碑文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信息：
第一，北宋初年，白马寺一片残破之状。“白马寺自有唐时，额号年代深远，碑记全无，伏乞再降碑额，只以仍旧白马寺为名。”白马寺碑额字迹全无，寺内碑记全无，一片萧索之状。第二，北宋政府对佛教事务的管理严密而又繁琐。牒文中，白马寺匾额的整修先要由河南府上奏中央，得到中枢部门的准许之后，再由“客司军将仰详”，然后“勅命指挥追勒木作匠人于系省场，务取射材植，制造白马寺碑额及头连”，最后“勅黄帖左街僧司，仰指挥本寺主首赴衙请领，赴寺于舍利塔院门上悬挂……。”从中我们亦可以看出北宋政府对佛寺诸多事务施行的过程缓慢，手续繁琐。第三，在端拱五年（992）之前，北宋政府并未对白马寺进行过大的整修。笔者翻阅童玮先生的《北宋佛教史年表》发现北宋初期的佛教活动多为译经和讲经活动，但亦有重修寺庙的活动。如在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诏重修了五台十寺和峨眉五寺。但一直到端拱五年（992），几乎没有涉及到洛阳白马寺的重要佛教事务。第四，宋太宗兴佛之心是北宋政府大修白马寺的直接原因。“譬诸水木，尚本其根源，观夫像教，斯耒真乘下济，诚由彼摩腾、法兰二法师者，扬庵园之末绪，越葱嶺之修程，百千亿佛始演其性宗，四十二章初宣其密义，则何必伯阳道德止留关令之家，倚相典墳传自伏生之口而已哉。”宋太宗对道家经典和儒家经典的解释被少部分人控制的不满使其兴起扬佛之心。第五，我们从第五处牒文亦可以得知宋朝在崇宁年间开始为名德僧道进行封赐。如“应先圣贤祠宇旧来有名德僧道为众师法，未有封赐爵秩、谥号、师名、庙额，仰所属勘会闻奏，特加封赐……。定慧大师赐号定光圆应大师。”由此可以看出在崇宁二年（1103）之前，北宋政府并未对历代明德僧道赐号，崇宁二年（1103）之后，北宋政府才开始对摩腾、竺法、李长者等赐号。又“冥婺州双林寺并太原府寿阳县方山昭化禅院、西京白马寺、汀州武平县南安严均庆禅院，今后每遇圣节，各许进奉功德。”我们又可得知北宋崇宁二年（1103）后昭化禅院、西京白马寺和均庆禅院在圣节时，可以开始进奉功德。第六，北宋初年对洛阳白马寺的整修基本上都由国家敕命重修。
3.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内容为金代重修白马寺，其主要内容为《大金国重修河南府左街东白马寺释迦舍利塔记》碑记。这个碑文由河南府学正李忠孚撰写，男乡贡进士士燮书。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信息：首先，五代之后，庄武李王在白马寺的东面又建了一个寺庙，叫做东白马寺，并在寺中建了九层佛塔。“洎五代之后，粤有庄武李王施己净财於寺，东又建精蓝一区，亦号曰东白马寺，并造木浮图九层。”但“一百五十余年至丙午岁之末遭劫火一炬，寺与浮图具废，唯留余址”。即东白马寺在金朝丙午年（1126）毁于战火。庄武李王为何人？段鹏琦在其文章《洛阳东白马寺和庄武李王》中认为庄武李王为李继勋，李继勋在宋初曾被追封为郡王，谥号庄武。另外，金代重修的白马寺为东白马寺，在其焚毁五十年，即金大定十五年（1175）后由“彦公大士”出资重修，且由庄武李王六代孙李忠孚为此事撰写碑文。此“彦公大士”为禅宗五家之一临济宗僧人栖岩彦公。至此，東白马寺不再是一所私家佛寺，而是一所弘扬临济宗教义的一所禅寺。最后，我们亦可以得知重修后东白马寺的基本状况。“砖浮图一十三层，高一百六十尺，徘徊界宇洞并龟头一十五所，护塔墙垣三重，甘露井又立古碑五，通左右焚经二所，杈子并塔门九座，下创修屋宇二十八间，门窗大小三十七座，其余不可具纪。”
4.第四部分
第四部分内容为元代重修白马寺，其主要内容为《故释源开山宗主赠司空护法大师、龙川大和尚遗嘱记》碑文，此碑为龙川和尚弟子海珎等于大德十一年（1307）四月吉日立。但本书作者（或编者）粗心地将该处碑文放在第五部分明代黄锦重修白马寺碑文及崇宁二年牒文之后。从这篇碑文中我们可以得知：
首先，此碑文主要讲述了龙川大和尚的遗嘱，其嘱托弟子将自己的遗产“充释源造像之资”，并将“寺西北陆田二百亩岁收所产，充本寺长供。”又嘱托弟子们“供文殊、万圣於清凉山，馔供佛僧于燕台”。徐治亚在其文章《元代龙川和尚墓的发现和白马寺内的有关石刻》中认为龙川和尚为元代洛阳白马寺的第一代住持。又《宣授扶宗弘教大师释源宗主江淮诸路都总摄鸿胪卿赠司空护法大师龙川和尚舍利塔志》有言：“师讳行育，女真人，姓纳合氏，得度于宝应秀，受业于永安柔。量宇宏远，识鉴高明，因辩謇缁黄，世祖皇帝赐赤僧伽梨，加扶宗弘教大师之号。……门弟子分舍利建塔以閟之，燕云、奉圣、蔚杨、安西诸处，皆有塔焉。其殊勋盛德，具载翰林敕撰之碑也。”我们可知行育即龙川和尚，其深受元世祖和巴思巴的器重，在巴思巴的提议下，受命修葺白马寺。
其次，据《河朔访古记》：“帝师闻之，申命大师丹巴董其事。丹巴请假护国仁王寺田租，以供土木之费，诏允其请。裕宗文惠明孝皇帝时在东宫，亦出帛币为助。于是，工役始大作。”即碑文“元真二年紞巴上士奏”中“元真二年”实为“元贞二年”，即公元1296年。“紞巴上士”即丹巴。元中统元年，即公元1260年，忽必烈继任蒙古汗位，立即封巴思巴为国师，赐玉印。我们可以得知洛阳白马寺在巴思巴提议修葺之前是极为荒凉的。后在成为帝师的巴思巴的提议下，丹巴董其事，龙川和尚受命执行，元朝对洛阳白马寺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维修。这次维修工程浩大，以护国仁王寺田租为费用，时为太子的裕宗文惠明孝皇帝亦出资相助。在此工程期间，龙川和尚于至元三十年（1293）圆寂，后由“文才继主席，酬酢众务，率其属敏於事者曰净汴等，以毕寺之余功。”此工程大致完成于元贞二年（1296）前后。
最后，据碑文“馔供佛僧于燕台，悯忠、万安、宝集、崇孝、崇国等五大刹”，我们亦可得知元代较为著名的五大刹为悯忠、万安、宝集、崇孝和崇国五寺庙。
5.第五部分
第五部分为明代重修白马寺，其主要内容为《今朝修白马寺塔记》、《重修古刹白马禅寺记》和《释源白马寺禅院住持如学募化重修殿宇、续谱立传疏引》三处碑文。由这三处碑文我们可以得知以下信息： 首先，第一次重修白马寺是由王刚夫妇出资，修葺时间为九个月，起于“嘉靖元年（1522）二月初一日，告成於本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王刚为顺天大兴县人，其夫妇俩于正德十四年（1519）“行商抵汴梁，得其所而弗返，遂占籍於河南之嵩州，而又托居於洛。”后“道经宝地，聿生信心，捨资以新之砖石也，费若干缗工食也，顶之以镀金也。”又可得知重修后的白马寺的大致状况：“整旧为新，灵光屹然，飞金涌雪，炫耀於层空。……睟容密语，安置如法，缁白四众，瞻仰赞叹，以为多宝如来已灭而复现也。”后王刚请庞龙表侄彭仕元向庞龙请文来记录这件事，而庞龙欣然接受，并于嘉靖三年（1524）孟夏吉日撰文以记之。而后又由潘倣书丹、王邦瑞题额。
其次，第二次重修白马寺由黄锦大力提议并出资，“李奉义董其事，守制商州判孙政赞其功，至於朝夕视事，终始效勤，则有族弟省祭官黄铠”。整修规模庞大且耗资巨大。如“构良材于晋野，伐文石于嵩阴……饰像貌以金碧，绘栋宇以五采，其中路台阶级，悉以砖石铺砌。”又“百务既完，然后遴其主持，分以执事，给度牒二十二张，法器、法衣各二十二件，俾诸僧有所依据而寺之统体亦庶乎其不废矣。”此次整修开始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的春天，落成於嘉靖三十五年（1556）的冬天，大致耗费两年的时间。且完工后即由黄锦撰文记之，由杨儒书丹。
最后，第三次重修由白马寺住持释如学重修。这次修葺是如学于“大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岁次甲辰季冬月，佛成道日重建”。此次维修规模较小，仅限于寺内砖塔与石碑等。
三.本书价值与缺点
1.本书的价值
首先，本书的最大价值在于其基本上呈现出宋至明白马寺重修的不同特点。从书中我们可以得知宋至明各个时代重修白马寺的原因各不相同。宋代重修白马寺是因为当权者的大力支持，金代重修东白马寺是由于彦公大士要在此弘扬臨济宗教义，元代重修白马寺是得益于帝师巴思巴的大力提倡，而明代重修白马寺则多是捐资人为了功成留名，以求福报。不同朝代整修白马寺的方式不同。各个朝代重修白马寺的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国家勅命重修、民间有名望者集资重修、私人捨资重修、当权宦官的重修、白马寺主持僧人自主修葺。不同朝代整修白马寺的具体过程与规模不同。宋代是先修匾额，再修寺塔，然后大修殿宇，规模由小变大;元代则是大规模的长时间的重修;明代则是第一次先修塔，后修寺，规模较小;第二次对整个寺庙全部翻，规模庞大;第三次则主要重修石碑与砖塔，规模亦小。
其次，本书的另一价值在于其大致记述了佛教初入中土和白马寺初建的过程。佛教的传入和白马寺的初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过许多阻碍，但是在当权者和竺法兰等人的努力下，佛教才在中国扎根，白马寺才得以建立。
再者，本书的价值还体现在它的内容包含了北宋初期有关白马寺事务的牒文。北宋初期，佛教再次兴盛，有关佛教的活动再次展开，但是有文可考的有关北宋初期的佛教事务基本上没有涉及到释源祖庭洛阳白马寺。通过这几处牒文，我们可以对北宋初年有关白马寺佛教活动的历史作一定的补充。
然后，本书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碑文的完整性。如“大金国重修河南府左街东白马寺释迦舍利塔记”碑文内容，笔者翻阅史料，仅在《金文最》、《乾隆河南府志》和《乾隆洛阳县志》中发现这个碑文。但有关“不踰年而悉就，所愿恭以临济之宗、无畏之坛谨持。六斋幸遇明天子在上……不当辞是，可书也。时大定十五年五月初八日，于是乎书，文林即河南府洛阳县主簿冯焕……彭城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食实封一百户唐括。”对于这部分内容的记载，其他三种史料出现大部分的缺字。如《金文最》有关这部分的内容为：“不踰年而悉就，所愿天时物数若合符节焉，於告成之明日丐李忠孚以纪其事，中孚於庄武王系六代孙，粗知其要义，不当辞是，可书也。时大定十五年五月初八日。”此处缺字甚多，且具体字词上亦有差别。
最后，本书亦大致反映了宋至明洛阳白马寺佛教流派发展的基本脉络。如金代重修东白马寺之人为临济宗僧人栖岩彦公，我们可以看出这时的东白马寺为佛教禅宗之一临济宗寺庙。又明代两次重修白马寺的两处碑文《重修古刹白马禅寺记》和《释源白马寺禅院住持如学募化重修殿宇、续谱立传疏引》，从碑文的名称我们亦可以看出，明代白马寺为佛教禅宗寺庙。由此我们可以大致推断：从宋至明，洛阳白马寺和东白马寺多为禅宗寺庙。
2.本书的缺点
第一，本书只是将有关白马寺的史料原文抄录下来，并大致按时间排布组合，且抄录之时多有疏漏，并未探究史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本书的第一部分内容多摘自于《佛祖统载》，但在具体内容上不同之处较多。第二，本书对部分史料的位置排列存在问题。如本书第五处宋代牒文位置问题，第五处牒文并不是与四处牒文排列在一起，而是被本书作者（或编者）放在第五部分中明代黄锦重修白马寺碑文之后。第三，本书内容没有有关魏晋至五代时白马寺的内容，不能从纵向上反映白马寺一脉相承的发展状况。
参考文献
[1]李养正.汉明帝时无佛道角力事[J].中国道教，1996（03）：8-12.
[2]马伯乐.佛教初入中国时的佛道关系[J].宗教学研究，2017（02）：20-24.
作者简介：
岳昌强（1993.01-），男，汉族，河南省信阳市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
关键词：白马志;洛阳白马寺;价值
《河南府洛阳县佛教源流白马志》是一本孤本小书，只有寥寥数页。其为万历时期刻本，原书并不注明作者，后来被人注明该书为明释如学等编。但笔者翻阅该书后发现，释如学仅为该书最后一篇碑文《释源白马寺禅院住持如学募化重修殿宇、续谱立碑疏引》的撰写者，书中并未有直接的证据表明该书为释如学所编。那么，释如学到底是何人，本书的作者又是谁？
一.释如学其人其事
首先，据书中内容，我们可以得知释如学为明朝万历年间洛阳白马寺的住持，其于大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重修了白马寺，并撰文刻碑以记之。
其次，笔者翻阅史料，查阅有关明代僧人的史书，只找到两位法名或姓名为如学的僧人。一为明代蒋臣《无他技堂遗稿》中《洪涛山昆尼庵天安律师塔铭》提到的天安律师。塔铭中有言：“师讳如学，号天安，严州赵氏子也，嗣宜州宝山之妙峰。”然铭文中并无其主持白马寺和著书编书等事。二为明陶汝鼐《荣木堂合集》中《五峰禅师塔铭》中提到的五峰禅师。“师族姓任，长安临潼人，降诞于神庙乙酉四月八日，莲胎茹素，鹤骨出尘，二十岁失怙，薙发五?，从天齐师观修静业，法名如学。”由此可知五峰禅师法名为如学，生於万历乙酉年（1585），死于崇祯癸酉年（1633），其为长安临潼人，20岁（1605）失怙剃发出家。笔者根据书中内容，可以断定五峰禅师非本书中的释如学。因为释如学所撰碑文中提到其于大明万历三十二年重修了洛阳白马寺，万历三十二年即公元1604年。而《五峰禅师塔铭》中则记载其“降诞于神庙乙酉四月八日……。二十岁失怙，薙发五?。”即可知五峰禅师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时尚未出家，因此可以排除其为本书中的释如学的可能性。
最后，亦无充分的证据表明天安律师为本书中的释如学。《洪涛山昆尼庵天安律师塔铭》中：“师出家初依海上智，后传讲于雪浪恩，卒发心于云柄宏，终受具于栖霞之馨公。”可知天安律师主要活跃于江南沿海一带，且祭文中并没有提到其曾入中原，当过洛阳白马寺的住持。又《河南府洛阳县佛教源流白马志》书中亦未详细记载释如学的生平事迹，且《无他堂遗稿》中亦未载天安律师生平事迹和其出生与死亡年月。此天安律师是否为本书中的如学，资料有限，难以判断。
综上，释如学是明代万历年间洛阳白马寺的住持僧人，其在万历时重修了白马寺，并撰文刻碑以记之，该碑文收录在《河南府洛阳县佛教源流白马志》中。但释如学并不一定是该书的编修者，且由于史料不足，难以确切地知晓其具体身份信息与生平事迹。本书作者或编者或为释如学，或盖另有其人。
二.本书成书时间与具体内容
由于本书为明万历刊本，即其大致成书时间为1573至1619年。又根据其最后一篇碑文的内容“大明万历三十二年岁次甲辰季冬月，佛成道日重建，住持如學谨撰。”可以进一步推知其大致成书时间为1573至1604年。该书的内容可大致划分为五大部分
1.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内容为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土及白马寺初建，其具体内容主要为“明帝梦神迎佛”、“圣冢佛现”、“佛道之争”三个故事。该部分内容的出处，该书作者已经注明为“出《藏经·佛祖统偈》”，但笔者翻阅诸多古籍后发现这本书似今已不存，抑或为宋代释志磬的《佛祖统纪》，但《佛祖统纪》中并无此段文字，这段文字出自《佛祖通载》（大正新修大藏经本）。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信息：首先，这三个故事均为人为杜撰之传说。如马伯乐认为“明帝梦神迎佛”只是一个充满宗教感情的传说而已。李养正则认为“汉明帝时朝廷是不容许汉人出家僧的。《汉法本内传》说汉明帝永平年间佛道比法角力后，以佛获胜，高唱出家功德，当即有司空刘峻（史无司空阳城侯刘峻）与诸官人士庶千余人出家还有四岳诸山道士六百多人、诸宫人妇女二百多人出家，还立寺十所，以安这些僧尼。这都是不顾史实的恣意编造。”其次，笔者认为这三个故事从侧面反映出佛教初入中土和白马寺初建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佛教初入中国之时，士庶对佛教的态度至关重要，为了使士庶可以接受佛教，汉明帝和竺法兰等人作出了巨大努力。明帝建佛塔不仅仅是为了显圣迹，更是为了向广大士庶表明真佛舍利早已入中土，在保佑着中国民众，以便于佛教圣人得到士庶的好感，进一步激发士庶对佛教的好感。佛教与五岳道士的初次论争和“惊心士庶、道士出家、王侯剃发、宫媛归真”的结果虽是人为虚构的，但亦从侧面表明了佛教初入中土时的困难境地。最后，这三个故事虽为人为臆造之传说，但亦说明了佛教入中土与白马寺的有“神”相助，但“诸神”皆为人，且白马寺最初或许只是一个翻译经书的场所。“明帝梦神迎佛”实为迎佛之由：追古验今，傅毅以周昭王之传说占梦，预测圣人之教将声披中土;“圣冢佛现”实为兴佛之因：以神验神，摩腾以洛阳之神实为如来舍利之神显，“佛”与中土之缘早已注定;“佛道之争”实为阻佛之道：佛道之争，腾、兰战胜诸山道士，佛胜道，道士变佛陀，强龙暂压地头蛇。汉明帝才是佛教入中土之后的最大支持者。同时，竺法兰在白马寺中翻译出《十地断结经》、《释道比较焚经》，并在“佛道之争”中以火验真经击败五岳道士，这表明白马寺最初盖是译经的场所。
2.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内容为宋代有关重修白马寺的牒文。这一部分又可分为两小部分。第一小部分内容为宋代有关白马寺事务的牒文。这种牒文共有五处，前四处牒文的时间分别为宋太宗端拱二年（989）五月四日、宋太宗端拱二年（989）五月十九日、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三月十三日和宋太宗端拱二年（989）五月二十三日。前四处牒文应为净慧大师于天禧五年（1021）所记。第五处牒文并不是与四处牒文排列在一起，而是被本书作者（或编者）放在第五部分中明代黄锦重修白马寺碑文之后，时间为崇宁二年（1103）八月二十五日。第二小部分内容为《大宋重修西京白马寺记》，此碑文于端拱五年（992）由苏易简撰文，文赏篆刻。 从这几处牒文与碑文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信息：
第一，北宋初年，白马寺一片残破之状。“白马寺自有唐时，额号年代深远，碑记全无，伏乞再降碑额，只以仍旧白马寺为名。”白马寺碑额字迹全无，寺内碑记全无，一片萧索之状。第二，北宋政府对佛教事务的管理严密而又繁琐。牒文中，白马寺匾额的整修先要由河南府上奏中央，得到中枢部门的准许之后，再由“客司军将仰详”，然后“勅命指挥追勒木作匠人于系省场，务取射材植，制造白马寺碑额及头连”，最后“勅黄帖左街僧司，仰指挥本寺主首赴衙请领，赴寺于舍利塔院门上悬挂……。”从中我们亦可以看出北宋政府对佛寺诸多事务施行的过程缓慢，手续繁琐。第三，在端拱五年（992）之前，北宋政府并未对白马寺进行过大的整修。笔者翻阅童玮先生的《北宋佛教史年表》发现北宋初期的佛教活动多为译经和讲经活动，但亦有重修寺庙的活动。如在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诏重修了五台十寺和峨眉五寺。但一直到端拱五年（992），几乎没有涉及到洛阳白马寺的重要佛教事务。第四，宋太宗兴佛之心是北宋政府大修白马寺的直接原因。“譬诸水木，尚本其根源，观夫像教，斯耒真乘下济，诚由彼摩腾、法兰二法师者，扬庵园之末绪，越葱嶺之修程，百千亿佛始演其性宗，四十二章初宣其密义，则何必伯阳道德止留关令之家，倚相典墳传自伏生之口而已哉。”宋太宗对道家经典和儒家经典的解释被少部分人控制的不满使其兴起扬佛之心。第五，我们从第五处牒文亦可以得知宋朝在崇宁年间开始为名德僧道进行封赐。如“应先圣贤祠宇旧来有名德僧道为众师法，未有封赐爵秩、谥号、师名、庙额，仰所属勘会闻奏，特加封赐……。定慧大师赐号定光圆应大师。”由此可以看出在崇宁二年（1103）之前，北宋政府并未对历代明德僧道赐号，崇宁二年（1103）之后，北宋政府才开始对摩腾、竺法、李长者等赐号。又“冥婺州双林寺并太原府寿阳县方山昭化禅院、西京白马寺、汀州武平县南安严均庆禅院，今后每遇圣节，各许进奉功德。”我们又可得知北宋崇宁二年（1103）后昭化禅院、西京白马寺和均庆禅院在圣节时，可以开始进奉功德。第六，北宋初年对洛阳白马寺的整修基本上都由国家敕命重修。
3.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内容为金代重修白马寺，其主要内容为《大金国重修河南府左街东白马寺释迦舍利塔记》碑记。这个碑文由河南府学正李忠孚撰写，男乡贡进士士燮书。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信息：首先，五代之后，庄武李王在白马寺的东面又建了一个寺庙，叫做东白马寺，并在寺中建了九层佛塔。“洎五代之后，粤有庄武李王施己净财於寺，东又建精蓝一区，亦号曰东白马寺，并造木浮图九层。”但“一百五十余年至丙午岁之末遭劫火一炬，寺与浮图具废，唯留余址”。即东白马寺在金朝丙午年（1126）毁于战火。庄武李王为何人？段鹏琦在其文章《洛阳东白马寺和庄武李王》中认为庄武李王为李继勋，李继勋在宋初曾被追封为郡王，谥号庄武。另外，金代重修的白马寺为东白马寺，在其焚毁五十年，即金大定十五年（1175）后由“彦公大士”出资重修，且由庄武李王六代孙李忠孚为此事撰写碑文。此“彦公大士”为禅宗五家之一临济宗僧人栖岩彦公。至此，東白马寺不再是一所私家佛寺，而是一所弘扬临济宗教义的一所禅寺。最后，我们亦可以得知重修后东白马寺的基本状况。“砖浮图一十三层，高一百六十尺，徘徊界宇洞并龟头一十五所，护塔墙垣三重，甘露井又立古碑五，通左右焚经二所，杈子并塔门九座，下创修屋宇二十八间，门窗大小三十七座，其余不可具纪。”
4.第四部分
第四部分内容为元代重修白马寺，其主要内容为《故释源开山宗主赠司空护法大师、龙川大和尚遗嘱记》碑文，此碑为龙川和尚弟子海珎等于大德十一年（1307）四月吉日立。但本书作者（或编者）粗心地将该处碑文放在第五部分明代黄锦重修白马寺碑文及崇宁二年牒文之后。从这篇碑文中我们可以得知：
首先，此碑文主要讲述了龙川大和尚的遗嘱，其嘱托弟子将自己的遗产“充释源造像之资”，并将“寺西北陆田二百亩岁收所产，充本寺长供。”又嘱托弟子们“供文殊、万圣於清凉山，馔供佛僧于燕台”。徐治亚在其文章《元代龙川和尚墓的发现和白马寺内的有关石刻》中认为龙川和尚为元代洛阳白马寺的第一代住持。又《宣授扶宗弘教大师释源宗主江淮诸路都总摄鸿胪卿赠司空护法大师龙川和尚舍利塔志》有言：“师讳行育，女真人，姓纳合氏，得度于宝应秀，受业于永安柔。量宇宏远，识鉴高明，因辩謇缁黄，世祖皇帝赐赤僧伽梨，加扶宗弘教大师之号。……门弟子分舍利建塔以閟之，燕云、奉圣、蔚杨、安西诸处，皆有塔焉。其殊勋盛德，具载翰林敕撰之碑也。”我们可知行育即龙川和尚，其深受元世祖和巴思巴的器重，在巴思巴的提议下，受命修葺白马寺。
其次，据《河朔访古记》：“帝师闻之，申命大师丹巴董其事。丹巴请假护国仁王寺田租，以供土木之费，诏允其请。裕宗文惠明孝皇帝时在东宫，亦出帛币为助。于是，工役始大作。”即碑文“元真二年紞巴上士奏”中“元真二年”实为“元贞二年”，即公元1296年。“紞巴上士”即丹巴。元中统元年，即公元1260年，忽必烈继任蒙古汗位，立即封巴思巴为国师，赐玉印。我们可以得知洛阳白马寺在巴思巴提议修葺之前是极为荒凉的。后在成为帝师的巴思巴的提议下，丹巴董其事，龙川和尚受命执行，元朝对洛阳白马寺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维修。这次维修工程浩大，以护国仁王寺田租为费用，时为太子的裕宗文惠明孝皇帝亦出资相助。在此工程期间，龙川和尚于至元三十年（1293）圆寂，后由“文才继主席，酬酢众务，率其属敏於事者曰净汴等，以毕寺之余功。”此工程大致完成于元贞二年（1296）前后。
最后，据碑文“馔供佛僧于燕台，悯忠、万安、宝集、崇孝、崇国等五大刹”，我们亦可得知元代较为著名的五大刹为悯忠、万安、宝集、崇孝和崇国五寺庙。
5.第五部分
第五部分为明代重修白马寺，其主要内容为《今朝修白马寺塔记》、《重修古刹白马禅寺记》和《释源白马寺禅院住持如学募化重修殿宇、续谱立传疏引》三处碑文。由这三处碑文我们可以得知以下信息： 首先，第一次重修白马寺是由王刚夫妇出资，修葺时间为九个月，起于“嘉靖元年（1522）二月初一日，告成於本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王刚为顺天大兴县人，其夫妇俩于正德十四年（1519）“行商抵汴梁，得其所而弗返，遂占籍於河南之嵩州，而又托居於洛。”后“道经宝地，聿生信心，捨资以新之砖石也，费若干缗工食也，顶之以镀金也。”又可得知重修后的白马寺的大致状况：“整旧为新，灵光屹然，飞金涌雪，炫耀於层空。……睟容密语，安置如法，缁白四众，瞻仰赞叹，以为多宝如来已灭而复现也。”后王刚请庞龙表侄彭仕元向庞龙请文来记录这件事，而庞龙欣然接受，并于嘉靖三年（1524）孟夏吉日撰文以记之。而后又由潘倣书丹、王邦瑞题额。
其次，第二次重修白马寺由黄锦大力提议并出资，“李奉义董其事，守制商州判孙政赞其功，至於朝夕视事，终始效勤，则有族弟省祭官黄铠”。整修规模庞大且耗资巨大。如“构良材于晋野，伐文石于嵩阴……饰像貌以金碧，绘栋宇以五采，其中路台阶级，悉以砖石铺砌。”又“百务既完，然后遴其主持，分以执事，给度牒二十二张，法器、法衣各二十二件，俾诸僧有所依据而寺之统体亦庶乎其不废矣。”此次整修开始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的春天，落成於嘉靖三十五年（1556）的冬天，大致耗费两年的时间。且完工后即由黄锦撰文记之，由杨儒书丹。
最后，第三次重修由白马寺住持释如学重修。这次修葺是如学于“大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岁次甲辰季冬月，佛成道日重建”。此次维修规模较小，仅限于寺内砖塔与石碑等。
三.本书价值与缺点
1.本书的价值
首先，本书的最大价值在于其基本上呈现出宋至明白马寺重修的不同特点。从书中我们可以得知宋至明各个时代重修白马寺的原因各不相同。宋代重修白马寺是因为当权者的大力支持，金代重修东白马寺是由于彦公大士要在此弘扬臨济宗教义，元代重修白马寺是得益于帝师巴思巴的大力提倡，而明代重修白马寺则多是捐资人为了功成留名，以求福报。不同朝代整修白马寺的方式不同。各个朝代重修白马寺的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国家勅命重修、民间有名望者集资重修、私人捨资重修、当权宦官的重修、白马寺主持僧人自主修葺。不同朝代整修白马寺的具体过程与规模不同。宋代是先修匾额，再修寺塔，然后大修殿宇，规模由小变大;元代则是大规模的长时间的重修;明代则是第一次先修塔，后修寺，规模较小;第二次对整个寺庙全部翻，规模庞大;第三次则主要重修石碑与砖塔，规模亦小。
其次，本书的另一价值在于其大致记述了佛教初入中土和白马寺初建的过程。佛教的传入和白马寺的初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过许多阻碍，但是在当权者和竺法兰等人的努力下，佛教才在中国扎根，白马寺才得以建立。
再者，本书的价值还体现在它的内容包含了北宋初期有关白马寺事务的牒文。北宋初期，佛教再次兴盛，有关佛教的活动再次展开，但是有文可考的有关北宋初期的佛教事务基本上没有涉及到释源祖庭洛阳白马寺。通过这几处牒文，我们可以对北宋初年有关白马寺佛教活动的历史作一定的补充。
然后，本书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碑文的完整性。如“大金国重修河南府左街东白马寺释迦舍利塔记”碑文内容，笔者翻阅史料，仅在《金文最》、《乾隆河南府志》和《乾隆洛阳县志》中发现这个碑文。但有关“不踰年而悉就，所愿恭以临济之宗、无畏之坛谨持。六斋幸遇明天子在上……不当辞是，可书也。时大定十五年五月初八日，于是乎书，文林即河南府洛阳县主簿冯焕……彭城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食实封一百户唐括。”对于这部分内容的记载，其他三种史料出现大部分的缺字。如《金文最》有关这部分的内容为：“不踰年而悉就，所愿天时物数若合符节焉，於告成之明日丐李忠孚以纪其事，中孚於庄武王系六代孙，粗知其要义，不当辞是，可书也。时大定十五年五月初八日。”此处缺字甚多，且具体字词上亦有差别。
最后，本书亦大致反映了宋至明洛阳白马寺佛教流派发展的基本脉络。如金代重修东白马寺之人为临济宗僧人栖岩彦公，我们可以看出这时的东白马寺为佛教禅宗之一临济宗寺庙。又明代两次重修白马寺的两处碑文《重修古刹白马禅寺记》和《释源白马寺禅院住持如学募化重修殿宇、续谱立传疏引》，从碑文的名称我们亦可以看出，明代白马寺为佛教禅宗寺庙。由此我们可以大致推断：从宋至明，洛阳白马寺和东白马寺多为禅宗寺庙。
2.本书的缺点
第一，本书只是将有关白马寺的史料原文抄录下来，并大致按时间排布组合，且抄录之时多有疏漏，并未探究史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本书的第一部分内容多摘自于《佛祖统载》，但在具体内容上不同之处较多。第二，本书对部分史料的位置排列存在问题。如本书第五处宋代牒文位置问题，第五处牒文并不是与四处牒文排列在一起，而是被本书作者（或编者）放在第五部分中明代黄锦重修白马寺碑文之后。第三，本书内容没有有关魏晋至五代时白马寺的内容，不能从纵向上反映白马寺一脉相承的发展状况。
参考文献
[1]李养正.汉明帝时无佛道角力事[J].中国道教，1996（03）：8-12.
[2]马伯乐.佛教初入中国时的佛道关系[J].宗教学研究，2017（02）：20-24.
作者简介：
岳昌强（1993.01-），男，汉族，河南省信阳市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