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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农村发展到如今，产生了空心化、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社会问题，这与家庭秩序的变迁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家庭秩序变迁一方面使传统的道德主体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经济伦理，另一方面使人际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宗法制度走向衰弱，增加了社会治理成本，使得农村基本社会秩序动摇。
关键词：农村发展；家庭秩序；传统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8-0084-03
任何现实问题，都不能撇开文化传统和历史渊源，都可以在过去的文化现象和历史现象中找到答案。中国的农村问题，是在屡次的社会激荡中，传统家庭秩序抵挡不住外部世界的冲击，产生变迁的结果。传统家庭秩序是如何变迁的？与农村发展有哪些关联？我們通过历史的回放与比较，以及现实的对照，找出其中内在文理。
一、传统社会的父（夫）权与孝道
传统社会的家庭秩序是建立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基础之上的，强调父权跟夫权，故有“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1]，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上，提倡“孝”道。“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便是父（夫）权的集中体现，但在此，必须说明，纲、常、从、德在早期只是作为一般的家庭规范或德行追求，后来经过汉儒，如董仲舒的改造，内容已发生巨大变化，更加突出了父权。尽管有父（夫）权主导，并不意味父（夫）是无限延伸的，所以《礼记·礼运》有：“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也就是说，作为父（母）要“慈”，然后才是“子孝”，作为夫要“义”，然后才是“妇听”，因此，在传统社会中，在遵从父（夫）权的同时，也强调了其所应有的承担与责任，这是一个双向的互动关系。怎么样算是尽孝？儒家主张“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2]也就是说，作为子女对父母尽孝有三个方面的要求，生前，死后下葬、祭祀都要按照用礼的规范来做，即生前要养，死后要丧，丧后要祭，这都是孝子所必须要做的。
由此观之，传统社会家庭秩序非常规范，而且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体系，父（夫）权与孝道构成了传统社会家庭秩序的两个核心要素，正是由于这两个核心要素的存在，在漫长的历史变革与社会变迁中，中国农村社会得以稳定延续和发展。那么，这种以父（夫）与孝道来维持的传统社会家庭秩序，在家国天下的传统社会中，确实讲求“贵贱有序”“男女有别”，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正是这种有差别的礼法规范，才使我们整个传统社会井然有序，而且非常平稳地度过了历史中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必须指出的是，对父（夫）权的限制、女性解放和女性自由在传统社会就非常明显地存在，而不是现代社会独有，比如《左传·桓公十八年》有：“十八年春，公将有行，遂与姜氏如齐。申曰：‘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鲁国大夫申劝诫鲁桓公，男女各有家室的情况下，不要相互轻慢，如果违反了，一定会坏事。无论男女，是一样都要遵守家庭道德的，双方都要有“礼”的约束。比如诗经中《国风·郑风·溱洧》有：“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士与女，殷其盈矣”。郑国的男女青年在初春之时，在溱、洧二水边公开约会，互相赠花的情景。这都是女性解放、女性自由的明显表征。
二、传统家庭秩序的冲击与变迁
近代以来，受到西学东渐以及“五四运动”的影响，西方的技术、观念的传入，对中国传统的农村社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传统农村社会开始解体，以父（夫）权和孝道为核心的家庭秩序开始动摇，为冲击之始。农村的各种风俗、制度都发生了变化。梁漱溟曾言“……（1936年）现在中国的旧社会制度也就是风俗习惯，已经渐渐改变崩溃，渐渐被人否认了。换句话说，中国近几十年来的乡村破坏，完全是受外国影响的……所有的变，可以说通统没有成功，通统没有变好……”[3]
西方的压迫式冲击是多方面，笔者仅以婚丧二礼一些具体细节作为比较，选择三个不同时期：古代、近代、现代，并赋予其不同的特性，即古代—保存完好，近代—受到冲击，现代—全面冲击，展现父（夫）权和孝道的变化。
先看古代中国的婚丧二礼。一是注重差序有别。古时婚姻分为六礼，婚礼严格按照六礼进行，丧服分为五服。二是注重实际行为。婚礼中新人进门，要给长辈敬酒，长辈也要回敬。服丧时间只能睡草垫，吃粗粮饮食。三是强调人性关怀。父亲在世，为母亲服丧时间为一年，父亲三年以后才能另娶。母亲改嫁的，也要服丧。四是强调内容简约。婚礼中纳采、纳吉、请期皆用雁作礼，纳征用五匹帛及一对鹿皮，只需要这些简单的生活用品就可以进行了。服丧期间，不能参与任何娱乐活动，丧服为粗麻布、草鞋。
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强大推动之下，观念冲击已向行为领域蔓延，而且以摧枯拉朽之势，波及社会的各个角落，包括农村地区。我们先说父（夫）权，从“分纳采”到婚礼，“……到二三十年代，文明结婚广为城市青年所接受，江苏、浙江、河北等地都很流行，甚至逐渐普及乡镇……人们不仅提出了‘婚姻自由’的口号，而且提出了‘废除婚制’，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4]，从这些婚姻语汇的变化中，可知家庭关系里夫妻关系发生的明显变化，女性权威的急速上升，传统的父（夫）权地位受到了挑战。再说孝道，从传统丧礼中的五服到近代“齐衰、期服、大功、小功、缌麻等五服如何确定……什么是承重孙，什么是孤子，什么是衰子，什么称孤哀等都很模糊，种种传统，渐次淹没”[5]，充分表明传统孝道在农村的衰败。
那么发展到现代社会，情况又如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经历了两次巨变，一是农村改革的进行，乡镇工业的发展；二是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使得农村的劳动力与土地之间的依赖关系大为减弱，二者出现了分离。乡土伦理、家庭伦理为市场伦理所取代，农村社会传统的家庭秩序开始了松动和变迁。在此种情形下我们以湖北省仙桃市张沟镇团结村为例，来看婚丧二礼在现在农村社会的状况。 一是婚丧二礼“功利主义”盛行，成为农村个人利益获取的载体。在团结村，我们了解到婚娶支出是团结村人家庭支出的重要部分，由于男多女少的现实，儿子要娶到媳妇，要提亲彩礼至少要28万，女方只提供10万左右的嫁妆，否则免谈。丧礼在农村作为一种白喜事，有些人家会通过丧礼收一大笔“人情钱”。二是人际关系淡漠，缺乏人本温情。在团结村，婚礼除了礼金，还会有磕头钱。丧礼期一般是三天，从故去到下葬，还会请来专门的“哭丧人”，现在已经没有守孝三年这种说法。三是奢靡铺张，讲究排场、攀比，成为实力竞技场。
从近代，到现代，由于农村社会改革以及市场化的进行，我们发现婚丧二礼在农村社会又发生了一次巨变。农村婚姻市场上男多女少的现实，进一步提高了妇女的谈判能力，女性在农村的地位与近代相比，又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而且已经高于男性。
三、中国农村凋敝与家庭秩序变迁的逻辑
以父（夫）和孝道为核心的家庭秩序的变迁与中国农村问题内在关联在哪？必须先阐明一下凋敝，笔者将此种问题分为显性凋敝和隐性凋敝，显性问题是指外在的，可以感知的，而隐性凋敝则刚刚相反，内在的，无法被感知，中国农村问题正是由显性凋敝和隐性凋敝所构成。笔者仅以土地闲置、人口稀少为表现的显性凋敝与夫妻关系、代际关系恶化为表现的隐性凋敝为中国农村问题的典型内容，厘清与家庭秩序之间的内在逻辑。
（一）传统父（夫）权的变化与农村凋敝
传统父（夫）权的变化，在婚配关系以及家庭关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1.婚配关系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等历史原因以及重男轻女观念的延续，农村社会的男女性别比例逐渐失衡，男青年数量远远多于女青年，在婚配双方关系上，女性的决定权突显。这一变化使得传统父（夫）权进一步弱化。婚配关系的不平等，给传统的农村家庭带来了巨大压力。这是大量青壮年涌入城市的直接诱因。在市场经济带动城市化的背景下，城鄉差距的拉大，他们毅然加入其中，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以此为诱因背井离乡，青壮年人口大量涌入到城市，造成了农村土地的大量闲置，人口稀少在所难免，即产生了农村社会的显性凋敝。在团结村，我们发现很多男青年外出务工，回来盖了新房以后，父母四处说亲，才能说到媳妇，光棍人数逐年增多。
2.家庭关系
家庭关系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夫妻关系，二是亲子关系，三是代际关系。男女平等观念的崛起，对女性有着积极意义，但是从侧面也冲击着传统秩序。从传统父权社会发展到现代社会，家庭关系、家庭角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夫妻关系方面，集中表现在家庭事务的管理权和决定权上，在团结村我们发现，60%以上的家庭事务都是由妇女决定的，家庭协商解决的占30%，还有不到10%是丈夫决定。在亲子关系方面，由于少子化，子女在家庭的核心地位突显，从传统的服从到现在的左右。在代际关系方面，到“越老越值钱”到现在的集体“无用”，老人在家庭中被逐渐边缘化。这三层家庭关系的显著变化，实际上反映了农村社会的秩序变异，带来显而易见的农村问题：夫妻关系和代际关系的紧张甚至恶化，这构成了农村的隐性凋敝。传统的单一权威具有很强的约束力和稳定性，而现代这种秩序的破坏，使传统家庭面临解体，直接结果导致离婚，这在农村社会是个普遍的情况。在此，继续用调查材料来说明。
团结村离婚案例越来越多，这几年有几十家出现离婚问题。这些离婚案例反映出三个问题。第一是离婚越来越频繁，第二是丈夫在外打工，异地引起的离婚越来越多，第三是离婚人群向中老年蔓延，不仅仅限于青年人。
离婚问题成为农村夫妻关系恶化的一个明显表现，不管是“打工、异地引起的离婚越来越多”，还是其他原因，但其实质仍是传统秩序的失衡与约束的衰弱。
对于代际关系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我们引另外一段调查材料再加以说明。
在团结村，核心家庭为主，在这些家庭中，夫妻关系非常重要，即使是几代同堂的大家庭中，因为媳妇在家庭中地位的上升，代际关系要取得平衡取决夫妻关系。而公公和婆婆想继续主导家庭，矛盾由此产生。产生矛盾以后，绝大多数情况是，丈夫会选择站在媳妇这一方，都会保护自己的小家庭。
夫妻关系的失衡实际上对代际关系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家庭事务权力的争夺中，老人处于弱势，代际矛盾就会由此凸显。
（二）传统孝道受到冲击与农村凋敝
中国农村社会传统孝道受到冲击。传统孝道是对子女的德性约束，一旦崩溃，传统社会的秩序也不复存焉。我们继续用调查材料来说明这个问题。
走访团结村两位胡姓老人，两位老人均已年过七旬，有四个儿子，两位老人居住在老二家不足十平方米的简易砖房内，他们说，自己说话在家里没有分量了，因为年老多病，不能给子女们带来什么实在的好处。除了逢年过节四个儿子会给点过节费，平时都不会管他们，因为四个儿子，谁都不愿意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都相互推诿，现在老两口主要靠每月的老年社保勉强度日。像这样的情况在农村很常见。
由此可见，在农村，已经丧失劳动能力、对家庭经济已经没有贡献的老年人已经成为农村家庭的负担，但是这种情况在传统社会是万万不可出现的，无论是“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还是“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父母，唯其疾之忧”，都突出表现了传统社会人伦关系的高度和谐，父母权威的高度集中。而如今，传统父（夫）权失势冲击着代际关系，代际关系的危机，便是农村社会的隐性凋敝，而此种隐性凋敝又会很鲜明地表现出来，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比如农村养老、医疗等等。
传统中国农村至今已发生激烈巨变，产生了古之未有的凋敝。农村传统家庭秩序的衰败直接影响到现代农村的稳定与发展，传统的父（夫）权与孝道如何重建，或者如何更好利用这种传统资源，将其融合到现代农村社会，这也许是挽救“日暮途穷”的农村社会的一道无人问津，却又可拨云见雾的有效之道。
参考文献：
[1]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梁漱溟.梁漱溟全集[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4]李长莉，等.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5]王家驹.潞安地区婚丧制度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变化[Z].山西文史资料，1979.
关键词：农村发展；家庭秩序；传统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8-0084-03
任何现实问题，都不能撇开文化传统和历史渊源，都可以在过去的文化现象和历史现象中找到答案。中国的农村问题，是在屡次的社会激荡中，传统家庭秩序抵挡不住外部世界的冲击，产生变迁的结果。传统家庭秩序是如何变迁的？与农村发展有哪些关联？我們通过历史的回放与比较，以及现实的对照，找出其中内在文理。
一、传统社会的父（夫）权与孝道
传统社会的家庭秩序是建立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基础之上的，强调父权跟夫权，故有“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1]，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上，提倡“孝”道。“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便是父（夫）权的集中体现，但在此，必须说明，纲、常、从、德在早期只是作为一般的家庭规范或德行追求，后来经过汉儒，如董仲舒的改造，内容已发生巨大变化，更加突出了父权。尽管有父（夫）权主导，并不意味父（夫）是无限延伸的，所以《礼记·礼运》有：“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也就是说，作为父（母）要“慈”，然后才是“子孝”，作为夫要“义”，然后才是“妇听”，因此，在传统社会中，在遵从父（夫）权的同时，也强调了其所应有的承担与责任，这是一个双向的互动关系。怎么样算是尽孝？儒家主张“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2]也就是说，作为子女对父母尽孝有三个方面的要求，生前，死后下葬、祭祀都要按照用礼的规范来做，即生前要养，死后要丧，丧后要祭，这都是孝子所必须要做的。
由此观之，传统社会家庭秩序非常规范，而且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体系，父（夫）权与孝道构成了传统社会家庭秩序的两个核心要素，正是由于这两个核心要素的存在，在漫长的历史变革与社会变迁中，中国农村社会得以稳定延续和发展。那么，这种以父（夫）与孝道来维持的传统社会家庭秩序，在家国天下的传统社会中，确实讲求“贵贱有序”“男女有别”，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正是这种有差别的礼法规范，才使我们整个传统社会井然有序，而且非常平稳地度过了历史中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必须指出的是，对父（夫）权的限制、女性解放和女性自由在传统社会就非常明显地存在，而不是现代社会独有，比如《左传·桓公十八年》有：“十八年春，公将有行，遂与姜氏如齐。申曰：‘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鲁国大夫申劝诫鲁桓公，男女各有家室的情况下，不要相互轻慢，如果违反了，一定会坏事。无论男女，是一样都要遵守家庭道德的，双方都要有“礼”的约束。比如诗经中《国风·郑风·溱洧》有：“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士与女，殷其盈矣”。郑国的男女青年在初春之时，在溱、洧二水边公开约会，互相赠花的情景。这都是女性解放、女性自由的明显表征。
二、传统家庭秩序的冲击与变迁
近代以来，受到西学东渐以及“五四运动”的影响，西方的技术、观念的传入，对中国传统的农村社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传统农村社会开始解体，以父（夫）权和孝道为核心的家庭秩序开始动摇，为冲击之始。农村的各种风俗、制度都发生了变化。梁漱溟曾言“……（1936年）现在中国的旧社会制度也就是风俗习惯，已经渐渐改变崩溃，渐渐被人否认了。换句话说，中国近几十年来的乡村破坏，完全是受外国影响的……所有的变，可以说通统没有成功，通统没有变好……”[3]
西方的压迫式冲击是多方面，笔者仅以婚丧二礼一些具体细节作为比较，选择三个不同时期：古代、近代、现代，并赋予其不同的特性，即古代—保存完好，近代—受到冲击，现代—全面冲击，展现父（夫）权和孝道的变化。
先看古代中国的婚丧二礼。一是注重差序有别。古时婚姻分为六礼，婚礼严格按照六礼进行，丧服分为五服。二是注重实际行为。婚礼中新人进门，要给长辈敬酒，长辈也要回敬。服丧时间只能睡草垫，吃粗粮饮食。三是强调人性关怀。父亲在世，为母亲服丧时间为一年，父亲三年以后才能另娶。母亲改嫁的，也要服丧。四是强调内容简约。婚礼中纳采、纳吉、请期皆用雁作礼，纳征用五匹帛及一对鹿皮，只需要这些简单的生活用品就可以进行了。服丧期间，不能参与任何娱乐活动，丧服为粗麻布、草鞋。
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强大推动之下，观念冲击已向行为领域蔓延，而且以摧枯拉朽之势，波及社会的各个角落，包括农村地区。我们先说父（夫）权，从“分纳采”到婚礼，“……到二三十年代，文明结婚广为城市青年所接受，江苏、浙江、河北等地都很流行，甚至逐渐普及乡镇……人们不仅提出了‘婚姻自由’的口号，而且提出了‘废除婚制’，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4]，从这些婚姻语汇的变化中，可知家庭关系里夫妻关系发生的明显变化，女性权威的急速上升，传统的父（夫）权地位受到了挑战。再说孝道，从传统丧礼中的五服到近代“齐衰、期服、大功、小功、缌麻等五服如何确定……什么是承重孙，什么是孤子，什么是衰子，什么称孤哀等都很模糊，种种传统，渐次淹没”[5]，充分表明传统孝道在农村的衰败。
那么发展到现代社会，情况又如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经历了两次巨变，一是农村改革的进行，乡镇工业的发展；二是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使得农村的劳动力与土地之间的依赖关系大为减弱，二者出现了分离。乡土伦理、家庭伦理为市场伦理所取代，农村社会传统的家庭秩序开始了松动和变迁。在此种情形下我们以湖北省仙桃市张沟镇团结村为例，来看婚丧二礼在现在农村社会的状况。 一是婚丧二礼“功利主义”盛行，成为农村个人利益获取的载体。在团结村，我们了解到婚娶支出是团结村人家庭支出的重要部分，由于男多女少的现实，儿子要娶到媳妇，要提亲彩礼至少要28万，女方只提供10万左右的嫁妆，否则免谈。丧礼在农村作为一种白喜事，有些人家会通过丧礼收一大笔“人情钱”。二是人际关系淡漠，缺乏人本温情。在团结村，婚礼除了礼金，还会有磕头钱。丧礼期一般是三天，从故去到下葬，还会请来专门的“哭丧人”，现在已经没有守孝三年这种说法。三是奢靡铺张，讲究排场、攀比，成为实力竞技场。
从近代，到现代，由于农村社会改革以及市场化的进行，我们发现婚丧二礼在农村社会又发生了一次巨变。农村婚姻市场上男多女少的现实，进一步提高了妇女的谈判能力，女性在农村的地位与近代相比，又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而且已经高于男性。
三、中国农村凋敝与家庭秩序变迁的逻辑
以父（夫）和孝道为核心的家庭秩序的变迁与中国农村问题内在关联在哪？必须先阐明一下凋敝，笔者将此种问题分为显性凋敝和隐性凋敝，显性问题是指外在的，可以感知的，而隐性凋敝则刚刚相反，内在的，无法被感知，中国农村问题正是由显性凋敝和隐性凋敝所构成。笔者仅以土地闲置、人口稀少为表现的显性凋敝与夫妻关系、代际关系恶化为表现的隐性凋敝为中国农村问题的典型内容，厘清与家庭秩序之间的内在逻辑。
（一）传统父（夫）权的变化与农村凋敝
传统父（夫）权的变化，在婚配关系以及家庭关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1.婚配关系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等历史原因以及重男轻女观念的延续，农村社会的男女性别比例逐渐失衡，男青年数量远远多于女青年，在婚配双方关系上，女性的决定权突显。这一变化使得传统父（夫）权进一步弱化。婚配关系的不平等，给传统的农村家庭带来了巨大压力。这是大量青壮年涌入城市的直接诱因。在市场经济带动城市化的背景下，城鄉差距的拉大，他们毅然加入其中，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以此为诱因背井离乡，青壮年人口大量涌入到城市，造成了农村土地的大量闲置，人口稀少在所难免，即产生了农村社会的显性凋敝。在团结村，我们发现很多男青年外出务工，回来盖了新房以后，父母四处说亲，才能说到媳妇，光棍人数逐年增多。
2.家庭关系
家庭关系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夫妻关系，二是亲子关系，三是代际关系。男女平等观念的崛起，对女性有着积极意义，但是从侧面也冲击着传统秩序。从传统父权社会发展到现代社会，家庭关系、家庭角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夫妻关系方面，集中表现在家庭事务的管理权和决定权上，在团结村我们发现，60%以上的家庭事务都是由妇女决定的，家庭协商解决的占30%，还有不到10%是丈夫决定。在亲子关系方面，由于少子化，子女在家庭的核心地位突显，从传统的服从到现在的左右。在代际关系方面，到“越老越值钱”到现在的集体“无用”，老人在家庭中被逐渐边缘化。这三层家庭关系的显著变化，实际上反映了农村社会的秩序变异，带来显而易见的农村问题：夫妻关系和代际关系的紧张甚至恶化，这构成了农村的隐性凋敝。传统的单一权威具有很强的约束力和稳定性，而现代这种秩序的破坏，使传统家庭面临解体，直接结果导致离婚，这在农村社会是个普遍的情况。在此，继续用调查材料来说明。
团结村离婚案例越来越多，这几年有几十家出现离婚问题。这些离婚案例反映出三个问题。第一是离婚越来越频繁，第二是丈夫在外打工，异地引起的离婚越来越多，第三是离婚人群向中老年蔓延，不仅仅限于青年人。
离婚问题成为农村夫妻关系恶化的一个明显表现，不管是“打工、异地引起的离婚越来越多”，还是其他原因，但其实质仍是传统秩序的失衡与约束的衰弱。
对于代际关系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我们引另外一段调查材料再加以说明。
在团结村，核心家庭为主，在这些家庭中，夫妻关系非常重要，即使是几代同堂的大家庭中，因为媳妇在家庭中地位的上升，代际关系要取得平衡取决夫妻关系。而公公和婆婆想继续主导家庭，矛盾由此产生。产生矛盾以后，绝大多数情况是，丈夫会选择站在媳妇这一方，都会保护自己的小家庭。
夫妻关系的失衡实际上对代际关系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家庭事务权力的争夺中，老人处于弱势，代际矛盾就会由此凸显。
（二）传统孝道受到冲击与农村凋敝
中国农村社会传统孝道受到冲击。传统孝道是对子女的德性约束，一旦崩溃，传统社会的秩序也不复存焉。我们继续用调查材料来说明这个问题。
走访团结村两位胡姓老人，两位老人均已年过七旬，有四个儿子，两位老人居住在老二家不足十平方米的简易砖房内，他们说，自己说话在家里没有分量了，因为年老多病，不能给子女们带来什么实在的好处。除了逢年过节四个儿子会给点过节费，平时都不会管他们，因为四个儿子，谁都不愿意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都相互推诿，现在老两口主要靠每月的老年社保勉强度日。像这样的情况在农村很常见。
由此可见，在农村，已经丧失劳动能力、对家庭经济已经没有贡献的老年人已经成为农村家庭的负担，但是这种情况在传统社会是万万不可出现的，无论是“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还是“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父母，唯其疾之忧”，都突出表现了传统社会人伦关系的高度和谐，父母权威的高度集中。而如今，传统父（夫）权失势冲击着代际关系，代际关系的危机，便是农村社会的隐性凋敝，而此种隐性凋敝又会很鲜明地表现出来，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比如农村养老、医疗等等。
传统中国农村至今已发生激烈巨变，产生了古之未有的凋敝。农村传统家庭秩序的衰败直接影响到现代农村的稳定与发展，传统的父（夫）权与孝道如何重建，或者如何更好利用这种传统资源，将其融合到现代农村社会，这也许是挽救“日暮途穷”的农村社会的一道无人问津，却又可拨云见雾的有效之道。
参考文献：
[1]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梁漱溟.梁漱溟全集[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4]李长莉，等.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5]王家驹.潞安地区婚丧制度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变化[Z].山西文史资料，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