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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每年教师节，我都会去导师方汉奇先生家看他，这是我成为方老师学生以来的习惯，而每年此时，他一定会在家。尽管此前他还在国外与儿子或女儿一家团聚，但9月10日前，他一定会回到北京。每年9月人大新闻学院新生的开学典礼上，总会出现他的身影，有很多年，他都会在那个特殊的时刻，向每一代跨进新闻传播领域的新人们送上他的教诲与期待。他不需要事先写任何讲稿，源自燕京大学新闻系的人大新闻学院的历史、传媒业的最新动向、新闻传播的历史使命与新的机遇、挑战，都由他条分缕析地娓娓道来，虽然他语气平缓，但听者却深受震撼。
而每个新学年的开始，都意味着他的新一批博士生入学，他总会在家里迎接每个新入学的博士生，并用照片记录这样一个时刻，而他用来记录的相机已经换了一代又一代，今年已经改成手机自拍。
1989年9月，我进入人大新闻学院第二学士学位班学习，我们正式上课的第一周，一头银发的方先生就出现在我们新闻史课堂的讲台上。在中学时，历史对我而言只是存在于枯燥的历史事件、人名、地名中的碎片，因为害怕背历史，我选择了理科，但是，方先生的课让我用一种新的眼光认识了历史。唐代以来的中国新闻史，在方先生的口中，成为一幅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新闻史的发展脉络，藏在一个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故事和人物里。方先生不仅记忆超人，而且尤其擅长旁征博引，在主线索中，不断地通过各种“超链接”进行话题的延伸。但最惊人的是，无论链接有多远，他最终都会回到主线索上。
方先生课的内容不仅是丰富的，也是厚重的，而这无疑源于他深厚的学术积淀。他曾说，“做学问如果没有纵深的储备，那就如同单线防御，一点突破，全线崩溃。有了纵深，你在课堂上戳着，才能胸有成竹，才能东方不亮西方亮，忘了一个不要紧，还有别的顶着。”[1]
2015年12月，当人大新闻学院90级校友、《北京晚报》记者张鹏准备再次采访方先生，在他们班同学的微信群里征集大家对方先生课的印象时，群里顿时热闹了起来，很多同学马上回忆起了方先生课上讲的各种故事，以及他们印象里方老师的各种故事，他们的记忆也呼应了我的记忆。相信这也是一代又一代人大新闻学院的学生们的共同记忆。
从学计算机转到学新闻，对我来说，是一种偶然，在进入人大新闻学院之前，我对新闻传播这个学科，几乎是一无所知。庆幸的是，我们是被方先生这样的大家领进了新闻传播学的大门。尽管那时方先生只给我们上了半学期的课，但这些课的影响，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延续了很多年。方先生在课上重点谈到的梁启超、邵飘萍、张季鸾、胡政之等人以及《大公报》等媒体，成为我们对新闻职业与新闻理想认识的出发点。
虽然在1989年就上了方先生的课，但那时的我，出于对泰斗的敬畏，并不敢太接近方先生。几年后，让我与方先生有了近距离接触的理由，是电脑。
1991年，我在人大新闻学院留校任教。当时学院和编辑教研室领导及相关老师敏感地看到了计算机技术在新闻业应用的前景，为顺应报社从铅与火到光与电的转变，学院要在新闻学院开设“激光照排”这样的计算机应用课程，我因为本科的计算机专业背景，被学院留了下来，一面建设学院的“激光照排”实验室，一面为学生讲授相关课程。
1996年左右，学院让我给教师做了一个短期的电脑使用培训，参与这个培训的教师都是以前我的“老师”辈的，其中就包括方先生。
除了教一些电脑的基本操作，我也给老师们讲输入方法。在没有智能拼音输入法的当年，拼音输入方法效率很低，而且一些老教师并不会使用现代拼音。因此，我选择了给老师们教当时输入效率最高的“五笔字型输入法”。而即使是那时的学生，对于背五笔字型的“字根”也是望而生畏，更何况是这些年过半百或者是进入花甲之年的老教师。最终学会五笔输入法的老师大约只有两位，而方先生是其中一位，那年他已经接近“古稀之年”。
方先生总是笑称他的五笔输入法是“一指禅”，在那个年龄，他已经没法再练指法，但方先生的一指禅效率也很高。二十多年来，他的新著、对学生的指导邮件、与外界的各种邮件联系，都是在这样的一指禅下完成的。
成为方先生的博士生，这是以前我不敢奢望的。但方先生接纳了我这样一个本科非新闻学背景的“非科班”学生。这并非方先生对我有特殊优待，其实对他所有的学生，他都是同样的。无论学生出自什么学校，是什么学科背景，他都会一视同仁，并尽力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特长，按照自己的研究志趣发展。
进入博士阶段学习后，在方先生的指导下，我开始较为系统地阅读中国新闻史的文献。方先生给我开的书单有六七十本书，从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徐宝璜的《新闻学》，到同门程曼丽的《〈蜜蜂华报〉研究》、尹韵公的《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李彬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等。在博士学习的第一年，每个月方先生要求我交一篇读书报告，交完报告后，方先生会和我面谈，由头是我刚读的书，但渐渐地谈话会变得天马行空，尽管谈话看上去是发散的，但方先生有意无意的点拨总是会让我反思自己在阅读与思考中的缺陷。
这一年的系统阅读，让我对史学研究方法有了基本了解，也在读史中思考新闻传播发展历程中那些片断的事实间可能的内在关联，以及它们对当下的意义。
选择博士论文选题时，我是纠结的。总觉得在方先生门下，理应像方先生以前指导的博士一样，去挖掘久远的历史，方先生却毫不犹豫地认为，我应该发挥自己的特长，研究网络媒体的发展史。但学院有些老师也担心，网络媒体在中国发展才十年，能称得上“史”吗？有多少可挖掘的？另外，对于刚刚过去的这段历程进行研究，会不会因我们离它太近而失去对它的客观判断？这些担忧并非没有道理，然而另一方面，新媒体的特点又意味着，对这样正在形成且急速发展的历史的记录十分必要且迫切。基于数字信息呈现的网络媒体的完整面貌，在某种意义上是最难以捕捉的，海量的信息、转瞬即逝的信息、不断升级的网站、不断流动的人员，都使得我们在做历史记录时，面临巨大的挑战。庆幸的是，在方先生的指导与督促下，我通过各种努力收集了丰富的资料，在中国网络媒体第一个十年结束之时完成了对它的梳理，如果再晚一两年，这样的工作对我来说，几乎是难以完成的了。 我的论文题目，原来拟的是《中国网络媒体十年》，方先生敏锐地给它加上了“第一个”这样一个限定，这个研究的意义因为这三个字而得以凸显。
事实上，在国内新闻传播领域，方先生是最早开始关注互联网的学者之一。早在1996年，当网络媒体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之时，他就在河南大学为编辑专业的学生做了一次关于网络媒体的演讲，对于互联网的概念、它的作用与影响以及新兴的电子报刊的应用进行了分析。演讲不仅引起了学生的强烈兴趣，也得到河南大学的高度重视，他的演讲内容后来被整理为《电脑网络、电子信和发展中的电子报刊》一文在1996年5月的《河南大学学报》上发表，成为国内最早的网络媒体研究成果之一。
1998年左右，方先生也加入了中国早期网民的队伍，当我受邀到他家去帮他解决上网的一些问题时，他交给我一个本子，让我把相关的操作写下来，他好“按图索骥”自己摸索上网。那个本子上，还留下了同门陈昌凤此前给他写的操作指南。
仅靠着几位学生有限的几次现场指导和他们手写的操作指南，方老师便自如地开始了他的互联网之旅。
正是因为方先生这么早深入到互联网世界，他才能高瞻远瞩地预见到它的崛起与影响，因而坚决地支持了我的博士选题。在我论文写作过程中，方先生还不时地向我介绍与提供领域内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把他手头一批与网络媒体有关的书都送给了我。
我的博士论文的后记中写道：“这三年的学习，使我较为系统地了解了中国媒体的发展历史，这不但给我从事网络媒体的研究打下了更深的基础，也使我从历史的参照中获得了很多感悟。这个阶段的学习，使我对于网络媒体的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在这几年先生给我的教诲更将使我受益终身。”我从来不擅长煽情，这段话也只是用最平实的文字表达了我对方先生最诚挚的敬意与感谢。
二
一个主要从事古代新闻史研究的史学大家，在人们的想象中，应该是“老学究”，但是，方先生既做到板凳甘坐十年冷地做学问，也在时时关注飞速发展的媒体和社会。
他不仅是中国早期的网民，也在不断尝试网络中的各种新技术、新应用。曾经有位他的粉丝给他做了一个个人网站，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个人网站都是他与学生及网友交流的主要渠道。
2010年11月29日，方先生在新浪开通了他的微博。当时他年近84岁，那时新浪微博的知名人士中，恐怕只有年过一百的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年长于他。
微博不仅展现了方先生对新事物的兴趣，更为他的思想与观点的表达提供了一个新渠道。以往，人们只能从方先生的著作与论文中了解他的新闻思想，但微博让我们看到了他对国际、国内大事的洞见，也看到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情怀。
例如，在谈到朝鲜时，他在微博中写道：
东邻的那个孩子又开始闹腾了。谁劝也不听。连加勒比海的那位老人出来劝他也不听。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看样子他为了想吃奶，非闹出点动静来不可。他爷爷的生日快到了，没准就在那个日子前后出点什么蛾子。我们要看好自己的家门口，捂好自家的钱袋子，维护好自家的利益，别再拿老百姓的钱给他背书了。（2013.4.6）
这样鲜活的文字，非常接地气。但其中所传达出来的对国际政治问题的洞察，又是极为深刻的。除朝鲜问题，方先生对台湾地区问题、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等，也有很多深刻见解。
还有不少微博是对新闻业变革的观察与评论。
央视在播放重要新闻的时间，逐个念出了北京暴雨遇难者的名字，说明了我们的政府和媒体对人的生命的尊重。这是灾难类新闻报道的一个突破。值得称赞！在这个问题上，开始做到和国际接轨了。（2012.7.28）
看完今天央视的“新闻联播”，感觉好像缺了点什么，想了想，原来缺的是有关七位常委活动的报道。按照过去的章程，不论大事小事，不论有没有重大价值，几个常委的动静都得按照顺序，挨着个地说一遍，然后再报道受众关注的其他有关国计民生的新闻，可惜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一改革是正确的得人心的。（2013.1.13）
但方先生的微博也不仅仅是对时政和专业方面的严肃思考，还涉及了很多其他领域。方先生爱看体育节目，时常会谈到中国足球，像其他中国球迷一样，他也常常会对中国男足表达“怒其不争”的心情。在其他一些备受关注的体育事件上，他也会有精到的评论，如，2012年奥运会期间，针对某场女子羽毛球双打中的消极比赛事件，他在微博中写道：
女子羽双被黜是个教训。金牌不应被异化。我们要金牌，也要更高更快更强的竞技原则和体育精神。（2012.8.12）
作为一位老“80后”，他对娱乐领域的新现象也有很多关注，在微博里也留下过这样的点评：
昨天看了一场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众多“80后”参赛者声情并茂，慷慨激越，充满了穿透力的演唱，让我这个老“80后”深感震撼。原来“歌”是可以这样写的和这样唱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话如今在歌坛已经过时了。长江后浪逐前浪，代代新人追旧人。高手们能领先几年就不错了。（2012.9.22）
这条微博下，网友的一致评论是，方先生真是与时俱进。
方先生的微博，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与时俱进的老人，也让我们管窥到他作为知识分子持之以恒的思想与情怀。而这种思想与情怀，也是他学术思想一贯脉络的体现。
方先生曾在《中国近代传播思想史的衍变》一文中总结维新派办报的五大目标为“开风气”“开民智”“开言路”“通情况”“助变法”。[2]方先生对历史的总结，也包含着他对媒体责任与使命的深刻认识。
2001年我参加博士生考试时，新闻史方面的考题是关于“文人论政”的。方先生一直非常推崇文人论政的传统。他曾在《〈大公报〉报年史》一书的前言中指出：“文人论政是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一个好的传统。……所谓的文人论政，其出发点是文章报国，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兴亡的关注，和他们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和抱负。”尽管在这段前言中，方先生也对某些历史时期“文人论政”的局限性做了分析，但他更多地强调了文人论政、文章报国的意义。 作为文人论政代表性媒体的《大公报》，在方先生的心目中有着很重的分量。2002年，方先生主持了《大公报》百年史的研究工作，我也有幸参与了这一工作，我也因此进一步加深了对《大公报》和“文人论政”的认识。
过去很多年，国内研究界对《大公报》的评价有失公允，“小骂大帮忙”成为《大公报》的一个典型标签。2002年，方先生在《新闻大学》上发表论文，以史实为依据，提出要给《大公报》摘掉“小骂大帮忙”的帽子。在后来出版的《〈大公报〉报年史》一书的前言中，方先生指出：“在中国的报坛上，《大公报》具有崇高的声望，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是中国新闻界的重镇。”从英敛之时代起，《大公报》就是一份由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主办的报纸。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等人接力以后，更时刻以文人论政为标榜。”[3]他还指出，“《大公报》之所以受重视，还因为她是一个重视报格、严于律己的正派的报纸。《大公报》名称中的‘大’和‘公’两个字，就是这种报格的具体体现”[4]。我理解，方先生不只是想还原《大公报》的历史本来面目，更是希望让包括《大公报》在内的媒体的历史地位得到尊重，同时还希望“文人论政”的传统能在今天的知识分子中延续。
以深入扎实的研究还原《大公报》的真实面目，也体现了方先生一贯的治学原则，正如他在《我的学术之路——方汉奇八十自述》一文中指出的，“新闻史的研究，也涉及历史真实的问题，应该实事求是地去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应该确立一个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唯上，不唯书，不为尊者讳，不为亲者讳”[5]。
在这篇文章中，方先生还指出，长期以来，北洋政府时期新闻事业史的研究，除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办报活动的历史和个别大报的历史外，大部分都被忽略了，被淡化了，被简单化了。这不能不说是整个中国新闻史研究，特别是中国现代新闻史研究的一个重大缺陷。[6]这些话，同样不仅表达了对某个特定历史阶段新闻史研究的问题的反思，更体现了方先生严谨、求实的治学思想。
三
今年教师节，在方先生学生的微信群里，人大新闻学院涂光晋教授写了这样一段话：“迄今为止，在人大新闻学院乃至中国新闻教育界，方先生培养的硕士、博士中当教师的恐怕是最多的。”
方先生带的很多博士生，如我一样，原本是新闻院系的教师。另一些博士生，则是在毕业后成为教师。作为“园丁们”的“园丁”，方先生对中国新闻教育界做出了重要贡献。
更重要的是，作为新闻史学研究的泰斗，同时也作为中国新闻教育界的标志性人物之一，方先生所关注的，不只是人大新闻学院的发展，或者他的学生们的发展，他更关注整个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因此，每一个向他求助过的新闻院系，都会得到他的大力支持。
2006年，方先生80华诞之时，人大新闻学院与中国新闻史学会联合为方先生举办了一个祝寿活动。活动并没有大规模宣传，但意想不到的是，当天到会的除人大新闻学院的教师和方先生的学生外，还有来自全国新闻院系的数十位教师，他们有的是新闻院系的负责人，也有些是普通的教师。在会上的自由发言中，很多人都提到了方先生与他们的“缘分”，谈到了方先生对他们院系或个人的提携。
中国传媒大学李磊教授曾说，为了国内新闻院系的建设，方先生不辞辛苦，可以说是走遍了祖国的千山万水。所以，方先生现在在全国有这么高的声望，我认为可能不光是因为学术上的成就。[7]
1989年，方先生创办了中国新闻史学会。一直到今天，新闻史学会还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界唯一的国家一级学会。方先生担任了第一、第二届史学会会长，此后，中国传媒大学赵玉明教授、北京大学程曼丽教授、清华大学陈昌凤教授先后担任会长。经过27年的发展，中国新闻史学会已经成立了13个分会，涵盖了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各个分支。尽管很多分会已经不局限于史学研究，但是，它们都受益于方先生当年打下的新闻史学会的根基。
方先生常会说一句话，叫“广结善缘”。对此，我的理解是，虽然学术研究、学术见解应该是独立的，不为各种因素所羁绊，也不屈从于任何力量，但学者的胸怀应该超越门派之见、利益之争，学会兼收并蓄、兼济天下，而学科发展更需要广泛交流、广泛合作。
2015年，我准备离开自己学习与工作了26年的人大，调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想做这样一个变动的主要原因，是觉得自己在人大的时间太长，已经进入一种惰性中，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国际化方面的氛围，以及清华多学科交叉的平台，也许能给自己带来一些新动力。当时人大新闻学院领导以及很多同事、我过去的老师都在挽留我，我内心也极为矛盾。而我当时觉得最不敢面对的是方老师。没想到的是，当我与方先生谈到此事时，方先生表示了肯定与支持，他说，在哪都是给国家培养新闻人才。这一句话让我顿时释然。
四
方先生对于各种新事物都抱有好奇心，也总是各种新事物的尝鲜者。去年他生日时，我建议买个自拍杆作为我们的集体礼物，因为以前方先生就常常用放在三脚架上的相机与学生自拍，现在改用手机拍照了，自拍杆对他会更方便。今年教师节我和同门宋晖去看望他时，他果然拿出自拍杆拍了我们三人的合照。再一问，这已经不是去年那个自拍杆了，“已经用了好几个了。”方先生说。
不少同门以及媒体的文章写到方先生时，都提到了他对新事物的热爱。我想，方先生对新事物的好奇与勇于尝试，并不只是源于他个人的天性，还有他作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素养，以及作为一个教师不断学习的精神。
作为史学研究大家，方先生也比常人有更多的“记录”历史的意识。每一个学生初入师门的见面，每个学生的论文答辩，每个学生的毕业，每一个重大活动或事件，他都会拿出相机或手机来拍下照片，并且以专业的眼光审视照片的构图、光线。方先生还长年坚持写日记，不过这一点我还是后来通过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刘泱育写的《方汉奇传》一书才得知的。
方先生喜欢旅行，而很多旅行，也同时被他当成了学术研究之旅。1988年，他去日本访学，在紧张的日程中特别走访了藏有中文报刊的几家图书馆，并在东京、京都、大阪、横滨等地考察了清末民初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在日从事办报活动的旧址。走访中他有不少新的发现，回国后发表了《东瀛访报记》。那些加了详细注解的照片，则用于为研究生开的《中外资产阶级新闻思想史研究》等课的教学中。[8]1996年，他在英国旅游时，特意到大英图书馆调阅《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等近代报刊的原件，为的是找一点在一般复制品上找不到的真实感觉。[9] 方先生喜欢拍照，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的相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史书。每一次活动、每一次旅游的照片，都按照时间顺序整理得条理井然，每一张照片下都有文字说明。
在我看来，方先生也是美满人生的典范。方老师和他的夫人黄晓芙老师（我们通常称为师母），伉俪情深。近些年，师母腰腿不好，很多时候，都由方先生推着轮椅出行。去年4月，师母重病住院，方先生虽然晚上不能陪床，但白天只要有空就会去医院陪师母，有一次，一位在医院陪护的同门看到，方先生离开医院前在师母额头上轻轻吻了一下。这个细节让我们感叹、感动，我们都知道，这一吻，不仅是一个浪漫的举动，更饱含了60多年的深情。
今年9月18日，师母去世1周年纪念日，方先生和儿女发出一条纪念师母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中方先生写道：“我和她共同生活了六十二年，虽然历经劫难，而始终相濡以沫，不离不弃……”
对于学生们，方先生和师母也是关怀备至，每次他们出国回来，总会给学生们带各种各样的礼物。学生们过生日，会收到方先生各种形式的祝贺。学生的人生大事，常会得到方先生和师母贴心的建议和帮助，每有喜事，也会第一时间得到他们的祝福。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是我对方先生的深切感受。但另一方面，很多时候，我还是愿意称他为“方老师”。在我眼里，方先生不仅是学术泰斗，也是亲切、慈祥、可爱的导师，是我永远的老师。
参考文献：
[1]张鹏.亦庄亦谐方汉奇学术泰斗是位“段子手”.[EB/OL].http：//www.aiweibang.com/yuedu/70519464.html
[2]方汉奇.中国近代传播思想的衍变[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1）.
[3]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
[4]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
[5]方汉奇.我的学术之路——方汉奇八十自述[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6]方汉奇.我的学术之路——方汉奇八十自述[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7]刘泱育.方汉奇传[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155.
[8]陈昌凤.亦庄亦谐方人生——导师方汉奇教授侧记[J].时代潮，1999（9）.
[9]刘泱育.方汉奇传[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123.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新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编校：郑 艳
每年教师节，我都会去导师方汉奇先生家看他，这是我成为方老师学生以来的习惯，而每年此时，他一定会在家。尽管此前他还在国外与儿子或女儿一家团聚，但9月10日前，他一定会回到北京。每年9月人大新闻学院新生的开学典礼上，总会出现他的身影，有很多年，他都会在那个特殊的时刻，向每一代跨进新闻传播领域的新人们送上他的教诲与期待。他不需要事先写任何讲稿，源自燕京大学新闻系的人大新闻学院的历史、传媒业的最新动向、新闻传播的历史使命与新的机遇、挑战，都由他条分缕析地娓娓道来，虽然他语气平缓，但听者却深受震撼。
而每个新学年的开始，都意味着他的新一批博士生入学，他总会在家里迎接每个新入学的博士生，并用照片记录这样一个时刻，而他用来记录的相机已经换了一代又一代，今年已经改成手机自拍。
1989年9月，我进入人大新闻学院第二学士学位班学习，我们正式上课的第一周，一头银发的方先生就出现在我们新闻史课堂的讲台上。在中学时，历史对我而言只是存在于枯燥的历史事件、人名、地名中的碎片，因为害怕背历史，我选择了理科，但是，方先生的课让我用一种新的眼光认识了历史。唐代以来的中国新闻史，在方先生的口中，成为一幅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新闻史的发展脉络，藏在一个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故事和人物里。方先生不仅记忆超人，而且尤其擅长旁征博引，在主线索中，不断地通过各种“超链接”进行话题的延伸。但最惊人的是，无论链接有多远，他最终都会回到主线索上。
方先生课的内容不仅是丰富的，也是厚重的，而这无疑源于他深厚的学术积淀。他曾说，“做学问如果没有纵深的储备，那就如同单线防御，一点突破，全线崩溃。有了纵深，你在课堂上戳着，才能胸有成竹，才能东方不亮西方亮，忘了一个不要紧，还有别的顶着。”[1]
2015年12月，当人大新闻学院90级校友、《北京晚报》记者张鹏准备再次采访方先生，在他们班同学的微信群里征集大家对方先生课的印象时，群里顿时热闹了起来，很多同学马上回忆起了方先生课上讲的各种故事，以及他们印象里方老师的各种故事，他们的记忆也呼应了我的记忆。相信这也是一代又一代人大新闻学院的学生们的共同记忆。
从学计算机转到学新闻，对我来说，是一种偶然，在进入人大新闻学院之前，我对新闻传播这个学科，几乎是一无所知。庆幸的是，我们是被方先生这样的大家领进了新闻传播学的大门。尽管那时方先生只给我们上了半学期的课，但这些课的影响，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延续了很多年。方先生在课上重点谈到的梁启超、邵飘萍、张季鸾、胡政之等人以及《大公报》等媒体，成为我们对新闻职业与新闻理想认识的出发点。
虽然在1989年就上了方先生的课，但那时的我，出于对泰斗的敬畏，并不敢太接近方先生。几年后，让我与方先生有了近距离接触的理由，是电脑。
1991年，我在人大新闻学院留校任教。当时学院和编辑教研室领导及相关老师敏感地看到了计算机技术在新闻业应用的前景，为顺应报社从铅与火到光与电的转变，学院要在新闻学院开设“激光照排”这样的计算机应用课程，我因为本科的计算机专业背景，被学院留了下来，一面建设学院的“激光照排”实验室，一面为学生讲授相关课程。
1996年左右，学院让我给教师做了一个短期的电脑使用培训，参与这个培训的教师都是以前我的“老师”辈的，其中就包括方先生。
除了教一些电脑的基本操作，我也给老师们讲输入方法。在没有智能拼音输入法的当年，拼音输入方法效率很低，而且一些老教师并不会使用现代拼音。因此，我选择了给老师们教当时输入效率最高的“五笔字型输入法”。而即使是那时的学生，对于背五笔字型的“字根”也是望而生畏，更何况是这些年过半百或者是进入花甲之年的老教师。最终学会五笔输入法的老师大约只有两位，而方先生是其中一位，那年他已经接近“古稀之年”。
方先生总是笑称他的五笔输入法是“一指禅”，在那个年龄，他已经没法再练指法，但方先生的一指禅效率也很高。二十多年来，他的新著、对学生的指导邮件、与外界的各种邮件联系，都是在这样的一指禅下完成的。
成为方先生的博士生，这是以前我不敢奢望的。但方先生接纳了我这样一个本科非新闻学背景的“非科班”学生。这并非方先生对我有特殊优待，其实对他所有的学生，他都是同样的。无论学生出自什么学校，是什么学科背景，他都会一视同仁，并尽力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特长，按照自己的研究志趣发展。
进入博士阶段学习后，在方先生的指导下，我开始较为系统地阅读中国新闻史的文献。方先生给我开的书单有六七十本书，从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徐宝璜的《新闻学》，到同门程曼丽的《〈蜜蜂华报〉研究》、尹韵公的《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李彬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等。在博士学习的第一年，每个月方先生要求我交一篇读书报告，交完报告后，方先生会和我面谈，由头是我刚读的书，但渐渐地谈话会变得天马行空，尽管谈话看上去是发散的，但方先生有意无意的点拨总是会让我反思自己在阅读与思考中的缺陷。
这一年的系统阅读，让我对史学研究方法有了基本了解，也在读史中思考新闻传播发展历程中那些片断的事实间可能的内在关联，以及它们对当下的意义。
选择博士论文选题时，我是纠结的。总觉得在方先生门下，理应像方先生以前指导的博士一样，去挖掘久远的历史，方先生却毫不犹豫地认为，我应该发挥自己的特长，研究网络媒体的发展史。但学院有些老师也担心，网络媒体在中国发展才十年，能称得上“史”吗？有多少可挖掘的？另外，对于刚刚过去的这段历程进行研究，会不会因我们离它太近而失去对它的客观判断？这些担忧并非没有道理，然而另一方面，新媒体的特点又意味着，对这样正在形成且急速发展的历史的记录十分必要且迫切。基于数字信息呈现的网络媒体的完整面貌，在某种意义上是最难以捕捉的，海量的信息、转瞬即逝的信息、不断升级的网站、不断流动的人员，都使得我们在做历史记录时，面临巨大的挑战。庆幸的是，在方先生的指导与督促下，我通过各种努力收集了丰富的资料，在中国网络媒体第一个十年结束之时完成了对它的梳理，如果再晚一两年，这样的工作对我来说，几乎是难以完成的了。 我的论文题目，原来拟的是《中国网络媒体十年》，方先生敏锐地给它加上了“第一个”这样一个限定，这个研究的意义因为这三个字而得以凸显。
事实上，在国内新闻传播领域，方先生是最早开始关注互联网的学者之一。早在1996年，当网络媒体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之时，他就在河南大学为编辑专业的学生做了一次关于网络媒体的演讲，对于互联网的概念、它的作用与影响以及新兴的电子报刊的应用进行了分析。演讲不仅引起了学生的强烈兴趣，也得到河南大学的高度重视，他的演讲内容后来被整理为《电脑网络、电子信和发展中的电子报刊》一文在1996年5月的《河南大学学报》上发表，成为国内最早的网络媒体研究成果之一。
1998年左右，方先生也加入了中国早期网民的队伍，当我受邀到他家去帮他解决上网的一些问题时，他交给我一个本子，让我把相关的操作写下来，他好“按图索骥”自己摸索上网。那个本子上，还留下了同门陈昌凤此前给他写的操作指南。
仅靠着几位学生有限的几次现场指导和他们手写的操作指南，方老师便自如地开始了他的互联网之旅。
正是因为方先生这么早深入到互联网世界，他才能高瞻远瞩地预见到它的崛起与影响，因而坚决地支持了我的博士选题。在我论文写作过程中，方先生还不时地向我介绍与提供领域内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把他手头一批与网络媒体有关的书都送给了我。
我的博士论文的后记中写道：“这三年的学习，使我较为系统地了解了中国媒体的发展历史，这不但给我从事网络媒体的研究打下了更深的基础，也使我从历史的参照中获得了很多感悟。这个阶段的学习，使我对于网络媒体的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在这几年先生给我的教诲更将使我受益终身。”我从来不擅长煽情，这段话也只是用最平实的文字表达了我对方先生最诚挚的敬意与感谢。
二
一个主要从事古代新闻史研究的史学大家，在人们的想象中，应该是“老学究”，但是，方先生既做到板凳甘坐十年冷地做学问，也在时时关注飞速发展的媒体和社会。
他不仅是中国早期的网民，也在不断尝试网络中的各种新技术、新应用。曾经有位他的粉丝给他做了一个个人网站，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个人网站都是他与学生及网友交流的主要渠道。
2010年11月29日，方先生在新浪开通了他的微博。当时他年近84岁，那时新浪微博的知名人士中，恐怕只有年过一百的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年长于他。
微博不仅展现了方先生对新事物的兴趣，更为他的思想与观点的表达提供了一个新渠道。以往，人们只能从方先生的著作与论文中了解他的新闻思想，但微博让我们看到了他对国际、国内大事的洞见，也看到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情怀。
例如，在谈到朝鲜时，他在微博中写道：
东邻的那个孩子又开始闹腾了。谁劝也不听。连加勒比海的那位老人出来劝他也不听。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看样子他为了想吃奶，非闹出点动静来不可。他爷爷的生日快到了，没准就在那个日子前后出点什么蛾子。我们要看好自己的家门口，捂好自家的钱袋子，维护好自家的利益，别再拿老百姓的钱给他背书了。（2013.4.6）
这样鲜活的文字，非常接地气。但其中所传达出来的对国际政治问题的洞察，又是极为深刻的。除朝鲜问题，方先生对台湾地区问题、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等，也有很多深刻见解。
还有不少微博是对新闻业变革的观察与评论。
央视在播放重要新闻的时间，逐个念出了北京暴雨遇难者的名字，说明了我们的政府和媒体对人的生命的尊重。这是灾难类新闻报道的一个突破。值得称赞！在这个问题上，开始做到和国际接轨了。（2012.7.28）
看完今天央视的“新闻联播”，感觉好像缺了点什么，想了想，原来缺的是有关七位常委活动的报道。按照过去的章程，不论大事小事，不论有没有重大价值，几个常委的动静都得按照顺序，挨着个地说一遍，然后再报道受众关注的其他有关国计民生的新闻，可惜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一改革是正确的得人心的。（2013.1.13）
但方先生的微博也不仅仅是对时政和专业方面的严肃思考，还涉及了很多其他领域。方先生爱看体育节目，时常会谈到中国足球，像其他中国球迷一样，他也常常会对中国男足表达“怒其不争”的心情。在其他一些备受关注的体育事件上，他也会有精到的评论，如，2012年奥运会期间，针对某场女子羽毛球双打中的消极比赛事件，他在微博中写道：
女子羽双被黜是个教训。金牌不应被异化。我们要金牌，也要更高更快更强的竞技原则和体育精神。（2012.8.12）
作为一位老“80后”，他对娱乐领域的新现象也有很多关注，在微博里也留下过这样的点评：
昨天看了一场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众多“80后”参赛者声情并茂，慷慨激越，充满了穿透力的演唱，让我这个老“80后”深感震撼。原来“歌”是可以这样写的和这样唱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话如今在歌坛已经过时了。长江后浪逐前浪，代代新人追旧人。高手们能领先几年就不错了。（2012.9.22）
这条微博下，网友的一致评论是，方先生真是与时俱进。
方先生的微博，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与时俱进的老人，也让我们管窥到他作为知识分子持之以恒的思想与情怀。而这种思想与情怀，也是他学术思想一贯脉络的体现。
方先生曾在《中国近代传播思想史的衍变》一文中总结维新派办报的五大目标为“开风气”“开民智”“开言路”“通情况”“助变法”。[2]方先生对历史的总结，也包含着他对媒体责任与使命的深刻认识。
2001年我参加博士生考试时，新闻史方面的考题是关于“文人论政”的。方先生一直非常推崇文人论政的传统。他曾在《〈大公报〉报年史》一书的前言中指出：“文人论政是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一个好的传统。……所谓的文人论政，其出发点是文章报国，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兴亡的关注，和他们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和抱负。”尽管在这段前言中，方先生也对某些历史时期“文人论政”的局限性做了分析，但他更多地强调了文人论政、文章报国的意义。 作为文人论政代表性媒体的《大公报》，在方先生的心目中有着很重的分量。2002年，方先生主持了《大公报》百年史的研究工作，我也有幸参与了这一工作，我也因此进一步加深了对《大公报》和“文人论政”的认识。
过去很多年，国内研究界对《大公报》的评价有失公允，“小骂大帮忙”成为《大公报》的一个典型标签。2002年，方先生在《新闻大学》上发表论文，以史实为依据，提出要给《大公报》摘掉“小骂大帮忙”的帽子。在后来出版的《〈大公报〉报年史》一书的前言中，方先生指出：“在中国的报坛上，《大公报》具有崇高的声望，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是中国新闻界的重镇。”从英敛之时代起，《大公报》就是一份由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主办的报纸。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等人接力以后，更时刻以文人论政为标榜。”[3]他还指出，“《大公报》之所以受重视，还因为她是一个重视报格、严于律己的正派的报纸。《大公报》名称中的‘大’和‘公’两个字，就是这种报格的具体体现”[4]。我理解，方先生不只是想还原《大公报》的历史本来面目，更是希望让包括《大公报》在内的媒体的历史地位得到尊重，同时还希望“文人论政”的传统能在今天的知识分子中延续。
以深入扎实的研究还原《大公报》的真实面目，也体现了方先生一贯的治学原则，正如他在《我的学术之路——方汉奇八十自述》一文中指出的，“新闻史的研究，也涉及历史真实的问题，应该实事求是地去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应该确立一个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唯上，不唯书，不为尊者讳，不为亲者讳”[5]。
在这篇文章中，方先生还指出，长期以来，北洋政府时期新闻事业史的研究，除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办报活动的历史和个别大报的历史外，大部分都被忽略了，被淡化了，被简单化了。这不能不说是整个中国新闻史研究，特别是中国现代新闻史研究的一个重大缺陷。[6]这些话，同样不仅表达了对某个特定历史阶段新闻史研究的问题的反思，更体现了方先生严谨、求实的治学思想。
三
今年教师节，在方先生学生的微信群里，人大新闻学院涂光晋教授写了这样一段话：“迄今为止，在人大新闻学院乃至中国新闻教育界，方先生培养的硕士、博士中当教师的恐怕是最多的。”
方先生带的很多博士生，如我一样，原本是新闻院系的教师。另一些博士生，则是在毕业后成为教师。作为“园丁们”的“园丁”，方先生对中国新闻教育界做出了重要贡献。
更重要的是，作为新闻史学研究的泰斗，同时也作为中国新闻教育界的标志性人物之一，方先生所关注的，不只是人大新闻学院的发展，或者他的学生们的发展，他更关注整个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因此，每一个向他求助过的新闻院系，都会得到他的大力支持。
2006年，方先生80华诞之时，人大新闻学院与中国新闻史学会联合为方先生举办了一个祝寿活动。活动并没有大规模宣传，但意想不到的是，当天到会的除人大新闻学院的教师和方先生的学生外，还有来自全国新闻院系的数十位教师，他们有的是新闻院系的负责人，也有些是普通的教师。在会上的自由发言中，很多人都提到了方先生与他们的“缘分”，谈到了方先生对他们院系或个人的提携。
中国传媒大学李磊教授曾说，为了国内新闻院系的建设，方先生不辞辛苦，可以说是走遍了祖国的千山万水。所以，方先生现在在全国有这么高的声望，我认为可能不光是因为学术上的成就。[7]
1989年，方先生创办了中国新闻史学会。一直到今天，新闻史学会还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界唯一的国家一级学会。方先生担任了第一、第二届史学会会长，此后，中国传媒大学赵玉明教授、北京大学程曼丽教授、清华大学陈昌凤教授先后担任会长。经过27年的发展，中国新闻史学会已经成立了13个分会，涵盖了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各个分支。尽管很多分会已经不局限于史学研究，但是，它们都受益于方先生当年打下的新闻史学会的根基。
方先生常会说一句话，叫“广结善缘”。对此，我的理解是，虽然学术研究、学术见解应该是独立的，不为各种因素所羁绊，也不屈从于任何力量，但学者的胸怀应该超越门派之见、利益之争，学会兼收并蓄、兼济天下，而学科发展更需要广泛交流、广泛合作。
2015年，我准备离开自己学习与工作了26年的人大，调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想做这样一个变动的主要原因，是觉得自己在人大的时间太长，已经进入一种惰性中，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国际化方面的氛围，以及清华多学科交叉的平台，也许能给自己带来一些新动力。当时人大新闻学院领导以及很多同事、我过去的老师都在挽留我，我内心也极为矛盾。而我当时觉得最不敢面对的是方老师。没想到的是，当我与方先生谈到此事时，方先生表示了肯定与支持，他说，在哪都是给国家培养新闻人才。这一句话让我顿时释然。
四
方先生对于各种新事物都抱有好奇心，也总是各种新事物的尝鲜者。去年他生日时，我建议买个自拍杆作为我们的集体礼物，因为以前方先生就常常用放在三脚架上的相机与学生自拍，现在改用手机拍照了，自拍杆对他会更方便。今年教师节我和同门宋晖去看望他时，他果然拿出自拍杆拍了我们三人的合照。再一问，这已经不是去年那个自拍杆了，“已经用了好几个了。”方先生说。
不少同门以及媒体的文章写到方先生时，都提到了他对新事物的热爱。我想，方先生对新事物的好奇与勇于尝试，并不只是源于他个人的天性，还有他作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素养，以及作为一个教师不断学习的精神。
作为史学研究大家，方先生也比常人有更多的“记录”历史的意识。每一个学生初入师门的见面，每个学生的论文答辩，每个学生的毕业，每一个重大活动或事件，他都会拿出相机或手机来拍下照片，并且以专业的眼光审视照片的构图、光线。方先生还长年坚持写日记，不过这一点我还是后来通过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刘泱育写的《方汉奇传》一书才得知的。
方先生喜欢旅行，而很多旅行，也同时被他当成了学术研究之旅。1988年，他去日本访学，在紧张的日程中特别走访了藏有中文报刊的几家图书馆，并在东京、京都、大阪、横滨等地考察了清末民初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在日从事办报活动的旧址。走访中他有不少新的发现，回国后发表了《东瀛访报记》。那些加了详细注解的照片，则用于为研究生开的《中外资产阶级新闻思想史研究》等课的教学中。[8]1996年，他在英国旅游时，特意到大英图书馆调阅《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等近代报刊的原件，为的是找一点在一般复制品上找不到的真实感觉。[9] 方先生喜欢拍照，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的相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史书。每一次活动、每一次旅游的照片，都按照时间顺序整理得条理井然，每一张照片下都有文字说明。
在我看来，方先生也是美满人生的典范。方老师和他的夫人黄晓芙老师（我们通常称为师母），伉俪情深。近些年，师母腰腿不好，很多时候，都由方先生推着轮椅出行。去年4月，师母重病住院，方先生虽然晚上不能陪床，但白天只要有空就会去医院陪师母，有一次，一位在医院陪护的同门看到，方先生离开医院前在师母额头上轻轻吻了一下。这个细节让我们感叹、感动，我们都知道，这一吻，不仅是一个浪漫的举动，更饱含了60多年的深情。
今年9月18日，师母去世1周年纪念日，方先生和儿女发出一条纪念师母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中方先生写道：“我和她共同生活了六十二年，虽然历经劫难，而始终相濡以沫，不离不弃……”
对于学生们，方先生和师母也是关怀备至，每次他们出国回来，总会给学生们带各种各样的礼物。学生们过生日，会收到方先生各种形式的祝贺。学生的人生大事，常会得到方先生和师母贴心的建议和帮助，每有喜事，也会第一时间得到他们的祝福。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是我对方先生的深切感受。但另一方面，很多时候，我还是愿意称他为“方老师”。在我眼里，方先生不仅是学术泰斗，也是亲切、慈祥、可爱的导师，是我永远的老师。
参考文献：
[1]张鹏.亦庄亦谐方汉奇学术泰斗是位“段子手”.[EB/OL].http：//www.aiweibang.com/yuedu/70519464.html
[2]方汉奇.中国近代传播思想的衍变[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1）.
[3]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
[4]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
[5]方汉奇.我的学术之路——方汉奇八十自述[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6]方汉奇.我的学术之路——方汉奇八十自述[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7]刘泱育.方汉奇传[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155.
[8]陈昌凤.亦庄亦谐方人生——导师方汉奇教授侧记[J].时代潮，1999（9）.
[9]刘泱育.方汉奇传[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123.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新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