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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高棉、柬埔寨共产党、波尔布特,这是一连串神秘的名词。作为世界上曾经最神秘组织的首脑,这位被美国中情局称为“不可接触者”,被柬埔寨当局称为“佛国血魔”的波尔布特,其生活背景、政治理想、统治手腕、治理方法,一直是历史学家和政治研究者乃至情报专家们研究的课题。王爰飞撰写的《波尔布特》一书,给人们还原了这样一个充满矛盾、偏执、天真、狂热乃至残忍的人物形象。
波尔布特家境贫寒,曾经远涉重洋,到法国求学,归来后,经过一系列斗争成长为柬埔寨共产党的领导人,对柬埔寨和东南亚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沉重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波尔布特所谓的柔和、沉稳和善良带有很大的欺骗性,他的统治实质是使得国家和人民陷入前所未有的劫难之中,使共产主义运动蒙上了厚重的阴影,以至于反共势力无法达到的宣传目的被这位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独裁者达到了。
《波尔布特》一书揭穿了这位所谓“彻底共产主义者”的真实面目,其实质是对共产主义信仰不甚明确,对究竟代表什么人的利益不甚清楚,对走何种发展道路全然不知,对国家经济建设更是异想天开。任何熟悉历史的人都能看得出,柬埔寨集体化合作化运动是苏联1919-1921年情况的翻版;“超大跃进”的口号实质上也是中国“大跃进”运动的重复。他不但重复失败,还沽名钓誉地探求所谓“柬埔寨革命独创道路”。他提出废除货币和市场,推行配给制,实行按需分配;废除私有财产制度,实行公有化和集体化,“连田边地头的野草莓和食用菜根也被当作集体财产”;经济发展上规定种植“战略蔬菜园和战术蔬菜园,战略园种冬瓜、南瓜等,战术园种青菜、茄子等”。
如果说上述行为近乎可笑,那么,下列行为则近乎“偏执狂”的地步了。波尔布特规定,凡是戴眼镜的人、皮肤白净和双手柔软的人,均被视为资产阶级;男女之间谈恋爱,由组织安排时间地点;新婚夫妇度过“蜜周”后便各自回到工地或村子,彼此不得通信;大学被视为旧文化的象征而遭到关闭;为防止反革命串联,邮政通信也被取消;报纸、刊物、出版社被取缔,唯一保留的是每周一期的《民主柬埔寨》,全柬成为文化沙漠……而所做的一切,最终要实现的愿景,竟然是当时领导人所称的“到1977年,人们每星期可以吃两个水果;到1978年,将会是每两天一个水果;到1979年,大家每天都可以吃到水果”这个可怜可笑的目标。
书读到此,令人产生联想,是什么样的心理让波尔布特产生如此的行为?作者王爰飞用客观的史料,把波尔布特作为一个统治者、一个军事指挥官、一个活生生的人来描写,同时充分考虑了他所处的时代和其战友的信仰。分析一个人物的行为离不开他所成长的环境。波尔布特自从政的那天起,就没有放松过丛林里紧绷的神经。他反复强调“秘密工作是一切的关键”,金边的宣传机器从来没有公布过他的生平,党报党刊上没有出现过他的照片。有历史学家称:“从没有哪个国家的革命领导人像他那样,如此成功地隐匿了自己。”而这些现象恰恰说明了波尔布特色厉内荏的本性。尽管在近20年的丛林生活中他始终叫喊着“一定要战斗到世界末日”,但在公审的法庭上,这个曾宣称“你们都是叛徒,我一个人也要战斗”的人,却恳求曾经的战友放他一条生路,理由是“让我活下去比死亡对组织有利”。
终其一生,波尔布特为他的狂想和试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同时也为自己铺就了走向绞刑架的道路。波尔布特的悲剧应当给全世界的执政者一个警醒:一切败坏人类文明底线、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都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伤害,其结局必然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本栏编辑/程晓松
波尔布特家境贫寒,曾经远涉重洋,到法国求学,归来后,经过一系列斗争成长为柬埔寨共产党的领导人,对柬埔寨和东南亚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沉重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波尔布特所谓的柔和、沉稳和善良带有很大的欺骗性,他的统治实质是使得国家和人民陷入前所未有的劫难之中,使共产主义运动蒙上了厚重的阴影,以至于反共势力无法达到的宣传目的被这位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独裁者达到了。
《波尔布特》一书揭穿了这位所谓“彻底共产主义者”的真实面目,其实质是对共产主义信仰不甚明确,对究竟代表什么人的利益不甚清楚,对走何种发展道路全然不知,对国家经济建设更是异想天开。任何熟悉历史的人都能看得出,柬埔寨集体化合作化运动是苏联1919-1921年情况的翻版;“超大跃进”的口号实质上也是中国“大跃进”运动的重复。他不但重复失败,还沽名钓誉地探求所谓“柬埔寨革命独创道路”。他提出废除货币和市场,推行配给制,实行按需分配;废除私有财产制度,实行公有化和集体化,“连田边地头的野草莓和食用菜根也被当作集体财产”;经济发展上规定种植“战略蔬菜园和战术蔬菜园,战略园种冬瓜、南瓜等,战术园种青菜、茄子等”。
如果说上述行为近乎可笑,那么,下列行为则近乎“偏执狂”的地步了。波尔布特规定,凡是戴眼镜的人、皮肤白净和双手柔软的人,均被视为资产阶级;男女之间谈恋爱,由组织安排时间地点;新婚夫妇度过“蜜周”后便各自回到工地或村子,彼此不得通信;大学被视为旧文化的象征而遭到关闭;为防止反革命串联,邮政通信也被取消;报纸、刊物、出版社被取缔,唯一保留的是每周一期的《民主柬埔寨》,全柬成为文化沙漠……而所做的一切,最终要实现的愿景,竟然是当时领导人所称的“到1977年,人们每星期可以吃两个水果;到1978年,将会是每两天一个水果;到1979年,大家每天都可以吃到水果”这个可怜可笑的目标。
书读到此,令人产生联想,是什么样的心理让波尔布特产生如此的行为?作者王爰飞用客观的史料,把波尔布特作为一个统治者、一个军事指挥官、一个活生生的人来描写,同时充分考虑了他所处的时代和其战友的信仰。分析一个人物的行为离不开他所成长的环境。波尔布特自从政的那天起,就没有放松过丛林里紧绷的神经。他反复强调“秘密工作是一切的关键”,金边的宣传机器从来没有公布过他的生平,党报党刊上没有出现过他的照片。有历史学家称:“从没有哪个国家的革命领导人像他那样,如此成功地隐匿了自己。”而这些现象恰恰说明了波尔布特色厉内荏的本性。尽管在近20年的丛林生活中他始终叫喊着“一定要战斗到世界末日”,但在公审的法庭上,这个曾宣称“你们都是叛徒,我一个人也要战斗”的人,却恳求曾经的战友放他一条生路,理由是“让我活下去比死亡对组织有利”。
终其一生,波尔布特为他的狂想和试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同时也为自己铺就了走向绞刑架的道路。波尔布特的悲剧应当给全世界的执政者一个警醒:一切败坏人类文明底线、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都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伤害,其结局必然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本栏编辑/程晓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