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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康延先生 是一位纪录片人。近年来，致力于记录一些被湮没的人和事，并尊重每一个人，视正直公理为第一位的利益。同时，他认为有深度、有命运感的纪录片是一个国家、城市的影集，是家国血脉的形象传承，对未来具有史料性、考古学价值。在媒体人和独立学者的路上，他是见证者、记录者，也是亲历者。
【邓康延先生，生长于西安，曾任职《深圳青年》策划总监、香港卫视《凤凰周刊》主编，现为越众影视有限公司、越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制片人，主要从事纪录片制作。个人著作有《远方不远》、《常常感动》、《老照片新观察》、《一杯江河》等。任主编编着：《最是难忘》、《一滴水的海》、《高处相逢》等。参与电视作品：《太白音画》、《日出》等；纪录片《寻找少校》、《深圳民间记忆》、《岁月山河深圳人》、《发现少校》、《六十年三地歌》等。】
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本该记忆和纪念的人和事正被有意无意的遗忘，而纪录片可能是最好的拯救者和提醒者。邓康延先生就是秉持这样理念和实践的纪录片人。
从最初的《深圳青年》到《凤凰周刊》，以及如今的纪录片制片人，邓康延先生坦言，带有很多感性的选择。在一定的时间追寻一定的事情，是他文章里和纪录片里聚焦的人物，也折射他自己。变化的过程，交织着机缘的闪现，社会的变化，也有命运的提醒。偶然里带有必然。在这条媒体人和独立学者的路上，他是见证者、记录者，也是亲历者。
“发现不应被湮灭的人和事，记录真实，尊重每一个人，正直公理永远是第一位的利益。”
在邓康延先生心目中，有深度、有命运感的纪录片是一个国家、城市的影集，是家国血脉的形象传承，对未来具有史料性、考古学价值。电视剧、电影可以在书斋里编写、酒桌上碰撞，可以随着政治需求把握方向、个人好恶结构人物情节；而纪录片是以真实为呎度，平实客观地把镜头对准人群，甚至主客混为一体，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一起陷入生活的常态。所以历史悲喜剧的讲述，转型期社会矛盾冲突的揭示，都在当事人情绪不平衡的内心袒露中，并构成纪录片平衡世道人心的力量。其实，平实自有生命力，比如，在当时司空见惯的事，多年后的观者会看得啼笑皆非或目瞪口呆，因为里边有了一个悄然掩身入座的角色——时间。
众所周知，纪录片周期长，回报低，目前投资者、播出者、收看者相对落寞，但价值也正在于此。热闹处，是集市，是每天的口粮；冷寂的书店里有口粮以外的东西，但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是在灯火明灭处要看看粮食和星空的关系。这也是纪录片的苦和妙之所在。大事件的结果不能吞噬过程中的细节，如果过程被扭曲，结果下的结论也一定有问题。纪录片就是回溯过程的过程。
邓康延先生称，万事万物都在动态平衡中，他所做的也不例外，既然有内心的回报，一些片子也受到好评，做此事的琐屑艰难和入不敷出也是合理的，是成本。许多纪录片的沉郁、平凡或反主流的激烈，都是纪实的特质，势必会与播出平台与市场有冲突。这时需要的是胡适的理性务实，而非鲁迅的激愤刚烈。比如，中国的纪录片节，既有京沪主流媒体的豪迈张扬，也有云南和南京独立展的低调坚守。他和他的越众影视公司的制作，也许在二者的平台上播放都会有共鸣，毕竟纪录片人的大理念是相通的，需要的是自我坚持中的方式方法。都能实现的不是梦想，都不能实现的也不是梦想，跳着够到的果子最好吃。也因为这份坚持，他得到了很多志同道合朋友的支持，其中来自民间组织也有政府机构，来自文化同道，也有企业社会。
邓康延在恢复高考第一年1977年考入故乡西安矿院地质系，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一边搞科研一边在报刊发表诗歌、散文、杂文、译文，散淡地坚持中渐有影响。1992年南下深圳，改行发展。谈及如何走上文学和影视的道路时，他说：一是不安分的心和一直不变的文学兴趣，另外就是转型期带给每个人的机遇。上山下乡、77级大学生、工科单位、励志青年刊物、新闻时政周刊，独立纪录片的转换过程，是人的性格河流与社会河床的适应与冲撞。这30年，哪个人不是跌宕起伏，四处寻找？每个人创造力探险力的集合，聚拢的是社会活力，也折射着国家的进步。从人性的角度、历史的维度去挖掘或被挖掘，都让他兴奋和忧伤。
近5年间，他和朋友和自己的团队一直沉浸于远征军的那段史料里，先拍了战死于腾冲的美军少校梅姆瑞的故事《寻找少校》。片子与商业无关，也并非宏大叙事，它静静讲述的，只是一个关于遗忘和寻找的故事。历史总是在反反复复中丢失了许多细节，但有时候，细节却决定了人们怎样去记录历史。他们既是在寻找故人故事，也是在寻找内心的安宁与历史的公正。《寻找少校》已在中央电视台、上海纪实频道、安徽卫视、陕西卫视、深圳卫视、凤凰卫视、北美黄河卫视多家电视台播放，获取过2008-2009年度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国电视纪录片长片十佳作品奖”等各项大奖。
历史不应被模糊、歪曲，不管是履行程序上的公正，还是正视他人付出的努力。纪录片就是要追寻来龙去脉，正本清源。历时3年新拍竣的《发现少校》，叙说93岁的远征军少校赵振英的一生坎坷辉煌，要让风烛残年的老兵体味些许最后的温暖。同时，也表达今人对历史的敬畏。此片正待11月底央视十套首播。
成立影视公司三年间，邓康延的越众影视团队已拍摄纪录片50余集，以民间视角审视深圳的发展，用华人流行歌曲去梳理两岸三地的社会变迁，以信仰与财富交缠中的彷徨艺人揭示民族的困惑。他认为，在波澜壮阔的时代潮流里，每一滴水都包含着海。
“我相信冥冥之中有着一种神奇的力量，远征军给的，难于瞑目者给的，未来人给的。正是这种力量支撑我坚持去记录历史的案例，社会的转折，大环境下小人物的命运。”
诚然，纪录片的市场还处在培育之中，但是邓康延认为，纪录片带来的效益可能不是当下的，却有益于以后。
比如说现在寻找二三十年前城市的影像，除了一些会议纪要领导讲话开工典礼，其它鲜活的社会生态元素很少。那么，若要让后世不再失望，现在就得多拍些世情百态、人物事件。历史不可空白。
再比如，正因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大家如蔡元培、胡适等对教育的坚守，才得以让我们有所藉鉴和传承。半个多世纪来为什么再出不了如民国大家的风范和成果？最广博、最形象的思辨可能要数纪录片解读。以鉴古知今看教育的十集纪录片《先生》已在启动，《老课本》系列的纪录片和动画片也已在筹措中，展开的是向辛亥革命、向民国的致敬之旅。
而已在收尾的6集移民片《迁徙》，和刚刚开机的10集摄影师人物篇《从照片开始》都是深圳题材，更多民间视野、人文反思。他的十多人团队里，有凤凰卫视原来的纪录片同事，有资深出版人，也有才从大学毕业的学生，不同的经历、性格共聚在纪录片的专业公司里，每天所谈、所争、所拍、所悲欣交集的都是纪录片。邓康延感到很幸运。因为职业和志趣是一体的，人也是志同道合的。
纪录片沉淀于时间，也在与时间赛跑。纪录片人现在所做的与其说是拓展，不如说是坚持。未来的市场是广阔的，尤其在深圳这样的移民之都，虽说是缺少岁月的沉淀，却不缺乏突破的锐气。影像比文字更具力量，将是电脑、手机、视频的播映主角。高技术的普及和市场化，公民意识和记录理念的民间化，各类型纪录片的前景，不可限量。
“即便路很长，我依然相信，远方不远。”邓康延在他19岁的一首诗中写到。
【邓康延先生，生长于西安，曾任职《深圳青年》策划总监、香港卫视《凤凰周刊》主编，现为越众影视有限公司、越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制片人，主要从事纪录片制作。个人著作有《远方不远》、《常常感动》、《老照片新观察》、《一杯江河》等。任主编编着：《最是难忘》、《一滴水的海》、《高处相逢》等。参与电视作品：《太白音画》、《日出》等；纪录片《寻找少校》、《深圳民间记忆》、《岁月山河深圳人》、《发现少校》、《六十年三地歌》等。】
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本该记忆和纪念的人和事正被有意无意的遗忘，而纪录片可能是最好的拯救者和提醒者。邓康延先生就是秉持这样理念和实践的纪录片人。
从最初的《深圳青年》到《凤凰周刊》，以及如今的纪录片制片人，邓康延先生坦言，带有很多感性的选择。在一定的时间追寻一定的事情，是他文章里和纪录片里聚焦的人物，也折射他自己。变化的过程，交织着机缘的闪现，社会的变化，也有命运的提醒。偶然里带有必然。在这条媒体人和独立学者的路上，他是见证者、记录者，也是亲历者。
“发现不应被湮灭的人和事，记录真实，尊重每一个人，正直公理永远是第一位的利益。”
在邓康延先生心目中，有深度、有命运感的纪录片是一个国家、城市的影集，是家国血脉的形象传承，对未来具有史料性、考古学价值。电视剧、电影可以在书斋里编写、酒桌上碰撞，可以随着政治需求把握方向、个人好恶结构人物情节；而纪录片是以真实为呎度，平实客观地把镜头对准人群，甚至主客混为一体，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一起陷入生活的常态。所以历史悲喜剧的讲述，转型期社会矛盾冲突的揭示，都在当事人情绪不平衡的内心袒露中，并构成纪录片平衡世道人心的力量。其实，平实自有生命力，比如，在当时司空见惯的事，多年后的观者会看得啼笑皆非或目瞪口呆，因为里边有了一个悄然掩身入座的角色——时间。
众所周知，纪录片周期长，回报低，目前投资者、播出者、收看者相对落寞，但价值也正在于此。热闹处，是集市，是每天的口粮；冷寂的书店里有口粮以外的东西，但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是在灯火明灭处要看看粮食和星空的关系。这也是纪录片的苦和妙之所在。大事件的结果不能吞噬过程中的细节，如果过程被扭曲，结果下的结论也一定有问题。纪录片就是回溯过程的过程。
邓康延先生称，万事万物都在动态平衡中，他所做的也不例外，既然有内心的回报，一些片子也受到好评，做此事的琐屑艰难和入不敷出也是合理的，是成本。许多纪录片的沉郁、平凡或反主流的激烈，都是纪实的特质，势必会与播出平台与市场有冲突。这时需要的是胡适的理性务实，而非鲁迅的激愤刚烈。比如，中国的纪录片节，既有京沪主流媒体的豪迈张扬，也有云南和南京独立展的低调坚守。他和他的越众影视公司的制作，也许在二者的平台上播放都会有共鸣，毕竟纪录片人的大理念是相通的，需要的是自我坚持中的方式方法。都能实现的不是梦想，都不能实现的也不是梦想，跳着够到的果子最好吃。也因为这份坚持，他得到了很多志同道合朋友的支持，其中来自民间组织也有政府机构，来自文化同道，也有企业社会。
邓康延在恢复高考第一年1977年考入故乡西安矿院地质系，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一边搞科研一边在报刊发表诗歌、散文、杂文、译文，散淡地坚持中渐有影响。1992年南下深圳，改行发展。谈及如何走上文学和影视的道路时，他说：一是不安分的心和一直不变的文学兴趣，另外就是转型期带给每个人的机遇。上山下乡、77级大学生、工科单位、励志青年刊物、新闻时政周刊，独立纪录片的转换过程，是人的性格河流与社会河床的适应与冲撞。这30年，哪个人不是跌宕起伏，四处寻找？每个人创造力探险力的集合，聚拢的是社会活力，也折射着国家的进步。从人性的角度、历史的维度去挖掘或被挖掘，都让他兴奋和忧伤。
近5年间，他和朋友和自己的团队一直沉浸于远征军的那段史料里，先拍了战死于腾冲的美军少校梅姆瑞的故事《寻找少校》。片子与商业无关，也并非宏大叙事，它静静讲述的，只是一个关于遗忘和寻找的故事。历史总是在反反复复中丢失了许多细节，但有时候，细节却决定了人们怎样去记录历史。他们既是在寻找故人故事，也是在寻找内心的安宁与历史的公正。《寻找少校》已在中央电视台、上海纪实频道、安徽卫视、陕西卫视、深圳卫视、凤凰卫视、北美黄河卫视多家电视台播放，获取过2008-2009年度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国电视纪录片长片十佳作品奖”等各项大奖。
历史不应被模糊、歪曲，不管是履行程序上的公正，还是正视他人付出的努力。纪录片就是要追寻来龙去脉，正本清源。历时3年新拍竣的《发现少校》，叙说93岁的远征军少校赵振英的一生坎坷辉煌，要让风烛残年的老兵体味些许最后的温暖。同时，也表达今人对历史的敬畏。此片正待11月底央视十套首播。
成立影视公司三年间，邓康延的越众影视团队已拍摄纪录片50余集，以民间视角审视深圳的发展，用华人流行歌曲去梳理两岸三地的社会变迁，以信仰与财富交缠中的彷徨艺人揭示民族的困惑。他认为，在波澜壮阔的时代潮流里，每一滴水都包含着海。
“我相信冥冥之中有着一种神奇的力量，远征军给的，难于瞑目者给的，未来人给的。正是这种力量支撑我坚持去记录历史的案例，社会的转折，大环境下小人物的命运。”
诚然，纪录片的市场还处在培育之中，但是邓康延认为，纪录片带来的效益可能不是当下的，却有益于以后。
比如说现在寻找二三十年前城市的影像，除了一些会议纪要领导讲话开工典礼，其它鲜活的社会生态元素很少。那么，若要让后世不再失望，现在就得多拍些世情百态、人物事件。历史不可空白。
再比如，正因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大家如蔡元培、胡适等对教育的坚守，才得以让我们有所藉鉴和传承。半个多世纪来为什么再出不了如民国大家的风范和成果？最广博、最形象的思辨可能要数纪录片解读。以鉴古知今看教育的十集纪录片《先生》已在启动，《老课本》系列的纪录片和动画片也已在筹措中，展开的是向辛亥革命、向民国的致敬之旅。
而已在收尾的6集移民片《迁徙》，和刚刚开机的10集摄影师人物篇《从照片开始》都是深圳题材，更多民间视野、人文反思。他的十多人团队里，有凤凰卫视原来的纪录片同事，有资深出版人，也有才从大学毕业的学生，不同的经历、性格共聚在纪录片的专业公司里，每天所谈、所争、所拍、所悲欣交集的都是纪录片。邓康延感到很幸运。因为职业和志趣是一体的，人也是志同道合的。
纪录片沉淀于时间，也在与时间赛跑。纪录片人现在所做的与其说是拓展，不如说是坚持。未来的市场是广阔的，尤其在深圳这样的移民之都，虽说是缺少岁月的沉淀，却不缺乏突破的锐气。影像比文字更具力量，将是电脑、手机、视频的播映主角。高技术的普及和市场化，公民意识和记录理念的民间化，各类型纪录片的前景，不可限量。
“即便路很长，我依然相信，远方不远。”邓康延在他19岁的一首诗中写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