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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借用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通过对《简·爱》不同译本的个案分析，论证译本不仅仅取决于译者的语言知识，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时代的权力话语。论文指出正是当下的权力话语左右着译者的翻译策略，影响着译文中的语言表达和对原文中文化问题的处理，即不同时代的文学译本不再是单纯外国文学的引进，还透射出译者所处时代的权力话语的风云变换。
关键词：权力话语 意识形态 译文 翻译文化转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跳出了狭隘的单纯语言转换层面，进入到跨东西方文化的广阔视阈中。作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必要手段，翻译已远远超越了语言转换的定义，更多地被用来传递文化信息、记载文化及其兴衰演变以及推动社会进步和构建文化传承。翻译也非发生在“真空”当中，而是受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各种各样的话语权力的制约。或言之，从一本著作的不同时间段的译本里，我们总能感受到时代权力话语的痕迹。
译者永远与他/她所处的时代脱不了干系，永远受到其时代文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正如巴斯纳特和勒弗维尔所说，翻译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以特定的方式影响着文学在该社会中所承担的功能。权力话语左右译者的翻译策略，改变译者对具体的语言和文化问题的处理。而了解不同译本的特性对我们探究当时的时代特色又开启了一扇别具风格之门。
二 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是20世纪极富挑战性和反叛性的法国思想家，他在尼采的“权力意志”的启发下，从后现代的理论视角把权力理论引入话语理论，讨论话语（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福柯在《词语的秩序》里指出：在任何社会，话语都受到若干程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这“若干程序”就是权力的形式。没有纯粹的、不计功利的话语，因而人们没有谈论一切的自由，因为话语本身也会转化为一种权力。
“权力”像一种网络，弥漫于人类存在的全部领域，包括一切控制力和支配力。任何人都不可能独立于这个网络而存在。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时期这些权力是不断变化着的。权力与话语善恶交织，密不可分。权力以话语得以实现，话语以权力得以表达。福柯认为（西方）社会并非仅由国家机器维持，而是得到一张权力/知识巨网的保障，这套隐形的“文网语阱”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
在通常情况下，作者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文本会有某种意识形态色彩，读者对此也往往浑然不觉。但这种隐形的时代权力话语在译者对译著材料的筛选和译文的遣词造句上却都会有所表现。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同一部文学经典就会有几种不同阐释和表现手法的译本。也正是由于不同译本的存在，我们才可以来反观其时的权力话语是风声鹤唳、狂风骤雨还是风和日丽、春意盎然。
下面就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分析入手，比较《简·爱》的三部中译本，它们分别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李霁野译）、80年代（祝庆英译）和90年代（黄源深译）。比较的目的在于呈现权力话语是如何在译本中生成时代特色并产生影响的。
三 时代权力话语对《简·爱》译本的影响
福柯从社会学角度诠释了话语（包括文本等）的概念，认为话语的完整性包括有意识行为和无意识行为，话语可以是有声的，也可以是无声的。费尔克拉夫也认为话语既有语言意义，也有非语言意义。福柯在进一步的系谱学研究方法中提出话语实践可转为权力运作。权力的话语本质是指话语的实践和使用技巧，同时话语又具有政治本质性和社会变革性。
时代权力话语的解读就是运用后现代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来分析当下的话语，理解文本，并由此透视权力运作。权力话语对译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非语言层面和语言层面两大方面。在非语言层面主要表现为原文本的选择和读者对译文本的接受上。因为原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应用就揭示了外语中当下话语的在场还是偏离，中心还是边缘。时代权力话语对语言层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句式、词汇、音译词和翻译注释等方面的处理上。
1 非语言层面
文学作为语言最强烈的表达，体现了权力无所不在的统治力量，隐含着浓重的权力话语。而文学作品的翻译虽说要体现原文所处的社会、文化、政治等诸多因素所构成的权力话语，但其不可避免地还要受到译者本身所处的权力话语体系的影响和制约，译者翻译他人作品时候总是或多或少地用自身时代的标准来处理操作原文本中的角色。
《简·爱》一书进入中国就是一个时代权力话语操纵的过程，它本身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简·爱》初到中国是在20世纪20年代，当时中国正经历着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和五四运动，人们急需引进新的思想和新的风气，更迫切地找寻人类的平等，妇女的解放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方案。1935-1936年间，李霁野先生翻译的《简·爱》一书应时而生。当时在选择翻译外语文本时，多倾向于译介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文化，译语在内容上也有归化于目的语（英语）的嗜好和偏见，并让读者陶醉在转化成为自己文化的异地文化之中。
而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受左倾思潮的影响，人们对《简·爱》具有强烈的阶级批判意识。当时对欧风美雨的批判也基本禁止了外国文学的引进和推介。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大潮，人们对西方文化有了新的认识，但马列主义的解读随处可见。在祝庆英先生的译本中我们也很容易找到这些蛛丝马迹，看到时代权力话语留下的身影。当社会进入20世纪90年代，人们又开始以新的视角，特别是后结构主义视角来看待问题。黄源深1993年翻译出版的《简·爱》一书被认为是一本“带有深厚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小说”。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翻译，不同的翻译方法看似译者个人的选择，但体现的却是其身后的权力关系。译者实际上是话语权力的承受者和执行者。时代权力话语常常以隐性的方式呈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中。而文学在政治这面光怪陆离的凹凸镜下，也常常折射出时代权力话语的光波。译文本同样在话语风貌和意象构筑上都程度不同地镌刻着当下的烙印，回响着权力话语的时代强音。 2 语言层面
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影响下，译者形成了个人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等，对译文的处理上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李霁野生活的30年代白话文正在兴起，欧式句型非常普遍，“句子又长又古板，且带有又长又笨重的定语”。当时所有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都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即唤醒中国人民大众的觉悟，建立一个新世界。作为当中的一员，李先生在其译本中自然而然地就使用了带有强烈时代性的词汇。而对于经过文化大革命时代的祝庆英先生，“安享天伦”和“恩准”等字眼在当时却带有资产阶级的色彩，代表落后的思想。90年代的黄译本里面的“乡巴佬”“蜕变”等词却表现了一种生活的幽默调皮，很适合当时经济快速发展、生活多姿多彩的中国。
另外，通过汉字，我们在文本中对音译词的翻译处理上，也很容易发现当下的权力话语对译文的影响。《简·爱》译本中的音译词主要表现在一些实体词上。除了一些约定俗成的人名如“约翰”“杰克”和最常用的“简·爱”外，其他的实体词翻译在译本中也是各具特色。由于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如英国的汉学家Creel所说，“我们所特别注意的是（英语的）声音代表含义，而汉字特别关注的是它的书写形式，汉字对于眼睛有暗示性，能让人马上想起它的意义和生动形象的图片，而不必带有声音的介入”。从三译本对人名的翻译中可见一斑。李本中的女性名字远远不如祝和黄译本中的显著。祝和黄的译本中多用了如“娜、莎、葆、娅、茜”等具有女性特色的字，而李本中的名字却不容易体现其性别。而李本中的名字却多有中国姓氏的影子，如“林、马、布、狄、李”等。因为20世纪30年代刚兴起妇女解放运动，在文字上也要尽可能消除有女性偏旁部首的被认为有贬义的字眼，众多的姓氏让刚接触外国文学的中国青年对外国有更多的认同感。而八九十年代开始追求的小资情调却又喜欢上了那些温情的体现女性特色的文字。从权力话语的角度来看，这种人名的翻译也吻合了当时的时代特色，蕴涵着深邃的政治文化内涵。
时代权力话语受文化影响至深，在这种权力话语制约下进行的文化交流包括翻译活动又影响并刺激着文化的发展。当译者要告诉读者有关原文本的一些文化附带信息时，一般都通过翻译注释来进行。所以，译本的翻译注释就给译者操纵原文本展示了一个很大的平台。从中也很容易看出权力话语对译本的影响。
《简·爱》一书不仅有许多的法语和德语，而且还有许多中文读者不清楚的宗教知识、历史文学知识、神话故事和新奇事物等等。译者对译本的注释都会比较小心，因为这对读者有很大的影响。笔者对这三个译本的注释进行了一个统计，发现李本的注释最少，祝本的注释最多。为什么译者会采取这样的策略？结合当时的历史现实，就很容易找出其主要原因。在李霁野先生所处的三四十年代，当时的读者群以有抱负的进步青年学生为主，急切需要了解的是外国的新思想，所以李本以注重文本的思想连贯性为主，对其注释就做得很少。祝庆英先生的译本是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的时期，大多数人尤其是青年人都荒废了学业，祝先生认为自己有责任为读者指出这些信息，以澄清许多人对西方文化的困惑，让读者更好地欣赏这本经典小说的魅力，所以其注释相对较多。而黄先生的译本是在人们重视国际文化交流的90年代，人们倾向于了解更多的西方文化，而《圣经》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黄本对其相关知识的解释就较多。而且当时人们开始向经典文学发出挑战，在黄本中就多是对原文本的质疑，如原文本中的意思表达错误或文字的缺省等。根据福柯的理论，正是译文本所处的历史和文学地位，即当时的权力话语，允许了这种翻译的偏离。
四 结语
时代权力话语不仅影响着译文本的面貌，也影响着译文读者对译作的接受。翻译活动决不是文人雅士们书斋中的文字游戏，而是受社会、文化、历史、意识形态、道德伦理、价值观所制约着的活动。因此，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活动，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脱离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
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译文本的特征，如译文是动态的，具有开放性，人们对译本的阐释随着人类和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更新；译文具有社会性，受时代权力话语的制约；译文是实践的，翻译活动脱离不了人为的操作；译文更具有时代性，所以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译文本的问题。
重视译文本的时代权力话语特征，有助于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文学翻译，从多元的角度来理解文学翻译，了解译文中强烈的时代性、力透纸背的批判性与高屋建瓴的前瞻性。如此以来，我们不仅欣赏了不同风格的译者带来的饕餮盛宴，还体会了不同译者所处时代的风雨沧桑。
注：本文系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国内访问学者经费资助项目。
参考文献：
[1] Bassinet,S.& Lefevere,A.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Coursebook[C]London: Routledge.1992.
[2] Selden,Raman etc.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M].Be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
[3] Foucault,Michel.The Order of Things,Archaeology of Human Sciences[M].Trans. Colin Garden.New York:Vintage Books,1973.
[4] 吕俊：《翻译研究：从文本理论到权力话语》，《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5] Foucault,Michel.Discipline and Punish[M].Trans.Colin Garden.New York:Vintage Book,1979.
[6] Fairclough,Norman.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M].Cambridge,1992.
[7] Venuti,Lawrence.The Scandal of Translation: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M]. London:Routledge.1998.
[8] 赵罗蕤：《我的读书生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9] Creel,Herrlee G.The Birth of China:A Survey of the Formative Period of Chinese Civilization[M].New York:Reynal & Hitchcock.1937.
[10] 吕俊：《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简介：刘娜，女，1977—，山东青岛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话语分析、中西文化对比与翻译，工作单位：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关键词：权力话语 意识形态 译文 翻译文化转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跳出了狭隘的单纯语言转换层面，进入到跨东西方文化的广阔视阈中。作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必要手段，翻译已远远超越了语言转换的定义，更多地被用来传递文化信息、记载文化及其兴衰演变以及推动社会进步和构建文化传承。翻译也非发生在“真空”当中，而是受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各种各样的话语权力的制约。或言之，从一本著作的不同时间段的译本里，我们总能感受到时代权力话语的痕迹。
译者永远与他/她所处的时代脱不了干系，永远受到其时代文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正如巴斯纳特和勒弗维尔所说，翻译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以特定的方式影响着文学在该社会中所承担的功能。权力话语左右译者的翻译策略，改变译者对具体的语言和文化问题的处理。而了解不同译本的特性对我们探究当时的时代特色又开启了一扇别具风格之门。
二 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是20世纪极富挑战性和反叛性的法国思想家，他在尼采的“权力意志”的启发下，从后现代的理论视角把权力理论引入话语理论，讨论话语（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福柯在《词语的秩序》里指出：在任何社会，话语都受到若干程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这“若干程序”就是权力的形式。没有纯粹的、不计功利的话语，因而人们没有谈论一切的自由，因为话语本身也会转化为一种权力。
“权力”像一种网络，弥漫于人类存在的全部领域，包括一切控制力和支配力。任何人都不可能独立于这个网络而存在。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时期这些权力是不断变化着的。权力与话语善恶交织，密不可分。权力以话语得以实现，话语以权力得以表达。福柯认为（西方）社会并非仅由国家机器维持，而是得到一张权力/知识巨网的保障，这套隐形的“文网语阱”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
在通常情况下，作者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文本会有某种意识形态色彩，读者对此也往往浑然不觉。但这种隐形的时代权力话语在译者对译著材料的筛选和译文的遣词造句上却都会有所表现。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同一部文学经典就会有几种不同阐释和表现手法的译本。也正是由于不同译本的存在，我们才可以来反观其时的权力话语是风声鹤唳、狂风骤雨还是风和日丽、春意盎然。
下面就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分析入手，比较《简·爱》的三部中译本，它们分别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李霁野译）、80年代（祝庆英译）和90年代（黄源深译）。比较的目的在于呈现权力话语是如何在译本中生成时代特色并产生影响的。
三 时代权力话语对《简·爱》译本的影响
福柯从社会学角度诠释了话语（包括文本等）的概念，认为话语的完整性包括有意识行为和无意识行为，话语可以是有声的，也可以是无声的。费尔克拉夫也认为话语既有语言意义，也有非语言意义。福柯在进一步的系谱学研究方法中提出话语实践可转为权力运作。权力的话语本质是指话语的实践和使用技巧，同时话语又具有政治本质性和社会变革性。
时代权力话语的解读就是运用后现代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来分析当下的话语，理解文本，并由此透视权力运作。权力话语对译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非语言层面和语言层面两大方面。在非语言层面主要表现为原文本的选择和读者对译文本的接受上。因为原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应用就揭示了外语中当下话语的在场还是偏离，中心还是边缘。时代权力话语对语言层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句式、词汇、音译词和翻译注释等方面的处理上。
1 非语言层面
文学作为语言最强烈的表达，体现了权力无所不在的统治力量，隐含着浓重的权力话语。而文学作品的翻译虽说要体现原文所处的社会、文化、政治等诸多因素所构成的权力话语，但其不可避免地还要受到译者本身所处的权力话语体系的影响和制约，译者翻译他人作品时候总是或多或少地用自身时代的标准来处理操作原文本中的角色。
《简·爱》一书进入中国就是一个时代权力话语操纵的过程，它本身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简·爱》初到中国是在20世纪20年代，当时中国正经历着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和五四运动，人们急需引进新的思想和新的风气，更迫切地找寻人类的平等，妇女的解放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方案。1935-1936年间，李霁野先生翻译的《简·爱》一书应时而生。当时在选择翻译外语文本时，多倾向于译介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文化，译语在内容上也有归化于目的语（英语）的嗜好和偏见，并让读者陶醉在转化成为自己文化的异地文化之中。
而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受左倾思潮的影响，人们对《简·爱》具有强烈的阶级批判意识。当时对欧风美雨的批判也基本禁止了外国文学的引进和推介。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大潮，人们对西方文化有了新的认识，但马列主义的解读随处可见。在祝庆英先生的译本中我们也很容易找到这些蛛丝马迹，看到时代权力话语留下的身影。当社会进入20世纪90年代，人们又开始以新的视角，特别是后结构主义视角来看待问题。黄源深1993年翻译出版的《简·爱》一书被认为是一本“带有深厚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小说”。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翻译，不同的翻译方法看似译者个人的选择，但体现的却是其身后的权力关系。译者实际上是话语权力的承受者和执行者。时代权力话语常常以隐性的方式呈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中。而文学在政治这面光怪陆离的凹凸镜下，也常常折射出时代权力话语的光波。译文本同样在话语风貌和意象构筑上都程度不同地镌刻着当下的烙印，回响着权力话语的时代强音。 2 语言层面
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影响下，译者形成了个人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等，对译文的处理上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李霁野生活的30年代白话文正在兴起，欧式句型非常普遍，“句子又长又古板，且带有又长又笨重的定语”。当时所有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都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即唤醒中国人民大众的觉悟，建立一个新世界。作为当中的一员，李先生在其译本中自然而然地就使用了带有强烈时代性的词汇。而对于经过文化大革命时代的祝庆英先生，“安享天伦”和“恩准”等字眼在当时却带有资产阶级的色彩，代表落后的思想。90年代的黄译本里面的“乡巴佬”“蜕变”等词却表现了一种生活的幽默调皮，很适合当时经济快速发展、生活多姿多彩的中国。
另外，通过汉字，我们在文本中对音译词的翻译处理上，也很容易发现当下的权力话语对译文的影响。《简·爱》译本中的音译词主要表现在一些实体词上。除了一些约定俗成的人名如“约翰”“杰克”和最常用的“简·爱”外，其他的实体词翻译在译本中也是各具特色。由于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如英国的汉学家Creel所说，“我们所特别注意的是（英语的）声音代表含义，而汉字特别关注的是它的书写形式，汉字对于眼睛有暗示性，能让人马上想起它的意义和生动形象的图片，而不必带有声音的介入”。从三译本对人名的翻译中可见一斑。李本中的女性名字远远不如祝和黄译本中的显著。祝和黄的译本中多用了如“娜、莎、葆、娅、茜”等具有女性特色的字，而李本中的名字却不容易体现其性别。而李本中的名字却多有中国姓氏的影子，如“林、马、布、狄、李”等。因为20世纪30年代刚兴起妇女解放运动，在文字上也要尽可能消除有女性偏旁部首的被认为有贬义的字眼，众多的姓氏让刚接触外国文学的中国青年对外国有更多的认同感。而八九十年代开始追求的小资情调却又喜欢上了那些温情的体现女性特色的文字。从权力话语的角度来看，这种人名的翻译也吻合了当时的时代特色，蕴涵着深邃的政治文化内涵。
时代权力话语受文化影响至深，在这种权力话语制约下进行的文化交流包括翻译活动又影响并刺激着文化的发展。当译者要告诉读者有关原文本的一些文化附带信息时，一般都通过翻译注释来进行。所以，译本的翻译注释就给译者操纵原文本展示了一个很大的平台。从中也很容易看出权力话语对译本的影响。
《简·爱》一书不仅有许多的法语和德语，而且还有许多中文读者不清楚的宗教知识、历史文学知识、神话故事和新奇事物等等。译者对译本的注释都会比较小心，因为这对读者有很大的影响。笔者对这三个译本的注释进行了一个统计，发现李本的注释最少，祝本的注释最多。为什么译者会采取这样的策略？结合当时的历史现实，就很容易找出其主要原因。在李霁野先生所处的三四十年代，当时的读者群以有抱负的进步青年学生为主，急切需要了解的是外国的新思想，所以李本以注重文本的思想连贯性为主，对其注释就做得很少。祝庆英先生的译本是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的时期，大多数人尤其是青年人都荒废了学业，祝先生认为自己有责任为读者指出这些信息，以澄清许多人对西方文化的困惑，让读者更好地欣赏这本经典小说的魅力，所以其注释相对较多。而黄先生的译本是在人们重视国际文化交流的90年代，人们倾向于了解更多的西方文化，而《圣经》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黄本对其相关知识的解释就较多。而且当时人们开始向经典文学发出挑战，在黄本中就多是对原文本的质疑，如原文本中的意思表达错误或文字的缺省等。根据福柯的理论，正是译文本所处的历史和文学地位，即当时的权力话语，允许了这种翻译的偏离。
四 结语
时代权力话语不仅影响着译文本的面貌，也影响着译文读者对译作的接受。翻译活动决不是文人雅士们书斋中的文字游戏，而是受社会、文化、历史、意识形态、道德伦理、价值观所制约着的活动。因此，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活动，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脱离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
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译文本的特征，如译文是动态的，具有开放性，人们对译本的阐释随着人类和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更新；译文具有社会性，受时代权力话语的制约；译文是实践的，翻译活动脱离不了人为的操作；译文更具有时代性，所以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译文本的问题。
重视译文本的时代权力话语特征，有助于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文学翻译，从多元的角度来理解文学翻译，了解译文中强烈的时代性、力透纸背的批判性与高屋建瓴的前瞻性。如此以来，我们不仅欣赏了不同风格的译者带来的饕餮盛宴，还体会了不同译者所处时代的风雨沧桑。
注：本文系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国内访问学者经费资助项目。
参考文献：
[1] Bassinet,S.& Lefevere,A.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Coursebook[C]London: Routledge.1992.
[2] Selden,Raman etc.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M].Be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
[3] Foucault,Michel.The Order of Things,Archaeology of Human Sciences[M].Trans. Colin Garden.New York:Vintage Books,1973.
[4] 吕俊：《翻译研究：从文本理论到权力话语》，《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5] Foucault,Michel.Discipline and Punish[M].Trans.Colin Garden.New York:Vintage Book,1979.
[6] Fairclough,Norman.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M].Cambridge,1992.
[7] Venuti,Lawrence.The Scandal of Translation: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M]. London:Routledge.1998.
[8] 赵罗蕤：《我的读书生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9] Creel,Herrlee G.The Birth of China:A Survey of the Formative Period of Chinese Civilization[M].New York:Reynal & Hitchcock.1937.
[10] 吕俊：《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简介：刘娜，女，1977—，山东青岛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话语分析、中西文化对比与翻译，工作单位：山东外贸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