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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期间，桂林木刻艺术空前繁荣木刻画家云集桂林，加之木刻画可以重复印制的特点，有利于形成批量制作，广泛宣传抗日救亡长达6年的桂林木刻抗战运动，以抗日战争为核心题材，创作了丰富的传世木刻作品桂林木刻运动的经验告诉人们，艰难困苦的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推进艺术繁荣的动力，只有具备深邃思想的艺术家才能创作出有灵魂的艺术作品，澎湃的创作激情，是成就木刻艺术家不可或缺的条件，兼收并蓄、拥有坚实的绘画基础和娴熟的木刻技巧是产生桂林木刻艺术的前提。
【关键词】抗战；桂林；木刻艺术；成就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华民族处于灾难深重的岁月。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发动全面战争，北平岌岌可危。同年11月5日，日军在上海金山卫登陆，上海沦陷。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陷南京，翌年10月武汉失守，日寇的铁蹄踏入到中国的心脏。中华民族面临国破家亡，处于最危险的时刻。
随着北平、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的相继沦陷，人们从沦陷区撤退到处于抗战大后方的重庆、桂林。桂林这座边陲的小城，人口由战前的7万余人，猛增到50万余人。在这股滚滚而来的人流中有众多的爱国志士、文化名人和数不清的进步文化人士。在桂林，他们用手中的笔作匕首、作投枪，广泛开展抗战文化活动，形成了桂林文化史上空前的繁荣时期。
在抗战文化的滚滚洪流中，有一股涓涓细流放射出耀眼的波光，这就是由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新兴木刻艺术。
1938年武汉失守之后，一部分木刻艺术家北上延安，另一部分木刻艺术家南下桂林或西赴重庆，分别形成了解放区抗战木刻艺术和国统区抗战木刻艺术。在桂林，运用木刻艺术全身心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艺术家有黄新波、赖少其、刘建庵、张在民、李桦、陈烟桥、陆田、野夫、卢鸿基、龙廷坝、周令钊、温涛、钟惠若、蔡迪支、杨纳维、易琼、陈更新等等，他们分别来自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海南、湖南、广西。其中年龄最大的李桦32岁（1907年出生），最小的周令钊20岁（1919年出生）。在今人看来，20岁的年龄还是一个在父母身边的孩子。然而，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这群年轻的木刻艺术家离别家乡、告别亲人、远离父母，怀着满腔的抗战热忱，勇敢而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战文化的洪流中，用青春和热血、用激情和梦想克服和战胜眼前的以及未来不可预见的艰难困苦，拿起手中的刻刀，刻划出一幅又一幅的木刻画，塑造出一个又一个鲜活的抗战场景和人物形象，通过报纸、杂志、传单、举办固定或流动画展等形式，高扬抗日救亡的旗帜，揭露日本法西斯的战争罪行，展示中华民族的苦难，激发劳苦大众的抗战激情，在抗战文化史上书写着浓墨重彩的篇章。
抗战时期，国破家亡，物质财富极度贫乏，从祖国各地汇集到桂林的木刻艺术家毫不例外地要经受饥饿、寒冷、酷热、疾病的考验。据报载，中华全国木刻工作者协会的成员，当时大多以教书为生，他们分别在桂林中学、逸仙中学、立达中学和广西艺术师资训练班任美术老师，依靠微薄的薪金维持生存。他们的居住、创作环境极其简陋，如租住在桂林东郊龙隐岩前施家园的葡萄酒厂内的木刻艺术家，将一间约20多平方米的竹木平房隔成两间，里间摆4张架床，张在民、李桦、黄新波、温涛、刘建庵、陈仲刚、廖冰兄、周令钊同住在仅10平方米的隔间里，小屋内泥巴地面、阴暗潮湿、空气极差，外间稍大，放置两张破旧木桌，几张矮凳。晚上他们依靠昏暗的煤油灯看书学习和进行抗日木刻画的创作。为了抗战，他们通常忘记时间，通宵达旦地创作。这群20多岁的年轻木刻艺术家，在如此简陋而艰苦的处境中，创作了众多的以抗战为主题，令日本侵略者心惊胆颤、令抗日军民备受鼓舞的木刻传世之作，在苦难中迸发出木刻艺术之光，他们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践行着“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成才之路。
一、桂林木刻艺术繁荣的原因
抗战期间，桂林木刻艺术空前繁荣。究其原因，在于南京、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后，桂林、重庆、昆明等地成为抗战的大后方。全国各地的青年木刻画家随着战略大撤退汇聚抗战大后方，其中一部分进入延安，另一部分来到桂林、重庆、昆明等地。据统计，桂林荟萃了全国250多位美术教育家、画家，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徐悲鸿、李铁夫、丰子恺、刘思慕、关山月等，还包括后来成为著名版画家的李桦、黄新波、赖少其、廖冰兄、龙廷坝等。众多美术家尤其是木刻画家云集桂林，为桂林的抗日木刻宣传运动提供了充足的人才条件。
木刻画作为一个新兴画种，在20世纪30年代由鲁迅先生倡导，在中国兴起。木刻画的制作与油画、国画相比较用材更为简便，只需要木板和木刻刀即可制作。木板雕刻之后可以重复多次印刷，相对不可重复印制的油画、国画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抗战时期，物资匮乏，油画所必需的油彩、松节油、画布、画笔短缺，国画所必需的宣纸、毛笔、砚台、墨也十分紧张，木刻画所需刻刀、木板可以就地取材，十分方便获得。由于木刻画可以重复印制的特点，有利于形成批量制作，广泛张贴，有利于广泛宣传抗日救亡、激发民众的抗日激情，有利于发挥绘画作为抗日救亡运动的社会功能。
抗战时期，文化艺术是有效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广泛动员中国军民团结抗日的重要手段。艺术为抗日救亡服务、为中华民族图存服务已成为所有中国儿女的共识。作为有血有肉的木刻青年艺术家，为了祖国的利益，为了民族的存亡必须义无反顾地拿起手中的刻刀，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而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不仅需要在前方战场同日军浴血奋战的铁血战士，也需要在后方鼓动和组织民众的文学家、美术家、音乐家，他们采用一切文学艺术形式，凝集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动力，鼓舞军民的士气和斗志，坚定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直至最终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时代需要木刻艺术，时代催生了中国人民自己的木刻艺术家！这是抗战期间桂林形成全国抗日木刻运动中心的重要原因。
二、桂林木刻艺术的成就
抗战期间，桂林木刻运动前后约有6年。1938年底武汉沦陷后，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从武汉迁往重庆，桂林成立办事处，赖少其、刘建庵、张在民等负责办事处的工作。1939年7月15日，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由重庆迁往桂林，标志着桂林成为全国木刻艺术的中心，协会由黄新波、赖少其、刘建庵等人负责。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当局惧怕包括木刻艺术运动在内的进步力量的壮大，以莫须有的罪名，强行解散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然而进步的、充满激情和勇气的年轻木刻艺术家们并没有停止战斗，翌年1月，王琦、刃锋、陈烟桥等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木刻研究会，2月在桂林成立分会。
1944年11月，桂林沦陷。为躲避战火，木刻艺术家撤离桂林，桂林木刻艺术运动归于沉寂。
在长达6年的桂林木刻抗战运动中，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木刻艺术家们，以抗日战争为核心题材，创作了丰硕的传世木刻作品。他们采用举办画展、出版刊物或书籍、举行木刻讲座等形式，宣传普及木刻艺术理论知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罪行，鼓舞中国军民抗日到底的斗志。
（一）抗战期间桂林是中国举办包括木刻画在内的画展最活跃、最频繁的城市。画家们采用举办画展的形式宣传抗战，激发人民救民族于危难的抗战热忱。据统计，抗战期间桂林共举办画展89次，其中1943年举办画展达39次，几乎每周都有画家举办画展。画展的形式主要有两种，即在学校礼堂、剧场固定场所举办的画展和操场、街头、巷尾等开放性场所举办的流动性画展。画展的主体既有个人画展也有团体画展。画展的核心内容是从各个侧面表现抗战这一关系民族存亡的主题。木刻画艺术家同国画、油画、水彩画艺术家一道积极参与综合性画展，包括参加徐悲鸿先生策划举办的“广西全省首届美展”“广西各界抗战募捐书画展”等等。与此同时，还举办了专门木刻展览。其中，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是1939年春，在桂林街头举办的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桂林办事处木刻展览，参展木刻作品达400多幅。木刻艺术家们以木刻为武器，揭露日本法西斯的罪行，讴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顽强斗志。
1939年10月19日，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在乐群社大礼堂展出“纪念鲁迅先生木刻展览”。展览共收集作品400多幅，其中鲁迅照片50多幅，国内木刻家新作200多幅，国外木刻作品100多幅，国内民间作品80多幅，前来观看展览的人数达4万多人。即使在今天，举办规模如此宏大、内容如此丰富、艺术感染力如此之强的同类展览也属罕见。
1942年10月，中国木刻研究会桂林分会举办了第一届全国双十木刻展览会，参展作品达130多幅。主要内容反映中国军民顽强抗战，也有表现人民大众要求民主权利、揭露国民政府苛捐杂税以及社会黑暗面的。桂林展出结束后，到柳州、宜州等地巡展。在交通极不便利的条件下，举办规模如此之大的跨地区巡展，藉此可见桂林分会组织者和木刻艺术家的空前热情。
1943年，该分会又在桂林举办了第二届全国双十木刻展览会，参展木刻画家50多人，作品260多幅。展览结束，先后两次到柳州、百色等地巡回展出，充分发挥了桂林作为全国木刻艺术中心的辐射作用。
（二）抗战期间，桂林木刻家们以满腔的热情研究木刻艺术理论，总结木刻创作心得，普及木刻知识。出版了20多种木刻理论书籍或画册，其中木刻学术理论著作有野夫的《木刻手册》、李桦的《木刻教程》《美术新论》等。发表木刻艺术理论探索文章数百篇，较有影响的有李桦的《试论木刻的民族形式》《关于中国的木刻遗产》、黄新波、刘建庵合作的《关于新木刻的一个旧问题》以及黄新波、李桦、刘建庵、廖冰兄、温涛共同发表的长达两万字的理论文章《十年来中国木刻运动的总检讨》、刘建庵的《“九九”感言》《木刻的新转向——（救亡木刻）创刊词、街头木刻展开幕词》等等。这些著述和文章尽管只涉及木刻艺术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其理论的广度和深度稍显浅显，然而在抗战时期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体现了桂林的年轻木刻艺术家们克服困难、坚持为艺术而献身、为民族存亡而奋斗的精神，他们总结和阐释了新兴木刻的理论与技巧，揭示了木刻艺术与抗日救亡运动关系，对于宣传和普及新兴木刻艺术，激发民众抗日救亡的斗志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三）抗日时期艰苦处境的磨砺，迸发了年青木刻艺术家们的创作激情，产生众多以抗日图存为主题，时代特点鲜明、艺术表现力强烈、手法独特细腻的传世木刻艺术作品。其中有李桦的《爸爸，我也要打鬼子去》《上海的守卫》《疯狂的杀人者》《在野战医院的手术室里》；张在民的连环木刻《襄河圣血》《变敌人的后方为前方》《胜利属于人民》《耕》等；廖冰兄的《拿起犁耙耕田，擎起枪杆自卫》《日本军阀的悲哀》《保卫西南》《众志成城》等；黄新波的木刻连续画《老当益壮》《爱》，木刻集《心曲》《木刻新选》以及木刻作品《以战斗纪念战斗的五月》《广西妇女起来保卫西南》《生的要为死的报仇》《伸出你仁爱的手》《他并没有死去》《失地收复之后》《准备》《还击》等；刘建庵的木刻连环画《老鹰和日本飞机》，木刻作品《好男要当兵》《谁使我们流浪》《起来，中国的儿童们！》《敌人来了》《不要后退》《“同志，你的血不会白流的！”》《誓死不做亡国奴》等，蔡迪支的《何处安家》《破碎的家园》《饥饿的孩子》《难童的午餐》《桂林紧急疏散》等，钟惠若的《抗战》《兽行》《劫后》等；龙廷坝的《月夜控诉》《无家可归》《孤儿寡母》《流浪者》《抗战到底》《抓壮丁》《春天里的冬天》等，陈更新的《敌机轰炸后》等，杨纳维的《紧急撤退》等。人们只要看这些作品的标题毋须观摩这些作品即可领会到，桂林木刻艺术家紧扣抗日救亡图存的时代脉搏，以木刻艺术形式及生动鲜活的艺术语言和艺术形象揭露日本强盗蹂躏中华民族的血腥罪行，鼓动中国军民抗日图存的意志，表达中国人民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坚强决心。那一幅幅木刻作品如同投枪、匕首，枪枪射向敌人，刀刀剌进日寇的心脏。
（四）坚持培训与教学，普及木刻艺术。抗战期间，年轻的木刻艺术家们为了自身生存的需要，大多数在桂林中学、逸仙中学、立达中学任美术老师，给中学生传授木刻艺术知识，以获得微薄的薪金收入，藉以维持最低的日常支出。为培养木刻新生力量，普及木刻艺术知识，他们还举办木刻讲座、战时绘画训练班、函授班，诸如1937年，应广西版画研究会邀请，李桦连续三个星期，每晚用两个小时，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给桂林木刻青年讲授“刻刀之使用”等木刻艺术知识。1940年4月由温涛、黄新波、廖冰兄、刘建庵、李桦等主讲的“漫画与木刻讲座”，内容涉及漫画及木刻运动的发展方向、制作技术等等。同年8月，黄新波积极参加“文协”桂林分会和“木协”总会联合举办的“暑期文艺写作研究班”，主讲人有夏衍、欧阳予倩、艾芜、司马文森、黄新波、聂绀弩等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黄新波、温涛讲授了“绘画艺术”和“木刻艺术”，为木刻艺术的普及和推广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41年8月木刻艺术家刘建庵在广西省立艺术馆主讲了“版画研究”课程，翌年7月又在该馆举办的暑假美术讲座中主讲木刻艺术。正是他们的辛勤耕耘，他们在战时播撒的木刻艺术种子深深地根植在桂林这块热土上，发芽、生根、开花、结果，为桂林这座风景秀丽的城市得以成为1982年国务院公布的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桂林木刻艺术的几点启示
自1939年冬赖少其、刘建庵、张在民等在桂林建立全国木刻协会桂林办事处算起，桂林木刻抗日救亡运动已过去了70多年。回顾历史，总结历史经验，从历史中汲取营养，进而推动现代版画艺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实现我国版画艺术的兴盛与繁荣。 抗战时期桂林木刻运动告诉人们，艰难困苦的环境不是木刻艺术繁荣的羁绊，恰恰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推进艺术繁荣的动力，是艺术家创作激情和灵感的源泉。抗战期间，木刻艺术家们颠沛流离，他们不仅没有基本的生活来源和安定的创作环境，甚至连生命也没有保障，这群20来岁的年轻木刻艺术家完全处于一种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状态中。在苦难面前，他们没有退缩，为了艺术，他们敢于面对困难，敢于克服和战胜困难。桂林版画家宋克君回忆在广西进行抗战美术宣传时说“我们在路上都是一路走一路画，画画的材料就是石灰、黄泥巴这些东西，在村前村后的树上、墙壁上进行抗战宣传。”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打牢了坚实的素描、木刻基础，创作了大量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木刻画作品，书写着闪耀人类智慧之光的中国抗战木刻画历史。
只有有思想的艺术家才能创作有灵魂的艺术作品，这是抗战时期桂林木刻运动带给人们的另一点启示。抗战时期，木刻艺术就是为抗日救亡服务，为中华民族图存服务。年轻的艺术家们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杂念，思想纯净得如天山之水、和田之玉，洁白无瑕。在他们的艺术字典里，只有国家和民族。崇高的使命、高尚的情操、深邃的思想是他们迸发创作激情、捕捉创作题材、突出作品主题的原动力。打开他们的作品，每一幅都紧扣时代主题，折射出时代精神的精华，闪烁着艺术家的智慧之光。他们是用心在作画、用脑在作画、用血与火的生动现实在作画。在他们的作品中，无一不透出中华民族文明之光、中国青年木刻画家的智慧之光。
澎湃的创作激情，是成就木刻艺术家不可或缺的条件。抗战期间，桂林木刻艺术家们是由一群20岁出头的年轻人组成，他们有梦想、有激情，极其热爱木刻艺术。木刻画的创作就是作者把自己的绘画作品运用木刻艺术形式表现在质地坚硬的木板上。一幅精品木刻画需要1-2个月时间甚至更长。长时间使用木刻刀，木刻画家的食指骨节会弯曲变形。面对困苦，年轻的木刻画家们勇敢地迎上去，以满腔地热忱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如黄新波的木刻作品《真勇者》《孤独》以富于诗意的构思和满腔热血的愤怒控诉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痛苦，李桦的木刻作品《爸爸我也要打鬼子去》《反攻》艺术地展现了中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并突现了作者自己饱满的创作激情。据统计，自1937年7月至1944年8月短短7年时间，桂林举办了89场各类画展。正是这些充满激情的年轻人，使桂林成为战时整个中国举办画展最频繁、最活跃的城市。
兼收并蓄并拥有坚实的绘画基础和娴熟的木刻技巧是成就桂林木刻艺术家的前提条件。由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在木刻形式上引进了西方艺术家珂勒惠支、蒙克等表现主义手法。抗战时期，桂林年轻的木刻艺术家大胆地吸取西方版画艺术的营养。如黄新波创作的《他并没有死去》木刻作品，对于象征隐喻的表达，更为强调对文学手法表现运用。根据抗战时期桂林木刻画家生平经历，他们绝大多数毕业于美术学校，具备扎实的木刻基础。诸如李桦毕业于日本川端美术学校，黄新波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刘建庵毕业于上海艺专，龙廷坝毕业于广西省立艺术师资训练班，等等。当时，他们就读的学校属于美术最高学府。他们经历专业美术学校系统训练，打下了坚实的造型艺术基础，为他们日后在桂林从事木刻艺术抗日救亡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桂林木刻抗日救亡运动已过去70多年了。追忆这段历史不是为了猎奇，更不是沉湎于过去，如果人们能够从中吸取到发展和繁荣当代中国版画艺术的某种启示，哪怕一两点有益的经验，就是对笔者研究成果最好的肯定。
【关键词】抗战；桂林；木刻艺术；成就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华民族处于灾难深重的岁月。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发动全面战争，北平岌岌可危。同年11月5日，日军在上海金山卫登陆，上海沦陷。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陷南京，翌年10月武汉失守，日寇的铁蹄踏入到中国的心脏。中华民族面临国破家亡，处于最危险的时刻。
随着北平、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的相继沦陷，人们从沦陷区撤退到处于抗战大后方的重庆、桂林。桂林这座边陲的小城，人口由战前的7万余人，猛增到50万余人。在这股滚滚而来的人流中有众多的爱国志士、文化名人和数不清的进步文化人士。在桂林，他们用手中的笔作匕首、作投枪，广泛开展抗战文化活动，形成了桂林文化史上空前的繁荣时期。
在抗战文化的滚滚洪流中，有一股涓涓细流放射出耀眼的波光，这就是由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新兴木刻艺术。
1938年武汉失守之后，一部分木刻艺术家北上延安，另一部分木刻艺术家南下桂林或西赴重庆，分别形成了解放区抗战木刻艺术和国统区抗战木刻艺术。在桂林，运用木刻艺术全身心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艺术家有黄新波、赖少其、刘建庵、张在民、李桦、陈烟桥、陆田、野夫、卢鸿基、龙廷坝、周令钊、温涛、钟惠若、蔡迪支、杨纳维、易琼、陈更新等等，他们分别来自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海南、湖南、广西。其中年龄最大的李桦32岁（1907年出生），最小的周令钊20岁（1919年出生）。在今人看来，20岁的年龄还是一个在父母身边的孩子。然而，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这群年轻的木刻艺术家离别家乡、告别亲人、远离父母，怀着满腔的抗战热忱，勇敢而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战文化的洪流中，用青春和热血、用激情和梦想克服和战胜眼前的以及未来不可预见的艰难困苦，拿起手中的刻刀，刻划出一幅又一幅的木刻画，塑造出一个又一个鲜活的抗战场景和人物形象，通过报纸、杂志、传单、举办固定或流动画展等形式，高扬抗日救亡的旗帜，揭露日本法西斯的战争罪行，展示中华民族的苦难，激发劳苦大众的抗战激情，在抗战文化史上书写着浓墨重彩的篇章。
抗战时期，国破家亡，物质财富极度贫乏，从祖国各地汇集到桂林的木刻艺术家毫不例外地要经受饥饿、寒冷、酷热、疾病的考验。据报载，中华全国木刻工作者协会的成员，当时大多以教书为生，他们分别在桂林中学、逸仙中学、立达中学和广西艺术师资训练班任美术老师，依靠微薄的薪金维持生存。他们的居住、创作环境极其简陋，如租住在桂林东郊龙隐岩前施家园的葡萄酒厂内的木刻艺术家，将一间约20多平方米的竹木平房隔成两间，里间摆4张架床，张在民、李桦、黄新波、温涛、刘建庵、陈仲刚、廖冰兄、周令钊同住在仅10平方米的隔间里，小屋内泥巴地面、阴暗潮湿、空气极差，外间稍大，放置两张破旧木桌，几张矮凳。晚上他们依靠昏暗的煤油灯看书学习和进行抗日木刻画的创作。为了抗战，他们通常忘记时间，通宵达旦地创作。这群20多岁的年轻木刻艺术家，在如此简陋而艰苦的处境中，创作了众多的以抗战为主题，令日本侵略者心惊胆颤、令抗日军民备受鼓舞的木刻传世之作，在苦难中迸发出木刻艺术之光，他们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践行着“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成才之路。
一、桂林木刻艺术繁荣的原因
抗战期间，桂林木刻艺术空前繁荣。究其原因，在于南京、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后，桂林、重庆、昆明等地成为抗战的大后方。全国各地的青年木刻画家随着战略大撤退汇聚抗战大后方，其中一部分进入延安，另一部分来到桂林、重庆、昆明等地。据统计，桂林荟萃了全国250多位美术教育家、画家，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徐悲鸿、李铁夫、丰子恺、刘思慕、关山月等，还包括后来成为著名版画家的李桦、黄新波、赖少其、廖冰兄、龙廷坝等。众多美术家尤其是木刻画家云集桂林，为桂林的抗日木刻宣传运动提供了充足的人才条件。
木刻画作为一个新兴画种，在20世纪30年代由鲁迅先生倡导，在中国兴起。木刻画的制作与油画、国画相比较用材更为简便，只需要木板和木刻刀即可制作。木板雕刻之后可以重复多次印刷，相对不可重复印制的油画、国画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抗战时期，物资匮乏，油画所必需的油彩、松节油、画布、画笔短缺，国画所必需的宣纸、毛笔、砚台、墨也十分紧张，木刻画所需刻刀、木板可以就地取材，十分方便获得。由于木刻画可以重复印制的特点，有利于形成批量制作，广泛张贴，有利于广泛宣传抗日救亡、激发民众的抗日激情，有利于发挥绘画作为抗日救亡运动的社会功能。
抗战时期，文化艺术是有效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广泛动员中国军民团结抗日的重要手段。艺术为抗日救亡服务、为中华民族图存服务已成为所有中国儿女的共识。作为有血有肉的木刻青年艺术家，为了祖国的利益，为了民族的存亡必须义无反顾地拿起手中的刻刀，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而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不仅需要在前方战场同日军浴血奋战的铁血战士，也需要在后方鼓动和组织民众的文学家、美术家、音乐家，他们采用一切文学艺术形式，凝集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动力，鼓舞军民的士气和斗志，坚定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直至最终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时代需要木刻艺术，时代催生了中国人民自己的木刻艺术家！这是抗战期间桂林形成全国抗日木刻运动中心的重要原因。
二、桂林木刻艺术的成就
抗战期间，桂林木刻运动前后约有6年。1938年底武汉沦陷后，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从武汉迁往重庆，桂林成立办事处，赖少其、刘建庵、张在民等负责办事处的工作。1939年7月15日，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由重庆迁往桂林，标志着桂林成为全国木刻艺术的中心，协会由黄新波、赖少其、刘建庵等人负责。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当局惧怕包括木刻艺术运动在内的进步力量的壮大，以莫须有的罪名，强行解散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然而进步的、充满激情和勇气的年轻木刻艺术家们并没有停止战斗，翌年1月，王琦、刃锋、陈烟桥等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木刻研究会，2月在桂林成立分会。
1944年11月，桂林沦陷。为躲避战火，木刻艺术家撤离桂林，桂林木刻艺术运动归于沉寂。
在长达6年的桂林木刻抗战运动中，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木刻艺术家们，以抗日战争为核心题材，创作了丰硕的传世木刻作品。他们采用举办画展、出版刊物或书籍、举行木刻讲座等形式，宣传普及木刻艺术理论知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罪行，鼓舞中国军民抗日到底的斗志。
（一）抗战期间桂林是中国举办包括木刻画在内的画展最活跃、最频繁的城市。画家们采用举办画展的形式宣传抗战，激发人民救民族于危难的抗战热忱。据统计，抗战期间桂林共举办画展89次，其中1943年举办画展达39次，几乎每周都有画家举办画展。画展的形式主要有两种，即在学校礼堂、剧场固定场所举办的画展和操场、街头、巷尾等开放性场所举办的流动性画展。画展的主体既有个人画展也有团体画展。画展的核心内容是从各个侧面表现抗战这一关系民族存亡的主题。木刻画艺术家同国画、油画、水彩画艺术家一道积极参与综合性画展，包括参加徐悲鸿先生策划举办的“广西全省首届美展”“广西各界抗战募捐书画展”等等。与此同时，还举办了专门木刻展览。其中，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是1939年春，在桂林街头举办的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桂林办事处木刻展览，参展木刻作品达400多幅。木刻艺术家们以木刻为武器，揭露日本法西斯的罪行，讴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顽强斗志。
1939年10月19日，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在乐群社大礼堂展出“纪念鲁迅先生木刻展览”。展览共收集作品400多幅，其中鲁迅照片50多幅，国内木刻家新作200多幅，国外木刻作品100多幅，国内民间作品80多幅，前来观看展览的人数达4万多人。即使在今天，举办规模如此宏大、内容如此丰富、艺术感染力如此之强的同类展览也属罕见。
1942年10月，中国木刻研究会桂林分会举办了第一届全国双十木刻展览会，参展作品达130多幅。主要内容反映中国军民顽强抗战，也有表现人民大众要求民主权利、揭露国民政府苛捐杂税以及社会黑暗面的。桂林展出结束后，到柳州、宜州等地巡展。在交通极不便利的条件下，举办规模如此之大的跨地区巡展，藉此可见桂林分会组织者和木刻艺术家的空前热情。
1943年，该分会又在桂林举办了第二届全国双十木刻展览会，参展木刻画家50多人，作品260多幅。展览结束，先后两次到柳州、百色等地巡回展出，充分发挥了桂林作为全国木刻艺术中心的辐射作用。
（二）抗战期间，桂林木刻家们以满腔的热情研究木刻艺术理论，总结木刻创作心得，普及木刻知识。出版了20多种木刻理论书籍或画册，其中木刻学术理论著作有野夫的《木刻手册》、李桦的《木刻教程》《美术新论》等。发表木刻艺术理论探索文章数百篇，较有影响的有李桦的《试论木刻的民族形式》《关于中国的木刻遗产》、黄新波、刘建庵合作的《关于新木刻的一个旧问题》以及黄新波、李桦、刘建庵、廖冰兄、温涛共同发表的长达两万字的理论文章《十年来中国木刻运动的总检讨》、刘建庵的《“九九”感言》《木刻的新转向——（救亡木刻）创刊词、街头木刻展开幕词》等等。这些著述和文章尽管只涉及木刻艺术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其理论的广度和深度稍显浅显，然而在抗战时期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体现了桂林的年轻木刻艺术家们克服困难、坚持为艺术而献身、为民族存亡而奋斗的精神，他们总结和阐释了新兴木刻的理论与技巧，揭示了木刻艺术与抗日救亡运动关系，对于宣传和普及新兴木刻艺术，激发民众抗日救亡的斗志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三）抗日时期艰苦处境的磨砺，迸发了年青木刻艺术家们的创作激情，产生众多以抗日图存为主题，时代特点鲜明、艺术表现力强烈、手法独特细腻的传世木刻艺术作品。其中有李桦的《爸爸，我也要打鬼子去》《上海的守卫》《疯狂的杀人者》《在野战医院的手术室里》；张在民的连环木刻《襄河圣血》《变敌人的后方为前方》《胜利属于人民》《耕》等；廖冰兄的《拿起犁耙耕田，擎起枪杆自卫》《日本军阀的悲哀》《保卫西南》《众志成城》等；黄新波的木刻连续画《老当益壮》《爱》，木刻集《心曲》《木刻新选》以及木刻作品《以战斗纪念战斗的五月》《广西妇女起来保卫西南》《生的要为死的报仇》《伸出你仁爱的手》《他并没有死去》《失地收复之后》《准备》《还击》等；刘建庵的木刻连环画《老鹰和日本飞机》，木刻作品《好男要当兵》《谁使我们流浪》《起来，中国的儿童们！》《敌人来了》《不要后退》《“同志，你的血不会白流的！”》《誓死不做亡国奴》等，蔡迪支的《何处安家》《破碎的家园》《饥饿的孩子》《难童的午餐》《桂林紧急疏散》等，钟惠若的《抗战》《兽行》《劫后》等；龙廷坝的《月夜控诉》《无家可归》《孤儿寡母》《流浪者》《抗战到底》《抓壮丁》《春天里的冬天》等，陈更新的《敌机轰炸后》等，杨纳维的《紧急撤退》等。人们只要看这些作品的标题毋须观摩这些作品即可领会到，桂林木刻艺术家紧扣抗日救亡图存的时代脉搏，以木刻艺术形式及生动鲜活的艺术语言和艺术形象揭露日本强盗蹂躏中华民族的血腥罪行，鼓动中国军民抗日图存的意志，表达中国人民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坚强决心。那一幅幅木刻作品如同投枪、匕首，枪枪射向敌人，刀刀剌进日寇的心脏。
（四）坚持培训与教学，普及木刻艺术。抗战期间，年轻的木刻艺术家们为了自身生存的需要，大多数在桂林中学、逸仙中学、立达中学任美术老师，给中学生传授木刻艺术知识，以获得微薄的薪金收入，藉以维持最低的日常支出。为培养木刻新生力量，普及木刻艺术知识，他们还举办木刻讲座、战时绘画训练班、函授班，诸如1937年，应广西版画研究会邀请，李桦连续三个星期，每晚用两个小时，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给桂林木刻青年讲授“刻刀之使用”等木刻艺术知识。1940年4月由温涛、黄新波、廖冰兄、刘建庵、李桦等主讲的“漫画与木刻讲座”，内容涉及漫画及木刻运动的发展方向、制作技术等等。同年8月，黄新波积极参加“文协”桂林分会和“木协”总会联合举办的“暑期文艺写作研究班”，主讲人有夏衍、欧阳予倩、艾芜、司马文森、黄新波、聂绀弩等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黄新波、温涛讲授了“绘画艺术”和“木刻艺术”，为木刻艺术的普及和推广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41年8月木刻艺术家刘建庵在广西省立艺术馆主讲了“版画研究”课程，翌年7月又在该馆举办的暑假美术讲座中主讲木刻艺术。正是他们的辛勤耕耘，他们在战时播撒的木刻艺术种子深深地根植在桂林这块热土上，发芽、生根、开花、结果，为桂林这座风景秀丽的城市得以成为1982年国务院公布的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桂林木刻艺术的几点启示
自1939年冬赖少其、刘建庵、张在民等在桂林建立全国木刻协会桂林办事处算起，桂林木刻抗日救亡运动已过去了70多年。回顾历史，总结历史经验，从历史中汲取营养，进而推动现代版画艺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实现我国版画艺术的兴盛与繁荣。 抗战时期桂林木刻运动告诉人们，艰难困苦的环境不是木刻艺术繁荣的羁绊，恰恰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推进艺术繁荣的动力，是艺术家创作激情和灵感的源泉。抗战期间，木刻艺术家们颠沛流离，他们不仅没有基本的生活来源和安定的创作环境，甚至连生命也没有保障，这群20来岁的年轻木刻艺术家完全处于一种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状态中。在苦难面前，他们没有退缩，为了艺术，他们敢于面对困难，敢于克服和战胜困难。桂林版画家宋克君回忆在广西进行抗战美术宣传时说“我们在路上都是一路走一路画，画画的材料就是石灰、黄泥巴这些东西，在村前村后的树上、墙壁上进行抗战宣传。”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打牢了坚实的素描、木刻基础，创作了大量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木刻画作品，书写着闪耀人类智慧之光的中国抗战木刻画历史。
只有有思想的艺术家才能创作有灵魂的艺术作品，这是抗战时期桂林木刻运动带给人们的另一点启示。抗战时期，木刻艺术就是为抗日救亡服务，为中华民族图存服务。年轻的艺术家们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杂念，思想纯净得如天山之水、和田之玉，洁白无瑕。在他们的艺术字典里，只有国家和民族。崇高的使命、高尚的情操、深邃的思想是他们迸发创作激情、捕捉创作题材、突出作品主题的原动力。打开他们的作品，每一幅都紧扣时代主题，折射出时代精神的精华，闪烁着艺术家的智慧之光。他们是用心在作画、用脑在作画、用血与火的生动现实在作画。在他们的作品中，无一不透出中华民族文明之光、中国青年木刻画家的智慧之光。
澎湃的创作激情，是成就木刻艺术家不可或缺的条件。抗战期间，桂林木刻艺术家们是由一群20岁出头的年轻人组成，他们有梦想、有激情，极其热爱木刻艺术。木刻画的创作就是作者把自己的绘画作品运用木刻艺术形式表现在质地坚硬的木板上。一幅精品木刻画需要1-2个月时间甚至更长。长时间使用木刻刀，木刻画家的食指骨节会弯曲变形。面对困苦，年轻的木刻画家们勇敢地迎上去，以满腔地热忱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如黄新波的木刻作品《真勇者》《孤独》以富于诗意的构思和满腔热血的愤怒控诉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痛苦，李桦的木刻作品《爸爸我也要打鬼子去》《反攻》艺术地展现了中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并突现了作者自己饱满的创作激情。据统计，自1937年7月至1944年8月短短7年时间，桂林举办了89场各类画展。正是这些充满激情的年轻人，使桂林成为战时整个中国举办画展最频繁、最活跃的城市。
兼收并蓄并拥有坚实的绘画基础和娴熟的木刻技巧是成就桂林木刻艺术家的前提条件。由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在木刻形式上引进了西方艺术家珂勒惠支、蒙克等表现主义手法。抗战时期，桂林年轻的木刻艺术家大胆地吸取西方版画艺术的营养。如黄新波创作的《他并没有死去》木刻作品，对于象征隐喻的表达，更为强调对文学手法表现运用。根据抗战时期桂林木刻画家生平经历，他们绝大多数毕业于美术学校，具备扎实的木刻基础。诸如李桦毕业于日本川端美术学校，黄新波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刘建庵毕业于上海艺专，龙廷坝毕业于广西省立艺术师资训练班，等等。当时，他们就读的学校属于美术最高学府。他们经历专业美术学校系统训练，打下了坚实的造型艺术基础，为他们日后在桂林从事木刻艺术抗日救亡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桂林木刻抗日救亡运动已过去70多年了。追忆这段历史不是为了猎奇，更不是沉湎于过去，如果人们能够从中吸取到发展和繁荣当代中国版画艺术的某种启示，哪怕一两点有益的经验，就是对笔者研究成果最好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