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5月6日，由黄炎培首创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中国工商业最发达的上海宣布成立。20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迎来了一百年华诞。黄炎培先生以中华职业教育社为依托创办中华职业学校，创刊《教育与职业》杂志，开展职业教育的调查、研究、宣传，设立职业指导机构、开办职业补习学校，探索普通学校中如何实施职业教育，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黄炎培先生为中国职业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历尽艰险而毫不气馁，他的职业教育思想也正是在这种与中国职业教育实践紧密结合的过程中得以形成和不断发展，而这其中对笔者影响最深刻的则要数先生“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职业教育目的论。黄炎培先生将其职业教育的目的阐述为“三个预备、一个发展”，即：“为个人谋生之预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预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能力之预备；谋个性之发展”。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社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且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历史背景的，难免有其历史的局限性。
　　一、为个人谋生之预备
　　黄炎培认为人类最基本的需要是“求生”，即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为了求生，就要具备维持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能力、知识、技能。如何能获得个人谋生的能力、知识、技能？先生用他的实际行动给我们给出了答案：从创办职业学校、职业补习学校、职业指导机构到试办农业改进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的职业教育活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目标始终未变！先生坚持把职业教育的重心放在平民百姓这一头，面向中下层民众和失学失业青年学生，他说“因劳工占社会大多数，一切问题，皆以大多数的平民为重心”，职业教育就是要“解决平民问题”，等等。1918年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为什么把校址选在上海市西南区，就是因为这一地区老百姓“贫困无业者，较它处为多”，中华职业学校成立后最先开办的专业是铁工和木工两科，也是因为经过调查得知这两个专业与一般百姓生活关系最为密切。先生认为：“教育的目的，也许在初时为非职业的，而最后必为职业的”，这种教育观是对封建教育思想的一种有力抨击，是近代教育的一个里程碑。它不仅对当时中国的教育是一种积极的力量，而且在当前我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复兴伟大中华民族的历程中，也是一股强大的正能量。
　　二、为个人服务社会之预备
　　黄炎培先生反复强调，“有人认为职业教育就是为个己谋生活，这种误会，不可不注意。职业教育……不仅是为个人谋生的，而且是为社会服务的。”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先生有关职业道德培养训练的内容当中，在先生看来职业道德的“第一要义即‘为群服务’”。笔者理解“为群服务”也就是为社会服务。后来，先生更明确地把职业道德教育的内涵概括为“敬业乐群”四个字。所谓“敬业”，正如黄炎培先生所说“对所习之职业具嗜好心，所任之事业具责任心”，“职业平等，无高下，无贵贱。苟有益于人群，皆是无上上品”。所谓“乐群”，就是要培养合作精神、团体意识，“具有优美和乐之情操及共同协作之精神”。在黄炎培主持下，中华职业学校制定和完善了职业教育标准，把“敬业乐群”具体化。一方面制定了各个专业共同的标准：认识职业之真义在服务社会；养成责任心；养成勤劳习惯；养成互助合作精神；养成理性服从美德；具有稳健改进之精神；养成经济观念；养成科学态度，等等。一方面针对不同专业的特点制定了各自的道德教育标准：农科专业须保持乡村淳朴的风习，充分养成农夫的身手；商科专业养成敏捷、决断的能力，充分发挥信实的美感，养成注重社会状况的习惯以及良好的礼貌，等等。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先生的用意全在于培养学生为社会服务做准备。
　　三、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能力之预备
　　黄炎培先生对这个新命题给出了三个层次递进的说明，一是明确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乃在养成实际的有效的生产能力。”什么是生产能力？那就是人类与自然及人类社会自身相处过程中所产生并积累的如何合理改造并有序利用的能力。黄炎培先生认为，要努力增加人们所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供给，即是提高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先生还认为：职业是增进人们知识、技能，提高人们生产、生活能力，从而增进社会总供给的最好手段，由此国家及世界的生产能力得以增进。先生还多次说过，“办理职业教育，并须注意时代趋势与应走之途径，社会需要某种人才，即办某种学校。”“职业教育的原则，着重在社会需要。”这些都体现了职业教育对于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生产能力地贡献。二是，1926年以后，先生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提出：“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地沟通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活动。”其目的和用以也在于职业教育要服务于社会生产力地发展。三是，先生更倡导职业教育的社会化，把这种社会化称作是职业教育机构的唯一的生命。他说：职业学校“最要紧的一点，譬如人身中的灵魂，得之则生，失之则死，是什么东西呢？从其本质来说，就是社会性。从其作用来说，就是社会化……职业教育机关唯一的生命——是什么？就是——社会化。”先生以一个大师的眼光洞悉职业教育与社会生活有着更密切的联系，更严格地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和影响并反制与社会经济。应该说，这种认识深刻地反映了伴随着大工业生产而出现的职业教育的本质特点。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在先生的倡导之下中华职业教育社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与社会各界沟通联络的制度：在具体的办学实践活动中，从专业设置，课程开设、招生对象及人数、培养规格，直到职业道德标准的制订，无不建立在详细周密的社会调查的基础之上；每年定期邀请工、农、商、金融、教育各界专家集会，征求他们对人才需求和中华职业学校毕业生的意见，了解社会需求，以期改进工作。
　　以上三个层次的递进说明给我们勾勒出职业教育与社会的深刻关系，在职业教育受到社会现实需要制约和影响的同时，其本身也无时无刻在对社会现实、对世界和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深入的影响。
　　四、谋个性之发展
　　黄炎培先生反复强调，职业教育不仅求供需相济（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而且求才性相近，既“使百业效能赖以增进”，又使人“获得职业的乐趣”，使人养成“自求知识之能力、巩固之意志、优美之情感”，实现个性的和谐发展。在实践中贯彻按照职业的不同性质与人的性格、兴趣和天赋的不同，分别种类，确定谁适宜做什么，谁不适宜做什么，尽量做到事得其人。并且在1921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就参照德国的仪器，制成七种职业心理测验器，在招生时使用，开职业测验之先河。先生力求把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工作纳入科学化的轨道，注重调查研究，注重试验，勤于总结，逐步推广，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而形成一套从职业陶冶、职业教育、职业培训到职业指导、职业补习教育的系统理论和灵活多样化的制度，力争做到“人尽其才”“事得其人”“工作重效能”的好传统、好作风。先生的这些理念和实践对我们今天的职业教育都是大有裨益的。
　　先生已逝，而他所精心构建的这个理论体系，至今还在发挥着重要的理论引领和实践指导作用。其合理的一面，如强调教育与个人生活的关系，主张教育要关注贫苦民众的生活、生计问题，教育要適合学生的个性等等；这都反映了先生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的大师风范与大师情怀，是真正以人为本的教育家。
　　我们今天缅怀先生，不唯是为了继承，更是为了发展。因为在当下职业教育大发展的春天，我们不仅要强调职业教育与个人生活的关系，不仅仅为了职业而职业教育，更要以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责任，不懈努力，挽起袖子加油干，为实现中华民族地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每一个职业教育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