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些烦，调查组领导要我针对郑旺财跳楼事件的处理撰写一份总结。
　　这份总结不好写。
　　不好寫是因为跳楼事件属于社会突发事件。这类事件一般都蕴含了社会热点，其形成的原因复杂，带来的后果严重，影响极坏。所要总结出来的东西当然不是什么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工作成绩，也不是先感谢一系列领导和机构，到最后则归功于自己。这份总结注定了要反其道而行之，要条分缕析地罗列出一系列沉甸甸的经验教训，等待着别人来不情不愿地认领，说不定还要因此批评某些机构、处分某些人。这实在是一个得罪人的、吃亏不讨好的活儿。
　　再说，所谓的跳楼事件其实是先后发生的两次跳楼。两次跳楼虽然都发生在市人社局的机关大院，但第一次从楼上跳下的是正在维权的下岗职工郑旺财，第二次从楼上跳下的是处理这起维权案件的年轻女干部李萌露。两次跳楼虽然有着密切的逻辑联系，但对象不同，具体原因不同，产生的后果和影响也不同。这就为难了执笔撰写这份总结报告的我。
　　事件还在处理过程中的时候，就不断有领导给我耳提面命地指导过这份总结的重要性、必要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我也曾强烈要求他们就具体问题面授机宜，但他们却大都语焉不详。我的直接领导、市委副秘书长邢卫军，在他向我下达写作任务的时候，我向他请教写作要领。他扬了扬眉，说道，邹蜜，你作为调查小组的主要成员之一，自始至终参加了调查组的全部活动，怎么去总结那还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再说，你是外宣办来的，就是搞材料的专家。
　　我当然知道，邢秘每做扬眉的动作时，就是内心里正在发脾气。我依然说道，我不是专家。我在外宣办的时候，确实是写材料的，但这种大材料，我一次也没有写过。
　　见我一脸蒙相，他笑了。他放松了脸上的肌肉，说道，这样吧，写不好，提出你的想法就好，把要点先找出来，我们全体调查组成员集思广益认真合计一下，再形成正式材料，然后向市委常委会汇报。他的话体现了对我的莫大信任。邢秘就是这样，严肃认真也好，关心体贴也好，最后总是要你自己想办法去完成工作任务。
　　不好写也要写。抛开领导们所强调的重要性、必要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不谈，顾及一下我个人的利益，我也应该竭尽全力写好这份总结。我从报社调到市委宣传部外宣办的时间还不长，正处在拿出自己的本事证明自己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阶段，需要不断地积小成筑就向上的台阶。这次参加了这个连市委常委都关注的突发事件的处理，我付出了不少精力和心血，怎么能将它轻轻放过？更何况，第二次跳楼的李萌露是我的大学校友，我是蜜，她是露，我们是天然的闺蜜，她受了重伤，现在还没有完全康复。调查组刚刚介入的时候，就有领导指责她处理下岗职工维权案件措施失当，曾经口头传达要重重处分她的决定，可以想象，当时这个口头决定就如一个紧箍咒一样罩在她的头上，让她动弹不得，让她丧失了信心。在襄南的校友圈里，大家一定关注着这件事。现在只有我介入了此事，我不能对她的冤屈无动于衷。我得给大伙儿一个交代。
　　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撰写这份总结都是一件严肃、认真的事儿。
　　其实，郑旺财维权案件刚发生的时候，一点儿特别之处也没有。也就是说，从新闻的视角来看，它没有一点儿新意。以前，我在校友聚会闲聊时，听李萌露说，在襄南，近年来，劳动争议仲裁案件立案数每年都维持在一千件上下，如果要算上仲裁院每年的群众接访量，怕是会超过上万人次。我们外宣办从市信访局那里得到的数据，每年各级的上访案件里，超过三分之一也是劳动维权案件。这样看来，郑旺财那点儿事不过就是沧海一粟而已。
　　郑旺财，男，五十四岁，原本是襄南市经济开发区的失地农民。欢欣食用油有限公司在开发区成立以后，他就结束了在外地打工的生涯，一直在欢欣公司当一名榨油工。郑旺财半辈子和棉籽、菜籽、芝麻、花生及大豆打交道，有着一份稳定的收入，过着安安稳稳的日子。突然有一天，郑旺财被查出来患有肺结核病，住进了医院。本来，有病看病没什么大不了的，何况，肺结核作为医学难题，早在二十世纪中期就已经被攻克了。不料，当郑旺财看好了病准备再次回到公司上班的时候，公司的人力资源部却通知他已经被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按照郑旺财的理解，这就算是被公司扫地出门了。从郑旺财的角度去看，他要退休，还得等六年。土地是早就没有了，再想去干别的，年纪有点儿大了。自己没有犯什么错，不过是生了一场病，病也看好了，公司却不要自己了，这明明就是公司欺负人嘛。所以，一气之下，郑旺财到市里打起了劳动争议仲裁官司。
　　于情于理于法，这起官司都是一目了然的，公司方必败无疑。所以，当李萌露从仲裁院院长徐本章那里领受办理这起案件的任务的时候，她对我说她一点儿压力也没有，这可能就是院长测试一下她的办案能力。我俩当时正在一家专卖过桥米线的小吃店里解决晚餐。我们在一张卡座上相对坐着，两个人做着一样的动作，一边往汤碗里吹气，一边用筷子捞起米线往嘴里送。尤其李萌露，她小心翼翼地挑起一根一根的米线，待米线在空中凉透，再送到嘴里，吃得十分文雅。
　　我说，你不要掉以轻心哦，这可是你第一次独立办案呢。办案涉及的人和事，就像吃这过桥米线，表面上平平静静，你只要一张嘴，就会发现里面滚烫如沸油。
　　李萌露听了，眨了眨她那对小鹿似的大眼睛，说道，我知道，我会小心谨慎的。
　　我相信李萌露。
　　我毕业后就回到襄南应聘到报社当了一名记者。李萌露却在外地漂泊了多年，直到她觉得厌倦了，觉得只有回到家乡，一切才显得真实的时候，她才回来参加了市人社局所属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招聘考试。她原以为，以她名校毕业的身份，考一个小城市的公务员应该是小菜一碟。不料，报考率和录取率的巨大反差还是吓了她一跳。她只得打起精神来全力应付。还好，功夫不负有心人，她考上了。得意只是一瞬间。李萌露进了仲裁院，才知道按照法律规定，自己还得取得仲裁员资格。在取得这个资格之前，只能在院里整理整理案卷打打杂，至多做一个书记员，算是参与办案吧。偏偏李萌露是个认死理的人。她发誓不能独立办案就不结婚。也就是在她熬年头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交往甚密。我们是因为在《襄南日报》上共同署名发表了一篇关于劳资矛盾的长篇分析通讯认识的。那篇文章注明，我是本报记者，她是特约通讯员。在襄南，我们的校友不多。有了这一次成功的合作，我们开始了相约逛街、看电影和美容这样一些平淡无奇的交往。渐渐地，我们无话不谈。李萌露说，她很享受这种看似平淡的生活。她对我说，你是不知道在外面漂着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干任何事都像抢火一样，巴不得快点儿拿在手上，总是担心吃了上餐无下餐。我笑着回答她，你这样一个千娇百媚的小妮子要去过抢火一样的日子，让人不忍心啊。李萌露说，好在我快要熬到头了。说这话的时候，她轻叹一口气，然后笑了。 　　年初，她终于拿到了仲裁员资格，她让她的男友请她和我吃了一顿饭，还喝了红酒，像模像样地庆祝了一番。她告诉我，他们俩已经领了结婚证。这一次，徐院长终于给她派了这个在她看来没有什么难度的案子。他俩商量，等这个案子办完，就请假旅行结婚。这些年过去了，青春岁月都溜走一半了，也该歇歇了。我由衷地祝福她，还开玩笑说我现在就开始攒钱，到他们结婚的时候，一定送给他们一个大大的红包。
　　为着这个好不容易将要等来的休止符，李萌露能不谨慎从事吗？
　　谁能想到，郑旺财竟然在案件审理结束以后跳楼了。怎么总结这一段？群众利益无小事？任何时候都要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态来履职尽责？或者，李萌露的运气实在太差了？她就不该想着结婚？李萌露开始办案时没有给列祖列宗烧香化纸？
　　郑旺财跳楼的一幕正好被我碰上了。那天下午，我受部长指派，回到报社去核实一个新闻选题的落实情况。办完了事，离下班时间已经很近了，我就不准备再回外宣办，而是开着车到仲裁院去接李萌露下班之后一起去逛街。我一到人社局门口，就发现大院里面的气氛不对，人流一个劲儿地往里面涌。人们相互询问，怎么啦？发生什么事了？人太多，车没法儿开进去，还好，对面电影院门前有车位，我便把车开到那里停好，顺着人流挤进了人社局大院。
　　大院里却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嘈杂，一队警察维持着秩序。人群成一个环形围住了人社局办公大楼的南楼。南楼脚下，警察已经铺下了巨大的红黄相间的缓冲气垫。有的人小声议论着，但绝大多数的人注视着站在三楼的裙楼平顶围栏外的一个身穿蓝色工作服的中年男人。他就是郑旺财。此时，郑旺财背着的双手抓着身后被夕阳映照得闪闪发光的不锈钢栏杆。离他四五米开外的地方，有一男一女两个人似乎在劝说他。郑旺财不断地回头说，不……不要过来，你……你们不要过来呀。不要……不要……他脸上的肌肉在颤抖，脚步在屋檐边缘不停地小步移动。没有风，他的衣袂却在飘荡。
　　空气凝滞，全场都紧张着。夕阳正在收拾它洒在人间的最后一片光彩。
　　突然，有一个人闯入垓心。他对着人群跪了下来，肩上一个褪了颜色的灰帆布挎包滑到了地上。他昂起头面对天空伸开了双臂。他高声叫道，苍天啊，你为什么不开开眼，又一个受苦的人要走了！这是什么世道啊！
　　这小插曲颇有戏剧性，有不少人举起了手机开始拍照录视频。我出于记者的职业习惯，早就开始了有重点的拍摄。
　　有两名警察上前去想要阻止他。还没等警察走近，他就一拧身站了起来，双手一甩，两腿一叉，然后扬起右手，直指人社局的办公楼主楼，大声吼道，你们，为什么不伸张正义？为什么不倾听弱势群体的呼声？你们到底为谁服务？你们都是铁石心肠吗？
　　那个中年男人说的是带有京腔的普通话，应该不是襄南本地人。他的声音极富感染力，犹如朗诵。有几个离他很近的妇女都红了眼圈，不觉掏出纸巾来擦拭有可能随时冒出来的泪花。两名警察也有些不知所措，但到底是硬着头皮过来劝说他离开。他看也不看他们俩一眼，转过身来，面对着楼顶上的郑旺财叫道，郑旺财，你这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想想你受过的苦，想想你的冤屈，想想你的妻儿老小，想想你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要做出决断了！
　　他的话音刚落，就听郑旺财大叫了一声，啊！然后，郑旺财就如一只断线的风筝一样从三楼屋檐边滑落下来。他被二楼的栏杆撞击了一下，再次下坠。
　　砰——郑旺财正好摔在警方布置的缓冲气垫正中央，他的身体在气垫上弹了两下。啊呀——所有人都一声惊呼。好半天，气垫上都没有动静，人们屏住了呼吸。就在大伙儿都不知所措的时候，那气垫颤动起来，然后，大伙儿就见郑旺财从气垫上有些艰难地坐起身来。警察一拥而上，向他扑去。救护车的声音也适时地响起。让一让，让一让。围观的人群自觉地让出一条通道，大家七手八脚地把郑旺财抬上了车。
　　救护车一路惊叫着开走了，但围观的人们依然没有离开的意思。警察正在盘问那个刚才站在垓心朗诵的人。
　　警察问，你是哪里人？
　　他答，中国人啊。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知道啊，中国人管中国事，有错吗？他的回答理直气壮。那个盘问他的小警察居然有些不知所措。
　　终于有一个现场指挥模样的警察头儿走过来，他先是掏出了自己的证件给那个朗诵者看了看，接着说，请把你的证件拿出来，我们需要查验一下。
　　朗诵者从地上提起灰挎包，从里面拿出了众多证件，递给面前的警官，说道，我是北京来的律师，刚才跳楼的郑旺财是我的当事人。
　　警官仔细地看了他的身份证以后又把证件还给了他。他一边收拾一边说，怎么样，现在我可以走了吧？
　　你知不知道你已经涉嫌妨碍公务和寻衅滋事？
　　朗诵者诧异地看了警官一眼，周围的几名警察闻声向这边移动着脚步，朗诵者似乎意识到危险来临，高声说道，我抗议，我抗议！
　　不料，那警官只是沉声说道，你抗议什么？要清场了，你还不快点儿离开！
　　果然，高音喇叭里，一个女声通知开始清场，请无关人员尽快离开人社局大院。朗诵者这才开始收拾灰挎包里的什物。
　　这一切来得太快。围观的人们注意力高度集中，唯恐遗漏了每一个细节，甚至都忘记了相互之间的窃窃私语。直到一个顽皮的围观少年打了一个尖利的呼哨，人们才重新开始高声谈笑。有人说，那个郑旺财有没有危险啊，他就真的在我们眼皮底下跳下来了，该不会残废吧？還有人说，这律师该不是演戏吧，应该不是拍电视剧吧？也有人说，政府部门怎么老是出状况？恐怕又要逮出几个腐败分子了。在不停地闪烁着警灯的警车上，那个威严的女声连续播送着清场通知。人们也就一边议论，一边心满意足地往外走。不大一会儿，人社局内外就恢复了平静，只剩下那块硕大的气垫。它已经被放光了气，垂头丧气地蜷曲在地上。
　　我如愿以偿地进入了跳楼事件调查组。
　　每一个群体性事件发生以后，迅速成立事件调查组当然是头等大事。这既是政治敏感性问题，也是最终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必要前提。 　　想必基本情况已经由市人社局、市公安局火速报给了市应急办，市应急办又将情况及时反映给了正焦急等待着的市委主要领导。市委主要领导立即在报告上签批由市委办公室牵头，市纪委、市委宣传部、市公安局、市人社局选派得力人手连夜组成调查专班彻查此事，拿出处理结果，并迅速公之于众，平息不利的社会舆论。
　　这些动作虽然很快，但我依然有时间找到李萌露了解到了一些她掌握的情况。
　　事实上，人社局大院里的人还没有散尽，我就来到南三楼的走廊上找到了李萌露。正如我所料，那个参与劝说郑旺财不要跳楼的女干部就是她。但这时，最坏的后果已经发生，三楼上再也没有别人，就留下她一个人无力地斜倚在栏杆上，低着头，双脚一前一后，双手插在外衣口袋里发愣。
　　萌露，萌露，我轻轻地叫着她，你没事吧？
　　她一见是我，就伸开了双臂。我紧走几步扶住了她。她叹了一口气说道，邹蜜，我可能完了。说完，她就轻轻地啜泣起来。
　　李萌露把郑旺财的案件再次给我复述了一遍。这一次主要介绍的是郑旺财的诉求以及她的仲裁结果。郑旺财在仲裁申请书里要求欢欣公司报销他看病的费用，支付给他因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还要解决他退休前六年的工资问题和社会保险问题，另外，给付精神损失费五万元。李萌露说，邹蜜，你知道，我们的仲裁裁决书只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欢欣公司确实违法解除了郑旺财的劳动合同。依据这一点，裁决欢欣公司支付郑旺财经济赔偿金是理所当然的。但欢欣公司给郑旺财缴纳了医疗保險费，要求公司报销郑旺财自己担负的部分医药费没有法律依据，至于要求公司为郑旺财解决退休前六年的工资问题和社会保险问题就更没有道理了。所谓精神损失费也没有法律依据，我们不能支持。就是这样一份仲裁裁决书，郑旺财和他的律师都觉得极为不公平。郑旺财没有文化，这样想还可以理解，但他的律师可是从京城来的大牌律师，也这样认为，这就让人费解了。再有，即使我的仲裁有什么问题，他们完全可以通过上诉到法院去纠偏。这样一个案件怎么就走到了当事人跳楼这样一个地步，我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
　　李萌露一边说，我一边顺着她的思路探究，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让她得到解脱，但没有。根据我的法律知识和社会经验，我弄不明白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只能泛泛地安慰她说，好在郑旺财的伤势好像并不太重，事态应该不算是很严重吧。我的这些话对李萌露多少有一些作用。但我知道，她依然极度忧郁，不知道她即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果。
　　这时候，人社局有人打电话通知她去开紧急会议，我只能空泛地说，我相信她，我会和她站在一起。然后，我便离开了人社局。
　　有一点我是明了的，就是事情已经这样了，得把后果搞清楚，得把可能的损失降到最低。我想了想，就把我拍摄的那些照片发到了朋友圈。我的想法是，我毕竟是在现场的人，如果没有更为重要的记者在场，我就有可能被当作一个知情者去给领导汇报。那时候，我也就有可能去给领导们说一说我的观点和看法了。这样，兴许对李萌露会有所帮助。
　　事实上，我的选择是错误的。即使我身处调查组，也依然只是一个小角色，不能起到什么颠覆性的作用。我不能改变既定的程序，也不能改变必然会出现的结果。调查组的工作占据了我大量的时间，让我无法分身去陪李萌露，去安慰她，疏导她的恶劣情绪。孤立无援的她最终选择了和郑旺财一样的道路，一了百了，跳楼。所不同的是，郑旺财只是多了一个住进医院的理由，而李萌露则身受重伤。但这程序是谁设置的？是行之有效的吗？没有造成过严重的后果吗？是不是所有类似的事件都要援引这一程序？这些疑问，我是否能够加以总结呢？
　　但当时我哪能想到这些。我在朋友圈发送了那些现场照片后不久，就接到了宣传部里的电话，说是部长亲自主持召开紧急会议，要我马上赶去参加。我心里暗自庆幸，我的那个自私的目的就要达到了。
　　是一个关于跳楼事件的舆情通报会，果然是部长亲自主持。除了我们外宣办的部分人，市里两报三台的负责人都参加了。会上展示的是海量的现场图片，我发送的部分图片也在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文字。一般性的表述关系不大，只是说襄南市发生了一起跳楼事件，原因不详。但有一条帖子明显带有观点，标题是《糊涂官乱判葫芦案，维权职工愤而跳楼》。这帖子点击率已经达到数千，跟帖者的情绪大都是愤怒的，一边倒地指向襄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我看了这条帖子，忍不住说道，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是哪样的？我的声音被主持会议的部长捕捉到了。
　　我差不多正在等待这样一个说话的机会，但临了，我又意识到不能太出格，更不能让领导知道办案的李萌露和我有什么特殊关系，那样，我所说的话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而且，还会有可能要求我回避呢。所以，我鼓了鼓勇气说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应该是基本准则吧。
　　我这话相当于废话。部长不理我了，开始布置舆情控制的任务。部长还没有布置完毕，就接了一个电话。接完电话后，部长又和外宣办主任耳语了几句，就对我说，小邹，你到市委办公室去找邢秘书长报到吧，去参加这次事件的调查工作。我后来知道，正是因为我曾出现在第一现场，又在宣传部工作，就被部长定为文字材料的撰写者推荐进了调查组。这正中我的下怀。
　　我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会议室的时候，部长又把我叫到他跟前面授机宜。部长说，不要再在自媒体上发什么照片文字了。还有，作为市委调查组的一员，不能随意发表意见，实在是需要表态了，要按照统一的口径，以市领导的意见为准。我点了点头，知道这是部长对我的特别关照。
　　又是开会。人社局的主要领导向我们调查组汇报说，事件发生以后，他们局里的所有班子成员和仲裁院的全体干部职工就集中在这个会议室里分析原因，查摆问题，商量对策并等待市领导的指示。也就是说，会议室里坐着的这些人从出事以后，还没有休息过。我坐在主席台的一角，我的眼神很容易就在会议室的最后一排找到了李萌露。她垂着头，眼睛看着面前空无一物的会议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邢卫军副秘书长代表我们调查组做指示。还是刚才在市委办公室对我们调查组成员讲的那些话，只不过语气变了。对我们讲的时候，他显得语重心长，诚实中肯。现在，他的语气明显威严，凛然不可侵犯。他先是说了此事是一件大事，已经引起了市领导的高度重视。目前的状况已经严重损害了市委市政府的良好形象。眼下要做的是彻查真相，严肃处理，给市委市政府一个交代，给全市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然后，他就指示人社局就此事首先给市委调查组集体汇报。
　　代表人社局汇报的是仲裁院的徐本章院长。汇报的主体内容是郑旺财维权案的处理过程。徐院长年纪有些大了，灯光下发亮的秃顶和他那没了精神的语调形成了鲜明对比。他说的大部分情况，以前李萌露都已经和我讲过，但依然有些重要情节是我所不知道的。
　　徐院长说，郑旺财最初到仲裁院来反映情况时，是他接待的。郑旺财的主要诉求是欢欣公司不要他了。他在公司干了十几年，有没有什么经济补偿？说了这个要求后，郑旺财就反映了一大堆自己的窘迫现况。过去是农民，现在没有地了;老婆常年在建筑工地打工;有一个女儿，嫁了;儿子刚刚结婚，为了给他盖房，为了支付彩礼，欠了一屁股债;最重要的是他自己刚刚住完院出来，年纪也大了，又没有其他技术，今后不知道可以再到哪里讨一碗饭吃。
　　徐院长说，因为郑旺财讲的实在是有些可怜，只从初步了解的情况就可以分析出这是欢欣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还因为徐院长认为自己从事劳动仲裁的时间长，同欢欣公司的主管领导都熟悉，他就对郑旺财说愿意给欢欣公司打一个电话问一问，看看公司领导能不能给他一个面子，把郑旺财重新收回到公司去，給郑旺财安排一个力所能及的活，如果有困难，那就按照有关规定拿出一部分钱来解决郑旺财的诉求。郑旺财当然感激万分。
　　征得了郑旺财的同意，徐院长当场打电话给欢欣公司的宋总经理。宋总显然和徐院长很熟悉，两人在电话里显得很亲热。宋总也知道郑旺财的事，听了徐院长的陈情后，却拒绝了将郑旺财重新收回公司工作的要求。也没说明是什么理由，只是说这是公司董事会的决定。徐院长听说是董事会决定了一个普通工人的去留，也就不好再坚持自己的观点。好在宋总答应了徐院长按照规定给予郑旺财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偿的要求，而且还答应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给郑旺财一些额外的生活困难补助。徐院长也只得作罢。
　　郑旺财听徐院长说了不能回公司工作，但会补偿些钱的结果后，连声问道，他们会给我多少钱，多少钱？
　　徐院长大概给他算了算，说，估计会有七八万吧。
　　好好，那就好。郑旺财连声说。
　　徐院长说，直到那个时候，他还觉得那是给郑旺财做了一件好事，至少节约了他的时间，节约了司法成本。徐院长还给郑旺财讲了如何撰写仲裁申请书，以后又如何通过仲裁调解拿到这笔钱的有关程序。郑旺财一直都乐呵呵地听他讲，不停地向他致谢。郑旺财拿了空白的仲裁申请书，两人说好等他下一次再来仲裁院交了申请书，徐院长就会用最便捷的方法给他办好有关手续。郑旺财千恩万谢地离开了。
　　徐院长说他以为郑旺财不久就会回来找他解决问题，不料这一等就是一个多月。再一次见到郑旺财时，他是和现在的律师王天平一起来的。律师就是下午郑旺财跳楼时在人社局大院里当众朗诵的那个人。当时他自我介绍是从北京来的律师，这一次是免费给作为弱势群体的郑旺财打这一场劳动仲裁官司。他还说他就是要看看我们这偏僻小城是怎样正确执行劳动法的，是怎么保护劳动者的。郑旺财也变了脸，说我们忽悠了他，和稀泥，他的合法权利不能得到保障。
　　徐院长说，我这个时候已经对他们有了一些反感情绪了。再看一看王律师交给我的仲裁申请书，觉得那里面提到的所谓退休前的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的要求，还有所谓精神损失费的要求等等都缺乏合理合法的依据，就有些看轻了这个北京律师。但我还是忍不住对郑旺财说了一句，如果将来裁决结果低于我们之前协商的调解结果，你会如何对待呢？王律师不待郑旺财表态就对我说，你敢枉法吗？他的话真有些激怒了我。还在立案阶段，他不顾我们事先做的调解工作不说，还给我们戴上了一顶大帽子。这样的律师我还是第一次遇见，这也让我有了一些防备心理。我决定让李萌露来负责这个案件。用一个和用人单位没有任何瓜葛的人，而且完全按照书本上既定的程序来审理，尽量不要让人抓住什么把柄。
　　完全没有想到啊。徐院长痛心疾首。今天下午刚一上班，王律师就和郑旺财一起来领取仲裁裁决书。他们只是看了一眼裁决书的内容，就说我们枉法裁决。王律师还说我们和企业老板相互勾结，欺负老百姓不懂法，把老百姓的权益当作儿戏。李萌露告知他们如果不服从裁决，可以到法院去上诉，如果认为我们在司法过程中有什么违规违纪的行为，可以到纪检监察部门去投诉我们。这个时候，郑旺财的情绪越来越激动了，又是说我们官官相护，又是说他被逼得没有活路了。他们连文书的送达回执也不签，整个下午就是要求我们改裁决书，并且一定要按照他们的诉求来改。我们百般劝说再三解释，也不起作用。再后来，就是大家看到的跳楼的一幕。
　　这么说，你们对这个案件处理得是中规中矩的，一点儿错误也没有？邢秘突然扬了扬眉，沉声问道。
　　我们当然有问题，主要是没有预料到事态会走向极端化。这主要是我个人的问题，没有危机意识，以为光靠秉公执法就不会有错……
　　只是危机意识的问题吗？邢秘打断了徐院长的话，我看你现在还在避重就轻，打马虎眼。在我看来，你们仲裁院的问题是主旨意识出了问题，群众观念出了问题。须知群众利益无小事，这是我们各级领导无数次强调过的。无奈有些人就是听不进去，直到有一天突然出了大事。这一次，是群众以命相搏啊，人命关天啊！
　　从这个时候开始，邢秘讲了整整一个小时，都是说干部的思想觉悟应该提高，应该怎样提高。中心意思是阐述我们的权利怎么来的，应该为谁所用。他的话虽然在各种场合都被领导们讲过，但此刻，这里刚刚发生了跳楼事件，所有与会的干部们都听得垂着头，有的如临深渊，有的如履薄冰，有的强装笑颜，有的心有戚戚。有人的一支笔不小心滑到地上去了，在地板上发出了清脆的撞击声。那人用脚尖小心地把笔勾到自己面前，悄悄地捡了起来，再不惊动别人。直到调查组的法律顾问张庆安站起身来，给邢秘提醒道我们是不是要去看看躺在医院里的郑旺财了，邢秘这才停止了进一步的发挥。 　　邢秘在会议主席台上临时召集调查组成员和人社局主要领导碰头协商了一下，然后宣布：第一，调查组连夜开展工作，下一步先去医院看望跳楼受伤的下岗职工郑旺财，以后逐个调查当事人，涉及到干部职工的，所有人要极力配合。第二，明天开始，仲裁院的工作不能停摆，徐院长主要抓好此案的检讨报告撰写工作，日常工作由一名副院长牵头按程序处理。办理此案的仲裁员李萌露暂时停职，听候处理。第三，全体人社局干部职工要对自己的业务工作来一个大清理，看看有哪些在涉及群众利益的地方做得不到位的，举一反三，马上整改，给市委市政府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我坐在主席台上，观察着李萌露。我以为她马上就会支撑不住，会哭出声来，甚至会晕厥过去。她没有。她只是低着头，脸色有些发白。她坐在那里，双手绞在一起，像拧着一条毛巾，再没有多余的动作。
　　邢秘宣布散会以后，大家开始起身离开会议室。李萌露则坐在那里无动于衷。我等到领导们走出会场以后，收拾好材料，特意从李萌露身边走过。我悄悄地对她说，这是惯例，忍住。
　　她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我又说，尽量做得和众人一样。这一次，她站起身来，点了点头，开始收拾她的会议笔记本。
　　我不能等她，先一步走出了会议室。我当时还来不及多想她的处境，我想到的是今后要写到总结上的两个词组：行动迅速，重拳出击。
　　郑旺财的伤势，一直是一个让人揪心的问题。我虽然在现场看见过郑旺财从缓冲垫上坐了起来，但他受没受内伤，没人知道。好在市公安局、市人社局一直有人守候在医院。传出来的消息说郑旺财只是腿部有些擦伤，还有比较轻微的脑震荡。这让人略微放下心来。
　　我想象过郑旺财和我们见面的情景。他一定是痛苦万状地躺在病床上，一边龇牙咧嘴地呻吟着，一边苦苦哀求着我们为他做主，尽快解决他的问题。事实上，我错了。
　　已是深夜，我们调查组一行人在邢秘的带领下来到了医院住院部。我们还在外科病房的走廊上时，就听见了病房里郑旺财的声音。他正在发脾气，哼，不满足我的要求，我叫谁的日子也不好过！
　　我们走到郑旺财的病床前。他盘腿坐在床上，一个护士正在给他换药，他的几个亲戚站在床前听他演说。市人社局派来照看他的一个年轻干部介绍说，老郑，市领导派人看你来了。
　　邢秘说，我是市委办公室的邢卫军，代表市委市政府来看望你。他说着，示意了一下我，我就上前去把早就准备好了的一个装满了钱的信封递给郑旺财。郑旺财用没有打针的一只手接了，随便就把它放在枕头旁边。
　　郑旺财说，你们怎么才来？是不是看我没有摔死，也没有摔残废，就以为不要紧？你们比北京的干部水平和觉悟低多了。那些大干部怎么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你们做到了吗？全心全意？半心半意、假情假意还差不多！
　　邢秘说，市委领导对这件事很重视，专门成立了调查组来处理。今天来得迟了一点儿，也是因为我们先要到人社局调查情况。你放心，我们一定依法依规把这件事处理到位。
　　你们先就到人社局去问他们，为什么不先问问我？
　　我们现在就是来找你了解真相的。
　　真相就是欢欣公司把我榨干了，一脚踢出了门。他们又把仲裁院的人买通了，不支持我的合理要求。
　　邢秘要郑旺财原原本本地把事件经过说一说。郑旺财就又把同欢欣公司的劳动纠纷说了一遍。郑旺财说，我去仲裁院反映情况，那个徐院长忽悠我，准备要欢欣公司用一点儿小钱就把我打发了。他给欢欣公司的宋总打电话时，我就看出来了，他们是老朋友。他在帮欢欣公司糊弄我。幸亏我到省里和北京去上访，遇见了王天平这么个好律师，这才知道上了老徐的当。你们说，我为欢欣公司卖命卖了半辈子，人也搞病了，只剩下半條命，又没有其他技能，哪个工厂还会要我？我五十四岁了，离退休拿到退休费还有六年。我不找欢欣公司要工资要社保费，那要我去找谁？他们百般拒绝我的合理要求，有没有给我带来精神损失？我要点儿精神损失费不应该吗？我的要求一点儿也不过分，你们说是不是？
　　在我们身后，郑旺财的那几个亲戚纷纷点头称是。
　　邢秘说，你说的这些情况，我们都用笔记下来了。今天已经很晚了，我们明天还要到欢欣公司了解情况。你呢，就在这里好好养伤，把身体养好，相信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我会相信你们的。我用命换来的结果我能不信吗？郑旺财说，只是这一次，不光要看病，我又有了新的精神损失，还有我这些来照看我的亲戚们的误工费，你们也要一起算给我。
　　那几个亲戚七嘴八舌地说道，耽误了我们的正事，也是要算钱的。
　　张庆安律师说道，该算的一定会算给大家，市领导绝不食言。等到护士把郑旺财安置睡下，我们一行才离开了病房。
　　我当时觉得，郑旺财不像是一个毫无能力，丧失了生存意愿，唯有一死，一了百了的人，反倒是显得很有主见，有担当的样子。最起码，和我头脑中固有的孤立无援的农民工形象有着巨大的反差。看不出来，他刚刚经历了一次自杀。我的这些看法，显然不适合流露出一星半点儿。我立马意识到，这些想法与我的身份不相协调，我不觉红了红脸，幸亏没有人注意到。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调查组一行人来到了欢欣公司。在江汉平原，欢欣公司算是一家比较大的农业加工企业。近段时间，不断传出欢欣公司可能要在创业板上市的小道消息。眼下这件事，不知道会不会给公司上市带来什么不利影响。我们调查组成员一致认为，解铃还须系铃人。郑旺财的那些诉求，不管合理不合理，都是因为欢欣公司解除了他的劳动合同而派生出来的。偌大一个公司，还容不下一个郑旺财？就是郑旺财与公司某个领导真有什么恩怨，这次调查组代表市委市政府出面，公司领导也应该给这个面子。解决了郑旺财的工作问题，所有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当然，仲裁院的徐院长和李萌露等人在处理这起劳动争议仲裁案件的时候，和公司领导层有没有行贿受贿的问题，这一次也要查个水落石出。
　　欢欣公司出面接待我们的是我们早就听说过的宋总。 　　宋总对调查组的到来显然是有准备的。我们刚到公司会议室一落座，他就指示他的助手们将一份材料分发给调查组的每一个成员，那份材料的标题为《关于解除郑旺财劳动合同的报告》。我仔细看了那份报告，上面不过是流水账一样地记录了郑旺财被解除劳动关系的经过。值得提一提的是报告里强调了根据国家有关法规，用人单位有着完全的用人自主权。郑旺财被解除劳动合同是经过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的，公司同意按照有关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郑旺财相应的经济赔偿。大家看了这份报告后都不作声。
　　喝了一口茶水，邢秘说道，宋总，这个郑旺财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榨油工，欢欣公司这么大，怎么就容不下他呢？
　　宋总微微一笑，说，邢秘，这个问题，我们的报告上已经回答了。宋总是一个把自己收拾得十分干练的中年男人。
　　现在出了这样的事，公司能不能把郑旺财收回呢？邢秘还不死心。
　　不能。
　　又是一阵沉默。
　　张庆安律师说，宋总，你放心，我们是市委市政府派来的，我们一定会保守欢欣公司的商业秘密的。
　　唉，宋总叹了一口气。我们当然知道调查组是负责任的，其实我们也是负责任的。我们不光是要对公司负责，还要对襄南这块收留了我们企业的土地负责，更要对我们的消费者负责。告诉各位领导吧，郑旺财患的是肺结核，我们是生产食用油的企业，不能用他这个人。
　　他的肺结核不是治好了吗？让他去干干保安、干干清洁工什么的行不行？邢秘问道。
　　不行。您知道，我们公司正在酝酿上市，我们不能让任何一点儿流言蜚语影响到公司的前途。如果有企业的竞争对手抖搂出我们的生产工序中有肺结核病人参与，不要说我们的企业不能上市，就是继续生存下来也成了问题。这可不光是我们一个企业的问题，也是襄南市的投资环境问题。谁能承担得起这份责任？这也是仲裁院的徐院长打电话给我时，我除了答应按照法律规定给予郑旺财经济赔偿外，还给他一定的生活困难补助的原因。我们宁愿多出一点儿钱也要了结这件事。
　　既然愿意多出钱，郑旺财提出的解除劳动合同之后到退休期间六年的工资和社保费，你们为什么又不愿意承担呢？这次发问的是张庆安律师。
　　宋总苦笑了一下说，张律师，公司在法外承担不应有的支出项目，不光是一个不好的先例，说出去也是不光彩的笑话吧。
　　谈话谈到这个程度，该了解的问题基本清楚了，但根本问题如何解决，却进入了死胡同。指望欢欣公司回头解决问题，怕是不可能了。
　　正在这时，邢秘的手机响了，他站起身来走到会议室外去接听电话。我们听不到电话里说些什么，只是听到邢秘不住地嗯嗯回应着。最后他说，我马上带队回市里，就挂了电话。
　　尽管邢秘解释了是因为突发情况要回去，宋总还是一个劲儿地为招待不周道着歉。临到邢秘上车，宋总又拉着他的手说，郑旺财的问题，如果市里用其他途径解决，涉及资金问题，欢欣公司可以资助。他又强调，那是在支持市里，不是为了郑旺财的这个劳动争议案子。
　　邢秘握了握宋总的手说，完全理解公司的立场，需要公司支持的时候，我一定会请宋总帮忙的。
　　然后，我们就驱车离开了欢欣公司。
　　返程途中，调查组的成员们议论纷纷，都在为怎么处理这起突发事件而担心。邢秘坐在公务车的中间，黑着脸一声不吭。大伙儿也就不敢轻易地发表观点。
　　回到了市委的小会议室，邢秘说，面儿上我们差不多已经走了一遍，事件的整个过程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几个关键人物的意见我们也听取了。现在，大家先梳理一下头绪，拿出给市委市政府的建议，等我回来后再开会形成意见。他说完后就离开了小会议室。
　　邢秘一走，我們的胆子就大了许多。大家畅所欲言，纷纷拿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其实事情一目了然，大家的观点也基本一致。郑旺财作为弱势群体中的一员，遇到了人生困境，奋力挣扎，可以理解。欢欣公司面临扩规升级，不能受到任何负面影响，宁愿负担一定的经济损失也在所不惜，但却不愿意承担无限责任，这也无可厚非。仲裁院有关人员经查实，也没有以权谋私的嫌疑，依照有关法规裁决案件正是他们的本分。
　　我其实那时曾经在脑海里冒出来一个想法，这个也没错，那个也没错，到底是谁错了？我看了看其他人的脸色，他们都面无表情，若无其事。我便不敢提出我的质疑。
　　坐在沙发上的张庆安律师叹了一口气，说道，其实，全国都有这种事。他好像是要回答我内心里的问题，但又没有继续说下去。大伙儿便陆陆续续叹了一口气。
　　喝了一口茶，张律师又说道，其实，解决好郑旺财的有关诉求，这个案子就可以结案了。
　　如何解决呢？我问。
　　劳动仲裁部门那个有效的仲裁裁决书继续执行，通过民政部门给予郑旺财一定的困难补助资金，要求职业培训部门对郑旺财进行免费的转岗培训，要求就业部门给郑旺财介绍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件事就可以较为圆满地解决了。
　　张庆安的主意，我们纷纷表示赞同。我说，张律师，姜，还是老的辣啊！
　　我们正一个劲儿地称赞张律师时，邢秘回来了。
　　邢秘还是黑着脸。他一进会议室就把我们叫到会议桌边坐了下来，也不问问我们好不容易商量出来的处理结果。
　　又出现了重大舆情。邢秘说，郑旺财跳楼的事，今天早晨已经被外媒报道了。
　　我们襄南这么一个小地方，也被境外媒体关注了？这消息让我们所有人都很吃惊。
　　怎么报道的？张律师问。
　　西方媒体还有什么好话？又是指责我们的人权，说地方政府只顾GDP，帮着企业压榨工人，闹得民不聊生。又是说中原地带恐现中小企业倒闭潮，经济有面临崩溃的危险。
　　我忍不住说道，昨天郑旺财跳楼事发很突然，应该不会有外国媒体到场啊。
　　邢秘看了我一眼，说道，初步估计，应该是外媒有内应，这是里应外合。消息到底是怎么透露出去的，有关方面正在查。我们现在就到市公安局去，听一听网监方面的汇报。 　　大家正要起身，邢秘又问，你们刚才商量出了什么结果？
　　张律师把我们的处理建议说了说。邢秘说，这样很好，亡羊补牢，先控制好事态，再一致对外。
　　我听了邢秘的话后，顿时觉得肩上沉甸甸的，真是民生无小事，新闻无小事啊！这时的感受也许会影响我今后对工作对生活的态度呢。
　　临出门，邢秘又说，其实，我们这些处理办法，最初人社局只要好好汇报，也可以这么处理，那就不会造成今天这种局面了。现在好，高层震怒，我看有人要为此付出代价。干得好事就干，干不好事只能滚蛋！
　　我正好站在邢秘的对面，看到了他的双眉高高扬起。说实话，我当时听了邢秘这样情绪激动的话之后，是有些犯嘀咕的。人社局当时怎么给上级汇报？是不是每办一件具体事都要给领导先汇好报？是不是每一件事都可以预料出最坏的后果？我没有料到的是，邢秘的话会有人透露出去，引起了李萌露的情绪波动，致使事态进一步恶化。现在总结起来，我认为，位高权重的人说话办事一定要拿捏好分寸，有时候随便说出一个缺乏思考的词语，也许就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当然，不会有人在现实生活中把李萌露的跳楼和邢秘的话直接联系起来。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不能轻易怪罪哪一个具体的人。何况，邢秘也许不过是在转述别人的话呢。但让我感到困惑的是，连我这样一个小萝卜头儿都能意识到的问题，就没有比我水平更高、经验更丰富的人意识到吗？看来，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但就是不能说出来。就如我现在，叨叨了半天，我能把这些想法写到这份工作总结里去吗？显然不能。
　　李萌露也是在人社局办公大楼南三楼的裙楼平顶上跳下来的，但她跳下来的情形和郑旺财跳楼的情形迥然不同。
　　郑旺财跳楼时，他已经在楼顶的围栏外站了一个多小时。他站在那里，一直诉说着自己遭遇到的不公正待遇，一直抱怨着自己的命不好，批评着社会的诸如贪污腐败之类的种种丑恶现象。在这之前，他当着仲裁院徐院长的面亲口说要跳楼。徐院长劝阻的话说了一大堆，要他冷静对待仲裁结果，依照既定的法律程序维权。他还是借口上厕所去了裙楼平顶，仲裁院的工作人员及时报了警。市公安局及时派出警力处理这起突发事件。谈判专家和仲裁院的干部们轮番劝说着他，但他对这些人的话基本上置之不理。地面上也已经铺好了救生用的缓冲气垫。没跳楼之前，人社局大院里已经聚集了闻讯赶来的大批看热闹的围观群众。
　　李萌露跳楼则是悄无声息的。没有人注意到她已经哭过几次，没有人注意到她情绪不对、神色有异，没有人注意到她走到了裙楼平顶，也没有人直接看见她是怎样从楼上跳下来的。据说，上班的人只是听到了大院里发出砰的一声闷响。有好奇的人走出办公室一看，才发现平日里在他们眼里水葱般袅袅婷婷的李萌露蜷曲在水泥地面上，已經昏死过去。
　　两人的身体损伤也不一样。郑旺财是轻度脑震荡，腿上有擦伤。李萌露是中度脑震荡，双腿粉碎性骨折。
　　后来，我受命到医院陪伴李萌露的时候，我问过她，怎么就要以命相搏呢？那时候，李萌露已经完全清醒，身体上到处缠着绷带。亏得她还轻轻一笑，说道，我本来还在写深刻检查的，希望能够逃过这一劫。有人却告诉我说，还写个什么劲儿，上面都有领导说了，需要有人承担责任，直接责任人必须滚蛋。我想我就是那个直接责任人，要滚蛋的当然就是我。但我冤枉啊，郑旺财觉得冤枉可以跳楼，我就不能跳楼吗？
　　李萌露的话显然说得轻描淡写，但我作为她的闺蜜，却顿时泪奔。经过那么多人培养的、战胜了数不清的竞争对手而成长起来的生命，在一念之间就被决定自我放弃，这让人扼腕长叹。
　　我们是在市公安局接到李萌露跳楼的消息的。公安局网监部门的调查已经有了一定的进展。郑旺财跳楼事件经过冷处理，国内各大网站的报道并不多。西方媒体的新闻稿件也没有注明是引用了国内哪一家媒体的消息，他们的图片是现场图片，而现场并没有他们的记者。显然，他们有自己独自的消息来源。利用一个新闻事件抹黑我们的人权状况，顺便黑一把中国的投资环境，从眼下掌握的情况来看，应该属于里应外合。为核实情况，网监部门还在和上级部门以及外省同行继续沟通。
　　我们听了网监部门领导的汇报，并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浏览有关网页。邢秘和公安局领导正商量着下一步的工作步骤时，人社局给邢秘打来了电话。
　　不用多说，我们要迅速赶往医院。第一时间赶到最近的现场，这是必然的政治敏锐性。我们赶到医院的时候，李萌露还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抢救。但医院的值班院长告诉我们，李萌露的生命体征已经平稳。这让我们略微放下心来。
　　这一次没有发生李萌露家属因为她跳楼而在人社局或者市政府聚集的情况，也许是人社局反应及时，控制得当。他们迅速联系到了李萌露的亲人。后来得知，李萌露仅有一个退休教师的寡母和她相依为命。她的未婚夫在外省出差，一时赶不回来。
　　李萌露的寡母被就近安置在医院接待室。她整天以泪洗面，可以想到她内心里的悲哀与煎熬。我虽然以前并不认识她老人家，但实在不忍心看见自己好朋友的母亲如此悲伤。我对邢秘说明了我和李萌露的关系，主动请求在工作之余去看望李萌露，并陪伴她的母亲。邢秘同意了我的请求，赞赏地说，你的政治敏锐性很强，现在这个时候就是要调动一切力量化解社会矛盾。
　　李萌露的母亲显然也是知道我的。她和我推心置腹，感谢我常去看她。我能劝慰她什么呢？作为李萌露的好朋友兼调查组的工作人员，我对她说得最多的话是要她相信调查组一定会把事情查个鱼清水白，还她一个公道。也要相信现代医术，李萌露的身体一定会恢复如初。李母一个劲儿地和我诉说着李萌露学生时代的优秀，她的勤奋好学，她在职场的拼搏和努力，还有自己独自一人抚养她的艰辛和不易。李母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如果李萌露有什么三长两短，她也不会活下去了。劫后余生的李萌露似乎比她母亲达观了许多。她浑身缠满绷带，头部仅仅露出了那双依旧迷人的大眼睛。但她仍然说道，跳楼是我的事，但我就搞不明白，我如果不能按照法律条文办案，究竟应该如何办案？我除了办案，还应该承担多大的义务？有关部门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说法？ 　　确实应该有一个说法，我也这么认为，但暂时没有任何说法，也许是以后的事吧。当务之急是要治好李萌露的伤，这是有共识的。
　　我的任务当然不只是陪伴李母那么简单，我每天都会向邢秘主动汇报我在李家母女俩那里听到的看到的一切。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主观感受。我对邢秘说，李家母女也是弱势群体，她们好像也被逼入了绝境。
　　邢秘表情严肃地问，谁逼她们了？
　　我说，人言可畏。
　　什么人说了什么话？
　　我脑海里冒出了李萌露对我说的有人告诉她出了事必须有人出来承担责任的话。话到嘴边，我又咽了回去。我只是说，当然是事后李萌露的周围上上下下的议论了。
　　邢秘听后不置可否。
　　后来，市委的一个主要领导在听取我们调查组汇报的时候，曾经说了一句话，你们调查组只有调查事实真相的权力，没有临时下结论的权力，更没有处置权。如果是这样，那就叫越界了，会把事情搞得越来越复杂，这样，调查组本身都成了问题了。领导的话说得我们全体成员频频点头。我尤其觉得庆幸，幸亏没有把李萌露的话给邢秘汇报，不然，再去查那个说话的人，是不是又会挑起新的事端呢？
　　我个人觉得，这个经验教训值得总结。每一次出现了社会热点问题，一般都会成立调查组，调查组的工作方式大同小异，有些工作方法会取得一定成效，有的工作方法需要得到改进。这种先入为主处理问题的办法就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这话我想想可以，但如何写进手上的这份总结上，却值得怀疑。这岂不是说，李萌露的跳楼也要有人承担责任？我立马否定了这个想法。这与所有的显规则和潜规则都不相契合。
　　事情发展至此，虽然复杂，线索却基本厘清，给市委市政府的建议对策也已经成型。对李萌露，事态基本可控，她的伤势虽重，但已没有生命危险。她毕竟没有因为办理郑旺财一案受到什么行政纪律处理，是自己一时想不开跳了楼，只要彻底治好她的伤，做好本人及其母亲的安抚工作，事情也许就会烟消云散。李家母女毕竟都是读书人出身，是有脸面的人，今后也还会生活在体制内，到底不会胡搅蛮缠。对郑旺财，经请示市领导，同意我们提出的四点建议，即仲裁裁决书照常履行，通过市民政局给予郑旺财一笔困难补助资金，要求职业培训部门对郑旺财进行免费的转岗培训，要求就业部门给郑旺财介绍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这里面最关键的是那笔困难补助资金。万事都只为了钱，有了钱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而只有用了市财政的钱是没有人说三道四的。
　　现在的问题是郑旺财会提出多大的要求。市领导责成调查组去主动接触。
　　没有想到的是，事态竟然急转直下了。
　　调查组在和郑旺财谈判困难补助资金的时候是有所准备的。我们有一条底线。本来，困难补助就是想出来和稀泥的一个点子，因此所谓底线当然不是一个具體数据。对市财政局的资金而言，所有的数据都需要有靠得住的依据，依据就是底线。而现在这个依据需要郑旺财这样一个对社会规则几乎一无所知的下岗职工拿出来。
　　郑旺财当然拿不出来。
　　调查组派张律师和我一起到医院找郑旺财去谈经济补偿的问题。郑旺财看上去已经大好了。我们来到他病房的时候，他一个人倚靠在病床上，一边吃着哈密瓜一边看着对面墙壁上挂着的电视，电视里面正放映着赵本山和宋丹丹的一个过了气的小品。郑旺财看得喜笑颜开，他除了身穿一套条形纹理的病员服以外，看不出他是一个处在康复中的病人。
　　郑旺财对我们的到来丝毫不感到惊讶，他似乎随时准备着我们提出给他钱的话。所以，一旦我们说明来意，他就拿起手机说，我来打个电话，通知我的律师到场。那样子不像是一个面对生活难题的下岗职工，倒像是一个深藏不露的成功人士。
　　在等待郑旺财的律师王天平的时候，我一边玩手机一边听张律师和郑旺财聊天。郑旺财关心的当然是钱，他问政府到底准备赔给他多少钱。
　　张律师说，不是政府赔给你，而是根据你的生活困难情况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
　　郑旺财说，那还不是给钱？
　　张律师说，这不是一个概念。
　　郑旺财说，好好，就算是补助，那会补给我多少呢？
　　张律师说，那要根据你家里的具体情况来定。
　　郑旺财说，我家里差钱差得多得很！儿子结婚欠了债，要还钱。我和我老婆今后要过日子，也要钱。我们的日子起码不能过得太差吧，那不是给我们的政府抹黑吗？
　　张律师笑了笑说，你该不是想靠这一次机会把你一生的问题都解决了吧？
　　郑旺财说，当然是了。这样的大好机会一个人一生能有几多呢？我看那些有钱人也不过是抓住了一次两次机会而已。
　　我从手机上抬起头来诧异地看了看郑旺财。郑旺财对我说，小领导，你不需要这样的机会。你长得好看，只需要每天穿上漂亮的衣裳在大领导面前晃一晃，那就一生衣食无忧了。
　　我知道不能和他认真理论，只是笑了笑。
　　我们正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时，病房走廊上突然传来巨大的声音。我们正疑惑时，就见背着那个灰色挎包的王天平带着一大群人闯进了郑旺财的病房。
　　你们这是想私合公案吗？王天平劈头就问。
　　怎么是私合公案？我们是受市委市政府指派，来了解郑旺财的家庭困难的。张律师站起身来。我也收了手机，站起来。
　　你们是要给我的当事人发放困难补助金吗？
　　如果郑旺财的家庭真有困难，可以考虑这样做。张律师说。
　　你们这是要用困难补助金去堵你们行政失误的口子。郑旺财以前就家庭困难，那时候你们为什么不发给他困难补助金？现在的问题是，郑旺财在本案中的经济损失怎么弥补的问题，郑旺财今后如何生活的问题，郑旺财及其家人在这次案件中所承担的精神损失如何弥补的问题。
　　王天平越说越激动，嘴里喷出的气息越来越粗壮。
　　还有，不要以为你们那边也有人跳楼，就可以抵消你们的错误。那是你们的另一个工作失误，与我们无关。你们还应该追究在办理此案过程中存在主观故意和客观过错的那些官员们，正是他们，让他们的老百姓民不聊生。我还说漏了一点，我身后这些因为郑旺财案耽误了他们生计的亲友们，你们也应该赔偿他们的损失。 　　张律师说，办案过程中存不存在徇私枉法的问题，存不存在各种主观客观错误，我们正在查。相信市委市政府不会姑息养奸，会给群众一个满意的交代。现在说郑旺财的经济补偿问题，王律师，你看，多少钱可以一揽子全部解决问题呢？
　　王天平胸有成竹地从灰色挎包里拿出一张打印的表格来，说道，你看看，我们早就计算出来了，全部损失大约是一百万。
　　我先是一惊，随即暗暗一笑。怎么不说是五百万呢？中了福利彩票了？不过我没敢笑出声。我想象着王天平听到我心里的话后那副暴跳如雷的样子。
　　张律师一边看一边说，你们这些要求怎么不通过正当的司法程序向法院提出呢？
　　你们襄南市的法院会判我们赢吗？
　　张律师看完纸上那些条目说，王律师，我也是律师，是调查组的法律顾问。我个人觉得你所提的这些要求大部分都没有法律依据，无论是哪一家法院都不会支持的。政府部门也是不会答应的。
　　谁敢不答应？就因为他们都是老百姓？
　　王天平指了指身后，那一大群人全都大声喧哗起来。
　　谁不赔钱，我们就和他算账。
　　哪个说这是无理要求，他自己的钱就是合法得来的吗？是干净的吗？还不是贪污得来的。
　　老百姓真不是人啰……
　　病房内外的人越来越多，医生和护士们也闻声赶过来，想要大家安静下来，离开病房区，但没有用。看到对面那些因为激愤而变形的脸，我感觉得到我脸热心跳。以前，我围观过很多聚集事件，但我自己成为围攻对象，这还是第一次。我心里很着急，不知道要怎么做才能脱身。我看了看张律师，他也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张律师到底比我冷静了许多，他把王天平拉到一边说，你代表郑旺财提的这些要求，我们没有得到授权给你们表态。我现在要回去汇报情况，让领导定夺。
　　不料，王天平大声说，你们想跑？那不行。老百姓何时能找到你们解决问题？我们得跟着你们。大家说是不是？
　　是！我们跟着你们到市政府去，让市长当面给我们解决问题。
　　走走，你们带路……
　　整个一层楼都闹腾起来。张律师和我动弹不得，面面相觑。
　　正在我们束手无策的时候，几名警察分开人群走进了病房。顿时，整个病房区鸦雀无声。
　　谁是王天平？
　　是我。怎么了？
　　一名警官拿出警官证递给他。王天平看了一眼，还给了警官。你要干什么？
　　我依法传唤你到市公安局去了解有关情况。
　　我犯什么事了？
　　你涉嫌寻衅滋事。那名警官一使眼色，他身后的两名警察便上前给王天平戴上了手铐。郑旺财的亲友和围观的病友们纷纷后退。
　　王天平被带走的时候，高举着戴了手铐的双手大叫着，我抗议，我抗议！你们这是打压维权律师。
　　后来的调查活动主要是调阅郑旺财和王天平的案卷，旁听公安局预审科工作人员对他们的讯问。
　　郑旺财是在医院大门外被警察带走的。
　　那天在医院，他亲眼看见荷枪实弹的警察抓走了他认为是有天大本事的京城律师王天平。他的那些想趁机发点儿小财的亲友们见势不妙，也一个个荷叶包鳝鱼溜之乎也。病友们各安其位以后，他也不敢去结账，便收拾收拾什物准备回家。哪里料到，他刚走出医院大门，就被守候在那里的警察逮了个正着。
　　郑旺财是哆哆嗦嗦地走进拘留所的，他怕有人打他。但不光没有人打他，在他关进拘留所以后，连理他的人也没有。这下，郑旺财急了，他担心自己会被关很久。他一个劲儿地在房间里哭喊，主动要求交代问题，说是交代完了，承认了错误，好让他回家。
　　预审人员果真答应了他的要求，先安排了对他的讯问。
　　在预审室，预审员还没有坐定，郑旺财就说，我错了，我不该对钱财有非分之想。
　　原来，郑旺财到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就自己的疑问询问徐院长时，徐院长打了电话给欢欣公司的宋总。当得知欢欣公司会一次性拿给他好几万元的非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后，郑旺财先是高兴，对徐院长千恩万谢，并准备按照徐院长交代给他的程序同欢欣公司签订调解协议。回家以后，郑旺财又觉得这一切来得太容易了，自己是不是吃了什么亏上了什么当。他在家左思右想也没有发现什么端倪，直到有一天早晨，他在村头吃过早餐后在回家的路上看见了村里的一个老上访户。他想起这个老上访户上访的缘由不过是和自己一样，自家的土地被欢欣公司征用了，也收到了补偿款。但他每次都会在各种关键会议和节日的时候出门上访。有时候在省城，有时候到京城，每一次都是政府的人把他送回家。他常在村里吹嘘，这一次是坐了高铁，那一次是坐了飞机，喝了茅台，抽了中华，还吃了海参鲍鱼，每一次都会得到数额不等的补助款。每当听了这个老上访户吹牛，村里的村民都会啧啧称赞，说他有能耐，會把握机会。郑旺财想，自己现在遇见的这个事会不会也是一个机会呢？他决定到京城去一趟。有鱼无鱼打一网，反正自己也没有去过京城。如果没什么用，就当自己到京城旅游了一趟。
　　在京城，郑旺财逛了长城故宫颐和园之后，很快就找到了国家信访局。他也不知道需要一些什么手续才能被接待，只是跟着人排队，在排队的过程中向前后的人打听怎样信访。好不容易轮到郑旺财了，一见接待他的是两个年轻人，郑旺财就感到不靠谱。他立马想起了襄南市仲裁院的徐院长，徐院长在他说完了要求后就主动给宋总打了电话。但此时只能按照程序走。两个年轻人看了郑旺财拿出来的个人证件、信访材料以及住院证明、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等。他们登记完郑旺财的基本情况后，就问他是否到当地涉法涉诉部门去咨询反映过问题。郑旺财倒是老老实实地说出了徐院长要求他按照程序提出书面仲裁申请的事。
　　接待人员问他，既然可以申请仲裁，为什么一定要信访呢？而且也不是逐级上访，而是一下子就到了最高信访机构。
　　郑旺财说，我是担心他们护着企业，到时候我就有冤无处申了。 　　接待人员说，你都还没有申请仲裁，怎么就知道一定会有冤无处申呢？你看看其他来信访的人有哪一个是和你一样的？然后，接待人员就动员他回去按照程序解决问题，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可以上诉到法院，如果对法院的判决不服，可以上诉到中级人民法院，如果对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还不服，还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如果没有钱打官司，像他这种下岗职工可以到地方司法部门申请法律援助，所需费用由地方财政埋单。
　　接待人员给他讲解了所有程序，郑旺财却觉得并不满意。他心里明白，这一次进京上访恐怕是没有一点儿成果了。襄南市当然没有人知道他来京上访了，看来高铁飞机坐不成了，海参鲍鱼吃不成了，茅台也喝不到了。
　　怅然若失的郑旺财离开了国家信访局。他走进一条背街，找到一家快餐店，准备吃完一碗面条后就到火车站去买票，然后打道回府。就在他要掏钱买一碗炸酱面的时候，有人在他身后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这人就是京城律师王天平。他对郑旺财说，朋友，陪我喝一点儿酒吧。郑旺财一听有酒喝，就不再从口袋里往外掏钱了。就在这一次快餐店的小酌中，王天平得到了郑旺财的完全信任。
　　郑旺财对预审员说，起初他也是不相信王天平的。说是我们那里的徐院长都说了，按照规定我只能得到欢欣公司有限的经济赔偿。但王天平告诉他，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比如现在，你只不过想吃一碗炸酱面，但事实上，你遇见了我，就喝起了好酒，吃起了烤鸭。还有，你现在五十多岁了，五十多年来，你除了下死力干活，有过发财的机会吗？人都要利用自己的长处去发财，你的长处就是你属于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平时没有用，但一旦和其他群体发生矛盾，你就自然会得到社会的同情。这种机会不是天天有，一旦出现了，你就得利用好你的身份，利用好这次机会，不然，以后你就只能混吃等死了。
　　预审员问道，王天平说得那么好听，你就信了他。你也不问问，他为了你的事费钱费力，到底是为了什么？
　　郑旺财说，这个我倒是不需要他解释，他是律师，要的是名。打赢了我的官司，他就获得了好名声，我就像是他的活广告，以后，他还怕接不到大量的打官司业务？
　　郑旺财的话，让我们这些旁听人员大开眼界。
　　预审员问道，你那么相信王天平，他要你跳楼，你也去？
　　郑旺财说，这都是他设计好了的。首先，跳楼的地点选在三楼，就不是成心想死。在楼顶磨蹭一段时间，还没等王律师报警，仲裁院那个小姑娘就先报警了。快速赶来的公安人员果然按照王律师的预想铺设了救生气垫，我就根本没有什么生命危险了。
　　预审员说，毕竟有那么高，受伤总是难免的吧？
　　是受了一点儿伤，正像王律师预料的那样。但王律师说了，这是必要的代价。受了伤，政府会很快给你治好的，你获得的赔偿也会更多。不光是你，连你的亲戚们也会跟着得好处呢。
　　这一次，预审室内外的所有人都面面相觑了。
　　你这是作秀。预审员说。
　　需要作秀。不然，哪能引来这么多人关注？王律师就是这么说的。
　　你知不知道，你为了你这些自私的目的，害了别人，危害了社会，触犯了法律。
　　这一次，郑旺财不作声了。预审室的大灯泡明晃晃地照耀着他无神的双眼。他盯着对面墙上那幅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
　　过了很久，郑旺财低下了头，他喃喃说道，我有罪。
　　郑旺财认完罪回到拘留所以后，就开始缠着看守人员快点儿把他放出去。他说他已经知错了，以后改还不行吗？再说，他是上了王天平这个京城王八蛋的当，受了王天平的蒙蔽，也算是受害者。他说他情愿不要欢欣公司应该给他的经济补偿了，全部拿去救助市仲裁院那个真跳了楼的小姑娘。这样折抵他的罪过行不行？以后他出去了，安安心心去建筑工地当小工，去东荆河河滩挖沙卖，去窑厂搬砖，有一千条路可以把家里欠的那点儿债还清，自食其力地把自己养活，再也不给社会添加麻烦。
　　郑旺财说得声泪俱下，都快要感动狱警了。但狱警爱莫能助，只能提醒他注意监所的纪律，答应把他的要求反映上去。
　　相比郑旺财的竹筒倒豆子而言，对王天平的讯问就多费了一些周折。那天，王天平从警车上下来后，就是不肯进拘留所，嘴里念念有词，一直叫喊着要人权要自由的口号。
　　押解警官说，根据规定，我们可以拘留你二十四小时。你是律师，应该明白。
　　王天平冷笑了一声，说，不错，但是你们把我弄进来容易，要我出去恐怕就不容易了。
　　怎么个不容易？
　　明天这个时候，我会在这个地方召开记者招待会，揭露你们压迫底层群众，打压维权律师的罪恶。
　　那是你的自由。押解警官拉一拉王天平被上了手铐的双手。王天平吃疼，脚下忍不住跟着警官进了拘留所。
　　为了召开记者招待会，王天平开始实施他的计划。先是绝食，明天必须要在记者面前露出疲惫不堪、身心交瘁的样子。他还准备和京城的律师事务所联系，让他的同事通知那些平时有联系的媒体，但他的手机被收走了，没法儿联系。这不要紧，明天出去时不著急走，等发还了手机，联系好媒体开完记者招待会再走不迟。他找拘留所的值班人员要来了纸和笔，仔细梳理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整理好思绪，起草了一份给媒体的公开声明。做完了这些，他真的觉得有些疲惫了，但他依然希望有人来讯问他。这样，他会跟这些讯问人员作坚决的斗争。要是他们拷打他，那就再好不过了，他就是要身上有些伤痕。他相信他一定能够扛得过去的。要是他们要给他疗伤，清洗伤口，那他是绝对不会允许的。他就是要保留那些血迹，这是最重要的证据，当然不能销毁。要疗伤也得等媒体拍完照之后再说。说不定，这一次事件以后，我王某就此成了中国律师界一尊不可小觑的人物呢！住拘留所怎么了？有了这样的经历，才是以后的资本。这才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呢。他甚至想到了电影电视剧里那些被抓捕了的中共地下党员，他们是那样的宁死不屈。王天平就这样胡思乱想了一夜。后来，为了方便公众了解案情，安排电视台记者采访王天平时，他说起了这段心路历程。他说他之所以有这样一些逻辑不通的想法，无外乎是要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应有的合法性。但那一整天，除了有人按时来给他送饭，取走他不吃的饭，居然就什么也没有发生，连问一问他情况的人都没有。 　　第二天，王天平没有等来释放他的消息，而是等来了一纸收容审查的通知书。签收了通知书，王天平开始等待提审，但还是没有人理他。他心里也明白，这是在磨他的性子。磨就磨吧，开始他还有些破罐子破摔的劲头，但仅仅过了一天，到底是聪明人的他便猛然醒悟，这一次自己大概情况不妙，是不是真要大大地栽一个跟头了。一旦醒悟，王天平就开始给看守人员提要求，要吃饭，要见人。
　　这样的要求容易满足。王天平吃饱了饭，就被带到了预审室。市公安局领导陪同着我们调查组成员，坐在旁听室里透过单面玻璃观摩着对他的预审。
　　预审员在了解了王天平的基本情况后，直截了当地问他，王天平，你是怎样操纵所谓郑旺财维权案的？你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
　　王天平翻了翻眼皮说道，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只是郑旺财的律师，我为他服务，我受郑旺财的委托，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行使我当事人的诉权和信访权。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
　　好一个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姑且不论仲裁院确实是按照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对此案给予了正确裁决，即使你和你的当事人对裁决不服，也应该按照程序到基层法院上诉，而不是挑唆郑旺财到人社局去跳楼。更何况，你代郑旺财提出的仲裁请求，很大一部分本身就是法外要求。作为律师，你这样做，就不是想依法解决郑旺财的问题，反而引发了社会矛盾，而且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你居然说你不知道犯了什么罪！
　　我知道我的方法也许是欠妥，但我的初衷是为弱势群体维权，就算是犯错，也是因为我的法律知识有限所致，我没有什么主观故意。王天平的声音明显低了下来。
　　你还在狡辩，经各地公安部门配合国安部门查明，你所在的那个律师事务所长期接受国外帕金斯劳工维权基金会的资助。你们律师事务所基本不办正式案件。近期，南方某汽车厂罢工案、长三角某服装厂工伤案，还有这个所谓郑旺财维权案都是由你们律师事务所代理的。这些案件，每到要下结论的时候，你们就挑唆工人们围堵政府机关，挑唆家属阻断交通要道，鼓动当事人占据司法人员的办公室，声称不按你们的要求结案就誓不罢休。每到有调解方案的时候，你们就重新加码让调解不成功。你们把事态进展发到微信微博上，雇佣水军大量跟帖，国外记者则采用你们提供的片面材料炮制出新闻，刊登在所谓的西方主流媒体上，带来轰动效应。你们这样做，主观上就是为了达到卑微的个人目的，客观上，起到了配合敌对势力在我国制造社会矛盾，进而引发颜色革命，迟滞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作用。说得严重一点，你这样的行为已经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到现在，你还在避重就轻，拒不认罪。王天平，你这是要干什么？
　　与此同时，预审员把一大沓图片资料重重地摔在讯问桌上。这些都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几个省级国安机关联合奋战得来的成果。王天平瞥了一眼，这才完全低下头来，小声说道，我交代，我揭发。
　　王天平后来的交代和郑旺财案爆发以来的各个节点完全吻合。当谈到自己的动机的时候，王天平承认，自己这么做，也是上了当了。他想提高知名度，以利于增加自己的律师业务量，哪知道被人利用了，竟然差一点儿就成了历史的罪人。
　　王天平也谈了一些他们是如何利用体制漏洞的方法。比如信访问题，有的明明可以通过一般诉讼解决问题，采取了信访的办法，解决的速度就会快一些，力度就会大一些。因为各地都把降低信访量作为一项指标用来考核干部的政绩，也不管信访案件本身是不是出在本届政府任内。解决了信访问题没有成绩，解决不好就会是一个大问题。而用来解决的钱财无外乎是地方财政的，地方财政的钱只要不贪，即使用错了，也不会有多大责任，何况那是用在弱势群体身上。那又何乐而不为呢？毕竟趋利避害是一个正常人的正常反应。王天平说，这样，你的趋利避害就给了我可乘之机呀。还有问责问题，一旦出现不可控的后果，首先就劈头盖脸地拉人负责，其实是撇清自己。何况，一般而言，涉事的人总会有些责任的。王天平说，人都是有弱点的，再好的制度也是有缺陷的，我们不过是善于抓住这些弱点和缺陷而已。这一次，栽就栽在我遇见的李萌露是一个涉世不深的女孩儿，她居然宁愿跳楼也不愿意垫背背锅。
　　王天平以为是因为李萌露跳楼才使得调查组下了决心对他一查到底的。王天平够坏的了，他为了达到不光彩的个人目的，即使有人真的为此失去生命，他也在所不惜。
　　我承认，我也是一个涉世不深的女孩儿，王天平说的这些我以前连想都没有想过，能不能写进总结里我很犹豫。毕竟，王天平已经成了一个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的话有可能正确吗？毕竟，他的个人目的极端自私。还有，国外的主流媒体因为争夺话语权的需要，因为不愿意别人比自己过得好的需要，或者仅仅只是为了体现一下他们的文化偏执，时不时地黑一下我们，尚且有他们的逻辑性，我们自己的媒体到底是怎样在反击？作为一个年轻的媒体人，我不大懂，但我真的很担心。
　　王天平被批准逮捕了，他身后的那个律师事务所也灰飞烟灭。案情至此已经结束。我把我能够想到的这些加以条理化，交给了邢秘。这样，我就离开了调查组，可以回到外宣办去了。至于他如何取舍，形成最终的报告，相信他经验老到，会有办法的。但如果我的一些想法因为这份总结传导到了市委主要领导那里，我会不会给市领导留下什么好的印象呢？听说邢秘因为在这次调查工作中处置失当受到了处分，也许是因为李萌露跳楼的事吧。处分并不重，只是诫勉谈话，但这已经够糟的了。作为市里相当级别的干部，代表市委市政府办了一件大事，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现在落到这样一个地步，恐怕对他今后的官场生涯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无形损失。
　　给邢秘交了差，我去看望李萌露。
　　我在李萌露家的楼下遇见了她们母女俩。李萌露虽出了院，但双腿上依然缠满绷带。她的母亲用一辆轮椅推着她在花坛周围散步。阳光很好，花草争艳，她们母女俩的神色也很安详。
　　我们寒暄一阵以后，李萌露的母亲说，邹蜜来得正好，我要上楼去做饭，你们俩正好聊一聊。
　　我接过了李母手中的轮椅。
　　我问李萌露，家里就你和你妈吗？你的那一位呢？
　　李萌露说，他回来看护了我一段时间，把原来预计的婚假也用光了。这不，又出差了。
　　她的话提醒了我，他们本来是准备近期结婚的。现在李萌露成了这个样子，他们的婚还结得成吗？
　　我又问她，你的腿恢复得怎么样了？
　　还不错吧。医生说，抢救及时，截肢是不会的了。但双腿都打了钢钉，会不会留下残疾，那就要看后期治疗的效果，还要看我今后能不能坚持锻炼了。
　　听了她的话，我有些心酸，眼泪差一点儿掉了下来。倒是李萌露对我说，你就不能说点儿高兴的事？告诉你，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这一行我是能够干下去的。徐院长来看过我了，他说局里已经研究过了，等我伤好以后就回去重新上岗。
　　我想起郑旺财被释放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乐观。他因为是下岗职工，只是被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拘留期满，他的儿子来接他出拘留所，告诉他，欢欣公司已经履行了仲裁裁决书上的有關裁决意见，把几万元的非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送到了家里。郑旺财喜出望外。他原以为这笔钱不仅得不到，而且还会被要求赔偿李萌露的医药费呢。郑旺财对拘留所的干警连声说，好好，感谢政府感谢政府。我出去以后就去开一个小卖部，一定自食其力，不给政府再添麻烦。对了，我还要卖普法书籍，让我周边的人都知法守法。
　　李萌露不知道我心里想着什么，她说，听说因为这个案子，我在网上都成了拼死护法的英雄了。邹蜜，我要红了，这可怎么办？
　　我略微垂下头，看见了她水汪汪的大眼睛。
　　是啊，怎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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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绘图/杜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