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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加ASC，与诺贝尔奖获得者面对面交流
2012年8月26日，第六届亚洲科学夏令营在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开始举行。来自亚太地区22个国家和地区的266名大学生、高中生代表，与28名科学家——其中5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有几位是沃尔夫奖等世界顶级科学奖获得者——探讨科学、交流对话。
我们中国代表团共有34名成员，分别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都是大一、大二的理工科学生，还有5名来自全国重点高中的高中生，3名带队老师和1名领队。
除东道主以色列外，其他代表团包括新西兰、澳大利亚、菲律宾、中国台北、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印度、缅甸、尼泊尔、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土库曼斯坦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看得出来，除西亚地区的穆斯林国家派出代表团较少外，参加的国家和地区还是很多的。
亚洲科学夏令营（Asian Science Camp，ASC）由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台湾大学特约讲座教授、原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教授，200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日本东京大学特别荣誉教授小柴昌俊教授，在2005年共同发起建立。从2007年开始，先后在中国台北、印度尼西亚巴厘、日本筑波、印度孟买、韩国大田举办。不用说，亚洲科学夏令营得到了亚太地区各个国家和地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为增进亚太各国青年相互交流和理解，为促进青年科学人才的成长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六届亚洲科学夏令营由以色列外交部和希伯来大学共同主办，主题是“青年科学创造更好明天”（Young Science for the Future）。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在开幕式致辞中说：“当知识变得易于获取，创造力和想象力就更显重要。”他鼓励青年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
在为期一周的活动中，我们这些来自亚洲和大洋洲的大学生、高中生聚在一起，聆听包括诺奖得主在内的顶尖科学家有关科学前沿和个人科研经历的讲座。这些学术报告探讨了物理、化学、生命科学、宇宙科学等领域的前沿问题，并特别强调了数学在其中的作用。讲座一共有40多场，分为所有学生一起听的和各组分别听的两种，每名学生能听的讲座大约有15场。
为我们做讲座和交流的5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分别是：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罗杰·科恩伯格教授、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奥曼教授、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阿龙·切哈诺沃教授、200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小柴昌俊教授和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李远哲教授。
除学术讲座外，ASC的活动还包括互动式教学、小组讨论、科技创意海报竞赛等多种形式，这些活动为我们创造了与诺贝尔奖获得者、世界顶尖学者面对面交流对话的机会和展示自我的平台。
我听了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奥曼教授关于数学与人类社会研究的讲座后，非常感兴趣，在提问环节就举手向他提问，可惜没有抽到我。讲座结束后学生们都围着教授，我想当面请教也没成功。但我没有死心，回国后将自己的思考和提问写成电子邮件发给他，到中国的教师节那天，我收到了他长长的回信。罗伯特·奥曼教授已经82岁了，如此扶持后学，如此勤奋地工作，令我非常感动。他以身作则地向我传递了什么是薪火相传的科学精神。
主办方也为各国学生安排了参观游览耶路撒冷老城、雅法古城和特拉维夫的活动，但时间安排的很短，只有一天加一个晚上。
2 初步印象。我在ASC合作过的各国大学生、高中生
在ASC正式开始前，各国大学生们就已经开始交流了，因为组委会给每个代表建了Facebook小组。通过Facebook的交流，好几名大学生“提前”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比如有一名印度大学生，表现出研究物理的浓厚兴趣；有一名尼泊尔大学生也很爱思考。我和他们很谈得来。还有一名印度女大学生，对我研究的领域有了解，也很感兴趣，遗憾的是我没来得及和她深入交流。我们国内的大学生，因为都来自北京，除了线上交流，我们出发前还聚会过两次，讨论、吃饭都包括了。出发前，我们还去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听了一场为本届ASC专门举行的报告会。
除我之外，我所在的海报组还有3位大学生，分别来自印度、韩国、以色列。另有3位高中生，分别来自日本、泰国、以色列。我承认，我对几位高中生了解不多，不过对他们的特点也有第一印象，那位以色列高中生有点固执己见，总在试图说服我们，显得有些咄咄逗人；泰国高中生总是诚恳地承认自己不懂，还担心没能帮上什么忙，让我觉得他很可爱；日本高中生则近乎一言不发，显得安静被动。相比之下，大学生的能力和表现更胜一筹，如那位韩国大学生总是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即使是不成熟也拿出来和大家讨论：而那名以色列大学生具有很强的沟通能力。我对我遇到的印度大学生印象不错，他们大都很积极，听讲座很认真，并积极提问。
回国后，我和在ASC认识的几个谈得来的外国大学生还保持着联系。
3 回国后的思考，我们的教育缺乏什么
ASC带给我的震撼、引起的思考是多方面的，从我自己所接受的科学教育来说，我感到ASC带给我的最大收获是一定要培养自己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本来是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爱因斯坦有句名言：“当一个人忘掉了他在学校接受的每一样东西，剩下来的才是教育。”这里忘掉的是具体的知识，而剩下的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只有这样，人们在离开学校以后才能继续完善自己的认识。人类的认知是永远有发展的空间的，正如苏格拉底所说，我们永远无法到达真理，但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不断超越偏狭的认识去逼近它。
ASC对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特别在意，通过特别的安排予以强化，如每场讲座后都有问答环节，而在整个ASC的闭幕式上，三个由学生对教授的讲座提出的问题获得“最佳问题奖”，这些问题都相当大胆，充满怀疑精神，而又并非胡搅蛮缠。可见，独立思考在这里受到了呵护和鼓励。
相比之下，中国教育在这方面十分薄弱，所以我们更需要自己有意识地去培养怀疑的精神，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具备科学判断的能力。
知识面的扩大也很重要。在这届ASC活动中，当代科学的交叉融合、许多科学家的跨界研究能力让我们大开眼界，如罗伯特·奥曼教授擅长博弈论，2005年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由是“通过博弈论分析，加强了人类对冲突合作的理解”。在这次他所做的有关“战争与和平”的演讲中，他说，以前人们总是试图就某一地区的具体争端提出解决方案，但其实我们应该把战争作为一种现象来研究，建立战争的一般模型，正如建立有关疾病的一般性理论从而战胜疾病一样。这样能使人们懂得战争为什么会发生，从而消灭战争。虽然这项研究的前景和效果难以预料，却很值得思考。
相比之下，高考制度和高中文理分科，是导致我们国内的高中生知识面狭窄的重要原因。过早的文理分科对个人完善十分不利。我们不应当认为自己学科以外的知识是无用的知识，这样甚至可能使自己缺失一些重要的常识，我们应当有意识地去了解不熟悉的领域。因为要高考，高考又是分数至上，学生学习的内容局限于考纲，学习的检验标准则是不断增强解题能力，而不是把精力用在拓展知识面和强化思维上。跟大学的知识量相比，中国的高中生三年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少了。而美国的教育就有所不同，就拿数学来说，虽然美国高中生的解题能力、计算能力不如中国学生，但他们对数学这个学科的总体了解却更多。我翻过他们的中学课本，里面已经介绍了矩阵之类中国学生在大学才接触的概念。在我看来，对各学科的总体了解是深入学习的重要基础。
对话
《课堂内外》高中版：知识重要还是想象重要？为什么？
徐微鸿：知识和想象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没有知识，想象不可能发生：没有想象，知识也不能继续发展。我对想象的定义，是根据已有的知识去推断另一种未知的东西。所以想象是一种探索，不光是诗情画意的事情。想象要以现有的知识为基础，但与知识比较，想象更加重要，因为它推动知识的发展。
《课堂内外》高中版：在你看来，“世界”这个概念，对今天的中国高中生意味着什么？
徐微鸿：整个世界是他们的舞台，也是新知的源泉。
2012年8月26日，第六届亚洲科学夏令营在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开始举行。来自亚太地区22个国家和地区的266名大学生、高中生代表，与28名科学家——其中5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有几位是沃尔夫奖等世界顶级科学奖获得者——探讨科学、交流对话。
我们中国代表团共有34名成员，分别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都是大一、大二的理工科学生，还有5名来自全国重点高中的高中生，3名带队老师和1名领队。
除东道主以色列外，其他代表团包括新西兰、澳大利亚、菲律宾、中国台北、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印度、缅甸、尼泊尔、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土库曼斯坦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看得出来，除西亚地区的穆斯林国家派出代表团较少外，参加的国家和地区还是很多的。
亚洲科学夏令营（Asian Science Camp，ASC）由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台湾大学特约讲座教授、原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教授，200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日本东京大学特别荣誉教授小柴昌俊教授，在2005年共同发起建立。从2007年开始，先后在中国台北、印度尼西亚巴厘、日本筑波、印度孟买、韩国大田举办。不用说，亚洲科学夏令营得到了亚太地区各个国家和地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为增进亚太各国青年相互交流和理解，为促进青年科学人才的成长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六届亚洲科学夏令营由以色列外交部和希伯来大学共同主办，主题是“青年科学创造更好明天”（Young Science for the Future）。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在开幕式致辞中说：“当知识变得易于获取，创造力和想象力就更显重要。”他鼓励青年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
在为期一周的活动中，我们这些来自亚洲和大洋洲的大学生、高中生聚在一起，聆听包括诺奖得主在内的顶尖科学家有关科学前沿和个人科研经历的讲座。这些学术报告探讨了物理、化学、生命科学、宇宙科学等领域的前沿问题，并特别强调了数学在其中的作用。讲座一共有40多场，分为所有学生一起听的和各组分别听的两种，每名学生能听的讲座大约有15场。
为我们做讲座和交流的5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分别是：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罗杰·科恩伯格教授、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奥曼教授、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阿龙·切哈诺沃教授、200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小柴昌俊教授和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李远哲教授。
除学术讲座外，ASC的活动还包括互动式教学、小组讨论、科技创意海报竞赛等多种形式，这些活动为我们创造了与诺贝尔奖获得者、世界顶尖学者面对面交流对话的机会和展示自我的平台。
我听了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奥曼教授关于数学与人类社会研究的讲座后，非常感兴趣，在提问环节就举手向他提问，可惜没有抽到我。讲座结束后学生们都围着教授，我想当面请教也没成功。但我没有死心，回国后将自己的思考和提问写成电子邮件发给他，到中国的教师节那天，我收到了他长长的回信。罗伯特·奥曼教授已经82岁了，如此扶持后学，如此勤奋地工作，令我非常感动。他以身作则地向我传递了什么是薪火相传的科学精神。
主办方也为各国学生安排了参观游览耶路撒冷老城、雅法古城和特拉维夫的活动，但时间安排的很短，只有一天加一个晚上。
2 初步印象。我在ASC合作过的各国大学生、高中生
在ASC正式开始前，各国大学生们就已经开始交流了，因为组委会给每个代表建了Facebook小组。通过Facebook的交流，好几名大学生“提前”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比如有一名印度大学生，表现出研究物理的浓厚兴趣；有一名尼泊尔大学生也很爱思考。我和他们很谈得来。还有一名印度女大学生，对我研究的领域有了解，也很感兴趣，遗憾的是我没来得及和她深入交流。我们国内的大学生，因为都来自北京，除了线上交流，我们出发前还聚会过两次，讨论、吃饭都包括了。出发前，我们还去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听了一场为本届ASC专门举行的报告会。
除我之外，我所在的海报组还有3位大学生，分别来自印度、韩国、以色列。另有3位高中生，分别来自日本、泰国、以色列。我承认，我对几位高中生了解不多，不过对他们的特点也有第一印象，那位以色列高中生有点固执己见，总在试图说服我们，显得有些咄咄逗人；泰国高中生总是诚恳地承认自己不懂，还担心没能帮上什么忙，让我觉得他很可爱；日本高中生则近乎一言不发，显得安静被动。相比之下，大学生的能力和表现更胜一筹，如那位韩国大学生总是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即使是不成熟也拿出来和大家讨论：而那名以色列大学生具有很强的沟通能力。我对我遇到的印度大学生印象不错，他们大都很积极，听讲座很认真，并积极提问。
回国后，我和在ASC认识的几个谈得来的外国大学生还保持着联系。
3 回国后的思考，我们的教育缺乏什么
ASC带给我的震撼、引起的思考是多方面的，从我自己所接受的科学教育来说，我感到ASC带给我的最大收获是一定要培养自己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本来是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爱因斯坦有句名言：“当一个人忘掉了他在学校接受的每一样东西，剩下来的才是教育。”这里忘掉的是具体的知识，而剩下的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只有这样，人们在离开学校以后才能继续完善自己的认识。人类的认知是永远有发展的空间的，正如苏格拉底所说，我们永远无法到达真理，但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不断超越偏狭的认识去逼近它。
ASC对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特别在意，通过特别的安排予以强化，如每场讲座后都有问答环节，而在整个ASC的闭幕式上，三个由学生对教授的讲座提出的问题获得“最佳问题奖”，这些问题都相当大胆，充满怀疑精神，而又并非胡搅蛮缠。可见，独立思考在这里受到了呵护和鼓励。
相比之下，中国教育在这方面十分薄弱，所以我们更需要自己有意识地去培养怀疑的精神，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具备科学判断的能力。
知识面的扩大也很重要。在这届ASC活动中，当代科学的交叉融合、许多科学家的跨界研究能力让我们大开眼界，如罗伯特·奥曼教授擅长博弈论，2005年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由是“通过博弈论分析，加强了人类对冲突合作的理解”。在这次他所做的有关“战争与和平”的演讲中，他说，以前人们总是试图就某一地区的具体争端提出解决方案，但其实我们应该把战争作为一种现象来研究，建立战争的一般模型，正如建立有关疾病的一般性理论从而战胜疾病一样。这样能使人们懂得战争为什么会发生，从而消灭战争。虽然这项研究的前景和效果难以预料，却很值得思考。
相比之下，高考制度和高中文理分科，是导致我们国内的高中生知识面狭窄的重要原因。过早的文理分科对个人完善十分不利。我们不应当认为自己学科以外的知识是无用的知识，这样甚至可能使自己缺失一些重要的常识，我们应当有意识地去了解不熟悉的领域。因为要高考，高考又是分数至上，学生学习的内容局限于考纲，学习的检验标准则是不断增强解题能力，而不是把精力用在拓展知识面和强化思维上。跟大学的知识量相比，中国的高中生三年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少了。而美国的教育就有所不同，就拿数学来说，虽然美国高中生的解题能力、计算能力不如中国学生，但他们对数学这个学科的总体了解却更多。我翻过他们的中学课本，里面已经介绍了矩阵之类中国学生在大学才接触的概念。在我看来，对各学科的总体了解是深入学习的重要基础。
对话
《课堂内外》高中版：知识重要还是想象重要？为什么？
徐微鸿：知识和想象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没有知识，想象不可能发生：没有想象，知识也不能继续发展。我对想象的定义，是根据已有的知识去推断另一种未知的东西。所以想象是一种探索，不光是诗情画意的事情。想象要以现有的知识为基础，但与知识比较，想象更加重要，因为它推动知识的发展。
《课堂内外》高中版：在你看来，“世界”这个概念，对今天的中国高中生意味着什么？
徐微鸿：整个世界是他们的舞台，也是新知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