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书、读书、抄书、收书五十春秋有余,而心情始终急切逼迫,故自我杜撰一词曰“追书”。
　　少时我即好篆刻,学篆刻首要阅读和临摹古贤的印谱,对亦师亦友的古印谱也就产生了兴趣,及长,有了访谱及购谱的需求。当时这冷门的旧谱除了少数的名谱其余都不昂贵,是消费得起的。读谱渐多,每苦于不知自宋元以降,古来究竟有几多的印谱和印学论著,遂有了集辑编纂《中国印学年表》的梦想。自知这是为捞针而下海,虽消息渺茫,但趣未尝减也。
　　早岁,访读旧谱还便利,当时的图书馆古籍原件都还对学人开放,可以上手翻阅,还让做笔记。我在1970年到1983年先后、陆续地阅读过上海图书馆的七八百种印谱,也有幸读过上海博物馆秦曼青旧藏的二百余种印谱。特别是应西泠印社编辑部之约编纂《历代印学论文选》,得以在葛岭库房里夜以继日地读了近五百部张鲁庵捐赠的旧谱。当时正值盛夏,库房闷且热,清晨入库捎一暖瓶水,加两只大馒头充作中餐,因为该库房是西泠印社的禁区,外人不得入之故,所以我被反锁在其中,到管理员下班才将我放出。枯灯只影,争分夺秒(读书本不能如此,无奈于出版期限紧迫)地读谱、摘抄,记录下大量有用的序跋题记,长者数千言,前人手书多率意,好用艺术化的草隶篆体,又好用僻字,乃至别字、死字,像是在炫耀他那独到的学问。偶有不能识读者,则依样画瓢先描下来,夜则在西湖边的小客栈里爬梳整理。如是逾月,食寝不思,宛如战斗,虽苦辛自知,然腹笥充实,大有小民暴富之乐。1986年我率上海画家团赴香港办展,则向香港的藏家处借来旧谱,夜深人静时在招待所里彻夜读书。香港十日,我无暇于那眩目的花花世界、红灯绿酒,能读到十几部新见的印谱,我还是收获满满,一无遗憾。记得在这阶段,还在海上、苏州、广州、济南等藏家处读到过一些罕见的旧谱。彼时苦于没有照相机,也没有如今的复印等设备,有许多珍罕的书籍及资料无法拍得书影和实物,烟云过眼,也只存储于不灭的记忆中,而不得公之于众、与人共享。这是我一直引以为憾的。
　　至1987年,先后读谱已逾千余之数,且蓄有许多有关印人生卒、人事等可作系年的印史资料,念古来无《印学年表》之制,遂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印学年表》,此书一出,即呈沙孟海先生,记得在1988年的西泠印社大会上,沙老居然说:“天衡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本大书。”这使我汗颜,然也深获激励,遂有将此事进行到底的宏愿。
　　其实,世上事想来容易践行难。这隐蔽在天涯海角的未见之书,岂是要想读即能读到的。记得一次去天津市图书馆访书,管理员问你要看什么书?我说讲不出。他大为诧异,不屑地说:“不知道书名,读什么书?”好在陪我去的朋友辩称:这是上海的韩先生,是专门研究印学的(惭愧,但我深感于他在为我排难解困)。我也顺势说:“对不起,我是想读些未见之书。”至此,管理员才引我入内库。这次访书居然有重大收获,如发现了康熙初版的周亮工撰《赖古堂别集印人传》,其书名及内容都大别于嘉庆后开禁的此书。我并以是书纠正了彼时辞书及学者们以讹传讹的一些谬误。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