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分开是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但新医改三年来进展并不快。2012年医改的任务重点是推进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其中一个主要工作又是医药分开。对于医药分开，多年来各方一直有不同声音，我对此的理解和认识愿和大家共同交流、讨论。
　　一、医药分开关键在于经济上分开。
　　通过以药品经济利益的分开纠正医药服务中的行为扭曲，回归医疗服务公益性。即要切断两条利益链：一条是医生靠开处方获得红包提成收入，弥补医生收入过低；另一条是医院通过卖药获得加成收入来弥补经费不足。禁止红包、回扣是针对医生提成利益链的，零差价是针对医院加成利益链的。禁止红包、回扣肯定是势在必行，但零差价其实挺复杂，尚需更深入地探究。
　　二、钱和体制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解决医改深水区的问题，关键是增加政府投入与建立有序竞争、优胜劣汰的医疗服务体制，二者缺一不可，即钱和体制要两手抓。
　　目前从对北京友谊医院等试点单位的宣传来看，算账较为充分，似乎取消药品加成减少的药品收入与增加的医事服务费大体相当，就以为医药分开了。其实，如果没有新体制的建立，这种仅仅是左手倒右手的医药分开无法持续，没有实际意义，必须建立新体制。
　　三、新体制就是竞争择优。
　　政府给予的补偿无论增长多快，财力毕竟是有限的。医院要发展，资金缺口将长期存在。仅“收费平移”是不够的。因此，除增加投入外，要靠竞争机制调动各方潜力，特别是医务人员的积极性。靠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来增加收入——这就是新体制，就是竞争机制。
　　医院和医院、医生和医生、保险公司和保险公司都要体现竞争择优。只有实现竞争择优才能提供不竭的动力，才能体现双向选择，才能对百姓有利。
　　要建立新体制，第一件事就是落实管办分开，这首先是对卫生部门的考验。要充分尊重医院的法人地位，涉及医院经营管理的全部责任和权力都要不折不扣放给医院：包括用人和分配、学科设置、床位增减、设备与药品招标与采购、各项收费标准等。
　　医院评级、医生评职称和医疗鉴定等也要交给第三方。使医生、院长真正成为医疗服务市场竞争和医改的主力军。
　　卫生部门只负责法律监督、法规保障、规划指导，行使出资人的责权。与此同时应调整医务人员薪酬政策，允许自由执业，促进薪酬市场化，让更多的医生有主动性、积极性，靠技术、服务而不是靠红包与回扣增加收入。
　　四、成败关键在主管部门。
　　五、我的建议是：
　　1.医药分开是经济利益分开，不一定非剥离药房不可，但要制定允许处方外购透明的政策，保障社会药店平等参与竞争。应区别不同情况，允许医院根据实际情况有不同的选择。好还是不好，由群众来评价，怎样对医疗服务更方便，对人民群众更有利就怎么办。
　　2.实现医药分开，医院药房托管与不托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不要托管费。医院把药房托管给企业，如果收取托管费，这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对解决“看病贵”毫无益处，而且被托管的企业排斥未被托管的企业可能带来新的市场垄断。
　　3.北京三甲医院的医药分开试点关乎全国，希望汲取“安徽经验”的教训，慎言“模式”，慎推“经验”。
　　即使有一天友谊医院、朝阳医院等五家医院的改革取得了一定进展，也不要急于推广，要多方验证后方可扩大。大财政保小试点说成功很容易，推向全国成功却很难，因为各地方情况差异太大了，北京能做到的事，其他地方不一定能做到。况且，过去医改的实践告诉我们：强推的“经验”效果大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