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保存高等教育的有生力量，实现民族复兴，一大批高校向抗战后方大转移，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西迁运动”。部分高校向贵州“西迁”，使得当时贵州各类教育规模快速扩大，完善和优化了贵州省当时的教育体系结构和区域分布，并且在办学层次和办学质量方面得到了明显提高。以史为鉴，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将爱国情怀作为教育发展的核心逻辑，并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
关键词：高校内迁;贵州教育;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1）05-0044-06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1.05.007
大学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的象征，现代大学也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科技与文化策源地，因此，没有现代大学就没有国家的文明，也就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以19世纪末天津北洋西学学堂的成立为标志，我国近代高等教育逐步成型，特别是1912年的“壬子学制”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近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建设。在抗战前，我国高等教育的规范化与体系化特征非常明显，在国际上也开始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力，但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升级，日本侵略者也開始对我国高等教育进行了有预谋的、持续性的和深度的破坏，绝大多数高校失去了正常办学的教育资源与外部环境，为了在这场苦难中抢救和保存中华民族的“文脉”，国民政府及社会力量通过向西部省份迁移、重建大学的方式来拯救沦陷区与半沦陷区的高校，避免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毁灭性打击。这种快速果断而规模宏大的高校战时“西迁”运动，彰显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刚毅坚卓的民族精神，不但为我国教育事业保存了有生力量，还为我国西部地区的教育发展与社会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贵州省因为地处丘陵山区、远离战区等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加上我国武装力量的抗争而没有成为日军的占领区，也就成为当时一些高校内迁的主要省份之一，其中就有国立浙江大学、国立交通大学等大批卓越的大学迁入贵州办学，不但给这些西迁高校的战时避难与战后恢复创造了条件，还在一定程度上为贵州省各级教育发展带来了契机。
一、抗战时期高校西迁贵州的历史背景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展的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声势尤为浩大和激烈，引起了日本政府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极端仇视，并认定“各级学校均为反日集团，所有知识青年均系危险分子”[1]。于是，日本军国主义采取各种破坏手段摧毁中国教育和文化机构，特别是企图消灭中国文化根基而大肆破坏中国高等学校的校舍建筑与文化典籍，“轰炸破坏，亦以高等教育机关为主要之目标”[2]，使得当时的高等教育损失惨重。以南开大学被彻底毁损为开端，至1938年8月，全国108所专科以上高校中有91所被破坏[2];至当年10月，因校舍被毁而被迫迁移或停办的高校达到94所，只有10余所能基本勉强维持[3]。为抗日救亡，维系民族文脉，保存高等教育的有生力量，实现民族复兴，1938年，国民政府制定了“抗日建国”的基本国策，提出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采取了史无前例、中外罕见的教育大转移，将国民政府管辖的各类高等学校向西南、西北等抗战的大后方迁移。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贵州成为陪都重庆的天然屏障和抗战的大后方，其战略地位和重要性明显提升。这一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将国立浙江大学、国立交通大学、国立湘雅医学院、国立广西大学、国立桂林师范学院、私立大夏大学、私立之江大学和乡镇学院等9所普通高校迁入贵州分布各地办学，在校学生人数达到4 233人之多，教员达524人[4]。并有陆军大学、陆军步兵学校、陆军炮兵学校、陆军军辎学校、陆军通讯兵学校、中央陆军军医学校、陆军兽医学校、国民革命军防空学校、中华民国海军学校、中央陆地测量学校和军训部军官外语班等12所军事院校内迁至贵州各地。至1945年，贵州拥有21所高校，高校数量之多，可以说达到了贵州近代高等教育的鼎盛时期，大批博闻强识、才华横溢，且向来就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的专家学者纷纷涌入，贵州近代教育迎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推动和加速了贵州教育近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
二、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对贵州教育的影响
20世纪以前，包括贵州省在内的山区边疆省份因自然环境恶劣而在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等方面全面落后。辛亥革命光照贵州之时，贵州国民临时政府制定和实施了各项教育改革政策，推动和加速了贵州近代教育发展。但随后各派军阀混战，打乱了贵州近代教育发展的进程，阻碍了发展步伐。可以说，在抗战全面爆发前的二十多年时间里，经历了各派军阀和国民政府统治，贵州教育在剧烈动荡的社会政治旋涡中艰难曲折地前行，教育发展十分落后。“边疆教育，乃因抗战开展而成长”[5]，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导致的部分高校与知识精英内迁贵州，在客观上使得贵州省的各级教育事业得到了空前发展。
（一）各类教育规模快速扩大
1.小学教育较快发展
贵州省地处偏远、交通险阻，历来就是我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在民国之前基本没有官办的教育体系，基础教育的唯一模式就是为贵族阶层提供教育的私塾教育。即使后来国民政府强制性地推行改造私塾，设立小学，推行新式教育，但这一制度只是在城市得到一定的落实，在广大的农村地区遭遇的阻力较大，新式小学教育严重落后于西南其他省份。以1914年为例，四川、广西、云南和贵州的新式小学数量分别是13 284、1 622、4 527和1 135所，贵州远远低于西南其他省份[6]。据1916年贵州省公署报教育部的文件表明：“高等小学、国民学校共计一千五百余所中，多学校其名，私塾其实，以学校与私塾比较，学校不过十之二三，而私塾居其七八焉，学生数亦不过十之三四，而私塾学童居其六七焉。”[7]一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前，由于贵州政局不稳，军阀混战，教育管理机构混乱，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甚至常常被军阀挪作军费，加之社会动荡，学校师生安全常常受到威胁，很多学校时开时停，这一时期小学教育未被重视，甚至遭受重创，发展滞后。据统计，1930年贵州省有小学1 752所，学生83 000多人[8]。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高校内迁，贵州人口剧增，原有学校难以容纳流亡学生就读需要，贵州国民政府通过改组教育行政机构，通过实施义务教育，采取举办短期小学、鼓励私人办学、开展巡回式教学、改良私塾等教育改革措施和推行国民教育等手段，使得全面抗战时期贵州省的小学教育规模和数量得到较快发展。据统计，全面抗战时期仅贵阳兴办的小学就达24所。至1945年抗战结束时，贵州省共有新式小学10 577所，其中中心国民学校1 595所，国民学校8 693所[9]。 2.中等教育规模扩大
贵州中等教育自辛亥革命到全面抗战前，经历了20余年的发展，虽已积淀了一定基础，但与同期其他省相比，贵州省中等教育的发展较为落后。据统计，1915年，贵州省有6所中学，学生人数达738人[10]285;1918年，有省立中学学生2 235人，仅占全国中学生总人数的1.9%[11];1935年，全省中学教育机构33所，学生8 548人[10]286;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全省有46所中学，学生12 457人，仅占当时贵州人口的1‰左右。而且，这一时期的中学多数集中于省会贵阳及部分较大城镇，多数县没有中学。但在全面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内迁重庆，华东、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区高校、工矿企业、文化团体内迁贵州，贵州人口随之剧增，教育需求迅速扩大，迎来了贵州中等教育发展的大好契机。截至1945年抗战胜利，贵州省有国立高级中学38所，省立中学5所，87个县（市）中就有25个县（市）设立了国立中学[12]。
3.高等教育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跃升
抗战前，贵州省仅有两所高等学校：贵州省立政法专门学校和贵州大学。1913年，贵州省将原有的“官立法政学堂”改造为“贵州公立政法专门学校”，1920年将其改为“贵州省立政法专门學校”。1928年，时任贵州省教育厅厅长周西成在原有“贵州省立政法专门学校”和“南明中学”的基础上创立“省立贵州大学”，主要培养经济、医学人才，并为桐梓系军阀培养军事人才。但后来通过“并”“停”措施，1930年该校停办。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确定了“抗战建国”的基本国策，提出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为“维系民族文脉，保存国家精英”，国民政府教育部先后将包括军事院校在内的二十多所高校内迁贵州，分布在以贵阳、遵义、安顺为中心的全省各地。此外，国民政府吴鼎昌省长充分利用高校内迁带来的人才、资源、政策等优势和历史机遇，着手创办贵州自己的高校。1938年，贵州省历史上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高等学校——贵阳医学院成立。为解决此时中等教育快速发展带来的师资严重匮乏问题，1941年创立了国立贵阳师范学院，为抗战建国培养各方面人才。1942年，在原农工学院的基础上成立了“国立贵州大学”。可以说，高校内迁不仅壮大了贵州近代高等教育规模，同时开创了贵州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历史。
4.民族教育、职业教育和社会教育成绩斐然
民族教育实现了较之以前量的突破。贵州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受教育程度低，国家民族观念淡薄。抗战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国民政府认识到要巩固国防，争取抗战的胜利，不仅要壮大军事力量，更要发展边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开启民智，凝聚各民族力量。于是，贵州省政府进一步重视民族教育，成立专门教育机构，制定和颁布民族教育方案;改善办学条件，增加经费投入;培养优秀师资队伍。一系列措施的有效实施，贵州民族教育取得了较大成就。1942年，贵州省政府明确规定1/3的国民小学要办民族教育，少数民族分布区域内的46所中学“予以少数民族学生优待”，明令大夏大学、贵州大学等高校要招收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学生。
在职业教育方面，抗战前贵州省只有医科职业学校、贵阳初级农业职业学校等几所职业教育机构。抗战开始后，贵州省颁布《贵州省职业教育调整办法》《贵州省职业教育分期辅导实施办法》等法规，成立“贵州省农工职业教育委员会”组织，规范职业教育办学，到抗战结束时已有职业学校13所，涉及工、农、医、林等行业。由于各类学校的增多，贵州省面临师资缺口，因此，随着抗战时期部分高校西迁贵州，国民政府在贵州省开始大力创办师范教育，在全省设立了贵阳、黔东南、黔南、盘县、遵义和黔西南等6个师范学区，使得贵州师范教育机构从寥寥几个迅速增加到上百个。以黔东南地区为例，自1942年在从江开始设置“从江教师暑期讲习班”开始，陆续在施秉、黄平、余庆、台江、丹寨、剑河等地都设立了简易师范学校，为“蛮荒之地”的新式教育培养了大量师资。
社会教育方面成绩较为突出。民众教育主要是针对学龄阶段却失学、未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成年人而开展的文化补习教育，主要为识字教育、生计教育与塑造新风俗。自1940年起，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社会教育：一是举办战时民众教育。在全省沿公路的30个县（市）开设了1 588个战时民众补习班或补习学校，开展“初等语文教育为主，公民生计教育为辅的社会性教育”，抗战扫除近3万名文盲，至1946年贵州作为民众教育优秀省份，扫盲比例超过全国57%的平均水平[13]。战时民众教育既传授文化知识，又培养社会的新礼俗，唤醒了民众的民族意识，激发了民众的民族精神，为培养“新国民”作出了贡献。二是实施和加大电化教育与“巡回施教”力度。1936年始，国民政府出台了《各省市实施电影教育办法》《各省市实施播音教育办法》，以推行电化教育。由于高校西迁之前，贵州省电化教育人员奇缺，贵州省的电化教育推行较慢，西迁高校带来了现代电化教育的设备与人才，为贵州省的电化教育提供了可能。1943年，贵州省设立了“电化教育服务处”（后改称“电化教育辅导处”），开展全省电教技术辅导及示范施教工作，主要通过影片向社会民众进行识字教育和知识普及教育。部分高校还派出教员在公路通达的县里运用巡回施教车，扩大了受众范围，如1944年上半年巡回施教车在黔东南地区就“行程789公里，施教……451小时，施教人数达81万余人”[14]。三是利用各类学校举办抗战宣传、卫生指导、战时救护、军事训练等。
（二）优化了贵州省的教育体系结构和区域分布
抗战期间，贵州教育实现了由原来的小学教育一枝独秀向各级各类教育共同发展和区域平衡化发展的转变。抗战前，贵州省教育结构和地区分布极不合理，据统计，1930年全省共有小学1 935所，在全国排名第33位[15]。对当时的贵州而言，初等教育是贵州教育结构中的主体，且在军阀混战时期，受战乱影响，政局动荡不安，这些学校大部分集中在贵阳、遵义等中心城市，各县小学“虚有其名”，尤其是边远地区和农村学校更是寥寥无几。中等教育中，1932年全省有中学28所，占全国中学数量的1.46%;在校学生6 770人，占全国中学生总数的1.65%[16]，不到全省总人口的0.1%。主要分布在当时经济、交通较为发达的贵阳、遵义、安顺、都匀等地，大部分县无中学。贵州省最早的现代高等教育是清末办起来的贵州大学堂，后来陆续建立了贵州高等学堂及几所政法学堂，这些学校都因为军阀混战、政权更迭频繁而相继停办。周西成创办了省立贵州大学，但由于经费不足而不到两年就停办了。抗日战争以前贵州基本没有高等教育，只有贵州省甲科农业学校、省立师范学校和女子师范学校等几所中等学校，但在战前也通过“并”“停”已处于“休克”状态。 全面抗战开始以后，贵州省接受了来自浙江、江西、湖南、广西等地的大批高等学校、军事院校与国立中学，高等院校就有上海私立大夏大学、国立湘雅医学院、国立浙江大学等9所，军事院校就有陆军大学、陆军步兵专科学校等10余所，贵州很快就成为全国瞩目的高等教育重地，被李约瑟博士称为“东方的剑桥”。抗战时期的高校西迁运动，不但快速提升了贵州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与结构层次，还构建了完整的高等教育学科结构，高等学校的学科基本涵盖了理、工、农、医、文、史、军、教等各学科;同时，还优化了贵州省的高等教育区域结构，高校不仅分布在贵阳、遵义、安顺等中心城市，就连较为偏僻的榕江、福泉等县级城镇也都有高校入驻。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实施国民教育，颁布的《国民教育法》《强迫入学条例》等法规规定，“每保必设一国民学校（初级小学），每镇必设一中心国民学校（高级小学）”，使得贵州的初等教育合理分布在各地，尤其是弥补了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无学校的短板。在这一时期，部分教育部直管的国立中学如国立三中、国立十四中、国立二十中等都迁到贵州省，改善了贵州省的中学布局。贵州省还充分利用了大批专家、学者内迁的人才资源优势，设立了大批中学，极大地推进了中等教育发展。到1945年，全省每个专区都有中学，87个县中有25个县（市）设有国立中学，推动了中等教育的大发展和普及，中等教育地区分布更为均衡。到抗战结束时，贵州已形成了由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等组成的各级各类较为合理的教育体系结构，区域分布较为均衡。
（三）办学层次和质量明显提高
辛亥革命以后，国民政权只维持了3个月就结束了，之后就处于二十多年的军阀混战时期，战事频繁，军阀无暇顾及教育发展。在“新学入黔”时期，贵州先后断断续续地举办过高等教育，但随着1930年省立贵州大学的停办，贵州省的高等教育几乎成为空白，整个贵州省的办学层次全面低于全国水平。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国立浙江大学等9所高校内迁，加之本省的贵州大学和贵阳师范学院，贵州省的高等教育体系得到了重建，填补了高等教育的空白，幾乎重构了中国当时的高等教育“版图”。
随着办学层次的提高，办学质量明显提升。大批知识分子、专家、学者和学术精英纷纷沓至贵州，形成了贵州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群英荟萃、人才鼎盛时期。竺可桢、苏步青、丰子恺、茅以升等一大批专家学者、教授，将他们严谨治学的学风带入贵州大地，在国难当头的艰难困苦下，呕心沥血、枵腹从公，或在当地中小学兼课，或创办学校，为当地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极大地舒缓了贵州中小学教育师资严重短缺的状况，提升了贵州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教育质量。如当时内迁湄潭的浙江大学师范学院设有中学部，著名教授胡家健担任校长，教师大多都是知识渊博的大学讲师或助教，学生多是从江浙流亡而来或从湘川桂黔慕名而来，第一届毕业生多数考上高等学府。再如1943年，由江西、贵州、甘肃3省联合举办的高中会考和升学考试中，贵阳中学名列第7，升学率达90%多，创下当时贵州乃至全国一流水平。
三、抗战时期高校西迁贵州的当代启示
尽管抗战时期的大学“西迁运动”是民族危难时代的一次退让，但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次变革与重生，有效地保护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有生力量与民族文化成果，为国家输送抗战与建设人才以及完善西部高等教育体系和布局作出了卓越贡献。部分高校西迁贵州在当时高校“西迁运动”中最为突出，不但为贵州当时的经济社会与教育发展作出了贡献，更为当今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1.爱国情怀是教育发展的核心逻辑
抗战时期高校内迁正值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艰难时期，高校中广大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学生在食不饱腹、衣不御寒，办学经费和设备异常奇缺的艰苦环境下，丝毫没有动摇立志教育救国、兴学抗战的意志，反而坚定了救国图存的信念。正是他们时常怀揣一种教书不忘抗战、读书不忘救国的强烈爱国主义热忱，饱含深厚的爱国情怀，不畏艰苦、团结一致，保存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教育文化根基和基本力量，推动了贵州等落后地区教育文化乃至社会的全面发展。
教育是爱国主义传承与发扬光大的永恒主题，教育事业必须承担这一重任。爱国主义是与历史时代密不可分，是动态变化发展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丰富内涵。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来决定。”[17]在抗战时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就是爱国主义的灵魂。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本质是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突出特征是爱国情怀与改革精神、世界眼光相结合。当今教育工作必须吸取抗战时期的教育文化传统思想精华，将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厚植爱国情怀置于教育工作的逻辑起点，作出教育要“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培养什么人”的正确回答，强化学校立德树人的办学目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作出贡献。
2.要坚持教育的优先发展地位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说明教育的价值需要较长时期才能得以显现。教育可以为国家储备未来的建设者与创造者，教育在国家建设中应该具有优先地位。抗战时期，中日民族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当时的国民政府，都把教育作为抗战的重要内容之一，将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1937年，毛泽东同志在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指出：“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国民政府也认为：“抗战、建国应同时并进，教育尤为建国之基础。”[18]正是因为抗战时期国共两党都非常重视教育的优先发展权，始终把教育作为推动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才使得高校的“西迁运动”得以顺利实施并达到了预期效果。 在開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时代，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当今时代，我国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望超越以往任何时候，教育作为国家发展的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关乎中国梦能否顺利实现。因此，我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遵循全面从严治党规律推进各级各类学校党建科学化[19]，凸显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的地位与作用，倍加重视教育的服务和支撑功能，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在全社会形成教育合力和重视教育、崇尚科学、尊重人才的良好风气。
参考文献：
[1] 吴家莹.中华民国教育发展史[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0.
[2]顾毓琇.抗战以来我国文化教育之损失[J].时事月报，1938（5）：34.
[3]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39.
[4]李治壁.抗战时期贵州的小学教育[J].产业与科技教育，2019（14）：158.
[5]杜元载.抗战时期教育[M].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2：94.
[6]李桂林，等.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85-87.
[7]沈云龙.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10辑）[M].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6：245-246.
[8]遵义市志教育志编委会.贵州省志·教育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304.
[9]韩继伟.抗战的贵州[M].贵阳：贵州出版集团贵州教育出版社，2019：295.
[10]孔令中.贵州教育史[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
[11]周元春，何长风，张祥光.贵州近代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266.
[12]张羽琼，郭树高，安尊华.贵州教育发展的轨迹[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272.
[13]李良品.论国民时期的贵州民众教育[J].贵州文史丛刊，2004（4）：83-84.
[14]周慧梅.新国民的想象：民国时期民众学校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46.
[15]傅宏.民国时期的贵州教育[J].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66-69.
[16]熊宗仁，肖良武，罗凌.贵州区域地位的博弈[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197.
[1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G].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8]陈永莲.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教育政策论析[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6.
[19]朱洪波，马彦涛，任彧.遵循全面从严治党规律推进高校党建科学化[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7）：142-146.
（责任编辑：杨 波）
关键词：高校内迁;贵州教育;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1）05-0044-06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1.05.007
大学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的象征，现代大学也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科技与文化策源地，因此，没有现代大学就没有国家的文明，也就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以19世纪末天津北洋西学学堂的成立为标志，我国近代高等教育逐步成型，特别是1912年的“壬子学制”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近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建设。在抗战前，我国高等教育的规范化与体系化特征非常明显，在国际上也开始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力，但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升级，日本侵略者也開始对我国高等教育进行了有预谋的、持续性的和深度的破坏，绝大多数高校失去了正常办学的教育资源与外部环境，为了在这场苦难中抢救和保存中华民族的“文脉”，国民政府及社会力量通过向西部省份迁移、重建大学的方式来拯救沦陷区与半沦陷区的高校，避免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毁灭性打击。这种快速果断而规模宏大的高校战时“西迁”运动，彰显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刚毅坚卓的民族精神，不但为我国教育事业保存了有生力量，还为我国西部地区的教育发展与社会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贵州省因为地处丘陵山区、远离战区等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加上我国武装力量的抗争而没有成为日军的占领区，也就成为当时一些高校内迁的主要省份之一，其中就有国立浙江大学、国立交通大学等大批卓越的大学迁入贵州办学，不但给这些西迁高校的战时避难与战后恢复创造了条件，还在一定程度上为贵州省各级教育发展带来了契机。
一、抗战时期高校西迁贵州的历史背景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展的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声势尤为浩大和激烈，引起了日本政府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极端仇视，并认定“各级学校均为反日集团，所有知识青年均系危险分子”[1]。于是，日本军国主义采取各种破坏手段摧毁中国教育和文化机构，特别是企图消灭中国文化根基而大肆破坏中国高等学校的校舍建筑与文化典籍，“轰炸破坏，亦以高等教育机关为主要之目标”[2]，使得当时的高等教育损失惨重。以南开大学被彻底毁损为开端，至1938年8月，全国108所专科以上高校中有91所被破坏[2];至当年10月，因校舍被毁而被迫迁移或停办的高校达到94所，只有10余所能基本勉强维持[3]。为抗日救亡，维系民族文脉，保存高等教育的有生力量，实现民族复兴，1938年，国民政府制定了“抗日建国”的基本国策，提出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采取了史无前例、中外罕见的教育大转移，将国民政府管辖的各类高等学校向西南、西北等抗战的大后方迁移。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贵州成为陪都重庆的天然屏障和抗战的大后方，其战略地位和重要性明显提升。这一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将国立浙江大学、国立交通大学、国立湘雅医学院、国立广西大学、国立桂林师范学院、私立大夏大学、私立之江大学和乡镇学院等9所普通高校迁入贵州分布各地办学，在校学生人数达到4 233人之多，教员达524人[4]。并有陆军大学、陆军步兵学校、陆军炮兵学校、陆军军辎学校、陆军通讯兵学校、中央陆军军医学校、陆军兽医学校、国民革命军防空学校、中华民国海军学校、中央陆地测量学校和军训部军官外语班等12所军事院校内迁至贵州各地。至1945年，贵州拥有21所高校，高校数量之多，可以说达到了贵州近代高等教育的鼎盛时期，大批博闻强识、才华横溢，且向来就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的专家学者纷纷涌入，贵州近代教育迎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推动和加速了贵州教育近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
二、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对贵州教育的影响
20世纪以前，包括贵州省在内的山区边疆省份因自然环境恶劣而在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等方面全面落后。辛亥革命光照贵州之时，贵州国民临时政府制定和实施了各项教育改革政策，推动和加速了贵州近代教育发展。但随后各派军阀混战，打乱了贵州近代教育发展的进程，阻碍了发展步伐。可以说，在抗战全面爆发前的二十多年时间里，经历了各派军阀和国民政府统治，贵州教育在剧烈动荡的社会政治旋涡中艰难曲折地前行，教育发展十分落后。“边疆教育，乃因抗战开展而成长”[5]，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导致的部分高校与知识精英内迁贵州，在客观上使得贵州省的各级教育事业得到了空前发展。
（一）各类教育规模快速扩大
1.小学教育较快发展
贵州省地处偏远、交通险阻，历来就是我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在民国之前基本没有官办的教育体系，基础教育的唯一模式就是为贵族阶层提供教育的私塾教育。即使后来国民政府强制性地推行改造私塾，设立小学，推行新式教育，但这一制度只是在城市得到一定的落实，在广大的农村地区遭遇的阻力较大，新式小学教育严重落后于西南其他省份。以1914年为例，四川、广西、云南和贵州的新式小学数量分别是13 284、1 622、4 527和1 135所，贵州远远低于西南其他省份[6]。据1916年贵州省公署报教育部的文件表明：“高等小学、国民学校共计一千五百余所中，多学校其名，私塾其实，以学校与私塾比较，学校不过十之二三，而私塾居其七八焉，学生数亦不过十之三四，而私塾学童居其六七焉。”[7]一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前，由于贵州政局不稳，军阀混战，教育管理机构混乱，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甚至常常被军阀挪作军费，加之社会动荡，学校师生安全常常受到威胁，很多学校时开时停，这一时期小学教育未被重视，甚至遭受重创，发展滞后。据统计，1930年贵州省有小学1 752所，学生83 000多人[8]。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高校内迁，贵州人口剧增，原有学校难以容纳流亡学生就读需要，贵州国民政府通过改组教育行政机构，通过实施义务教育，采取举办短期小学、鼓励私人办学、开展巡回式教学、改良私塾等教育改革措施和推行国民教育等手段，使得全面抗战时期贵州省的小学教育规模和数量得到较快发展。据统计，全面抗战时期仅贵阳兴办的小学就达24所。至1945年抗战结束时，贵州省共有新式小学10 577所，其中中心国民学校1 595所，国民学校8 693所[9]。 2.中等教育规模扩大
贵州中等教育自辛亥革命到全面抗战前，经历了20余年的发展，虽已积淀了一定基础，但与同期其他省相比，贵州省中等教育的发展较为落后。据统计，1915年，贵州省有6所中学，学生人数达738人[10]285;1918年，有省立中学学生2 235人，仅占全国中学生总人数的1.9%[11];1935年，全省中学教育机构33所，学生8 548人[10]286;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全省有46所中学，学生12 457人，仅占当时贵州人口的1‰左右。而且，这一时期的中学多数集中于省会贵阳及部分较大城镇，多数县没有中学。但在全面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内迁重庆，华东、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区高校、工矿企业、文化团体内迁贵州，贵州人口随之剧增，教育需求迅速扩大，迎来了贵州中等教育发展的大好契机。截至1945年抗战胜利，贵州省有国立高级中学38所，省立中学5所，87个县（市）中就有25个县（市）设立了国立中学[12]。
3.高等教育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跃升
抗战前，贵州省仅有两所高等学校：贵州省立政法专门学校和贵州大学。1913年，贵州省将原有的“官立法政学堂”改造为“贵州公立政法专门学校”，1920年将其改为“贵州省立政法专门學校”。1928年，时任贵州省教育厅厅长周西成在原有“贵州省立政法专门学校”和“南明中学”的基础上创立“省立贵州大学”，主要培养经济、医学人才，并为桐梓系军阀培养军事人才。但后来通过“并”“停”措施，1930年该校停办。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确定了“抗战建国”的基本国策，提出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为“维系民族文脉，保存国家精英”，国民政府教育部先后将包括军事院校在内的二十多所高校内迁贵州，分布在以贵阳、遵义、安顺为中心的全省各地。此外，国民政府吴鼎昌省长充分利用高校内迁带来的人才、资源、政策等优势和历史机遇，着手创办贵州自己的高校。1938年，贵州省历史上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高等学校——贵阳医学院成立。为解决此时中等教育快速发展带来的师资严重匮乏问题，1941年创立了国立贵阳师范学院，为抗战建国培养各方面人才。1942年，在原农工学院的基础上成立了“国立贵州大学”。可以说，高校内迁不仅壮大了贵州近代高等教育规模，同时开创了贵州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历史。
4.民族教育、职业教育和社会教育成绩斐然
民族教育实现了较之以前量的突破。贵州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受教育程度低，国家民族观念淡薄。抗战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国民政府认识到要巩固国防，争取抗战的胜利，不仅要壮大军事力量，更要发展边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开启民智，凝聚各民族力量。于是，贵州省政府进一步重视民族教育，成立专门教育机构，制定和颁布民族教育方案;改善办学条件，增加经费投入;培养优秀师资队伍。一系列措施的有效实施，贵州民族教育取得了较大成就。1942年，贵州省政府明确规定1/3的国民小学要办民族教育，少数民族分布区域内的46所中学“予以少数民族学生优待”，明令大夏大学、贵州大学等高校要招收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学生。
在职业教育方面，抗战前贵州省只有医科职业学校、贵阳初级农业职业学校等几所职业教育机构。抗战开始后，贵州省颁布《贵州省职业教育调整办法》《贵州省职业教育分期辅导实施办法》等法规，成立“贵州省农工职业教育委员会”组织，规范职业教育办学，到抗战结束时已有职业学校13所，涉及工、农、医、林等行业。由于各类学校的增多，贵州省面临师资缺口，因此，随着抗战时期部分高校西迁贵州，国民政府在贵州省开始大力创办师范教育，在全省设立了贵阳、黔东南、黔南、盘县、遵义和黔西南等6个师范学区，使得贵州师范教育机构从寥寥几个迅速增加到上百个。以黔东南地区为例，自1942年在从江开始设置“从江教师暑期讲习班”开始，陆续在施秉、黄平、余庆、台江、丹寨、剑河等地都设立了简易师范学校，为“蛮荒之地”的新式教育培养了大量师资。
社会教育方面成绩较为突出。民众教育主要是针对学龄阶段却失学、未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成年人而开展的文化补习教育，主要为识字教育、生计教育与塑造新风俗。自1940年起，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社会教育：一是举办战时民众教育。在全省沿公路的30个县（市）开设了1 588个战时民众补习班或补习学校，开展“初等语文教育为主，公民生计教育为辅的社会性教育”，抗战扫除近3万名文盲，至1946年贵州作为民众教育优秀省份，扫盲比例超过全国57%的平均水平[13]。战时民众教育既传授文化知识，又培养社会的新礼俗，唤醒了民众的民族意识，激发了民众的民族精神，为培养“新国民”作出了贡献。二是实施和加大电化教育与“巡回施教”力度。1936年始，国民政府出台了《各省市实施电影教育办法》《各省市实施播音教育办法》，以推行电化教育。由于高校西迁之前，贵州省电化教育人员奇缺，贵州省的电化教育推行较慢，西迁高校带来了现代电化教育的设备与人才，为贵州省的电化教育提供了可能。1943年，贵州省设立了“电化教育服务处”（后改称“电化教育辅导处”），开展全省电教技术辅导及示范施教工作，主要通过影片向社会民众进行识字教育和知识普及教育。部分高校还派出教员在公路通达的县里运用巡回施教车，扩大了受众范围，如1944年上半年巡回施教车在黔东南地区就“行程789公里，施教……451小时，施教人数达81万余人”[14]。三是利用各类学校举办抗战宣传、卫生指导、战时救护、军事训练等。
（二）优化了贵州省的教育体系结构和区域分布
抗战期间，贵州教育实现了由原来的小学教育一枝独秀向各级各类教育共同发展和区域平衡化发展的转变。抗战前，贵州省教育结构和地区分布极不合理，据统计，1930年全省共有小学1 935所，在全国排名第33位[15]。对当时的贵州而言，初等教育是贵州教育结构中的主体，且在军阀混战时期，受战乱影响，政局动荡不安，这些学校大部分集中在贵阳、遵义等中心城市，各县小学“虚有其名”，尤其是边远地区和农村学校更是寥寥无几。中等教育中，1932年全省有中学28所，占全国中学数量的1.46%;在校学生6 770人，占全国中学生总数的1.65%[16]，不到全省总人口的0.1%。主要分布在当时经济、交通较为发达的贵阳、遵义、安顺、都匀等地，大部分县无中学。贵州省最早的现代高等教育是清末办起来的贵州大学堂，后来陆续建立了贵州高等学堂及几所政法学堂，这些学校都因为军阀混战、政权更迭频繁而相继停办。周西成创办了省立贵州大学，但由于经费不足而不到两年就停办了。抗日战争以前贵州基本没有高等教育，只有贵州省甲科农业学校、省立师范学校和女子师范学校等几所中等学校，但在战前也通过“并”“停”已处于“休克”状态。 全面抗战开始以后，贵州省接受了来自浙江、江西、湖南、广西等地的大批高等学校、军事院校与国立中学，高等院校就有上海私立大夏大学、国立湘雅医学院、国立浙江大学等9所，军事院校就有陆军大学、陆军步兵专科学校等10余所，贵州很快就成为全国瞩目的高等教育重地，被李约瑟博士称为“东方的剑桥”。抗战时期的高校西迁运动，不但快速提升了贵州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与结构层次，还构建了完整的高等教育学科结构，高等学校的学科基本涵盖了理、工、农、医、文、史、军、教等各学科;同时，还优化了贵州省的高等教育区域结构，高校不仅分布在贵阳、遵义、安顺等中心城市，就连较为偏僻的榕江、福泉等县级城镇也都有高校入驻。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实施国民教育，颁布的《国民教育法》《强迫入学条例》等法规规定，“每保必设一国民学校（初级小学），每镇必设一中心国民学校（高级小学）”，使得贵州的初等教育合理分布在各地，尤其是弥补了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无学校的短板。在这一时期，部分教育部直管的国立中学如国立三中、国立十四中、国立二十中等都迁到贵州省，改善了贵州省的中学布局。贵州省还充分利用了大批专家、学者内迁的人才资源优势，设立了大批中学，极大地推进了中等教育发展。到1945年，全省每个专区都有中学，87个县中有25个县（市）设有国立中学，推动了中等教育的大发展和普及，中等教育地区分布更为均衡。到抗战结束时，贵州已形成了由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等组成的各级各类较为合理的教育体系结构，区域分布较为均衡。
（三）办学层次和质量明显提高
辛亥革命以后，国民政权只维持了3个月就结束了，之后就处于二十多年的军阀混战时期，战事频繁，军阀无暇顾及教育发展。在“新学入黔”时期，贵州先后断断续续地举办过高等教育，但随着1930年省立贵州大学的停办，贵州省的高等教育几乎成为空白，整个贵州省的办学层次全面低于全国水平。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国立浙江大学等9所高校内迁，加之本省的贵州大学和贵阳师范学院，贵州省的高等教育体系得到了重建，填补了高等教育的空白，幾乎重构了中国当时的高等教育“版图”。
随着办学层次的提高，办学质量明显提升。大批知识分子、专家、学者和学术精英纷纷沓至贵州，形成了贵州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群英荟萃、人才鼎盛时期。竺可桢、苏步青、丰子恺、茅以升等一大批专家学者、教授，将他们严谨治学的学风带入贵州大地，在国难当头的艰难困苦下，呕心沥血、枵腹从公，或在当地中小学兼课，或创办学校，为当地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极大地舒缓了贵州中小学教育师资严重短缺的状况，提升了贵州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教育质量。如当时内迁湄潭的浙江大学师范学院设有中学部，著名教授胡家健担任校长，教师大多都是知识渊博的大学讲师或助教，学生多是从江浙流亡而来或从湘川桂黔慕名而来，第一届毕业生多数考上高等学府。再如1943年，由江西、贵州、甘肃3省联合举办的高中会考和升学考试中，贵阳中学名列第7，升学率达90%多，创下当时贵州乃至全国一流水平。
三、抗战时期高校西迁贵州的当代启示
尽管抗战时期的大学“西迁运动”是民族危难时代的一次退让，但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次变革与重生，有效地保护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有生力量与民族文化成果，为国家输送抗战与建设人才以及完善西部高等教育体系和布局作出了卓越贡献。部分高校西迁贵州在当时高校“西迁运动”中最为突出，不但为贵州当时的经济社会与教育发展作出了贡献，更为当今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1.爱国情怀是教育发展的核心逻辑
抗战时期高校内迁正值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艰难时期，高校中广大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学生在食不饱腹、衣不御寒，办学经费和设备异常奇缺的艰苦环境下，丝毫没有动摇立志教育救国、兴学抗战的意志，反而坚定了救国图存的信念。正是他们时常怀揣一种教书不忘抗战、读书不忘救国的强烈爱国主义热忱，饱含深厚的爱国情怀，不畏艰苦、团结一致，保存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教育文化根基和基本力量，推动了贵州等落后地区教育文化乃至社会的全面发展。
教育是爱国主义传承与发扬光大的永恒主题，教育事业必须承担这一重任。爱国主义是与历史时代密不可分，是动态变化发展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丰富内涵。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来决定。”[17]在抗战时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就是爱国主义的灵魂。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本质是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突出特征是爱国情怀与改革精神、世界眼光相结合。当今教育工作必须吸取抗战时期的教育文化传统思想精华，将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厚植爱国情怀置于教育工作的逻辑起点，作出教育要“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培养什么人”的正确回答，强化学校立德树人的办学目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作出贡献。
2.要坚持教育的优先发展地位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说明教育的价值需要较长时期才能得以显现。教育可以为国家储备未来的建设者与创造者，教育在国家建设中应该具有优先地位。抗战时期，中日民族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当时的国民政府，都把教育作为抗战的重要内容之一，将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1937年，毛泽东同志在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指出：“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国民政府也认为：“抗战、建国应同时并进，教育尤为建国之基础。”[18]正是因为抗战时期国共两党都非常重视教育的优先发展权，始终把教育作为推动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才使得高校的“西迁运动”得以顺利实施并达到了预期效果。 在開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时代，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当今时代，我国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望超越以往任何时候，教育作为国家发展的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关乎中国梦能否顺利实现。因此，我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遵循全面从严治党规律推进各级各类学校党建科学化[19]，凸显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的地位与作用，倍加重视教育的服务和支撑功能，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在全社会形成教育合力和重视教育、崇尚科学、尊重人才的良好风气。
参考文献：
[1] 吴家莹.中华民国教育发展史[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0.
[2]顾毓琇.抗战以来我国文化教育之损失[J].时事月报，1938（5）：34.
[3]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39.
[4]李治壁.抗战时期贵州的小学教育[J].产业与科技教育，2019（14）：158.
[5]杜元载.抗战时期教育[M].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2：94.
[6]李桂林，等.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85-87.
[7]沈云龙.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10辑）[M].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6：245-246.
[8]遵义市志教育志编委会.贵州省志·教育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304.
[9]韩继伟.抗战的贵州[M].贵阳：贵州出版集团贵州教育出版社，2019：295.
[10]孔令中.贵州教育史[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
[11]周元春，何长风，张祥光.贵州近代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266.
[12]张羽琼，郭树高，安尊华.贵州教育发展的轨迹[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272.
[13]李良品.论国民时期的贵州民众教育[J].贵州文史丛刊，2004（4）：83-84.
[14]周慧梅.新国民的想象：民国时期民众学校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46.
[15]傅宏.民国时期的贵州教育[J].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66-69.
[16]熊宗仁，肖良武，罗凌.贵州区域地位的博弈[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197.
[1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G].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8]陈永莲.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教育政策论析[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6.
[19]朱洪波，马彦涛，任彧.遵循全面从严治党规律推进高校党建科学化[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7）：142-146.
（责任编辑：杨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