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女性主义，作为现代生态学的一个分支，这一概念是1974年法国学者奥波尼在《女性主义·毁灭》中首次提出的。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与统治和人类对自然的奴役与统治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女性危机和生态危机是同步的，自然和女性都是父权制中心文化的牺牲品；主张从男人压迫妇女和人类统治自然之间的关系入手，把妇女解放思想与环境保护思想结合起来，通过对男子本位的文化传统和话语模式的质疑与否定，重新确立人与自然以及男人与女人之间公正、和谐、自然的关系。
　　作为一个杰出的作家和思想家，沈从文虽然不是生态女性主义者，但他在对人类生存状态关注的同时，特别对女性的生存处境和女性命运予以了独到的关怀。他以女性倾向的生态视角，把自然和女性联系并等同起来，对与自然相融、具有女性文化美德的自然女性予以礼赞，对处于失衡状态中的女性命运表现出深切的忧虑与同情，进而对男子本位的文化传统和话语模式予以了批判，表现出超前的眼光和鲜明的生态女性意识。
　　
　　一、女性——自然的另一表现
　　
　　沈从文有着浓厚的自然崇拜和女性崇拜情结。他不仅“视大自然为生命同在的宇宙”，对自然表现出“一种由生物的美与爱有所启示，在沉静中生长的宗教情绪，无所归纳，我因之一部分生命，竟完全消失在对一切自然的皈依中”的宗教情绪和宗教信仰；而且，在他看来，女性与自然是同为一体的，女性是自然存在的另一表现形式，女性美就是自然美，自然美就是女性美。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他对女性的赞美其实就是对自然的赞美，并在创作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自然美的女性形象来表达对自然与女性的双重赞颂。可以说，沈从文的自然观其实是一种女性化的自然观，是一种女性话语的体现；而他的女性观也是一种具有强烈女性倾向的生态女性观。
　　在沈从文构建的文学世界里，自然景物不再险峻雄伟而是收敛了应有的阳刚被赋予了女性化色彩。在他的笔下无论是青山绿水还是晚霞夕照，无论是秋后黄昏还是月下美景，都显现出女性的清秀和婉丽、妩媚和柔情，显得灵动青翠、婀娜多姿。沈从文笔下的女性，既不是五四作家笔下的被拯救者，也不是承载疗救社会使命的启蒙者，而是一群与大自然联为一体的鲜活生命，每天的生活就是与自然和谐相处，她们成为自然的一部分，是与自然不可分离、互不可缺的存在，在她们身上处处显示出自然性的光辉。特别是那些年轻女性身上被作家赋予了自然一样美的生命特质，她们不仅具有清秀素雅的外表，更具有心灵清澈、纯净自然的品性。
　　同时，在沈从文看来，女性不仅与自然融为一体，具有自然的博大和美丽；而且从女性身上还深刻认识到，女性天然就具有一种崇拜大地的情结、关爱和护佑自然万物的伦理情怀的女性文化精神，而这种女性文化精神正是长期以来以征服者姿态面对自然万物的男性所缺乏的。因此，他在创作中对具有这种女性文化精神的女性予以热情的礼赞和讴歌。《三三》中不仅有“不许毒鱼下网”保护鱼类生态的公约，而且还塑造了一个天真可爱、热爱自然、充满稚气的三三这一少女形象，并通过对三三富有稚气的爱护鱼类、鸡鸭和自然美景的精细刻画，对女性爱护自然万物的天然本性予以肯定和赞扬。《扇陀》则讲述了一个富甲全国、艳丽非凡而又美如天女——扇陀，在人人自爱性命不敢应募为国分忧解难时，主动冒险降伏仙人，从而解除了天灾，挽救了国民的故事。
　　沈从文在歌颂那些天真可爱、美丽质朴的少女形象的同时，把更深情的赞歌唱给了那些慈祥仁爱的寡母形象。沈从文从小就受到母亲的深刻影响，并经常和母亲、小妹生活在一起，他曾说：“我的气度得于父亲的较少，得于妈妈的似较多。”因而，对他笔下的母亲特别是寡母形象赋予了由衷的热爱与赞美之情。在这些作品中，男性基本处于边缘或缺席状态，不是死去就是外出，或者是老人和小孩；而女性的形象被放大，成为养育全家人的母亲。《一个女人》中的三翠，一个名字“是与贤惠美德放在一块的”女人，她在自然中长大，具有自然一样博大宽厚的胸怀；她乐观善良，勤俭治家，殷勤体贴；自从爹爹一死，丈夫外出当兵后，她一个人抚养幼子，照料瘫子干妈，任劳任怨，坦诚面对命运所加的一切不幸，把一切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她不仅是善良孝顺的儿媳，更是慈爱伟大的母亲。而短篇小说《菜园》是沈从文“一面看到母亲的血或想到母亲的死”写成的，可以说是他写给土地和母亲的一首赞歌。小说中的菜园和母亲是合二为一、连为一体的，玉家的菜园就是母亲的象征。二十亩地的菜园不仅使玉家摆脱了“贫穷窘迫，无以为生”的困境，十年间渐渐过上小康生活；而且还养育了全城的人，使全城人一年四季都能吃上大白菜和其他极新鲜的蔬菜。菜园主人——母亲，是一个“有教养又能自食其力的，富有林下风度的”，与儿子相依为命的，风姿绰约的中年妇人，她素朴淡雅、心性慈善、勤俭耐劳、和气亲人、善于经营，为全城人献上了味美香甜、新鲜可人的菜蔬。儿子在母亲的教育陶冶下，识字知礼，心地洁白，诚实不骄、平和待人，处处显现出富有人性的美德与品性。在这里菜园和母亲用她们无私慈爱的母性养育着全城人，养育着万物，她们是全城人的母亲，是万物的母亲，这正是女性和自然的伟大所在。沈从文通过对这些具有关爱和护佑自然万物女性文化精神女性的赞美和歌颂，告诉人们自然和女性都是伟大而令人崇敬的，应该关爱和尊重她们；同时也应该从女性身上汲取关爱和护佑自然万物女性文化精神，构建解决人类生态问题的策略良方。
　　
　　二、失落中的“他者”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男人统治妇女的性别压迫和人类统治自然而带来的自然生态危机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都根源于家长制的统治逻辑世界观，根源于文化传统中的二元思维方式和价值等级观念。在这种世界观中，男性是优势群体，处于统治地位，男性与主体、自我、文明、主动等等同；女性却是弱势群体，处于被统治地位，女性与客体、他者、自然、被动等相同。因而，生态女性主义要求消除二元思维方式和价值等级观念，积极批判大男子主义和一切反自然的行为，主张尊重事物的多样性、整体性和共生性，以实现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的统一与和谐。
　　性别危机和女性危机其实就是生态危机在性别关系上的具体体现。马克思曾说：“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和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的行为，或者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了自然的本质。”然而，自从母系氏族被父系氏族取代以来，大地崇拜和女性崇拜也逐渐消失，现代社会逐渐变成以男人为中心、对土地和女性进行征服和蹂躏的父权制社会。在现代社会进程中，人类（男性）在征服自然的同时，作为自然的另一存在表现的女性也必然会成为他们统治的对象，女性不再被当作创造生命的源泉加以礼赞，而成为被征服的“他者”。面对着性别生态失衡和女性危机的现实，沈从文本着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和谐统一的关系出发，以女性化的眼光审视着女性的生存处境和未来命运。在沈从文看来，女性是善、仁爱、和谐和美的化身，女性危机和女性人格的失落不是女性本身而是以人类（男性）为中心的强势文化所致；他曾说：“女人的心是在好机会下永远有向善倾向的。女人的坏处全是男子的责任。男子的自私，以及不称职，才使女子成为社会上诅咒的东西。”因而，他在创作中对女性在强权中的弱势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悲惨命运深切关怀同情的同时，对以人类（男性）为中心的统治逻辑的强权文化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在沈从文的失乐园世界里，女性和土地、自然一样往往成为人类（男性）窥视和征服的对象，成为统治的“他者”。在《三三》中天真可爱、热爱自然的妙龄少女三三与池塘中的鱼虾一样成为男人们垂青猎奇的对象；到乡下养病且已病入膏肓的白脸男子，对三三的俏皮美丽总是恋恋不忘，并想据为己有；而总爷的管事趁机怂恿，欲要总爷做媒，成其“美事”。《长河》中外来文化和强权势力的代表——保安队长，对聪明美丽、与自然融为一体、享有“黑中俏”美誉的夭夭更是垂涎三尺，他凭着手中的权力几次想调戏夭夭，占夭夭的便宜；而夭夭面对男性强权的欺压，只能以逃遁或不理睬的方式来对抗。可见，在这些小说中，女性作为弱势群体总是处于人类（男性）窥视范围之内，成为人类（男性）权威猎奇攻击的对象。
　　如果说，《三三》《长河》中女性只是男性猎奇攻击的目标，还具有女性自身的独立性的话；那么，在《萧萧》、《巧秀和冬生》、《丈夫》中，女性却完全处于男性的统治之下，没有丝毫独立的地位、尊严、人格可言。《萧萧》可以说是女性地位完全沦落的现实铁证。在小说中作者以悲悯的笔调正面展示了女性地位的沦丧、独立人格的丧失。萧萧一个从小在田庄里长大，与自然相融相契的小女人，十二岁就做了只有三岁的丈夫的童养媳；她没有自身主体的自由，一切都是以男性为中心，她每天的事情就是照顾好她的小丈夫；她不能支配决定自己的生命，主宰权掌握在男性的手中，由男性来决定她是生还是死，是留还是走；当她被花狗诱骗怀孕后，她生命的希望寄托在男性——花狗的身上，而花狗的不辞而别却把她推向了沉潭或发卖的厄运之中，而这一厄运的最终根源却正是男性对她命运的参与；最后，萧萧没有被卖到别处去，不是因为别的原因，而是生了一个“团头大耳”的儿子。可见，在这里女性如同自然一样始终处于被统治被支配的地位，人类（男性）主宰着一切，决定着女性——自然的生死。
　　短篇小说《丈夫》，与其说是“人性意识的觉醒与复归”，不如说是女性卑贱命运、屈辱地位的展现。小说中老七不论在家里还是在船上都无权支配自己的生命，都是男性统治压迫的对象；为了维持家的生存，老七被丈夫送到船上做“生意”，在船上老七则成为男性蹂躏的对象和泄欲的工具，过着非人的生活，在老七身上映现出女性卑贱地位的历史缩影。而《巧秀和冬生》则叙述了男子中心的家长制对妇女生命的摧残与毁灭，是性别生态失衡不和谐的有力明证。二十三岁就守寡的巧秀她妈，因与外寨人打铁匠相好，竟被凶狠、妒忌、顽固、专横的族长予以了沉潭的处罚；更为可悲的是，面对这惨无人道的行径，小寡妇一声不响，任其所为，不反抗也不想反抗，其他围观的妇女也不作任何抗议，这种无意识的顺从沉默正是女性地位的体现；可见，在家长制统治的社会里，女性不仅是男性大饱眼福、欣赏猎奇的对象，而且也心甘情愿地屈从于男性的统治，屈从于男性强加的不幸命运和卑贱地位，女性不是主体也不想成为主体，这正是小说深刻性所在；同时，小说还深刻指出，在这样的社会里女性不仅没有爱和被爱的权利，而且已完全丧失了“人”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只是一种依附于男性的存在。可喜的是，在《如蕤》、《薄寒》中我们看到了女性对男性权威的拒绝和否定，那个城市女子对“成为公式的男子”的厌倦和那个年轻女教师积极主动强烈渴求“与人间本性的对面”，追寻合乎人性的欲望满足，都说明人类（男性）对自然（女性）的统治征服必然会引起自然（女性）对人类（男性）进行报复和抗议的命题，从而向人类（男性）提出了深刻的警示。
　　可见，在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下，女性永远出于被统治被支配的地位，性别生态始终处于矛盾失衡之中。沈从文正是从男人与女人两性关系和谐统一的生态视角出发，通过对二元思维方式和等级观念下的男性和女性地位的精辟剖析和深刻展示，对人类（男子）中心的父权统治进行了有力批判和嘲讽；并试图通过对强权文化中女性处境和命运深情关注，唤醒人们对人类“母亲”——自然和女性的生态健康和生存处境深切关怀，着手构建“男女和谐、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两性和谐社会。这样，沈从文的女性观就与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达到了某种的契合，从而他对人类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的关注也就达到了应有的深度和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