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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首都机场举行了历史性的秘密会谈。这次会谈，既有偶然性，又有历史必然性。
寻找会谈机会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后，苏联领导集团内的一些强硬派变本加厉地制造反华舆论，沿中苏边境部署重兵，不断挑起边境冲突，经常举行大举袭击我国的军事演习，中苏关系十分紧张。
在苏联领导集团内属于较温和一派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出于实用主义需要，试图改变对我国的战争边缘政策，缓和同我国的紧张关系。1969年7月，柯西金曾希望通过“热线”同毛泽东、周恩来通电话，但被中南海话务员断然拒绝。周恩来知道此事后极为重视，要求话务员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但是中苏一次沟通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
1969年9月3日，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逝世。柯西金希望利用出席胡志明葬礼的机会，在河内会见周恩来，但他未曾料到，周恩来先于他去了河内，悼念胡志明后即回国。此后，李先念副总理赴河内参加葬礼。柯西金在葬礼上同李先念寒暄几句，然后通过越南外交部转告中方，希望回国途经北京会见周恩来。但因为越南外交部亚洲司的官员未及时转达这一重要消息，直到柯西金的专机离开河内，也没有得到中方的答复。周恩来得知消息后，马上指示驻越使馆，中方同意11日在首都机场进行会见。当柯西金得到周恩来同意与他在首都机场会晤的消息时，他的专机已从河内通过印度到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他与勃列日涅夫电话沟通后，马上从杜尚别飞到伊尔库茨克，又从伊尔库茨克飞到北京。他在会谈中告诉周恩来，前一天他整整飞行了20个小时。
临时措施协议
9月11日上午10时40分，柯西金的专机抵达北京首都机场。10时50分，在首都机场贵宾室周恩来与柯西金开始政治会晤，14时30分结束，持续了3小时40分。
中方参加会谈的人员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谢富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翻译方祖安、王荩卿，我担任速记记录。苏方参加会谈的人员有：卡图谢夫、雅斯诺夫、巴扎诺夫、贾丕才、库里克、叶里扎维金，翻译顾达寿。
会谈开始后，周恩来首先转达了毛泽东、林彪对柯西金的问候。柯西金表示十分感谢，并转达了勃列日涅夫和全体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对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其他同志的问候。
柯西金问怎么谈。周恩来说：“先听听你们的，随便谈，不受拘束。”柯西金说：“我们之间积累的问题很多，要一个一个讨论，可以讨论三个月，但如果把这些问题扔掉，就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周恩来机敏地说：“要把老问题抛掉是不可能的，可以放在脑子里，先谈现在的问题，要往前看。”
柯西金表示：“首先，可以谈这个问题，即现在西方报刊和以美国为首的力量正利用一切办法使我们冲突起来。全世界的情报机构花费大量经费干这件事。以尼克松为首的反对派势力采取一切手段，使我们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冲突。未来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搞垮。”
周恩来非常清楚，柯西金提出要先谈这个问题的目的，是想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挑拨和威胁来转移视线，掩饰中苏关系紧张的实质和现状，这样会把会谈引入歧途，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周恩来立即采取主动，提出首先要谈当前两国的关键问题——边界问题。但他并没有忘记，先提一下理论和原则争论，点到为止。
周恩来说：“约五年前，毛泽东同志对你说过，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可以吵一万年。你说，是不是不要这么长。毛泽东同志说，根据你的建议可以减少一千年。但这是理论的争论，对这些争论，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见解，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见解。当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些争论不应该影响我们两国的国家关系。因为不同意见的争论，不要说现在，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万年以后，也会有矛盾，有斗争。有问题，只要我们能心平气和地来解决，总是可以找到办法。”然后话锋一转说：“今天，我们只有三小时，所以，我想抓关键性的问题来谈。什么是关键问题呢？是边界问题。关于边界问题，我们在5月24日发表了声明。我可以很直率地告诉你，中国对苏联没有领土要求。边界问题是历史造成的，不由我们两国人民负责，当时我们两国人民都处在无权的地位，是沙皇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所以我们主张以条约为基础，对争议地区可以调整。”
周恩来指出：“在边界问题解决前，应该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怎么停止武装冲突呢？我们主张在中苏边界有争议的地方，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我不是说，中苏边界都是有争议的地方。”
柯西金问：“哪些地区你认为是有争议的呢？”
周恩来说：“只要双方会谈，打开地图就知道了。今年发生冲突的地方都是争议地区。你们总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自己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呢？我们领土广大，够我们去开发的，更何况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我们怎么会向外侵略呢？我们没有任何军队驻在国外，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所以，你们可以相信，我们不会侵略苏联。你们过分紧张了。你们调了很大的兵力到远东。我同意你说的，美国正动员西方一切舆论挑拨中苏关系，希望我们两个伟大的国家冲突起来。我们无意向你们挑衅，但你们却在远东、外贝加尔、哈萨克斯坦调集大批军队（谢富治插话：还有蒙古。你们还搞大规模军事演习，还有飞机）。你们的飞机常常侵入我们的边界，你知道，我们在边界没有一架飞机起飞。”
“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的核武器是什么水平，你们是清楚的。”周恩来随即阐述了中国政府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周恩来说：“我们搞核武器，只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所以我们每次核试验时，都公开发表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永远不会第一个使用核武器，并且号召全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开会讨论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而且你们也清楚，我们只是到了非常必要时，才进行试验，就是说，我们是有限制地试验。我们不搞核竞赛。我们在核武器方面使用的经费是很少的。” 周恩来坚定地回答了苏联的战争威胁。强调指出：“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但是，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要把这个话告诉你。”
周恩来说：“问题还是要回到谈判上来。谈判总是和平的手段，吵架也是文吵，动口就不动手，总是可以找到解决边界问题的办法。在边界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可以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在有争议的地区，双方武装人员脱离接触。譬如说，一个岛，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又如在新疆，在边界走向上，你们说往东，我们说往西，这些就是争议地区。只要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不打一颗子弹，诚心诚意地谈判，总可以找到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
周恩来谈到了不久前发生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的武装冲突。周恩来说：“这个地区即使按照你们的地图线也进入了中国境内。你们用坦克包围了我们的巡逻队，把我们巡逻队20多个人打死了，还抓走了2个。在东北也抓了我们1个人。你们按照战俘来对待他们，我们之间没有宣战，怎么能按照战俘来对待呢？你们走得太远了。”
周恩来谈到这里，显得有些激动。
周恩来说：“边界问题的谈判，中国政府是有经验的，我们跟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先后解决了边界问题，为什么不可以跟苏联解决边界问题呢？你们有很多居民住在那里，我们无意把他们撵走。《北京条约》至今已有109年，我们为什么要把苏联居民撵走？但你们也应该考虑，有些岛屿和新疆的有些地方，我们的人民在那里生产、打鱼、放牧和居住了几百年，为什么你们要把他们撵走呢？两国人民友好吗？”
听了周恩来这一番铿锵有力、入情入理的谈话，柯西金马上做出回应，首先也提到理论和原则争论。柯西金说：“四年半前，我和毛泽东同志谈话的时候，同意他说，有不少问题会长期争论下去。有各种不同性质的争论：一种争论是我们习惯的，双方叙述各自的立场和论据，以此来论证这个或那个问题，有内政和外交问题，有的是牵涉到中苏两国的关系问题；另一种是侮辱性的争论，在这种争论中只有诬蔑性的语言，激起另一国的不满。当前我们的争论就是这种争论。这种争论我们两党、两国都不需要；这种争论无助于我们走向共产主义；这种争论的目的不是旨在寻求可以解决问题的途径，相反只能使两国人民遭到侮辱和使两国关系紧张化。”“我们主张正常的争论，它有助于寻求合理的解决办法，这种争论才是有利的。不管你们承认不承认，中苏两国各有它自己的特点，有些东西适合于中国，但不适合于苏联，反之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并不反对争论，我们赞成争论，但这种争论应该是自由的、公开的、有助于发展我们的理论的。”
柯西金接着说：“关于边界问题，这不仅仅是边界的问题，而是涉及今后我们两国整个关系的发展方向。也许你说的是对的，边界问题是所有现存问题中最主要的。按照你刚才谈的，或许我没有理解，似乎我们要打仗。但是我们党、我们政府从未发表任何文件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呼吁和号召我们的人民进行战争，而是号召他们争取和平，我们没有发表过一个声明，要我们的人民勒紧裤带进行战争。”
“我同意你刚才说的，中国不需要战争。我们也清楚中国的内政问题很多。只有狂人、精神失常的领导人才会要打仗，但是中国没有这样的领导人。也许有人说，中国喜欢打仗，我们说这是挑拨。你知道得很清楚，苏联不寻求同中国的战争。如果你向我说苏联愿意打仗，我深信这不是你心里的话，你不会有这个想法。苏联有很多问题要处理，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不愿意打仗，也没有号召人民打仗，正像中国国内有许多人不要战争一样。对此，周恩来同志知道得很清楚。我深信这一点，我也深信毛泽东同志知道得很清楚。至于林彪同志，我说不出什么，因为我不认识他，也没有见过他。”
周恩来说：“林彪同志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行事的，没有什么不同。”
柯西金说：“我不认识他，对他我说不出什么，我完全不愿意用否定的话来形容他，我没有这个权利。”
柯西金说：“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着紧张局势，如果否认这一点，那我们就都没有说实话。如你所说，局势紧张的原因之一是边界问题，而这个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当初中苏两国人民都处于无权的地位，他们对此都没有责任。”“在解决边界问题上，苏联也有不少的经验。但现在除了经验以外，还要有解决问题的愿望和相互的信赖。你们应该清楚，我们没有任何领土要求。”
柯西金表示：“不反对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谈判的地点在哪里都行。先规定几项原则，我们两人就可以给谈判人员下一个指令。这样，他们就可以开始工作了。如果他们在某些问题上钻进了死胡同，我们两个人就可以出面干预。这样就可以避免长期谈判而无结果。否则他们就会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争吵一万年。”
周恩来说：“在边界问题未解决前，采取一些临时措施，我们提出三点：第一，维持边界现状，双方原来在哪里，还在哪里；第二，避免武装冲突；第三，在有争议的地区，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
柯西金问：“什么叫维持现状？有些地方，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这样的地方怎么办？”
双方就维持边界现状和争议地区进行了深入讨论。周恩来说：“维持边界现状，就是我国居民去过的地方继续去，没有去过的地方，我们不去，我们去生产的地方可以向你们提出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我们不会提。”柯西金说：“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应当恢复冲突以前的友好关系。以前都是你们事先通知我们的。”周恩来说：“那些地方，我们每年都去，但并不是每年都打招呼。”这时卡图谢夫插话：“过去的情况是这样的，你们的人到什么地方去生产，都通过我们的边防站，得到我们的允许，这样就不会发生冲突。”谢富治说：“争议地区的归属还没有定。如果这样，这些地方的主权不就成你们的了？”柯西金说：“如果你们同意，可以在你们去之前打招呼，取得我们的许可。”谢富治继续说：“打招呼可以，但不需要你们许可。那样，这些地方不成了你们的了？”周恩来说：“争议的地方很多，但是我们生产、割草、打鱼、放牧的地方很少。对这些地方，我们可以通过边防部门达成协议，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地区的主权是属于谁的。因为主权归属问题还没有解决。”柯西金表示完全同意。 柯西金建议：“双方派出自己的代表团，开始谈判。我们保证不会挑起武装冲突，唯一的条件是你们的人不越过现有的边界线跑到我们的领土上，这是第一。第二，你们的边防部门可以和我们的边防部门进行联系，如果你们的居民要割草、放牧、打鱼，可以事先联系。我们一定认真考虑这些问题，并加以解决。”
柯西金说：“请你把这些原则报告毛泽东同志，我回去也向我们的政治局报告，如果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些原则，可否在一周内互相通知一下。然后双方派出代表团开始工作。他们在工作中如果遇到障碍，我们两人可以互相写信，这样就不需要用两千年的时间来解决问题了。”
经过一番讨论，周恩来归纳说：解决边界问题，“要根据条约，根据现状，互谅互让，加以合理调整，这需要花时间，所以在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之前，我们应该达成一个协议：第一，维持边界现状；第二，避免武装冲突；第三，在有争议的地区，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第四，还可以加上你刚才提出的一条，即双方发生争论时，由边防部门互相联系解决。”
柯西金说：“你刚才说的四条，我完全赞同。”
谈判缓和中苏关系
在会谈中，柯西金显得比较克制，尽量避免与周恩来争论。几次谈道，“我不想与你争论。”双方同意派出由外交部副部长率领的代表团，开始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谈判地点在北京。柯西金还说，如果在边界谈判中发生不可克服的困难，建议他和周恩来两个人出面，他可以到北京，周恩来也可以去莫斯科。
中苏双方曾于1964年2月在北京举行过边界谈判，由于苏方拒绝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谈判持续了半年，没有结果。
双方还谈到发展两国经贸关系，柯西金提出能否恢复三年的木材猪肉贸易协议，同时提议签订1970年贸易计划和下一个五年贸易计划。周恩来说：“木材猪肉协议是被苏方片面取消的，给我们造成很大麻烦。1970年贸易计划双方有关经济部门现在可以去讨论，下一个五年贸易计划1970年再谈。”
柯西金还提议双方互派大使，说苏联将派一位苏共中央委员担任驻华大使，并提出两国外交部就国际问题进行磋商。
双方同意对会谈发表消息，并对消息稿进行了讨论。我感到吃惊的是，双方提出的措辞几乎一致，都提到进行了坦率的、有益的会谈。
周恩来最后表示，柯西金这次来北京，虽然走了一段弯路，总还是收到了一些效果。中国有句成语叫“不虚此行”。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设午宴招待柯西金。当时苏联国内猪肉紧张，周恩来在菜谱上特别加上了一道“红烧肉”，柯西金吃得津津有味。
1969年9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11日消息，标题是《周恩来总理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消息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中国方面参加会见的有李先念、谢富治。苏联方面参加会见的有卡图谢夫、雅斯诺夫。”
中方发表的消息中把“有益的”三个字去掉了，苏方对此感到很不理解。
中方为了表示诚意，把两人在会谈中达成的临时措施落实成文后，周恩来于1969年9月18日致信柯西金，请苏方予以确认，但苏方一直未复。周恩来的信全文如下：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尼·柯西金：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在首都机场的会见中，我们双方同意：长期悬而未决的中苏边界问题，应该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在解决前，双方采取临时措施，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还就应该采取的临时措施交换了意见，具体内容如下：
一、双方同意，在边界问题解决前，严格维持边界现状：
（1）以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中交换的地图为准，在双方边界线划法一致的地段，双方保证，严格遵守条约规定的边界线，互不越过；
（2）在双方边界线划法不一致的地段，即对归属有争议的地区，双方保证，各自居民原来在哪里居住、生产（包括陆地和岛上的耕种、修渠、放牧、割草、砍柴、江中的捕鱼等）和通行，仍然在哪里居住、生产和通行，互不推进，互不干涉；在双方无人居住、生产和通行的地方，双方均不进入。
上述（1）（2）两类地区的范围，由双方有关边防机关协商确定，一次达成协议，以后就无须每次通知；此项协议，直至边界问题解决前，一直有效。
二、双方同意，避免武装冲突：
（1）双方保证，各自的一切力量，包括核武装力量，不向对方进攻和射击；
（2）双方保证，各自的飞机不侵犯对方领空；
（3）双方保证，各自的军用舰艇和其他船舶，在国境河流主航道航行时，严格遵守现行航规，不妨碍船舶的正常航行和危害对方船舶的安全。
三、双方武装力量在中苏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
（1）双方一切武装力量从中苏边界一切争议地区撤出或不进入，脱离接触；
（2）在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的地区，如原来有居民点，可保留必要的非武装的民政人员。
四、双方同意，边界上发生争执，由双方有关边防机关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进行协商，求得合理解决；解决不了的，各自报告上级，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解决。
五、双方同意，上述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措施，不影响双方各自对边界问题的立场和争议地区的归属。
以上各项临时措施，如能得到你来信确认，即作为中苏两国政府之间的协议，立即生效，并付诸实施。
我相信，如果这个协议能够达成，将有助于两国边境局势的和缓和中苏边界谈判的进行。
顺致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9年9月18日
周恩来会见柯西金的消息震动了世界。预示美、苏、中大三角关系将发生历史性变化。
1969年10月，由乔冠华副外长和库兹涅佐夫副外长率领的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开始了新一轮的中苏边界谈判。我有幸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参加和目睹了这场旷日持久、毫无成果的边界谈判。
1970年10月10日，托尔斯季科夫抵达北京，担任苏联驻中国大使，托尔斯季科夫抵达三天后即向中国国家副主席董必武递交了国书。同年11月22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新权赴莫斯科，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24日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递交了国书，恢复了两国大使级外交关系。
周恩来与柯西金首都机场的会谈，可以说是中苏关系和国际格局的一个转折点，缓和了中苏两国的紧张关系，开始了新一轮的边界谈判，避免了中苏间可能爆发的战争。同时，也为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破冰之旅”的对华访问，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当时复杂、多变、困难的国际国内局势下，为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审时度势，呕心沥血，紧紧抓住这个难得的、转瞬即逝的历史机遇，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不朽功勋，人们将永远记住他们，永远记住这一历史性时刻。（编辑 王 雪）
（作者曾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外交部档案馆馆长）
寻找会谈机会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后，苏联领导集团内的一些强硬派变本加厉地制造反华舆论，沿中苏边境部署重兵，不断挑起边境冲突，经常举行大举袭击我国的军事演习，中苏关系十分紧张。
在苏联领导集团内属于较温和一派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出于实用主义需要，试图改变对我国的战争边缘政策，缓和同我国的紧张关系。1969年7月，柯西金曾希望通过“热线”同毛泽东、周恩来通电话，但被中南海话务员断然拒绝。周恩来知道此事后极为重视，要求话务员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但是中苏一次沟通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
1969年9月3日，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逝世。柯西金希望利用出席胡志明葬礼的机会，在河内会见周恩来，但他未曾料到，周恩来先于他去了河内，悼念胡志明后即回国。此后，李先念副总理赴河内参加葬礼。柯西金在葬礼上同李先念寒暄几句，然后通过越南外交部转告中方，希望回国途经北京会见周恩来。但因为越南外交部亚洲司的官员未及时转达这一重要消息，直到柯西金的专机离开河内，也没有得到中方的答复。周恩来得知消息后，马上指示驻越使馆，中方同意11日在首都机场进行会见。当柯西金得到周恩来同意与他在首都机场会晤的消息时，他的专机已从河内通过印度到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他与勃列日涅夫电话沟通后，马上从杜尚别飞到伊尔库茨克，又从伊尔库茨克飞到北京。他在会谈中告诉周恩来，前一天他整整飞行了20个小时。
临时措施协议
9月11日上午10时40分，柯西金的专机抵达北京首都机场。10时50分，在首都机场贵宾室周恩来与柯西金开始政治会晤，14时30分结束，持续了3小时40分。
中方参加会谈的人员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谢富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翻译方祖安、王荩卿，我担任速记记录。苏方参加会谈的人员有：卡图谢夫、雅斯诺夫、巴扎诺夫、贾丕才、库里克、叶里扎维金，翻译顾达寿。
会谈开始后，周恩来首先转达了毛泽东、林彪对柯西金的问候。柯西金表示十分感谢，并转达了勃列日涅夫和全体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对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其他同志的问候。
柯西金问怎么谈。周恩来说：“先听听你们的，随便谈，不受拘束。”柯西金说：“我们之间积累的问题很多，要一个一个讨论，可以讨论三个月，但如果把这些问题扔掉，就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周恩来机敏地说：“要把老问题抛掉是不可能的，可以放在脑子里，先谈现在的问题，要往前看。”
柯西金表示：“首先，可以谈这个问题，即现在西方报刊和以美国为首的力量正利用一切办法使我们冲突起来。全世界的情报机构花费大量经费干这件事。以尼克松为首的反对派势力采取一切手段，使我们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冲突。未来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搞垮。”
周恩来非常清楚，柯西金提出要先谈这个问题的目的，是想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挑拨和威胁来转移视线，掩饰中苏关系紧张的实质和现状，这样会把会谈引入歧途，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周恩来立即采取主动，提出首先要谈当前两国的关键问题——边界问题。但他并没有忘记，先提一下理论和原则争论，点到为止。
周恩来说：“约五年前，毛泽东同志对你说过，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可以吵一万年。你说，是不是不要这么长。毛泽东同志说，根据你的建议可以减少一千年。但这是理论的争论，对这些争论，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见解，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见解。当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些争论不应该影响我们两国的国家关系。因为不同意见的争论，不要说现在，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万年以后，也会有矛盾，有斗争。有问题，只要我们能心平气和地来解决，总是可以找到办法。”然后话锋一转说：“今天，我们只有三小时，所以，我想抓关键性的问题来谈。什么是关键问题呢？是边界问题。关于边界问题，我们在5月24日发表了声明。我可以很直率地告诉你，中国对苏联没有领土要求。边界问题是历史造成的，不由我们两国人民负责，当时我们两国人民都处在无权的地位，是沙皇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所以我们主张以条约为基础，对争议地区可以调整。”
周恩来指出：“在边界问题解决前，应该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怎么停止武装冲突呢？我们主张在中苏边界有争议的地方，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我不是说，中苏边界都是有争议的地方。”
柯西金问：“哪些地区你认为是有争议的呢？”
周恩来说：“只要双方会谈，打开地图就知道了。今年发生冲突的地方都是争议地区。你们总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自己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呢？我们领土广大，够我们去开发的，更何况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我们怎么会向外侵略呢？我们没有任何军队驻在国外，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所以，你们可以相信，我们不会侵略苏联。你们过分紧张了。你们调了很大的兵力到远东。我同意你说的，美国正动员西方一切舆论挑拨中苏关系，希望我们两个伟大的国家冲突起来。我们无意向你们挑衅，但你们却在远东、外贝加尔、哈萨克斯坦调集大批军队（谢富治插话：还有蒙古。你们还搞大规模军事演习，还有飞机）。你们的飞机常常侵入我们的边界，你知道，我们在边界没有一架飞机起飞。”
“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的核武器是什么水平，你们是清楚的。”周恩来随即阐述了中国政府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周恩来说：“我们搞核武器，只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所以我们每次核试验时，都公开发表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永远不会第一个使用核武器，并且号召全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开会讨论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而且你们也清楚，我们只是到了非常必要时，才进行试验，就是说，我们是有限制地试验。我们不搞核竞赛。我们在核武器方面使用的经费是很少的。” 周恩来坚定地回答了苏联的战争威胁。强调指出：“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但是，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要把这个话告诉你。”
周恩来说：“问题还是要回到谈判上来。谈判总是和平的手段，吵架也是文吵，动口就不动手，总是可以找到解决边界问题的办法。在边界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可以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在有争议的地区，双方武装人员脱离接触。譬如说，一个岛，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又如在新疆，在边界走向上，你们说往东，我们说往西，这些就是争议地区。只要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不打一颗子弹，诚心诚意地谈判，总可以找到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
周恩来谈到了不久前发生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的武装冲突。周恩来说：“这个地区即使按照你们的地图线也进入了中国境内。你们用坦克包围了我们的巡逻队，把我们巡逻队20多个人打死了，还抓走了2个。在东北也抓了我们1个人。你们按照战俘来对待他们，我们之间没有宣战，怎么能按照战俘来对待呢？你们走得太远了。”
周恩来谈到这里，显得有些激动。
周恩来说：“边界问题的谈判，中国政府是有经验的，我们跟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先后解决了边界问题，为什么不可以跟苏联解决边界问题呢？你们有很多居民住在那里，我们无意把他们撵走。《北京条约》至今已有109年，我们为什么要把苏联居民撵走？但你们也应该考虑，有些岛屿和新疆的有些地方，我们的人民在那里生产、打鱼、放牧和居住了几百年，为什么你们要把他们撵走呢？两国人民友好吗？”
听了周恩来这一番铿锵有力、入情入理的谈话，柯西金马上做出回应，首先也提到理论和原则争论。柯西金说：“四年半前，我和毛泽东同志谈话的时候，同意他说，有不少问题会长期争论下去。有各种不同性质的争论：一种争论是我们习惯的，双方叙述各自的立场和论据，以此来论证这个或那个问题，有内政和外交问题，有的是牵涉到中苏两国的关系问题；另一种是侮辱性的争论，在这种争论中只有诬蔑性的语言，激起另一国的不满。当前我们的争论就是这种争论。这种争论我们两党、两国都不需要；这种争论无助于我们走向共产主义；这种争论的目的不是旨在寻求可以解决问题的途径，相反只能使两国人民遭到侮辱和使两国关系紧张化。”“我们主张正常的争论，它有助于寻求合理的解决办法，这种争论才是有利的。不管你们承认不承认，中苏两国各有它自己的特点，有些东西适合于中国，但不适合于苏联，反之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并不反对争论，我们赞成争论，但这种争论应该是自由的、公开的、有助于发展我们的理论的。”
柯西金接着说：“关于边界问题，这不仅仅是边界的问题，而是涉及今后我们两国整个关系的发展方向。也许你说的是对的，边界问题是所有现存问题中最主要的。按照你刚才谈的，或许我没有理解，似乎我们要打仗。但是我们党、我们政府从未发表任何文件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呼吁和号召我们的人民进行战争，而是号召他们争取和平，我们没有发表过一个声明，要我们的人民勒紧裤带进行战争。”
“我同意你刚才说的，中国不需要战争。我们也清楚中国的内政问题很多。只有狂人、精神失常的领导人才会要打仗，但是中国没有这样的领导人。也许有人说，中国喜欢打仗，我们说这是挑拨。你知道得很清楚，苏联不寻求同中国的战争。如果你向我说苏联愿意打仗，我深信这不是你心里的话，你不会有这个想法。苏联有很多问题要处理，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不愿意打仗，也没有号召人民打仗，正像中国国内有许多人不要战争一样。对此，周恩来同志知道得很清楚。我深信这一点，我也深信毛泽东同志知道得很清楚。至于林彪同志，我说不出什么，因为我不认识他，也没有见过他。”
周恩来说：“林彪同志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行事的，没有什么不同。”
柯西金说：“我不认识他，对他我说不出什么，我完全不愿意用否定的话来形容他，我没有这个权利。”
柯西金说：“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着紧张局势，如果否认这一点，那我们就都没有说实话。如你所说，局势紧张的原因之一是边界问题，而这个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当初中苏两国人民都处于无权的地位，他们对此都没有责任。”“在解决边界问题上，苏联也有不少的经验。但现在除了经验以外，还要有解决问题的愿望和相互的信赖。你们应该清楚，我们没有任何领土要求。”
柯西金表示：“不反对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谈判的地点在哪里都行。先规定几项原则，我们两人就可以给谈判人员下一个指令。这样，他们就可以开始工作了。如果他们在某些问题上钻进了死胡同，我们两个人就可以出面干预。这样就可以避免长期谈判而无结果。否则他们就会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争吵一万年。”
周恩来说：“在边界问题未解决前，采取一些临时措施，我们提出三点：第一，维持边界现状，双方原来在哪里，还在哪里；第二，避免武装冲突；第三，在有争议的地区，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
柯西金问：“什么叫维持现状？有些地方，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这样的地方怎么办？”
双方就维持边界现状和争议地区进行了深入讨论。周恩来说：“维持边界现状，就是我国居民去过的地方继续去，没有去过的地方，我们不去，我们去生产的地方可以向你们提出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我们不会提。”柯西金说：“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应当恢复冲突以前的友好关系。以前都是你们事先通知我们的。”周恩来说：“那些地方，我们每年都去，但并不是每年都打招呼。”这时卡图谢夫插话：“过去的情况是这样的，你们的人到什么地方去生产，都通过我们的边防站，得到我们的允许，这样就不会发生冲突。”谢富治说：“争议地区的归属还没有定。如果这样，这些地方的主权不就成你们的了？”柯西金说：“如果你们同意，可以在你们去之前打招呼，取得我们的许可。”谢富治继续说：“打招呼可以，但不需要你们许可。那样，这些地方不成了你们的了？”周恩来说：“争议的地方很多，但是我们生产、割草、打鱼、放牧的地方很少。对这些地方，我们可以通过边防部门达成协议，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地区的主权是属于谁的。因为主权归属问题还没有解决。”柯西金表示完全同意。 柯西金建议：“双方派出自己的代表团，开始谈判。我们保证不会挑起武装冲突，唯一的条件是你们的人不越过现有的边界线跑到我们的领土上，这是第一。第二，你们的边防部门可以和我们的边防部门进行联系，如果你们的居民要割草、放牧、打鱼，可以事先联系。我们一定认真考虑这些问题，并加以解决。”
柯西金说：“请你把这些原则报告毛泽东同志，我回去也向我们的政治局报告，如果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些原则，可否在一周内互相通知一下。然后双方派出代表团开始工作。他们在工作中如果遇到障碍，我们两人可以互相写信，这样就不需要用两千年的时间来解决问题了。”
经过一番讨论，周恩来归纳说：解决边界问题，“要根据条约，根据现状，互谅互让，加以合理调整，这需要花时间，所以在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之前，我们应该达成一个协议：第一，维持边界现状；第二，避免武装冲突；第三，在有争议的地区，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第四，还可以加上你刚才提出的一条，即双方发生争论时，由边防部门互相联系解决。”
柯西金说：“你刚才说的四条，我完全赞同。”
谈判缓和中苏关系
在会谈中，柯西金显得比较克制，尽量避免与周恩来争论。几次谈道，“我不想与你争论。”双方同意派出由外交部副部长率领的代表团，开始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谈判地点在北京。柯西金还说，如果在边界谈判中发生不可克服的困难，建议他和周恩来两个人出面，他可以到北京，周恩来也可以去莫斯科。
中苏双方曾于1964年2月在北京举行过边界谈判，由于苏方拒绝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谈判持续了半年，没有结果。
双方还谈到发展两国经贸关系，柯西金提出能否恢复三年的木材猪肉贸易协议，同时提议签订1970年贸易计划和下一个五年贸易计划。周恩来说：“木材猪肉协议是被苏方片面取消的，给我们造成很大麻烦。1970年贸易计划双方有关经济部门现在可以去讨论，下一个五年贸易计划1970年再谈。”
柯西金还提议双方互派大使，说苏联将派一位苏共中央委员担任驻华大使，并提出两国外交部就国际问题进行磋商。
双方同意对会谈发表消息，并对消息稿进行了讨论。我感到吃惊的是，双方提出的措辞几乎一致，都提到进行了坦率的、有益的会谈。
周恩来最后表示，柯西金这次来北京，虽然走了一段弯路，总还是收到了一些效果。中国有句成语叫“不虚此行”。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设午宴招待柯西金。当时苏联国内猪肉紧张，周恩来在菜谱上特别加上了一道“红烧肉”，柯西金吃得津津有味。
1969年9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11日消息，标题是《周恩来总理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消息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中国方面参加会见的有李先念、谢富治。苏联方面参加会见的有卡图谢夫、雅斯诺夫。”
中方发表的消息中把“有益的”三个字去掉了，苏方对此感到很不理解。
中方为了表示诚意，把两人在会谈中达成的临时措施落实成文后，周恩来于1969年9月18日致信柯西金，请苏方予以确认，但苏方一直未复。周恩来的信全文如下：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尼·柯西金：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在首都机场的会见中，我们双方同意：长期悬而未决的中苏边界问题，应该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在解决前，双方采取临时措施，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还就应该采取的临时措施交换了意见，具体内容如下：
一、双方同意，在边界问题解决前，严格维持边界现状：
（1）以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中交换的地图为准，在双方边界线划法一致的地段，双方保证，严格遵守条约规定的边界线，互不越过；
（2）在双方边界线划法不一致的地段，即对归属有争议的地区，双方保证，各自居民原来在哪里居住、生产（包括陆地和岛上的耕种、修渠、放牧、割草、砍柴、江中的捕鱼等）和通行，仍然在哪里居住、生产和通行，互不推进，互不干涉；在双方无人居住、生产和通行的地方，双方均不进入。
上述（1）（2）两类地区的范围，由双方有关边防机关协商确定，一次达成协议，以后就无须每次通知；此项协议，直至边界问题解决前，一直有效。
二、双方同意，避免武装冲突：
（1）双方保证，各自的一切力量，包括核武装力量，不向对方进攻和射击；
（2）双方保证，各自的飞机不侵犯对方领空；
（3）双方保证，各自的军用舰艇和其他船舶，在国境河流主航道航行时，严格遵守现行航规，不妨碍船舶的正常航行和危害对方船舶的安全。
三、双方武装力量在中苏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
（1）双方一切武装力量从中苏边界一切争议地区撤出或不进入，脱离接触；
（2）在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的地区，如原来有居民点，可保留必要的非武装的民政人员。
四、双方同意，边界上发生争执，由双方有关边防机关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进行协商，求得合理解决；解决不了的，各自报告上级，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解决。
五、双方同意，上述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措施，不影响双方各自对边界问题的立场和争议地区的归属。
以上各项临时措施，如能得到你来信确认，即作为中苏两国政府之间的协议，立即生效，并付诸实施。
我相信，如果这个协议能够达成，将有助于两国边境局势的和缓和中苏边界谈判的进行。
顺致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9年9月18日
周恩来会见柯西金的消息震动了世界。预示美、苏、中大三角关系将发生历史性变化。
1969年10月，由乔冠华副外长和库兹涅佐夫副外长率领的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开始了新一轮的中苏边界谈判。我有幸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参加和目睹了这场旷日持久、毫无成果的边界谈判。
1970年10月10日，托尔斯季科夫抵达北京，担任苏联驻中国大使，托尔斯季科夫抵达三天后即向中国国家副主席董必武递交了国书。同年11月22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新权赴莫斯科，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24日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递交了国书，恢复了两国大使级外交关系。
周恩来与柯西金首都机场的会谈，可以说是中苏关系和国际格局的一个转折点，缓和了中苏两国的紧张关系，开始了新一轮的边界谈判，避免了中苏间可能爆发的战争。同时，也为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破冰之旅”的对华访问，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当时复杂、多变、困难的国际国内局势下，为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审时度势，呕心沥血，紧紧抓住这个难得的、转瞬即逝的历史机遇，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不朽功勋，人们将永远记住他们，永远记住这一历史性时刻。（编辑 王 雪）
（作者曾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外交部档案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