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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8月打宜黄时，我所在的红三十一师临时配属给红三军，但第一个打进宜黄城的却是我们师。刚打进城不久，我就被敌军的枪弹击中，这是我参加红军后第三次负伤，这一次伤得比较重，我被送进红色后方第二预备医院，整整休养了三个多月才痊愈。回部队时番号已变成红一军团的第七师，报到后被分配到红二十团第三连当司号员。我回到部队没几天，就开始第四次反“围剿”作战。
第四次反“围剿”第一仗是打南丰。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主攻，我们红一军团打援。由于国民党军在南丰城的防守工事很坚固，红军又缺乏攻城的重武器，打了一个星期后主力部队撤出了战斗。此后不久，红一、红三军团接到军委的命令赶赴黄陂附近的预定地域，准备伏击由乐安向黄陂推进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
按照军团部原来的部署，部队要埋伏在登仙桥至蛟湖一线的山上，伏击从固冈沿大路向黄陂行进的敌五十二师。因此部队分成两路：左路为红十师和红十一师，指定埋伏地域是从登仙桥至水口路东侧的山上;我们红七师和红九师为右路，指定地域是从水口向东至杨明印（梅嵊）一带，公路北侧的山上。
部队冒着雨连夜向登仙桥及蛟湖一带的预设地域快速推进。从小金竹北上只有一条不宽公路，我们右路两个师沿这条路没走幾步，就拐到插向东北的山间小路。由于天黑路滑，我们师的预设阵地又远，一路上跌跌撞撞，大约在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才赶到从苦咀（竹）坳至杨明印（梅嵊）一线的指定地域。
刚进入阵地不久，就听见一阵枪声从大山背面传过来。原来敌五十二师主力没有走总部预想的大路，过了登仙桥村即向东转进一条小路，要从大小龙坪插向东南面的蛟湖，然后再下到通向黄陂的大路。这条路是捷径——正好切了个三角直线，比沿大路南下至水口再折向东面通往黄陂的大路，要近七八公里。
在小龙坪与敌五十二师前卫旅先头部队遭遇的，应该是我们左路部队的前卫连。由于事发突然，敌军人多势众，红十师的前卫连只好撤回身后的山里。见红军这支小部队没怎么打就撤进山里，敌五十二师前卫旅错以为遭遇的是游击队，没有追击而是继续前进。军团首长发现敌情有变后，立即命令各部撤出原来的埋伏阵地，回头全力扑向沿大小龙坪向蛟湖行进的敌五十二师主力。
我们师接到命令有点儿晚，先头连爬上蛟湖村西南边的山冈时，敌前卫旅的大队人马已越过了蛟湖村，从山上的小路下到通往黄陂镇的大路。但好在敌五十二师本队还未到来。我们立刻抢占大龙坪通往蛟湖小路西侧的山冈，由北向南埋伏下来。我们红二十团将阵地设在南面，红二十一团设在北面，中间隔了一条小路。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才看到敌五十二师本队的前卫连从北边走过来。
大概是因为其前卫部队通过时很顺利，敌人本队前卫连搜索前进时懒懒散散。埋伏在前边的红二十一团没有动他们，过了三岔路口走到蛟湖村附近时，被我们团打了个措手不及，连长都被我们俘虏了！与此同时，红二十一团对行进在后面的敌军发起迅猛攻击。这一带山高林密、道路狭窄，大部队很难施展。敌五十二师本队立刻调集部队，一部分沿小路发起攻击，另一部分翻过小路东侧的山梁，快速向南面的蛟湖一带展开。就在一部分敌军越过蛟湖村向东南运动，准备从侧后夹击我们时，突然从大龙坪的侧后响起激烈的枪炮声！
从后面打击敌军本队主力的，是一路翻山越岭刚刚赶到的红九师。遭到突然打击的敌五十二师本队，立刻分成两部分——前一部分涌进蛟湖村，后面的则退回到大龙坪，那些原来准备从侧后夹击我们的敌人也缩回了蛟湖。此时我们红一军团已全线打响，将敌五十二师本队及其后卫部队截成三段，压制在登仙桥、小龙坪、大龙坪到蛟湖这一带。
敌五十二师是陈诚的嫡系部队，装备好，战斗力也不弱，被围困在这一带的兵力有8000多人。红一军团虽然有1.5万人，但短时间内想一下子“吃掉”敌人也不太可能。敌军占据背后的山冈设置掩护阵地后，很快同我们形成对峙。山区太阳一下山天就黑了，当晚山中又起了大雾，几步之外就看不清了。
起初我们不清楚师部与红十九团为什么没跟上来，后来才知道我们两个团出发不久，就发现约一个团的敌人沿大路走了过来。为了防止这股敌人从我们侧后发起攻击，师部指挥红十九团将这股敌军逼到水口至跃龙坪一带，并留在原地监视和警戒。
我们团是红七师的主力，有五个步兵连和一个重机枪连，团长是杨得志。红二十一团是个小团，比我们少一个步兵连，主动要求接受我们团指挥。为了摸清敌情，杨得志团长专门派我们连指导员和其他两个同志，连夜到蛟湖去化装侦查。他们回来后报告，蛟湖村的敌军有一个旅部和两个团的番号，至少有2000多兵力，我们两个团加在一起不到2000人，所以决定不等天亮就发起攻击，用突然袭击的战术打乱敌军部署。
天刚蒙蒙亮，我们连率先发起攻击。冲进村里时敌军士兵正在吃早饭，看到我们扔下饭碗撒腿就往回跑！我们乘势杀了进去，敌军乱成一锅粥，短兵相接的混战，又使防守在村外高地上的敌军难以实施火力支援。当敌军缓过神来，准备调整兵力发起反击时，从他们背后传来了我军的冲锋号！红三军团已将敌前卫旅的两个团打垮，离我们最近的红七军过来援助我们。蛟湖村这股敌军遭到前后夹击一下子就垮了，被打散的溃兵像没头的苍蝇漫山遍野到处乱跑。
这一仗除了在水口、跃龙坪一带那个团侥幸逃脱之外，敌五十二师主力基本都被消灭了，我们缴获了上百挺轻重机枪、十余门迫击炮以及大量的弹药和电台等辎重。之前我们还没有见过轻机枪，国民党军也是刚刚开始装备。缴获的这些武器和弹药，为此后草台岗打陈诚的主力第十一师，起到了关键作用。 陈诚的第十一师是国民党军嫡系中的主力，战斗力很强，与我们红一方面军是老冤家。第一次交手是1932年初打赣州时，红三军团损失不小。第三次反“围剿”时被我们红三十五师（二十师前身）牵着鼻子走，一直未与红军主力进行正面作战。这次我们打完五十二师又打五十九师时，由于他们快速增援，我军未打扫完战场就匆匆撤离。他们自恃战斗力强，认为红军不敢与之正面交战，这就为他们草台岗惨败埋下了伏笔。
打草台岗的时候，由于路远我们红七师最后一个赶到，被部署为军团的总预备队。下午准备发起总攻时才把我们师调上来，任务是攻打敌十一师侧后的一个关键山头，团长杨得志亲自指挥我们向山上发起攻击。我刚吹完第一遍冲锋号，就被子弹击中——从前胸射入、后背穿出，当即昏死过去。我被担架队抬往后方，刚住进医院不久，就在王石链同志的介绍下重新入团（我第一次加入青年团是在1931年初，团关系在战争中弄丢了）。
到10月底的时候，我在后方医院休养了半年多，以为伤好得差不多了就主动要求出院回部队。当时急于出院一是前方打得激烈，号召我们上前线。二是也有个私心，想到我的老上级寻淮洲当师长的（三军团）红五师去。当时正在筹建红七军团，后来才听说寻淮洲已被任命为七军团的军团长。没想到伤口没好完全，可能又因为没有及时换药，刚报到没两天伤口就“鼓”了，被部队送回医院继续治疗。这次没能到寻淮洲那里去，对我而言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当时跟着他走了，可能早就牺牲了。
回到后方医院又养了几个月，到1934年的2月份我才正式离开医院。这时红七军团正在东方军编成内作战，所以我出院后到红一军团的后方留守处报到。当时正赶上部队精简司号员，大概是因为我表现比较好，又是经过战火考验的老兵，组织上就介绍我到瑞金的中革军委。报到后我被分配到中央军委通讯学校去学习，记得朱德总司令还亲自到场给我们讲话，勉励我们好好学习、努力工作。
一个月后学习完毕。按照组织上原来的安排，本来我是要被分配到红五军团去的，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没去。我在军委招待所待了十几天后，被分配到军委五局。这样一来，五次反“围剿”期间我基本都在后方，没有再上前线打过仗。当时军委五局的主要工作是负责训练新兵，我记得一共有五个教导团。我被分配到教导五团的第二营担任号目。大约过了两个月左右，我被提升为教导五团的司号长。
大约到了当年七八月份的时候，我们在五局副局长张经武率领下，全部集结到瑞金城西的一个地方。中央要组建一个直属军委的教导师，为什么要建立这样一个教导师上级没有讲，直到出发前才明白是为长征做准备。由于之前经过训练的新兵大部分已补充到主力部队，除了我所在的教导五团还有3000名新战士外，其余四个教导团基本都是空架子。集结之后，原来的五个教导团被整编成了两个。
教导师的全称是中央红色革命教导师，师长由张经武担任，何长工后来被调任师政治委员。新建的教导师下辖三个教导团：第二团是由教导二团（原隶属军委二局）剩下的人和我们教导五团合并而成，我被继续任命为团司号长。第三团主要是由原来的其他三个教导团合并而成。第一团成立得最晚，主要是由各县陆续调集来的县独立团和游击队组建而成。全教导师属我们第二团人数最多——共有3000多人，教导一团和三团各只有1000多人，三个团加起来共有5000多人。教导师正式成立后，立刻投入紧张的政治和军事训练。
1934年10月10日晚上，红色革命教导师离开瑞金的驻地，向于都的长征集结地出发。临行前那天下午，中央军委运来大大小小近千件东西，大部分是铁箱子和木头箱子，还有一些是用稻草捆绑的“大家伙”，要教导师负责押运。出发时根据师里的部署，一团担任前卫，三团担任后卫。我们第二团居中间，负责押运军委交付的那些辎重。我们这个团基本都是新兵，大部分人手里都没有枪，拿的大都是梭镖之类的。一团主要是由原来的县独立团及游击队老战士组成，有一定的戰斗力，负责在前面开路。三团主要是由原来教导团负责训练新兵的老同志，以及受过一定训练的新战士组成，队伍里的枪支等武器较多，担任后卫。
抵达于都的出发集结地后，部队停下来休整待命。我们借机整理加固中央军委交给我们押运的物资，重新包装时发现那些大家伙都是机器之类的，我们心里不禁犯嘀咕，为什么不“坚壁清野”就地埋起来？这样搞不成了搬家吗？！难道要撤离根据地不回来了？我们只敢悄悄议论，不敢大声说出来。
出发的那个晚上，教导师接到命令跟在中央第二纵队的后面，除了押送物资还担负保卫中央机关的重要任务。我们押送的辎重队足足拖了有十几里路，近千件物品由大批临时雇用的民夫挑着或抬着。刚出发时还好，但过了信丰河出苏区之后，有些人就利用解手和宿营休息时，特别是遭遇小股敌人骚扰时乘机逃跑。起初跑的人还不多，没几天便三五成群越来越多。脚夫跑了，团里只好抽调战士去搬运。
过大庾岭的时候，正好碰上天降大雨。在过一个山口的时候，由于道路湿滑、坡又陡，那几件大家伙怎么也弄不上去，最后还是前拉后推，天快亮了才勉强弄过去。翻山的时候，遭遇一支从广东来的国民党部队。为了掩护大部队安全通过，师里命令教导一团在南面的山梁上设置阵地。这支国民党军队同我们的掩护部队，断断续续打了一整天。
这一带全是连绵不断的大山，山间道路狭窄，上坡时那些大家伙实在难以搬运，脚夫和战士们叫苦连天！此后不久，经上级领导批准，师里下令将那些实在搬不动的扔掉。为了不留给敌人，我们把那些大家伙尽量往深沟里推。这样一来，虽然剩下的还有好几百担子，但走起来已经比过去快多了。
由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夜里行军，得不到充足的休息，再加上冻饿，一些身体弱的同志停下来休息时还活着，第二天出发时就叫不醒了，还有的在路上走着走着就无声无息地死掉了。陆续有意志薄弱的新战士受不了苦开小差逃跑的。进入广西时，除了抽调去充当脚夫的战士之外，整个教导师大约只剩下一半人。记得走到一个叫“苗山”的地方，师里就将教导一团和三团取消，以我们二团为主，缩编成一个大团，上级命令由何长工担任团长兼政委。
大约两天之后，我们来到湘江边。看到江面上密密麻麻漂浮着许多红军战士的尸体，我们都禁不住流下了眼泪。自参加红军以来，即便是惨烈的高兴圩战斗和水口大战，也没见过一次牺牲了这么多同志！大约就在此时我们接到军委下达的命令，除留下文件档案及银圆等贵重物品外，那些用处不大的物品统统扔掉！同时决定将原来的两个中央纵队合并成一个，中央革命教导师解散，兵力全部补充到一、三军团去，剩下的押运物品及脚夫等，统统移交给新的中央纵队。
实际上在中央纵队进入黎平之前，我就跟随原来的教导一团团长文年生及一个整营的兵力，抽调给（补充）红三军团第五师。文年生一到师里就被任命为第十四团团长。我随同文年生到红十四团后，被分配到该团的一营营部任号目。（编辑 杨琳）
整理者：青岛海关退休干部
第四次反“围剿”第一仗是打南丰。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主攻，我们红一军团打援。由于国民党军在南丰城的防守工事很坚固，红军又缺乏攻城的重武器，打了一个星期后主力部队撤出了战斗。此后不久，红一、红三军团接到军委的命令赶赴黄陂附近的预定地域，准备伏击由乐安向黄陂推进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
按照军团部原来的部署，部队要埋伏在登仙桥至蛟湖一线的山上，伏击从固冈沿大路向黄陂行进的敌五十二师。因此部队分成两路：左路为红十师和红十一师，指定埋伏地域是从登仙桥至水口路东侧的山上;我们红七师和红九师为右路，指定地域是从水口向东至杨明印（梅嵊）一带，公路北侧的山上。
部队冒着雨连夜向登仙桥及蛟湖一带的预设地域快速推进。从小金竹北上只有一条不宽公路，我们右路两个师沿这条路没走幾步，就拐到插向东北的山间小路。由于天黑路滑，我们师的预设阵地又远，一路上跌跌撞撞，大约在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才赶到从苦咀（竹）坳至杨明印（梅嵊）一线的指定地域。
刚进入阵地不久，就听见一阵枪声从大山背面传过来。原来敌五十二师主力没有走总部预想的大路，过了登仙桥村即向东转进一条小路，要从大小龙坪插向东南面的蛟湖，然后再下到通向黄陂的大路。这条路是捷径——正好切了个三角直线，比沿大路南下至水口再折向东面通往黄陂的大路，要近七八公里。
在小龙坪与敌五十二师前卫旅先头部队遭遇的，应该是我们左路部队的前卫连。由于事发突然，敌军人多势众，红十师的前卫连只好撤回身后的山里。见红军这支小部队没怎么打就撤进山里，敌五十二师前卫旅错以为遭遇的是游击队，没有追击而是继续前进。军团首长发现敌情有变后，立即命令各部撤出原来的埋伏阵地，回头全力扑向沿大小龙坪向蛟湖行进的敌五十二师主力。
我们师接到命令有点儿晚，先头连爬上蛟湖村西南边的山冈时，敌前卫旅的大队人马已越过了蛟湖村，从山上的小路下到通往黄陂镇的大路。但好在敌五十二师本队还未到来。我们立刻抢占大龙坪通往蛟湖小路西侧的山冈，由北向南埋伏下来。我们红二十团将阵地设在南面，红二十一团设在北面，中间隔了一条小路。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才看到敌五十二师本队的前卫连从北边走过来。
大概是因为其前卫部队通过时很顺利，敌人本队前卫连搜索前进时懒懒散散。埋伏在前边的红二十一团没有动他们，过了三岔路口走到蛟湖村附近时，被我们团打了个措手不及，连长都被我们俘虏了！与此同时，红二十一团对行进在后面的敌军发起迅猛攻击。这一带山高林密、道路狭窄，大部队很难施展。敌五十二师本队立刻调集部队，一部分沿小路发起攻击，另一部分翻过小路东侧的山梁，快速向南面的蛟湖一带展开。就在一部分敌军越过蛟湖村向东南运动，准备从侧后夹击我们时，突然从大龙坪的侧后响起激烈的枪炮声！
从后面打击敌军本队主力的，是一路翻山越岭刚刚赶到的红九师。遭到突然打击的敌五十二师本队，立刻分成两部分——前一部分涌进蛟湖村，后面的则退回到大龙坪，那些原来准备从侧后夹击我们的敌人也缩回了蛟湖。此时我们红一军团已全线打响，将敌五十二师本队及其后卫部队截成三段，压制在登仙桥、小龙坪、大龙坪到蛟湖这一带。
敌五十二师是陈诚的嫡系部队，装备好，战斗力也不弱，被围困在这一带的兵力有8000多人。红一军团虽然有1.5万人，但短时间内想一下子“吃掉”敌人也不太可能。敌军占据背后的山冈设置掩护阵地后，很快同我们形成对峙。山区太阳一下山天就黑了，当晚山中又起了大雾，几步之外就看不清了。
起初我们不清楚师部与红十九团为什么没跟上来，后来才知道我们两个团出发不久，就发现约一个团的敌人沿大路走了过来。为了防止这股敌人从我们侧后发起攻击，师部指挥红十九团将这股敌军逼到水口至跃龙坪一带，并留在原地监视和警戒。
我们团是红七师的主力，有五个步兵连和一个重机枪连，团长是杨得志。红二十一团是个小团，比我们少一个步兵连，主动要求接受我们团指挥。为了摸清敌情，杨得志团长专门派我们连指导员和其他两个同志，连夜到蛟湖去化装侦查。他们回来后报告，蛟湖村的敌军有一个旅部和两个团的番号，至少有2000多兵力，我们两个团加在一起不到2000人，所以决定不等天亮就发起攻击，用突然袭击的战术打乱敌军部署。
天刚蒙蒙亮，我们连率先发起攻击。冲进村里时敌军士兵正在吃早饭，看到我们扔下饭碗撒腿就往回跑！我们乘势杀了进去，敌军乱成一锅粥，短兵相接的混战，又使防守在村外高地上的敌军难以实施火力支援。当敌军缓过神来，准备调整兵力发起反击时，从他们背后传来了我军的冲锋号！红三军团已将敌前卫旅的两个团打垮，离我们最近的红七军过来援助我们。蛟湖村这股敌军遭到前后夹击一下子就垮了，被打散的溃兵像没头的苍蝇漫山遍野到处乱跑。
这一仗除了在水口、跃龙坪一带那个团侥幸逃脱之外，敌五十二师主力基本都被消灭了，我们缴获了上百挺轻重机枪、十余门迫击炮以及大量的弹药和电台等辎重。之前我们还没有见过轻机枪，国民党军也是刚刚开始装备。缴获的这些武器和弹药，为此后草台岗打陈诚的主力第十一师，起到了关键作用。 陈诚的第十一师是国民党军嫡系中的主力，战斗力很强，与我们红一方面军是老冤家。第一次交手是1932年初打赣州时，红三军团损失不小。第三次反“围剿”时被我们红三十五师（二十师前身）牵着鼻子走，一直未与红军主力进行正面作战。这次我们打完五十二师又打五十九师时，由于他们快速增援，我军未打扫完战场就匆匆撤离。他们自恃战斗力强，认为红军不敢与之正面交战，这就为他们草台岗惨败埋下了伏笔。
打草台岗的时候，由于路远我们红七师最后一个赶到，被部署为军团的总预备队。下午准备发起总攻时才把我们师调上来，任务是攻打敌十一师侧后的一个关键山头，团长杨得志亲自指挥我们向山上发起攻击。我刚吹完第一遍冲锋号，就被子弹击中——从前胸射入、后背穿出，当即昏死过去。我被担架队抬往后方，刚住进医院不久，就在王石链同志的介绍下重新入团（我第一次加入青年团是在1931年初，团关系在战争中弄丢了）。
到10月底的时候，我在后方医院休养了半年多，以为伤好得差不多了就主动要求出院回部队。当时急于出院一是前方打得激烈，号召我们上前线。二是也有个私心，想到我的老上级寻淮洲当师长的（三军团）红五师去。当时正在筹建红七军团，后来才听说寻淮洲已被任命为七军团的军团长。没想到伤口没好完全，可能又因为没有及时换药，刚报到没两天伤口就“鼓”了，被部队送回医院继续治疗。这次没能到寻淮洲那里去，对我而言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当时跟着他走了，可能早就牺牲了。
回到后方医院又养了几个月，到1934年的2月份我才正式离开医院。这时红七军团正在东方军编成内作战，所以我出院后到红一军团的后方留守处报到。当时正赶上部队精简司号员，大概是因为我表现比较好，又是经过战火考验的老兵，组织上就介绍我到瑞金的中革军委。报到后我被分配到中央军委通讯学校去学习，记得朱德总司令还亲自到场给我们讲话，勉励我们好好学习、努力工作。
一个月后学习完毕。按照组织上原来的安排，本来我是要被分配到红五军团去的，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没去。我在军委招待所待了十几天后，被分配到军委五局。这样一来，五次反“围剿”期间我基本都在后方，没有再上前线打过仗。当时军委五局的主要工作是负责训练新兵，我记得一共有五个教导团。我被分配到教导五团的第二营担任号目。大约过了两个月左右，我被提升为教导五团的司号长。
大约到了当年七八月份的时候，我们在五局副局长张经武率领下，全部集结到瑞金城西的一个地方。中央要组建一个直属军委的教导师，为什么要建立这样一个教导师上级没有讲，直到出发前才明白是为长征做准备。由于之前经过训练的新兵大部分已补充到主力部队，除了我所在的教导五团还有3000名新战士外，其余四个教导团基本都是空架子。集结之后，原来的五个教导团被整编成了两个。
教导师的全称是中央红色革命教导师，师长由张经武担任，何长工后来被调任师政治委员。新建的教导师下辖三个教导团：第二团是由教导二团（原隶属军委二局）剩下的人和我们教导五团合并而成，我被继续任命为团司号长。第三团主要是由原来的其他三个教导团合并而成。第一团成立得最晚，主要是由各县陆续调集来的县独立团和游击队组建而成。全教导师属我们第二团人数最多——共有3000多人，教导一团和三团各只有1000多人，三个团加起来共有5000多人。教导师正式成立后，立刻投入紧张的政治和军事训练。
1934年10月10日晚上，红色革命教导师离开瑞金的驻地，向于都的长征集结地出发。临行前那天下午，中央军委运来大大小小近千件东西，大部分是铁箱子和木头箱子，还有一些是用稻草捆绑的“大家伙”，要教导师负责押运。出发时根据师里的部署，一团担任前卫，三团担任后卫。我们第二团居中间，负责押运军委交付的那些辎重。我们这个团基本都是新兵，大部分人手里都没有枪，拿的大都是梭镖之类的。一团主要是由原来的县独立团及游击队老战士组成，有一定的戰斗力，负责在前面开路。三团主要是由原来教导团负责训练新兵的老同志，以及受过一定训练的新战士组成，队伍里的枪支等武器较多，担任后卫。
抵达于都的出发集结地后，部队停下来休整待命。我们借机整理加固中央军委交给我们押运的物资，重新包装时发现那些大家伙都是机器之类的，我们心里不禁犯嘀咕，为什么不“坚壁清野”就地埋起来？这样搞不成了搬家吗？！难道要撤离根据地不回来了？我们只敢悄悄议论，不敢大声说出来。
出发的那个晚上，教导师接到命令跟在中央第二纵队的后面，除了押送物资还担负保卫中央机关的重要任务。我们押送的辎重队足足拖了有十几里路，近千件物品由大批临时雇用的民夫挑着或抬着。刚出发时还好，但过了信丰河出苏区之后，有些人就利用解手和宿营休息时，特别是遭遇小股敌人骚扰时乘机逃跑。起初跑的人还不多，没几天便三五成群越来越多。脚夫跑了，团里只好抽调战士去搬运。
过大庾岭的时候，正好碰上天降大雨。在过一个山口的时候，由于道路湿滑、坡又陡，那几件大家伙怎么也弄不上去，最后还是前拉后推，天快亮了才勉强弄过去。翻山的时候，遭遇一支从广东来的国民党部队。为了掩护大部队安全通过，师里命令教导一团在南面的山梁上设置阵地。这支国民党军队同我们的掩护部队，断断续续打了一整天。
这一带全是连绵不断的大山，山间道路狭窄，上坡时那些大家伙实在难以搬运，脚夫和战士们叫苦连天！此后不久，经上级领导批准，师里下令将那些实在搬不动的扔掉。为了不留给敌人，我们把那些大家伙尽量往深沟里推。这样一来，虽然剩下的还有好几百担子，但走起来已经比过去快多了。
由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夜里行军，得不到充足的休息，再加上冻饿，一些身体弱的同志停下来休息时还活着，第二天出发时就叫不醒了，还有的在路上走着走着就无声无息地死掉了。陆续有意志薄弱的新战士受不了苦开小差逃跑的。进入广西时，除了抽调去充当脚夫的战士之外，整个教导师大约只剩下一半人。记得走到一个叫“苗山”的地方，师里就将教导一团和三团取消，以我们二团为主，缩编成一个大团，上级命令由何长工担任团长兼政委。
大约两天之后，我们来到湘江边。看到江面上密密麻麻漂浮着许多红军战士的尸体，我们都禁不住流下了眼泪。自参加红军以来，即便是惨烈的高兴圩战斗和水口大战，也没见过一次牺牲了这么多同志！大约就在此时我们接到军委下达的命令，除留下文件档案及银圆等贵重物品外，那些用处不大的物品统统扔掉！同时决定将原来的两个中央纵队合并成一个，中央革命教导师解散，兵力全部补充到一、三军团去，剩下的押运物品及脚夫等，统统移交给新的中央纵队。
实际上在中央纵队进入黎平之前，我就跟随原来的教导一团团长文年生及一个整营的兵力，抽调给（补充）红三军团第五师。文年生一到师里就被任命为第十四团团长。我随同文年生到红十四团后，被分配到该团的一营营部任号目。（编辑 杨琳）
整理者：青岛海关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