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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经典是学习传统文化的必由之路,今天的读者应如何阅读产生于农耕时代的古代经典?
经典成文久远,“今读”要古为今用。事实上,立足于传统的创新,和不断创新的传统,是互为依存、相辅相成的。唯有如此,才能使悠久的文明立足于日新月异的当今世界,“亘古亘今、亦新亦旧”,世世代代滋养我们的“义理性命”。
《古文观止》是清人吴楚材、吴调侯编选的古文读本,选文自先秦至明末,遍涉经史子集,一度“家弦户诵”,流传很广,影响极大。已故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吴小如先生认为,今天的读者“熟读‘诗四观’,才能打下国学的基础”,这个“观”,就是《古文观止》。但鲁迅先生早有告诫:读此书可能会“从周朝人的文章,一直读到明朝人的文章,非常驳杂,脑子给古今各种马队践踏了一通之后,弄得乱七八糟”。两位前贤都是大家,素为笔者所敬重,故不揣浅陋,试谈一点如何兼顾的想法,就教于方家。
知人论世 体贴前贤
“知人论世”是孟子提出的读书方法,意思是要了解作者及其生活的时代特点。陈寅恪先生因此提醒后世读书人,应该“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把古人的言行抽离其所处的具体境况,就很难有准确公允的理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言行举止都是“因时因地因条件而异”的,即使是修养极高、原则性极强,也只不过是持守的底线较高、变化的幅度较小而已。
推己及人是一种基本的道德自觉,阅读经典著作时坚持这种自觉,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境况去理解文本,就是“体贴前贤”。这其实是一种常识,只是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电子阅读的普及,浅阅读、轻阅读日益风行,常识被时尚遮蔽,以至于没有多少读者还有这样的读书习惯,这是不利于理解经典的。
《古文观止》开篇的《郑伯克段于鄢》,讲述郑庄公之母帮助庄公之弟发动叛乱,庄公怨母亲偏心,击败叛军后囚禁其母,并發了一个毒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却“既而悔之”,于是采纳了大臣颍考叔的建议“掘地及泉”,与其母“隧而相见”。今人乍见,只觉得这一对君臣虚伪可笑,很难理解文末那一段对颍考叔的“君子赞语”。只有了解郑庄公手足相残的悲剧是对周礼的严重挑战,了解“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在周礼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周礼作为当时社会规范的神圣性,才能理解忠心耿耿的颍考叔和阴险狡诈的郑庄公为何要合谋这一场“闹剧”,从而明白孔子修《春秋》时字斟句酌地记录此事的良苦用心。
以今人的立场和观点随意臧否古人,是一种轻薄,学习经典而不努力去“知人论世”同样如此。
敬畏传统 立足现实
对经典不可轻薄,但也不要膜拜。如果把经典捧为圣训,照抄照搬,那就是食古不化。《古文观止》的文章,基本上产生于农耕文明时代,有很多古旧的观念,我们需要立足当下去加以检视,既要理解,更要筛择、扬弃。
比如作为“观止”一词出处的《季札观周乐》,吴公子季札对艺术的感受和品评全部出于礼教立场,无论是“勤而不怨”“忧而不困”的地方乐歌,还是“思而不二”“怨而不言”的文人雅调,他的评语总是指向社会风气和政治行为,这固然表现出贵胄公子的礼乐修养,但其实这只是出于审美的社会学角度,未免偏狭可笑,无趣之极。今人若此,恐怕要活活憋死—要么作死,要么累死!再如《报任安书》中的名句“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就有将人生工具化和他者化之嫌,而不是以人为本;而且,在男女平等已逐渐被全社会接受的今天,恐怕更多女性是愿意“女为己悦者容”吧!
当下的“国学热”中有些“刻舟求剑”似的笑话,如提倡人们按照十二时辰来安排一天的生活,浑不知辽阔的中国横跨好几个时区;吃什么穿什么要遵照二十四节气,却忘了这种文化诞生于黄河中下游,并不适用于从漠河到海南的广大地区。在学习《古文观止》时,不要犯类似的错误。如果读了东汉马援的《诫兄子严敦书》,就一定要求孩子“口无择言,谦约节俭”,那就违背了现代教育“以学生为主体、以激发孩子的能动性为宗旨”的原则。《中庸》早就告诫过:“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也就是说,愚昧却喜欢自以为是,卑贱却喜欢独断专行,生于当今的时代却一心想回到古代,这样是会导致灾祸降临的。
由表及里 有所扬弃
经典文本大多建立在作者丰富的精神世界和知识理据之上,内涵深刻,除了作者直接表达的观点、情感之外,还蕴含其原则立场、思想观念、逻辑体系及表达艺术等。如果浅尝辄止,则极易走向前文所说的两个极端:要么轻薄古人,入宝山却空手而返;要么膜拜教条,死记硬背走向“反古之道”。
《古文观止》中的文章大多文情并茂,辞焕意畅,极富魅力,读者易被打动。然而时过境迁,如果只记住那些具体观点,那就所得有限,甚至买椟还珠。
如《里革断罟匡君》中,那些保护水鱼鸟兽的具体措施及其解释,在今天已无实际意义,但“山不槎蘖,泽不伐夭,鱼禁鲲鲕,兽长麑麋,鸟翼鷇卵,虫舍蚔蝝,蕃庶物也”,不是和山林间伐、海洋休渔、绿色环保等现代理念相通吗?鲁宣公要收藏被里革割断的渔网,表明自己牢记教训,而侍从提醒他不如经常听取里革的忠言,这不是一种发扬民主的领导作风吗?《谏太宗十思疏》提醒君王避免犯错的“十思”,相对于“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现代政治思想,已经大为落后,并不可靠,但如果去体会魏征提出意见列举“十思”时清晰的针对性,学习他锤炼这一组犀利铺陈的遣词造句功夫,揣摩全文结构上的那种讲究—由浅入深而能要言不烦、缓急相间而又张弛有度、慷慨直言而始终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难道不是惠人良多吗?反之,如果把彼时彼地的策论,当成永远有效的真理,那就所得有限,甚或东施效颦、“画虎不成反类犬”了。
陈寅恪先生曾这样评价王国维先生:“先生的著作或许今后会湮灭无闻,其学说或许有的地方还值得商榷,但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将历千万年而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或许我们在阅读古代经典时,需要像陈寅恪先生阅读王国维先生的著作时,下一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功夫,深入探究其精神世界、胸怀襟抱、思维方式和价值选择,才会有较大的收获。
熟读记诵 归纳提炼
国学传统重视熟读记诵,惠人良多:多官并用能增强记忆,朗朗上口后语感浑成,熟极而流可供信手拈来,烂熟于心更易融会贯通……好处不一而足。所以,电子检索手段的发达,不能否定熟读记诵的必要性,这一点在当下的国学圈已有共鸣。但是,如果认为记诵功夫就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误以为“书读百遍,其义自见”,那就错了。
经典文本的学习和学习其他技能一样,离不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钻研功夫,否则就会事倍功半,也很难把前文所述的三条原则落到实处。比如,《谏逐客书》有大段迹近炫学的铺陈,什么“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太阿之剑”,这些东西背起来非常困难,记住后也无甚意义,就是为了引出“今取人则不然……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的质问。那么,何必去死记硬背李斯的炫学文字呢?当然,如果读者连“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这样的千古名句都不屑背诵,那这篇《谏逐客书》就真是白读了。
先师流沙河先生为鄙书院山门撰联:“由博古而通今,旧典籍须融入新世纪;用扬长以避短,新思想要照亮旧乾坤。”我想,这也应该是经典今读的基本原则。
石地,成都天彭书院山长。
经典成文久远,“今读”要古为今用。事实上,立足于传统的创新,和不断创新的传统,是互为依存、相辅相成的。唯有如此,才能使悠久的文明立足于日新月异的当今世界,“亘古亘今、亦新亦旧”,世世代代滋养我们的“义理性命”。
《古文观止》是清人吴楚材、吴调侯编选的古文读本,选文自先秦至明末,遍涉经史子集,一度“家弦户诵”,流传很广,影响极大。已故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吴小如先生认为,今天的读者“熟读‘诗四观’,才能打下国学的基础”,这个“观”,就是《古文观止》。但鲁迅先生早有告诫:读此书可能会“从周朝人的文章,一直读到明朝人的文章,非常驳杂,脑子给古今各种马队践踏了一通之后,弄得乱七八糟”。两位前贤都是大家,素为笔者所敬重,故不揣浅陋,试谈一点如何兼顾的想法,就教于方家。
知人论世 体贴前贤
“知人论世”是孟子提出的读书方法,意思是要了解作者及其生活的时代特点。陈寅恪先生因此提醒后世读书人,应该“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把古人的言行抽离其所处的具体境况,就很难有准确公允的理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言行举止都是“因时因地因条件而异”的,即使是修养极高、原则性极强,也只不过是持守的底线较高、变化的幅度较小而已。
推己及人是一种基本的道德自觉,阅读经典著作时坚持这种自觉,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境况去理解文本,就是“体贴前贤”。这其实是一种常识,只是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电子阅读的普及,浅阅读、轻阅读日益风行,常识被时尚遮蔽,以至于没有多少读者还有这样的读书习惯,这是不利于理解经典的。
《古文观止》开篇的《郑伯克段于鄢》,讲述郑庄公之母帮助庄公之弟发动叛乱,庄公怨母亲偏心,击败叛军后囚禁其母,并發了一个毒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却“既而悔之”,于是采纳了大臣颍考叔的建议“掘地及泉”,与其母“隧而相见”。今人乍见,只觉得这一对君臣虚伪可笑,很难理解文末那一段对颍考叔的“君子赞语”。只有了解郑庄公手足相残的悲剧是对周礼的严重挑战,了解“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在周礼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周礼作为当时社会规范的神圣性,才能理解忠心耿耿的颍考叔和阴险狡诈的郑庄公为何要合谋这一场“闹剧”,从而明白孔子修《春秋》时字斟句酌地记录此事的良苦用心。
以今人的立场和观点随意臧否古人,是一种轻薄,学习经典而不努力去“知人论世”同样如此。
敬畏传统 立足现实
对经典不可轻薄,但也不要膜拜。如果把经典捧为圣训,照抄照搬,那就是食古不化。《古文观止》的文章,基本上产生于农耕文明时代,有很多古旧的观念,我们需要立足当下去加以检视,既要理解,更要筛择、扬弃。
比如作为“观止”一词出处的《季札观周乐》,吴公子季札对艺术的感受和品评全部出于礼教立场,无论是“勤而不怨”“忧而不困”的地方乐歌,还是“思而不二”“怨而不言”的文人雅调,他的评语总是指向社会风气和政治行为,这固然表现出贵胄公子的礼乐修养,但其实这只是出于审美的社会学角度,未免偏狭可笑,无趣之极。今人若此,恐怕要活活憋死—要么作死,要么累死!再如《报任安书》中的名句“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就有将人生工具化和他者化之嫌,而不是以人为本;而且,在男女平等已逐渐被全社会接受的今天,恐怕更多女性是愿意“女为己悦者容”吧!
当下的“国学热”中有些“刻舟求剑”似的笑话,如提倡人们按照十二时辰来安排一天的生活,浑不知辽阔的中国横跨好几个时区;吃什么穿什么要遵照二十四节气,却忘了这种文化诞生于黄河中下游,并不适用于从漠河到海南的广大地区。在学习《古文观止》时,不要犯类似的错误。如果读了东汉马援的《诫兄子严敦书》,就一定要求孩子“口无择言,谦约节俭”,那就违背了现代教育“以学生为主体、以激发孩子的能动性为宗旨”的原则。《中庸》早就告诫过:“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也就是说,愚昧却喜欢自以为是,卑贱却喜欢独断专行,生于当今的时代却一心想回到古代,这样是会导致灾祸降临的。
由表及里 有所扬弃
经典文本大多建立在作者丰富的精神世界和知识理据之上,内涵深刻,除了作者直接表达的观点、情感之外,还蕴含其原则立场、思想观念、逻辑体系及表达艺术等。如果浅尝辄止,则极易走向前文所说的两个极端:要么轻薄古人,入宝山却空手而返;要么膜拜教条,死记硬背走向“反古之道”。
《古文观止》中的文章大多文情并茂,辞焕意畅,极富魅力,读者易被打动。然而时过境迁,如果只记住那些具体观点,那就所得有限,甚至买椟还珠。
如《里革断罟匡君》中,那些保护水鱼鸟兽的具体措施及其解释,在今天已无实际意义,但“山不槎蘖,泽不伐夭,鱼禁鲲鲕,兽长麑麋,鸟翼鷇卵,虫舍蚔蝝,蕃庶物也”,不是和山林间伐、海洋休渔、绿色环保等现代理念相通吗?鲁宣公要收藏被里革割断的渔网,表明自己牢记教训,而侍从提醒他不如经常听取里革的忠言,这不是一种发扬民主的领导作风吗?《谏太宗十思疏》提醒君王避免犯错的“十思”,相对于“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现代政治思想,已经大为落后,并不可靠,但如果去体会魏征提出意见列举“十思”时清晰的针对性,学习他锤炼这一组犀利铺陈的遣词造句功夫,揣摩全文结构上的那种讲究—由浅入深而能要言不烦、缓急相间而又张弛有度、慷慨直言而始终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难道不是惠人良多吗?反之,如果把彼时彼地的策论,当成永远有效的真理,那就所得有限,甚或东施效颦、“画虎不成反类犬”了。
陈寅恪先生曾这样评价王国维先生:“先生的著作或许今后会湮灭无闻,其学说或许有的地方还值得商榷,但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将历千万年而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或许我们在阅读古代经典时,需要像陈寅恪先生阅读王国维先生的著作时,下一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功夫,深入探究其精神世界、胸怀襟抱、思维方式和价值选择,才会有较大的收获。
熟读记诵 归纳提炼
国学传统重视熟读记诵,惠人良多:多官并用能增强记忆,朗朗上口后语感浑成,熟极而流可供信手拈来,烂熟于心更易融会贯通……好处不一而足。所以,电子检索手段的发达,不能否定熟读记诵的必要性,这一点在当下的国学圈已有共鸣。但是,如果认为记诵功夫就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误以为“书读百遍,其义自见”,那就错了。
经典文本的学习和学习其他技能一样,离不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钻研功夫,否则就会事倍功半,也很难把前文所述的三条原则落到实处。比如,《谏逐客书》有大段迹近炫学的铺陈,什么“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太阿之剑”,这些东西背起来非常困难,记住后也无甚意义,就是为了引出“今取人则不然……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的质问。那么,何必去死记硬背李斯的炫学文字呢?当然,如果读者连“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这样的千古名句都不屑背诵,那这篇《谏逐客书》就真是白读了。
先师流沙河先生为鄙书院山门撰联:“由博古而通今,旧典籍须融入新世纪;用扬长以避短,新思想要照亮旧乾坤。”我想,这也应该是经典今读的基本原则。
石地,成都天彭书院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