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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建军、治军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一贯主张部队要有有文化的士兵。早在沈阳时，他招兵就十分注重文化素质，到他的部队当兵要经过文化考试。1936年4月，张学良与周恩来会谈后，进一步认识到，一个好的军队不仅要有文化，而且要有较高的政治觉悟。为此，同年8月、10月和11月，张学良在北平各大学、中学招收了300多名进步学生，其中有民先队员，也不乏中共党员，由他自己办学兵队进行训练。这是张学良改造东北军、加强东北军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为了充分保护这些学生兵，他把学兵队放在卫队二营，驻在西安东城门楼内，调东北军的副团长康鸿泰（康博缨）任队长。
西安事变时，学兵队改编为西北抗日联军政治处（主任应德田）的宣传大队，派到东北军各军、师接替国民党政训人员，开展多种形式的抗日宣传，主要内容是宣传西安事变的意义和张、杨的“八项主张”，宣传“三位一体”和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宣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等。学兵队的宣传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当时对东北军的政治思想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二二事件中，应德田、孙铭九主谋打死王以哲等东北军高级将领后，引起部队对他们的仇视，对学兵队也产生了怀疑。学兵队派到东北军各部队的干部、宣传员，大部分被旧军官视为共产党员和亲共分子，被当作“不受欢迎的人”，限制他们的活动，干预他们的工作，甚至监视、隔离、驱赶、殴打学兵队学员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学兵队的思想也有些混乱。
在二二事件最紧张的时候，周恩来和吴家象、南汉宸等在新城大楼研究，周恩来提议将学兵队改名为青年训练班（简称青训班——编者注），吴家象和南汉宸都赞成他的意见，并决定把青训班放到邠县（彬县）隐蔽保护起来。邠县位于陕甘两省交界处，何柱国的骑兵在那里，于学忠的部队离那里也不远，机动性大些，骑兵第六师师长就住在邠县，他身边有一个团，万一情况紧急，能够对学兵队进行保护。为此，决定把学兵队改名甘肃绥靖公署（主任于学忠）青年训练班，集中到邠县，待机西进。总部同时命令由洪钫任青训班主任，我任代主任，主持青训班工作。
那时学兵队分散在东北军各部队，少数学员自己去找红军了。2月4日，总部向各部队发去电报，让学兵队学员火速赶赴邠县报到，不得有误。
2月6日，我带着三辆载满学兵队学员的大汽车从西安赶往邠县。头天晚上，住在一个学校的教室里，大家睡在干草铺的地铺上，第二天又给调換到邠县的泰山庙，那是当地最大的一座庙宇，房子很宽敞，条件比在那所学校好。
邠县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有开元古塔、庆寿寺等古迹。对学兵队来说，邠县不在于它历史悠久、古迹繁多，而在于易于机动、环境安静，学兵队在这里有属于自己的天地，不用再过遭白眼、受歧视的不安生活了。
不久，各路学员相继赶来，当即进行分队分排分班，开始分三个中队，中队下面有排和十几个班。中队长都是东北军现职军官调来的，排长、班长由学兵队学员自己选举产生。
那时，我是走出校门没几年的大学生，和大部分学兵队学员年龄相仿，很容易和学员们打成一片。在学兵队，我对大家放心放手，学员们对我也信任有加。谷牧、赵叔阳、王立行等学员经常和我交谈，给我出主意，支持我的领导工作。有时候，学兵队的人事安排、教育计划都是学员们出方案，我直接签字实施。学兵队曾组织了一个群众性的俱乐部，以便领导和掌握学兵队中的群众运动，我建议用差额选举的办法产生俱乐部领导，但学员们坚决要搞等额选举，我还是采纳了学员们的意见，等额选举产生了学员们拥戴的俱乐部领导班子。
学兵队的教员有李梦龄、孔叔东（孔祥桢）、张庆泰等。高扬、杜者蘅、王振乾来后，我也任命他们为教员。那时他们都是中共党员，有的还是20年代入党的。李梦龄、孔叔东等上政治课，东北军来的连长上军事课，我也经常亲自给学员们讲课。
大部分学员到达邠县后，学兵队组织了一次晚会，主要是演唱流亡三部曲等抗日歌曲。我五音不全，平时除了偶尔哼几句走调的京剧小段子，从不唱歌。在那天的晚会上，我实在按捺不住内心的悲愤，几乎呐喊着唱起了《松花江上》，我唱得泪流满面，大家悲从心起，全场都随着唱起来，越唱越悲，都很动情，许多人边唱边哭，场面异常感人。
《松花江上》的作者张寒晖也是学兵队的学员。他是河北正定人，是北平国立艺专戏剧系培养出来的，是素养很高、影响很大的老一辈戏剧活动家之一。他在学兵队大家都很敬重他，他严谨中寓以豪放，诙谐中充满机智，风趣中饱含严肃；他对反动派疾恶如仇，对同志热情诚恳，对事业勤勤恳恳，对艺术精益求精。九一八事变后，《松花江上》这首歌曾经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风靡全国，它给东北流亡青年和全国爱国志士以巨大的精神力量，许多人唱着这首歌走上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踏上革命征途。
我主持学兵队工作，一切对外事务都由我承担。为了搞好宣传工作，学兵队以宣传抗日为中心印些传单，由刘巨浪负责。刘巨浪思想进步，工作努力，任务完成得很好，很快把传单印好放在床底下，结果不仅传单被国民党抄去了，刘巨浪也被他们抓走。我很气愤，马上去要人。我说：“这些宣传页的内容就是号召抗日，完全是青训班内部使用的，并不对外，如果有问题应该由我负责，与刘巨浪个人无关，必须马上放人！”经过各种努力，刘巨浪终于很快被要回学兵队了。
学兵队虽然改名青训班，但国民党始终对它非常注意。我主张抗日，还参加过西安事变，在学兵队主持工作，自然引起国民党的不满。国家主义派的东北人王抚州写了一个小册子，在洛阳铅印发表后，又在西安散发，恶毒攻击我。东北军总部虽然要保护学兵队，但顶不住国民党的压力。3月，东北军东调时，不得不决定把我从学兵队撤出来，准备让东北军老军人李述庚接替。那时，东北军编余下来一些尉官，编成了东北军军官差遣一队。为了进一步隐蔽学兵队，总部决定将东北军学兵队由青训班再改名为东北军军官差遣二队，目标比学兵队和青训班还小。
3月20日前后，学兵队集中到咸阳临时搭了个台子，开了一次大会。总部办公厅副主任洪钫到会讲话，宣布将由李述庚接替我。接着，我上台宣布了学兵队改名为东北军军官差遣二队，准备东调。我与大家相处了一段时间后，建立了感情，心里很不愿意离开学兵队，但迫于国民党的政治压力，又不得不离开。那天我在台上讲话时，越讲越激动，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流下热泪。台下不少同学也泪流满面。我讲完话后，全体学员自动起立敬礼，目送我离开讲台。 李述庚到达后，我便离开了学兵队，独自一人赶到蚌埠，仍在东北军总部办公厅工作，担任第六科科长，分管宣传工作和秘书室，兼管学兵队。那时，学兵队已从咸阳来到离蚌埠20公里外的怀远县城。
5月，学兵队发生了学员邢英在淮河溺水身亡的事情，引起震动。邢英是学兵队年龄最小的一位，他活泼可亲、积极踊跃、性情刚毅，具有坚定的抗日决心。那时，学兵队有被遣散的风闻，邢英感到抗日无路、报国无门，便投河自杀了。死后在其枕下找到遗书，他痛斥政府不抗日，又不许学生抗日救亡，感到前途渺茫，请缨无路，悲愤投河，以儆当局，表现了他“精钢宁折不为钩”的抗日志向。
邢英壮志未酬身先死，在学兵队引起悲恸，为此，学兵队搞了一次政治性很强的追悼会。邢英的哥哥在南京某部当职员，他接到学兵队的电报后立即赶来参加追悼会。追悼會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各班都送了挽联挽幛，在致悼词时，全场失声恸哭。王建中当时写了一首绝句《哭邢英》，对他进行悼念，寄托哀思，原诗：失地亡家恨怨多，请缨无路奈若何。东流淮水皆含泪，屈子遗风逐逝波。悲愤之情，发自肺腑。王建中不仅抒发了自己对同学、战友的悼念与哀思，也表达了大家的悲痛心情。
追悼会后，学兵队举行抬棺游行示威，将邢英送至开遍石榴花的涂山，葬在淮河岸边的涂山之麓，石刻“邢英之墓”，至今犹存。邢英追悼大会和学兵队的抬棺游行，加深了人们对蒋介石食言自肥的憎恨，增强了对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反抗和仇视，是最现实的一次活的政治教育。当时北平、上海、天津的报纸都做了报道，引起人民群众对这件事的极大关注和同情，唤起了很多人的抗日觉悟。邢英的哥哥回南京后，含悲带走的祭文和告同胞书，都被国民党强行搜去没收了。
5月末，蒋介石的“手谕”来了，他勒令遣散东北军军官差遣二队。于学忠表面亲自主持开会执行蒋介石遣散学兵队的命令，实际上他把四个连的学员分别分配到东北军四十九军、五十一军、五十七军和六十七军，他们就像一颗颗火种，在东北军各军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另外，还有学员直接到延安、华北等我党我军中工作的，回到我军各地各部门的同志们和留在东北军工作的同志一样，为抗日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与学兵队学员继续保持联系，我决定将学员李都留在身边，作为我和学兵队学员们的联络员。李都那年才19岁，聪明精干、办事干练、积极上进，是中共地下党员，留下后做了不少工作。
我曾有一份手抄的学兵队全体成员名单，是一个棕色封面的小笔记本，不管战争年代条件多么艰苦，我一直把这份名单珍藏在身边。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当年的学兵队学员来家里做客，我经常拿出那份名单，共同回忆在学兵队的时光和战友。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全国五级干部都来北京参加中共中央扩大工作会议，我曾计算了一下，学兵队学员在历次革命战争中为国捐躯的烈士有50多名，幸存者中担任地市局和军队师以上领导职务的有100多人，其中不少任省市一把手和各部部长、副部长的。改革开放后，当年的学兵队学员谷牧曾任我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
在“文革”期间，我被关押批斗，家里不断被抄家，外地造反派多次派人来指名要这份学兵队名单。我爱人侯惠生意识到，如果这份名单被抄走将会殃及多名当年的学兵队学员，于是她无奈地毅然在炉火中把这份名单烧毁了。
张学良创建的东北军学兵队，从建立到解散只有九个月时间，但我党通过学兵队为抗日做了大量工作，学兵队为我党和我军培养了大批领导干部，他们不仅在西安事变前后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是在西安事变后形势急转直下的情况下担任学兵队代主任的，在与学兵队学员朝夕相处中，共度了三个月时光，为保护和帮助学兵队学员竭尽全力。那段历史，让我终生难忘。（编辑 叶松）
作者：开国少将、原铁道部部长；
整理者：郭维城之女，国家卫健委
正司级退休干部
西安事变时，学兵队改编为西北抗日联军政治处（主任应德田）的宣传大队，派到东北军各军、师接替国民党政训人员，开展多种形式的抗日宣传，主要内容是宣传西安事变的意义和张、杨的“八项主张”，宣传“三位一体”和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宣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等。学兵队的宣传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当时对东北军的政治思想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二二事件中，应德田、孙铭九主谋打死王以哲等东北军高级将领后，引起部队对他们的仇视，对学兵队也产生了怀疑。学兵队派到东北军各部队的干部、宣传员，大部分被旧军官视为共产党员和亲共分子，被当作“不受欢迎的人”，限制他们的活动，干预他们的工作，甚至监视、隔离、驱赶、殴打学兵队学员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学兵队的思想也有些混乱。
在二二事件最紧张的时候，周恩来和吴家象、南汉宸等在新城大楼研究，周恩来提议将学兵队改名为青年训练班（简称青训班——编者注），吴家象和南汉宸都赞成他的意见，并决定把青训班放到邠县（彬县）隐蔽保护起来。邠县位于陕甘两省交界处，何柱国的骑兵在那里，于学忠的部队离那里也不远，机动性大些，骑兵第六师师长就住在邠县，他身边有一个团，万一情况紧急，能够对学兵队进行保护。为此，决定把学兵队改名甘肃绥靖公署（主任于学忠）青年训练班，集中到邠县，待机西进。总部同时命令由洪钫任青训班主任，我任代主任，主持青训班工作。
那时学兵队分散在东北军各部队，少数学员自己去找红军了。2月4日，总部向各部队发去电报，让学兵队学员火速赶赴邠县报到，不得有误。
2月6日，我带着三辆载满学兵队学员的大汽车从西安赶往邠县。头天晚上，住在一个学校的教室里，大家睡在干草铺的地铺上，第二天又给调換到邠县的泰山庙，那是当地最大的一座庙宇，房子很宽敞，条件比在那所学校好。
邠县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有开元古塔、庆寿寺等古迹。对学兵队来说，邠县不在于它历史悠久、古迹繁多，而在于易于机动、环境安静，学兵队在这里有属于自己的天地，不用再过遭白眼、受歧视的不安生活了。
不久，各路学员相继赶来，当即进行分队分排分班，开始分三个中队，中队下面有排和十几个班。中队长都是东北军现职军官调来的，排长、班长由学兵队学员自己选举产生。
那时，我是走出校门没几年的大学生，和大部分学兵队学员年龄相仿，很容易和学员们打成一片。在学兵队，我对大家放心放手，学员们对我也信任有加。谷牧、赵叔阳、王立行等学员经常和我交谈，给我出主意，支持我的领导工作。有时候，学兵队的人事安排、教育计划都是学员们出方案，我直接签字实施。学兵队曾组织了一个群众性的俱乐部，以便领导和掌握学兵队中的群众运动，我建议用差额选举的办法产生俱乐部领导，但学员们坚决要搞等额选举，我还是采纳了学员们的意见，等额选举产生了学员们拥戴的俱乐部领导班子。
学兵队的教员有李梦龄、孔叔东（孔祥桢）、张庆泰等。高扬、杜者蘅、王振乾来后，我也任命他们为教员。那时他们都是中共党员，有的还是20年代入党的。李梦龄、孔叔东等上政治课，东北军来的连长上军事课，我也经常亲自给学员们讲课。
大部分学员到达邠县后，学兵队组织了一次晚会，主要是演唱流亡三部曲等抗日歌曲。我五音不全，平时除了偶尔哼几句走调的京剧小段子，从不唱歌。在那天的晚会上，我实在按捺不住内心的悲愤，几乎呐喊着唱起了《松花江上》，我唱得泪流满面，大家悲从心起，全场都随着唱起来，越唱越悲，都很动情，许多人边唱边哭，场面异常感人。
《松花江上》的作者张寒晖也是学兵队的学员。他是河北正定人，是北平国立艺专戏剧系培养出来的，是素养很高、影响很大的老一辈戏剧活动家之一。他在学兵队大家都很敬重他，他严谨中寓以豪放，诙谐中充满机智，风趣中饱含严肃；他对反动派疾恶如仇，对同志热情诚恳，对事业勤勤恳恳，对艺术精益求精。九一八事变后，《松花江上》这首歌曾经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风靡全国，它给东北流亡青年和全国爱国志士以巨大的精神力量，许多人唱着这首歌走上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踏上革命征途。
我主持学兵队工作，一切对外事务都由我承担。为了搞好宣传工作，学兵队以宣传抗日为中心印些传单，由刘巨浪负责。刘巨浪思想进步，工作努力，任务完成得很好，很快把传单印好放在床底下，结果不仅传单被国民党抄去了，刘巨浪也被他们抓走。我很气愤，马上去要人。我说：“这些宣传页的内容就是号召抗日，完全是青训班内部使用的，并不对外，如果有问题应该由我负责，与刘巨浪个人无关，必须马上放人！”经过各种努力，刘巨浪终于很快被要回学兵队了。
学兵队虽然改名青训班，但国民党始终对它非常注意。我主张抗日，还参加过西安事变，在学兵队主持工作，自然引起国民党的不满。国家主义派的东北人王抚州写了一个小册子，在洛阳铅印发表后，又在西安散发，恶毒攻击我。东北军总部虽然要保护学兵队，但顶不住国民党的压力。3月，东北军东调时，不得不决定把我从学兵队撤出来，准备让东北军老军人李述庚接替。那时，东北军编余下来一些尉官，编成了东北军军官差遣一队。为了进一步隐蔽学兵队，总部决定将东北军学兵队由青训班再改名为东北军军官差遣二队，目标比学兵队和青训班还小。
3月20日前后，学兵队集中到咸阳临时搭了个台子，开了一次大会。总部办公厅副主任洪钫到会讲话，宣布将由李述庚接替我。接着，我上台宣布了学兵队改名为东北军军官差遣二队，准备东调。我与大家相处了一段时间后，建立了感情，心里很不愿意离开学兵队，但迫于国民党的政治压力，又不得不离开。那天我在台上讲话时，越讲越激动，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流下热泪。台下不少同学也泪流满面。我讲完话后，全体学员自动起立敬礼，目送我离开讲台。 李述庚到达后，我便离开了学兵队，独自一人赶到蚌埠，仍在东北军总部办公厅工作，担任第六科科长，分管宣传工作和秘书室，兼管学兵队。那时，学兵队已从咸阳来到离蚌埠20公里外的怀远县城。
5月，学兵队发生了学员邢英在淮河溺水身亡的事情，引起震动。邢英是学兵队年龄最小的一位，他活泼可亲、积极踊跃、性情刚毅，具有坚定的抗日决心。那时，学兵队有被遣散的风闻，邢英感到抗日无路、报国无门，便投河自杀了。死后在其枕下找到遗书，他痛斥政府不抗日，又不许学生抗日救亡，感到前途渺茫，请缨无路，悲愤投河，以儆当局，表现了他“精钢宁折不为钩”的抗日志向。
邢英壮志未酬身先死，在学兵队引起悲恸，为此，学兵队搞了一次政治性很强的追悼会。邢英的哥哥在南京某部当职员，他接到学兵队的电报后立即赶来参加追悼会。追悼會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各班都送了挽联挽幛，在致悼词时，全场失声恸哭。王建中当时写了一首绝句《哭邢英》，对他进行悼念，寄托哀思，原诗：失地亡家恨怨多，请缨无路奈若何。东流淮水皆含泪，屈子遗风逐逝波。悲愤之情，发自肺腑。王建中不仅抒发了自己对同学、战友的悼念与哀思，也表达了大家的悲痛心情。
追悼会后，学兵队举行抬棺游行示威，将邢英送至开遍石榴花的涂山，葬在淮河岸边的涂山之麓，石刻“邢英之墓”，至今犹存。邢英追悼大会和学兵队的抬棺游行，加深了人们对蒋介石食言自肥的憎恨，增强了对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反抗和仇视，是最现实的一次活的政治教育。当时北平、上海、天津的报纸都做了报道，引起人民群众对这件事的极大关注和同情，唤起了很多人的抗日觉悟。邢英的哥哥回南京后，含悲带走的祭文和告同胞书，都被国民党强行搜去没收了。
5月末，蒋介石的“手谕”来了，他勒令遣散东北军军官差遣二队。于学忠表面亲自主持开会执行蒋介石遣散学兵队的命令，实际上他把四个连的学员分别分配到东北军四十九军、五十一军、五十七军和六十七军，他们就像一颗颗火种，在东北军各军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另外，还有学员直接到延安、华北等我党我军中工作的，回到我军各地各部门的同志们和留在东北军工作的同志一样，为抗日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与学兵队学员继续保持联系，我决定将学员李都留在身边，作为我和学兵队学员们的联络员。李都那年才19岁，聪明精干、办事干练、积极上进，是中共地下党员，留下后做了不少工作。
我曾有一份手抄的学兵队全体成员名单，是一个棕色封面的小笔记本，不管战争年代条件多么艰苦，我一直把这份名单珍藏在身边。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当年的学兵队学员来家里做客，我经常拿出那份名单，共同回忆在学兵队的时光和战友。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全国五级干部都来北京参加中共中央扩大工作会议，我曾计算了一下，学兵队学员在历次革命战争中为国捐躯的烈士有50多名，幸存者中担任地市局和军队师以上领导职务的有100多人，其中不少任省市一把手和各部部长、副部长的。改革开放后，当年的学兵队学员谷牧曾任我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
在“文革”期间，我被关押批斗，家里不断被抄家，外地造反派多次派人来指名要这份学兵队名单。我爱人侯惠生意识到，如果这份名单被抄走将会殃及多名当年的学兵队学员，于是她无奈地毅然在炉火中把这份名单烧毁了。
张学良创建的东北军学兵队，从建立到解散只有九个月时间，但我党通过学兵队为抗日做了大量工作，学兵队为我党和我军培养了大批领导干部，他们不仅在西安事变前后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是在西安事变后形势急转直下的情况下担任学兵队代主任的，在与学兵队学员朝夕相处中，共度了三个月时光，为保护和帮助学兵队学员竭尽全力。那段历史，让我终生难忘。（编辑 叶松）
作者：开国少将、原铁道部部长；
整理者：郭维城之女，国家卫健委
正司级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