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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基于米德的“符号互动论”思想，通过对农民群体的传统宗教仪式和社会互助行为的社会心理学分析以及留村农民群体与外出农民群体的社会心理分析比较，发现农民群体的宗教及仪式不能片面地被视为“迷信”，农村的宗族等血缘、地缘社会互助行为网络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农村发展的障碍物，它们对于当今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实现社会理想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符号互动论；农村传统文化；农民群体
一 研究缘起及综述
当代农民群体包括留守乡村的务农群体和流动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外出群体，他们从一开始就带有农村固有的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习俗，这些传统的文化习俗在农民生活中起到“在场”和“缺场”的种种社会效果。笔者认为农村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不再局限于某个地域或时代了，而是成为整个人类行动和跨时代的现实存在物，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生存的或即将生存的大脑。因此，研究农村传统文化需要将农村场域和城市场域相结合，把农村群体和进城群体进行对比，将传统文化逻辑和现代文化逻辑相比较，以此来看待农村传统文化的现代遭遇。新时代的国民，甚至是身处其中的农民群体也无法真正地认识到此种风俗习惯的重要作用，而这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现代新生农民群体所轻视和忽略。运用米德的“符号互动论”对农民群体文化中的固定行为模式进行心理解读，再通过简要分析外出务工农民群体的固有文化习惯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与新的文化逻辑碰撞时产生的行为失范、自我认同感缺失等一系列社会后果，笔者将对这些表面现象背后真实的心理运作机制进行分析。
一个社会中的人的心理结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始终与这个社会的文化密切相联，文化和社会心理行为的取向是双向互动的关系[1]。从已有的对农村文化、社会网络、农民群体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例如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普遍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的“人情”，这一“世俗化的文化概念”。作为一种行为规范生产的象征，它使得人情的产生和形成，除了表现在中国的家族制度和家族主义文化观念中，更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深化成为社会的基本制度以及文化的泛化过程[2]。有的学者将情境知识与社会互动的双向建构作为重要的研究视角，利用符号互动论将“意义”视为关于“自我”和客观世界的知识，这种知识产生于行动者对行动情境的反应和泛化他人的态度，利用情境知识作为现实知识的构成部分，具有影响行动并建构社会的功能[3]。有的学者从跨文化心理学角度揭示个体或群体在城乡两种亚文化背景下心理活动的普遍规律，以获得文化学和心理学两方面的意义。也有学者从区域心理学角度开展系统的文化与社会心理学研究，因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地域辽阔的人口大国，城市和乡村的文化差异较大，所以不同历史区域、地理区域、文化区域、生态区域生活的民众在文化社会心理方面存在很大差异[4]。还有学者在社会转型及人情社会的背景下，利用民间文化的深厚传统和“送礼”的心理基础——安全心理及从众心理、面子心理，进行农村文化心理要素分析以指导农村社会文化建设[5]。
从以上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关于农村的文化传统，可从“符号互动论”、跨文化心理学、农民的社会人类心理学等角度，探讨社会情境与社会互动、不同群体与社会环境等关系，但学者们大多忽略了农民群体自身的现实心理体验和行为背后的深层逻辑象征。本文将结合以上研究成果并着重以米德的“符号互动论”探讨农村传统文化及农民群体的现代性遭遇，对比生活在不同区域环境的农民群体的日常实践得出一些反思，从而进一步思考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及现代社会关系重建问题。
二 基本概念及理论简介
关于米德的“符号互动论”思想，我们主要从以下几点来讲述：第一、有机体与环境的关系：由有机体的感受性选择决定了他的环境将是什么，在环境中发现的刺激本身释放出一种按照某种方式动作的趋势；第二、意识与有机体相联系的环境的关系：说明意识是取决于环境中某物与某个有机体的联系的一组特征，心灵的东西便于环境对于一个特定有机体所具有的特殊特征相应；第三、“自我”的普遍特征与个体特征的关系区别：“客我”是普遍的，而个人的不同感受使普遍的“客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异表现。“理性”出现在有机体（主我）在自己的反应中采取了其他的有机体的态度（客我），并控制自己和他人的行动。这种合理性的东西与群体的语言、文化等符号相关系，所以理性（心灵）以组织以及这个社会组织中的合作活动为前提，思维是“主我”与“客我”之间的一种对话的继续。“主我”对采取群体的态度时，发生的姿态唤起了一种略有不同的姿态，这样无限循环下去，最终促使社会的改变。“客我”是指自我的关于他人对自我的形象的心理表象或自我对他人对自我的期望的内在化。它代表自我的被动性、社会性的一面。“符号”就是用于唤起其他人反应态度的一套表意姿态（语言等）[6]。
农村传统文化指的是从农村的生产生活中自然演化出来的一种族群的生存哲学，其主要内容包含农民民间的信仰、仪式和规范等。信仰体系主要有神、祖先、鬼三类；仪式形态有家祭、庙祭、墓祭、公共节庆、人生礼仪、占验术等；象征体系包括神系的象征、地理情景的象征、文字的象征（对联、族谱、道符等）、自然物象征等。“传统的文化除了满足一般民众的个人心理需要之外，还表现出个人与社会的不可分割性”，“对‘己’和‘他人’，个人和社会、私与公、人与‘超人’、世俗与神界关系的界定，是民间信仰仪式的主要内容”[7]。传统文化以惯有的亲属关系生产为中心的象征逻辑，深植于农民的历史记忆和生活实践之中，例如祖先祭祀、人生礼仪、族谱修复、宗祠重建等，这一切都是围绕着以人的生产生活为目的的文化表现系统，但当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的以物质经济生产为目的的现代意识形态的渗透时，这些传统文化中形成的亲密关系的“客我”普遍性模式，是正在消失还是复兴？在外来力量的冲击下，农村的社会网络互助关系将走向何方？流向城市外地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什么会遭遇被排斥的境遇，他们对此会有什么反应行为？ 三 农村宗教仪式的社会心理解读
（一）对农村宗教仪式的分析
农村盛行的看风水、占验术等宗教仪式，在科学主导的现代意识形态下，往往被贴上“迷信”、“愚昧”、“落后”的标签。在当今众多人类学家看来，宗教仪式作为认识事物的一种另类思维方式，与当今的科学思维是平行的，并不存在进化高低等级之分。但正因为当今社会是以科学实证的唯物主义观统治着我们的思想观念模式，而巫术等民间信仰带有的神秘和超验色彩，在科学世界里显得难以被理解和接受。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无法解释的认知模式，对于民众“自我”在现实生活的实现来说是毫无关涉的，因为民间自古以来就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自己感知和解释世界的另类逻辑，特别是当农村文化处于现代化进程的河床底端，对于表面的河水浪潮冲击要滞后甚至逆流而上，促使民间宗教的不断复兴，这种存在已久的事物，与其说是与来自人们对外界的一种恐惧感有关，不如说是民众的“自我”在当今过于唯物化、去魅化的现代社会认知压力下，寻找一种重新通往救赎的新途径。而将其打上“迷信”、“愚昧”、“落后”的标签，是一种对意识形态的过于强调和没有批判对象的虚假解释。相信鬼神、灵魂的存在，却又不能与其进行直接的交流以获取某种满足，但可以通过宗教“专家”获得某种联系，甚至达到某种神秘的体验和感应。这种基于个体的感应体验，并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经验和现代科学仪器所证实，因此失去了其普遍性的“客我”意义，这也是我们常说的“信则有，不信则无”的道理所在。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采用一种悬置的态度，从它所关涉的社会情境来解读。
（二）农村宗教仪式复兴的社会心理探源
在当今农村，因人口流出、市场商业竞争渗入、贫富差距拉大等各种人为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农民缺乏对现代性后果的有力预防，这使农民面临着种种不安全、不稳定的“客我”反应心理，急需各种特定力量来进行庇护。农民的“自我”在失去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自然环境的稳定感情况下，除了“自我”在主观意识下的勤勉劳作外，还要寻求其他方式以满足“自我”的期望。因为农村社会对家庭繁衍的祈求、命运的掌控、声望的追求等，不断地影响着农民的“客我”集体标准，而为强化自我的存在感，控制风险厄运带来的威胁是带来否定性的“自我”。寻求宗教、人情就是因为农村生活环境下形成的“泛化的他人”使“主我”从中找到改变现实的另类途径。所以说，民间宗教的复兴反映了民间把过去的文化改造为能够表述当前社会问题的意识模式的过程，这种有机体与物理对象的关系，与人们对巫术的关系和社会对象与自我之间的重合关系类似，是没有矛盾的“主我”行动决定融合其中，在动作之手段表现了目的[6]。
（三）农村宗教仪式的社会心理解读
在宗教仪式中，由民众、宗教“专家”、超验力量三者构成社会行为主体。民众祈求与自然环境、超自然力量的和谐共处，宗教“专家”作为联系人与自然、超自然的中介角色，完成民众对于自然、超自然的刺激形成的“客我”形象认知。民众对于超自然的相信，是民众与宗家“专家”进行合作的前提，也是民众对“专家”的角色扮演意义的信任。“专家”的角色扮演融合了民众和超自然环境的“客我”与“主我”的具有超验性的实践相结合，使自我在咒语、道符、姿态仪式等符号中得到表现。而民众的反应是否具有同一性和有组织性，关系到宗教仪式的普遍性与习惯性反应。这种反应是否存在于一个更大的系统（社会时空）中的一种必然性关系中，以说明宗教仪式的意义，使民众的“主我”能通过“专家”的语言等符号的指示，直接做出针对“客我”的一系列可控制的行为，从而改变现状，达到个体与环境的和谐。当然，“专家”的姿态符号系统并不为民众所熟悉，因为该符号系统对所有不同个体并不具有普遍性意义，但由于对前者和超验力量的深信，民众以一种非思维的意识参与该过程，所以宗教仪式的意义并不是一种心理意识内容，而只是当它和人类的表意符号成为同一的时候，意义才变成了有意识的东西，例如金钱、权力等。所以说，我们认为它们已经变成了一种谋取利益的手段，是带着现代功利主义的理性心理偏见来看的。“意义”不是一开始就有意识的存在的东西，而是到后来人们的交换关系脱离自身的社会网络环境，变成了货币之间的交易时才产生了理性计算的意识。
（四） 不同社会场景的农民群体社会心理比较分析
当今农村社会环境急剧变迁，农村的社会关系、道德传统似乎日益衰微，他们的“客我”和主我都将做出相应的改变。在所有中国村落里，都存在着两种或多或少互相对应的行为模式、制度和信仰：一种是广义的、合作性、凝聚性的原则，其作用在于促使社区形成一个共同体；另一种原则是自我关照的、裂变的，其作用在于强调分化与差异性[7]。在市场经济越来越盛行、越来越“自由”的时代，个人选择能力的增强对经济理性约束的淡化甚至崩溃时，“经济人”的过于理性意识带来的异化后果，使得爆发式的逐利欲火吞噬一切心灵（自我）[8]。所以，当今很多农村是以第二种原则占支配地位的，但另一方面，宗族等民间的互助网络势力在新的充满敌意的状态下，不断地寻找自身的生存空间，甚至主导着农村的社会变迁，提供国家无法提供的社会互助、公益事业等。在全球化的时代，农村社会的经济生产、交换、消费不是封闭的存在，而是以历史记忆中的“客我”为标准，重新吸纳并调适外来的力量刺激，以整合进一个新的“客我”之中，“主我”仍然运用传统的符号模式去创造性社会实践，以实现符合传统的“自我”。所以说我们一味的以经济标准的“客我”去衡量农民的“自我”成就时，我们陷入了一个相当狭隘的“自我”偏见之中，盛行于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之中。“由于文化的隔阂，而引起的矛盾会威胁到人们的共同生存”。[9]这也许就是当今城市生活出现不安定或者社会维稳成本如此巨大的客观来源。因此，我们急需做的就是疏通河道，让河水中的每一分子找到属于自己前进的渠道以实现自我。
四、反思与总结
从农村传统文化中的宗教、仪式、象征中，从农村新时代的社会变迁下的农民群体的社会心理及外出的年轻农民群体的现代遭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仍生活在农村土地上的人们，仍然会坚持他们原有的社会规范和文化的“客我”模式。日常实践一方面实现了个人自我，另一方面又在某种程度上，再造了原有的结构和系统，使社会的再生产得以继续循环下去。因此，复制社会文化符号体系的不是社会化和仪式，更重要的是个人日常的生活实践。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个体组织了社会环境的“客我”，“主我”受其影响和制约，不断地在现实环境中复制这些社会文化体系。但离开乡土这样的变异，是不影响农村体系的维持，而只会影响外出人的“自我”实践和实现，这是因为与城市的文化观念等一系列的隔阂，他们并未实现“主我”与“客我”的融合。面对失去有普遍性意义的“客我”，“主我”也就失去了应对的所有期待、规范及理智，只剩下如何实现“自我”的优越感以获得自尊感，而面对不被尊重和无多大能力展现的社会环境下，只能采取一系列扭曲的行为来实现自我的存在感。 找不到真正的属于超越单一标准的“客我”，而这种“客我”与我们的大环境有关。从农村到城市，从传统到现代，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处于两个极端，一个是以亲属关系为中心的传统象征体系的生产复制为取向的人生取向，另一个是以物质经济生产为中心的唯物体系的生产体系，两者之间存在着深深的鸿沟，以致当农民脱下传统的装束走向另一极时，难以找到适应现实的“客我”及那一套信仰、价值规范、情感和态度的反应体系。各层面的“客我”标准互不干涉，也就难以形成一个更高程度的“主我”的主观创造和发展水平了，自我也就不断地在现实无奈之中为寻找优越感而处于极端之中。
对农村传统文化的尊重，也就是对已经形成的具有历史普遍意义的“客我”的尊重，这对于来自农村的青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我们只教育他们适应现代社会的生产文化体系，却没有教会他们以什么方式来对待这种生产体系的赤裸裸的理性牢笼，使得他们像“流浪者”出没于城市的铁栏中一样。对于流入城市的农民群体，不使其成为失去“客我”的单向度的人，让他们在工作的场域中找到归属感，形成一个受人尊重的群体，这不仅需要他们“主我”的主观性提高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管理者、城市市民群体的不断地改变交流的态度，有情感的投入到现实行动中，作为城市的“东道主”和共同体的一部分做到应有的善待“客人”，客人的“客我”才能做到逐渐改变社会的感知结构，客人的“主我”才有可能做出相应的改变，最终客人的“自我”才会因共同的社会情感利益和社会目标而平和实现的可能，也就是在物质生产的环境中形成亲情关系增长的共同体社区。米德认为：经济社会和普遍宗教能够接近我们所说的人类社会的理想[6]，但缺乏普遍宗教信任的“去魅化”的经济社会，人与社会之间是难以达到大同的理想。因此，农村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互助网络的维护，对于整个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欧阳晓明.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社会心理要素分析[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社版），2007（07）：42.
[2]李伟民.论人情——关于中国人社会交往的分析和探讨[J].中山大学学报，1996（02）：57|64.
[3]赵万里、李路彬.情境知识与社会互动——符号互动论的知识社会学思想评析[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09（10）：87|93.
[4]张海钟.中国城乡跨文化心理学和区域心理学与心理学本土化[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01）：50|54.
[5]欧阳晓明.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社会心理要素分析[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社版），2007（07）：42|46.
[6]乔治·H·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4|5、246|247、286|290.
[7]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M].三联书店，1997： 83、150|151、162.
[8]李培林.村落的终结[M].商务印书馆，2004：69.
[9]费孝通等.人的研究在中国[M].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10.
【关键词】符号互动论；农村传统文化；农民群体
一 研究缘起及综述
当代农民群体包括留守乡村的务农群体和流动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外出群体，他们从一开始就带有农村固有的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习俗，这些传统的文化习俗在农民生活中起到“在场”和“缺场”的种种社会效果。笔者认为农村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不再局限于某个地域或时代了，而是成为整个人类行动和跨时代的现实存在物，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生存的或即将生存的大脑。因此，研究农村传统文化需要将农村场域和城市场域相结合，把农村群体和进城群体进行对比，将传统文化逻辑和现代文化逻辑相比较，以此来看待农村传统文化的现代遭遇。新时代的国民，甚至是身处其中的农民群体也无法真正地认识到此种风俗习惯的重要作用，而这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现代新生农民群体所轻视和忽略。运用米德的“符号互动论”对农民群体文化中的固定行为模式进行心理解读，再通过简要分析外出务工农民群体的固有文化习惯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与新的文化逻辑碰撞时产生的行为失范、自我认同感缺失等一系列社会后果，笔者将对这些表面现象背后真实的心理运作机制进行分析。
一个社会中的人的心理结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始终与这个社会的文化密切相联，文化和社会心理行为的取向是双向互动的关系[1]。从已有的对农村文化、社会网络、农民群体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例如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普遍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的“人情”，这一“世俗化的文化概念”。作为一种行为规范生产的象征，它使得人情的产生和形成，除了表现在中国的家族制度和家族主义文化观念中，更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深化成为社会的基本制度以及文化的泛化过程[2]。有的学者将情境知识与社会互动的双向建构作为重要的研究视角，利用符号互动论将“意义”视为关于“自我”和客观世界的知识，这种知识产生于行动者对行动情境的反应和泛化他人的态度，利用情境知识作为现实知识的构成部分，具有影响行动并建构社会的功能[3]。有的学者从跨文化心理学角度揭示个体或群体在城乡两种亚文化背景下心理活动的普遍规律，以获得文化学和心理学两方面的意义。也有学者从区域心理学角度开展系统的文化与社会心理学研究，因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地域辽阔的人口大国，城市和乡村的文化差异较大，所以不同历史区域、地理区域、文化区域、生态区域生活的民众在文化社会心理方面存在很大差异[4]。还有学者在社会转型及人情社会的背景下，利用民间文化的深厚传统和“送礼”的心理基础——安全心理及从众心理、面子心理，进行农村文化心理要素分析以指导农村社会文化建设[5]。
从以上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关于农村的文化传统，可从“符号互动论”、跨文化心理学、农民的社会人类心理学等角度，探讨社会情境与社会互动、不同群体与社会环境等关系，但学者们大多忽略了农民群体自身的现实心理体验和行为背后的深层逻辑象征。本文将结合以上研究成果并着重以米德的“符号互动论”探讨农村传统文化及农民群体的现代性遭遇，对比生活在不同区域环境的农民群体的日常实践得出一些反思，从而进一步思考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及现代社会关系重建问题。
二 基本概念及理论简介
关于米德的“符号互动论”思想，我们主要从以下几点来讲述：第一、有机体与环境的关系：由有机体的感受性选择决定了他的环境将是什么，在环境中发现的刺激本身释放出一种按照某种方式动作的趋势；第二、意识与有机体相联系的环境的关系：说明意识是取决于环境中某物与某个有机体的联系的一组特征，心灵的东西便于环境对于一个特定有机体所具有的特殊特征相应；第三、“自我”的普遍特征与个体特征的关系区别：“客我”是普遍的，而个人的不同感受使普遍的“客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异表现。“理性”出现在有机体（主我）在自己的反应中采取了其他的有机体的态度（客我），并控制自己和他人的行动。这种合理性的东西与群体的语言、文化等符号相关系，所以理性（心灵）以组织以及这个社会组织中的合作活动为前提，思维是“主我”与“客我”之间的一种对话的继续。“主我”对采取群体的态度时，发生的姿态唤起了一种略有不同的姿态，这样无限循环下去，最终促使社会的改变。“客我”是指自我的关于他人对自我的形象的心理表象或自我对他人对自我的期望的内在化。它代表自我的被动性、社会性的一面。“符号”就是用于唤起其他人反应态度的一套表意姿态（语言等）[6]。
农村传统文化指的是从农村的生产生活中自然演化出来的一种族群的生存哲学，其主要内容包含农民民间的信仰、仪式和规范等。信仰体系主要有神、祖先、鬼三类；仪式形态有家祭、庙祭、墓祭、公共节庆、人生礼仪、占验术等；象征体系包括神系的象征、地理情景的象征、文字的象征（对联、族谱、道符等）、自然物象征等。“传统的文化除了满足一般民众的个人心理需要之外，还表现出个人与社会的不可分割性”，“对‘己’和‘他人’，个人和社会、私与公、人与‘超人’、世俗与神界关系的界定，是民间信仰仪式的主要内容”[7]。传统文化以惯有的亲属关系生产为中心的象征逻辑，深植于农民的历史记忆和生活实践之中，例如祖先祭祀、人生礼仪、族谱修复、宗祠重建等，这一切都是围绕着以人的生产生活为目的的文化表现系统，但当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的以物质经济生产为目的的现代意识形态的渗透时，这些传统文化中形成的亲密关系的“客我”普遍性模式，是正在消失还是复兴？在外来力量的冲击下，农村的社会网络互助关系将走向何方？流向城市外地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什么会遭遇被排斥的境遇，他们对此会有什么反应行为？ 三 农村宗教仪式的社会心理解读
（一）对农村宗教仪式的分析
农村盛行的看风水、占验术等宗教仪式，在科学主导的现代意识形态下，往往被贴上“迷信”、“愚昧”、“落后”的标签。在当今众多人类学家看来，宗教仪式作为认识事物的一种另类思维方式，与当今的科学思维是平行的，并不存在进化高低等级之分。但正因为当今社会是以科学实证的唯物主义观统治着我们的思想观念模式，而巫术等民间信仰带有的神秘和超验色彩，在科学世界里显得难以被理解和接受。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无法解释的认知模式，对于民众“自我”在现实生活的实现来说是毫无关涉的，因为民间自古以来就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自己感知和解释世界的另类逻辑，特别是当农村文化处于现代化进程的河床底端，对于表面的河水浪潮冲击要滞后甚至逆流而上，促使民间宗教的不断复兴，这种存在已久的事物，与其说是与来自人们对外界的一种恐惧感有关，不如说是民众的“自我”在当今过于唯物化、去魅化的现代社会认知压力下，寻找一种重新通往救赎的新途径。而将其打上“迷信”、“愚昧”、“落后”的标签，是一种对意识形态的过于强调和没有批判对象的虚假解释。相信鬼神、灵魂的存在，却又不能与其进行直接的交流以获取某种满足，但可以通过宗教“专家”获得某种联系，甚至达到某种神秘的体验和感应。这种基于个体的感应体验，并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经验和现代科学仪器所证实，因此失去了其普遍性的“客我”意义，这也是我们常说的“信则有，不信则无”的道理所在。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采用一种悬置的态度，从它所关涉的社会情境来解读。
（二）农村宗教仪式复兴的社会心理探源
在当今农村，因人口流出、市场商业竞争渗入、贫富差距拉大等各种人为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农民缺乏对现代性后果的有力预防，这使农民面临着种种不安全、不稳定的“客我”反应心理，急需各种特定力量来进行庇护。农民的“自我”在失去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自然环境的稳定感情况下，除了“自我”在主观意识下的勤勉劳作外，还要寻求其他方式以满足“自我”的期望。因为农村社会对家庭繁衍的祈求、命运的掌控、声望的追求等，不断地影响着农民的“客我”集体标准，而为强化自我的存在感，控制风险厄运带来的威胁是带来否定性的“自我”。寻求宗教、人情就是因为农村生活环境下形成的“泛化的他人”使“主我”从中找到改变现实的另类途径。所以说，民间宗教的复兴反映了民间把过去的文化改造为能够表述当前社会问题的意识模式的过程，这种有机体与物理对象的关系，与人们对巫术的关系和社会对象与自我之间的重合关系类似，是没有矛盾的“主我”行动决定融合其中，在动作之手段表现了目的[6]。
（三）农村宗教仪式的社会心理解读
在宗教仪式中，由民众、宗教“专家”、超验力量三者构成社会行为主体。民众祈求与自然环境、超自然力量的和谐共处，宗教“专家”作为联系人与自然、超自然的中介角色，完成民众对于自然、超自然的刺激形成的“客我”形象认知。民众对于超自然的相信，是民众与宗家“专家”进行合作的前提，也是民众对“专家”的角色扮演意义的信任。“专家”的角色扮演融合了民众和超自然环境的“客我”与“主我”的具有超验性的实践相结合，使自我在咒语、道符、姿态仪式等符号中得到表现。而民众的反应是否具有同一性和有组织性，关系到宗教仪式的普遍性与习惯性反应。这种反应是否存在于一个更大的系统（社会时空）中的一种必然性关系中，以说明宗教仪式的意义，使民众的“主我”能通过“专家”的语言等符号的指示，直接做出针对“客我”的一系列可控制的行为，从而改变现状，达到个体与环境的和谐。当然，“专家”的姿态符号系统并不为民众所熟悉，因为该符号系统对所有不同个体并不具有普遍性意义，但由于对前者和超验力量的深信，民众以一种非思维的意识参与该过程，所以宗教仪式的意义并不是一种心理意识内容，而只是当它和人类的表意符号成为同一的时候，意义才变成了有意识的东西，例如金钱、权力等。所以说，我们认为它们已经变成了一种谋取利益的手段，是带着现代功利主义的理性心理偏见来看的。“意义”不是一开始就有意识的存在的东西，而是到后来人们的交换关系脱离自身的社会网络环境，变成了货币之间的交易时才产生了理性计算的意识。
（四） 不同社会场景的农民群体社会心理比较分析
当今农村社会环境急剧变迁，农村的社会关系、道德传统似乎日益衰微，他们的“客我”和主我都将做出相应的改变。在所有中国村落里，都存在着两种或多或少互相对应的行为模式、制度和信仰：一种是广义的、合作性、凝聚性的原则，其作用在于促使社区形成一个共同体；另一种原则是自我关照的、裂变的，其作用在于强调分化与差异性[7]。在市场经济越来越盛行、越来越“自由”的时代，个人选择能力的增强对经济理性约束的淡化甚至崩溃时，“经济人”的过于理性意识带来的异化后果，使得爆发式的逐利欲火吞噬一切心灵（自我）[8]。所以，当今很多农村是以第二种原则占支配地位的，但另一方面，宗族等民间的互助网络势力在新的充满敌意的状态下，不断地寻找自身的生存空间，甚至主导着农村的社会变迁，提供国家无法提供的社会互助、公益事业等。在全球化的时代，农村社会的经济生产、交换、消费不是封闭的存在，而是以历史记忆中的“客我”为标准，重新吸纳并调适外来的力量刺激，以整合进一个新的“客我”之中，“主我”仍然运用传统的符号模式去创造性社会实践，以实现符合传统的“自我”。所以说我们一味的以经济标准的“客我”去衡量农民的“自我”成就时，我们陷入了一个相当狭隘的“自我”偏见之中，盛行于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之中。“由于文化的隔阂，而引起的矛盾会威胁到人们的共同生存”。[9]这也许就是当今城市生活出现不安定或者社会维稳成本如此巨大的客观来源。因此，我们急需做的就是疏通河道，让河水中的每一分子找到属于自己前进的渠道以实现自我。
四、反思与总结
从农村传统文化中的宗教、仪式、象征中，从农村新时代的社会变迁下的农民群体的社会心理及外出的年轻农民群体的现代遭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仍生活在农村土地上的人们，仍然会坚持他们原有的社会规范和文化的“客我”模式。日常实践一方面实现了个人自我，另一方面又在某种程度上，再造了原有的结构和系统，使社会的再生产得以继续循环下去。因此，复制社会文化符号体系的不是社会化和仪式，更重要的是个人日常的生活实践。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个体组织了社会环境的“客我”，“主我”受其影响和制约，不断地在现实环境中复制这些社会文化体系。但离开乡土这样的变异，是不影响农村体系的维持，而只会影响外出人的“自我”实践和实现，这是因为与城市的文化观念等一系列的隔阂，他们并未实现“主我”与“客我”的融合。面对失去有普遍性意义的“客我”，“主我”也就失去了应对的所有期待、规范及理智，只剩下如何实现“自我”的优越感以获得自尊感，而面对不被尊重和无多大能力展现的社会环境下，只能采取一系列扭曲的行为来实现自我的存在感。 找不到真正的属于超越单一标准的“客我”，而这种“客我”与我们的大环境有关。从农村到城市，从传统到现代，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处于两个极端，一个是以亲属关系为中心的传统象征体系的生产复制为取向的人生取向，另一个是以物质经济生产为中心的唯物体系的生产体系，两者之间存在着深深的鸿沟，以致当农民脱下传统的装束走向另一极时，难以找到适应现实的“客我”及那一套信仰、价值规范、情感和态度的反应体系。各层面的“客我”标准互不干涉，也就难以形成一个更高程度的“主我”的主观创造和发展水平了，自我也就不断地在现实无奈之中为寻找优越感而处于极端之中。
对农村传统文化的尊重，也就是对已经形成的具有历史普遍意义的“客我”的尊重，这对于来自农村的青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我们只教育他们适应现代社会的生产文化体系，却没有教会他们以什么方式来对待这种生产体系的赤裸裸的理性牢笼，使得他们像“流浪者”出没于城市的铁栏中一样。对于流入城市的农民群体，不使其成为失去“客我”的单向度的人，让他们在工作的场域中找到归属感，形成一个受人尊重的群体，这不仅需要他们“主我”的主观性提高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管理者、城市市民群体的不断地改变交流的态度，有情感的投入到现实行动中，作为城市的“东道主”和共同体的一部分做到应有的善待“客人”，客人的“客我”才能做到逐渐改变社会的感知结构，客人的“主我”才有可能做出相应的改变，最终客人的“自我”才会因共同的社会情感利益和社会目标而平和实现的可能，也就是在物质生产的环境中形成亲情关系增长的共同体社区。米德认为：经济社会和普遍宗教能够接近我们所说的人类社会的理想[6]，但缺乏普遍宗教信任的“去魅化”的经济社会，人与社会之间是难以达到大同的理想。因此，农村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互助网络的维护，对于整个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欧阳晓明.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社会心理要素分析[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社版），2007（0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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