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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与以往关注《大浴女》文本内涵、社会价值或其译介的研究不同，本文主要聚焦小说直接引语的英译。研究发现，《大浴女》以隐性直接引语为主，叙事风格脱俗，但译者却将其处理成显性直接引语。话语表征方式的变异导致原本叙事变形，但未影响译本在英语世界的接受和传播。译者坚持“真诚性”原则，不囿于原作者的诗学意识，侧重于传递作品思想和语言信息以服务读者的文学体验，这突显了译者“以读者为本”的理性意识以及“务实为上”的行为取向。
关键词：《大浴女》;直接引语;形式变异;译者理性
Abstract： Unlike the previous studies that focused on the intention， the social values and their disseminationin The Bathing Wome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anslation of direct speeches from a micro-perspective.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novel is characterized by implicit direct speeches with unique narrative features; all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explicit ones in English. Such formal variation leads to a different narrative style from the original， but does not pose any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popularity of the translation among English readers. The translators， following a validity claim to truthfulness and not confined to the author’s poetic awareness， tend to transmit the novel’s main idea and plot embodied in the words， and bring to readers pure literary experience. And this demonstrates the translators’ reader-oriented rationality and utility-oriented behavior.
Key words： The Bathing Women; direct speech; formal variation; translator’s rationality
Author： Pan Do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u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uzhou， 221018， China） and Ph.D. candidate at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9，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the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E-mail： tonypan168@163.com
一、引言
鐵凝小说《大浴女》以细腻的笔触书写了中国当代女性的人生际遇及其道德与情感，2000年甫一面世便成为文学图书市场的宠儿，2009年入选作家出版社“共和国作家文库”。2012年，美国斯克瑞伯纳出版社（Scribner）出版了张洪凌和杰森·索默（Jason Sommer）合译的英文版The Bathing Women，引起海外广泛关注，并于同年入围英仕曼亚洲文学奖（Man Asian Literary Prize）决选名单。这一方面显示了《大浴女》本身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翻译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以往对《大浴女》的研究主要聚焦小说的文本解读和社会内涵（如王一川 54-60;徐晓芳 38-40;陈雨馨、黄德志 108-111;郑利萍 87-90;梁盼盼 74-78等）。译介方面，学界已从宏观层次探讨了《大浴女》的英译模式、翻译策略及其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吴赟 4-10），但鲜有涉及直接引语翻译等微观层次的研究。
直接引语在塑造小说人物、推动情节发展和展现叙事风格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其英译是中国文学“走出去”所遇到的一个具体问题。那么，在中国当代小说直接引语英译中，译者会将其变异为其它表征方式吗？其中原因如何呢？本文拟以铁凝小说《大浴女》及其英译本为个案，分析直接引语英译的处理方式及其成因，以期为小说直接引语英译提供些许借鉴。
二、直接引语的重新范畴化
直接引语是对原话语（original discourse）的复制或模仿（Li 40），在内容与用词上与原话语一致（Quirk et al. 1021）。利奇和肖特（Leech & Short 322）认为，直接引语具有两个形式特征：一是具有引号标记;二是有转述句（introductory reporting clause），这也是叙述者存在的显性形式标记。徐纠纠（54）也把是否忠实呈现原话语的形式和内容以及是否具有引号标记作为界定直接引语的两个标准。不过，夸克等（Quirk et al. 1022）认为，在小说中，如果说话人的身份能语境明示，直接引语的转述句或引号可以省略;在正式的会议报道和标题中，转述句或引号有时也可以省略，但说话人（有时会大写或者伴有冒号或逗号）会置于直接引语之前。赵毅衡（80）根据引号或转述句的存在与否，认为直接引语包含两个副型;申丹（也谈中国小说叙述语76）区分了直接式“两可型”引语。学界对于直接引语的形式及分类还未达成统一的认识，因此，有必要对直接引语进行重新范畴化。 罗纳德·兰盖克（Ronald Langacker）从认知的角度研究直接引语转述句与被转述句之间的关系。转述句和被转述句表征不同的心理空间，具有不同的指示中心。直接引语描述的是一个言语事件，涉及两个说话人：实际说话人（actual speaker， S）和替代说话人（surrogate speaker， S’），前者对整个引语负责，后者只对被转述的内容负责;S具有特定的现实概念（conception of reality， R），包含其自身和现实语境（actual ground， G），S’也有其替代语境（surrogate ground， G’），是其现实概念（R’）的一部分（Langacker 253）。R和R’是两个不同的心理空间，转述句和被转述句分别部分表征了这两个不同的心理空间。在直接引语中，两个心理空间互不干扰，转述句中的时间、地点和人称以S和G为参照，而被转述句则以S’和G’为参照（辛斌，间接引语指示中心7），采用的是被转述者的视角。
视角是观察故事的角度（申丹，视角52），“是内嵌于语篇中用以呈现事件和表征知识的角度，是语篇过滤和调整信息的语言策略”（苗兴伟37）。我们把以替代语境及其被转述者为参照、采用被转述者视角的话语表征形式称为直接引语。在小说中，S是叙述者，S’是小说中的人物，是被转述者，G是叙述者创设的语境，G’是与小说人物相关的原始语境，直接引语中的指称以S’和G’为指示中心。小说中的直接引语都是作者虚构的，是一种建构的对话（Tannen 17）;而引号作为标点符号，可以看作是一种明示被引表达式的符号手段（Reimer 135），是话语标记语，其存在的必要性取决于语境（Washington 592）。我们以引号和转述句为形式标准，对直接引语进行次范畴化（sub-categorization），具体如图1：
根据引号的使用与否，直接引语可以分为显性直接引语和隐性直接引语;根据是否存在转述句，显性直接引语可以分为典型显性直接引语和非典型显性直接引语，隐性直接引语分为典型隐性直接引语和非典型隐性直接引语。这样，我们把自由直接引语（Leech & Short 322-323）也纳入直接引语的系统网络。另外，由于汉语无动词时态标记，人称代词又时而省略，汉语小说中的隐性直接引语有时要靠语境来判定。
三、《大浴女》直接引语英译的形式变异
卞学光（30）认为，典型的直接引语包含发话方式修饰语、发话人提示语、冒号、引号和分行等五个要素。如果把直接引语看成包含转述句和被转述句的转述框架，那么，发话方式修饰语、发话人提示语和冒号属于转述句框架要素，而引号属于被转述句框架。现代小说为人物塑造和情节发展需要，有时会故意省略其中一个或多个要素，独辟蹊径，寻求人物话语的最佳表征方式，生产出具有独特叙事风格的作品。《大浴女》人物的对话以隐性直接引语为主，擦除了引号标记，求新求异，产生了独特的艺术效果。该小说的英译是由张洪凌和杰森·索默两位译者合作完成的。张洪凌是旅美双语作家，专攻英文小说创作，具有作家特有的敏锐洞察力，在理解作家思想和作品叙事风格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杰森·索默是诗人，具有文學审美特质。张洪凌翻译初稿，而后杰森·索默对译本进行文学润色，这种合译模式能增强译文的文学性和可读性，从而确保目的语读者对译文的接受（吴赟6）。研究统计发现，译者并未完全忠实于《大浴女》直接引语的表征形式，而是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具体如下表：
3.1典型显性直接引语改译成非典型显性直接引语
典型显性直接引语包含转述句和被转述句，具有引号标记。夸克等（Quirk et al. 1020）认为，转述句提供背景信息，可以指明说话人和交际方式（如Tom said，Tom wrote等）、说话人和听话人（如Tom told us）、说话态度（如Tom said hesitantly）和言语行为环境（如Tom said while washing his hair）等。引号有助于突显人物的话语，在视觉上能引起读者注意，在听觉上能起到一定的音响效果（申丹，小说中人物话语17）。例如：
（1）“现在你满意了吧？”他似乎屈尊地直视着尹小跳的眼睛说。（铁凝9）
英译：“Happy now？” He looked directly into Tiao’s eyes with a faintly condescending attitude.（Tie Ning 14）
例（1）是典型显性直接引语，转述句在被转述句之后，指明了说话人“他”、听话人“尹小跳”、说话态度“屈尊地直视着”以及交际方式“说”，引号有助于强化责备的音响效果。但译文省译了转述动词“说”，模糊了交际方式。在句法功能上，修饰成分“似乎屈尊地直视着尹小跳的眼睛”在译文中提升为独立小句，表明了言语事件的态度和环境，但失去了转述句的身份。
范德兰奥特（Vandelanotte 49）认为，从句法学的角度讲，转述句可看作是转述结构的中心词（head），是转述框架的决定性成分（determinant），被转述句是转述句的子结构，两者之间存在概念依存关系，转述句需要被转述句以获得意义的完整性。从语义学的角度讲，转述句是叙述者话语，被转述句是被转述者话语，分别属于不同的语义框架。韩礼德（Halliday 508）认为，转述句与被转述句之间是一种投射与被投射的关系，投射不是经验的直接表征，而是语言表征的表征。话语（loucution）投射是言说小句（verbal clause）的表征，与语词（wording）相关，是一种词汇语法现象，直接引语的投射句和被投射句是并列关系（509）。例（1）的英译内容“求真”，转述动词“说”的省译并未对原文的意义产生明显的影响，但却改变了原文的句法关系和投射关系。译文的划线部分变成了叙述话语，它和引语之间不再是投射与被投射的关系，译文被改译成非典型显性直接引语。译文形式“务实”，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能为读者理解与接受。 典型显性直接引语在《大浴女》中为数不多，译者一般不会改变原文的引号标记以及转述句的位置，但有时会省略原文的转述动词。不过，译者并未改变原文显性直接引语的话语表征方式。徐松健和孙会军（79）发现，在《北京折叠》英译中，译者会把原文直接引语的转述句省略，这与我们的研究略有区别。
3.2典型隐性直接引语处理成典型显性直接引语
典型隐性直接引语保留转述句，但省略引号标记，是《大浴女》的主要话语表征方式。例如（下划线为作者所加，下同）：
（2）……她们都有点儿醉意。她们分别躺在两张床上有一句每一句地聊天，伊小帆说你喜欢陈在吗？尹小跳说陈在已经结婚了。尹小帆说结婚和喜欢不喜欢是两码事，为什么你不能正面回答问题呢？（铁凝204）
英译：…Both a little drunk， they lay， each in her own bed， carrying on an intermittent conversation. Fan said， “Are you attracted to Chen Zai？”
Tiao said， “Chen Zai is married.”
Fan said， “His being married and your being attracted or not are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matters. Why don’t you answer my question directly？”（Tie Ning 228）
原文没有引号，但根据转述动词“说”和人称指示代词“你”等词汇线索，我们可以判断例（2）的划线部分是基于说话人视角，属于典型隐性直接引语。转述动词“说”后没有冒号或逗号标记，直接引语与作者的叙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客观叙事的印象。缺少逗号和引号的干预，叙述流更加顺畅，更像是醉酒后人物的喃喃自语，轻松自然。但译者采用典型显性直接引语英译，明示原文的人际对话，有助于读者明晰人物的话语内容;转述动词“said”之后逗号和引号的使用，增大了叙述者干预的程度，中断了叙事流;在语相上（graphological）采用分行，人物之间的话语界限更加明显，更像是说话人正襟危坐面对面的正式交流，增加了段落的对话性，但却疏远了人物的关系，产生与原文不同的叙事风格。
3.3典型隐性直接引语调整为非典型显性直接引语
有时，译者会省去转述句，用非典型显性直接引语英译。例如：
（3）尹小跳说你不会掉下去你永远也不会掉下去可是——我还是害怕。
唐菲叹了口气说，小跳，告诉我你想让我做点什么事，告诉我。
尹小跳摇摇头。
唐菲说我知道你想让我干什么，你想让我替你去北京找方兢。
尹小跳说我没有。
唐菲说别废话了吧，把他的电话和地址给我，我去替你和他见个面。
不不，你千万别去。尹小跳说。（铁凝152）
英译：“You won’t fall. You’ll never fall， but—I’m still afraid.”
“Tiao， tell me what I can do for you. Tell me.”
Tiao shook her head.
“I know what you want me to do. You want me to go to Beijing to talk to Fang Jing.”
“No， I don’t.”
“Let’s not waste time. Give me his phone number and address. I’ll go see him for you.”
“No， no， please don’t.”（Tie Ning 170-171）
在例（3）中，译者把典型隐性直接引语全部处理成非典型显性直接引语。原文没有引号标记，无法产生音响效果，人物的对话更像是叙述者走进人物心理的客观描述。划线部分是尹小跳担心唐菲会从窗台上跳下去的话语，由于心中焦急，因而语速较快，原文并未使用标点符号断句，意欲生成人物心理焦急紧张的叙事效果。而译文却按照英语表达习惯正常断句，弱化了人物因担心而焦急的心理状态。同时，省译了“叹了口气”，隐藏了说话人的态度。由于没有转述句，译文降低了叙述者干预度，把人物话语直接呈现给读者，不仅缩小了人物角色的阅读距离，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而且能突出人物之间的话语交锋，加快叙事的节奏感。译文虽然没有转述句，无法明确话语来源，但读者可以根据语境信息获得心理明示。同时，引号的使用有助于增强话语的识别度，人物的对话显得响亮与突出，对话性更加明显。
3.4非典型隐性直接引语变异为非典型显性直接引语
非典型隐性直接引语没有转述句的干预和引号标记，在人际对话中，只能依据语境和词汇线索来判断话语表征的视角。在《大浴女》中，非典型隐性直接引语通常被英译为非典型顯性直接引语。例如：
（4）小跳，你说你一直坐在楼门口看书，那天你主要的任务是看小荃还是看书？
是看小荃。
那你为什么只顾看书呢？
我没想到他能走远。（铁凝124）
英译：“Tiao， you said you had been sitting in front of the building reading the whole time. Was your main responsibility that day to watch Quan or read a book？” “It was to watch Quan.”
“Then why did you only tend to your reading？”
“I didn’t expect she would walk so far away.”（Tie Ning 140）
例（4）的语境是尹亦寻一遍又一遍地当着章妩的面向尹小跳质询尹小荃的死因。在这种肃穆和悲痛的气氛下，叙述者话语变得多余，引号成为一种束缚，缺少了叙述者干预，人物之间的对话更加自由独立、自然、流畅，能产生读者与人物直接对话的效果。由于是多次询问，两者的对话又似乎变成了一种表演，带有明显的戏剧性。尹亦寻知道尹小荃不是自己的孩子，他只是扮演父亲的角色，代替章妩表现她不敢表现的悲痛;尹小跳在尹小荃走向死亡的过程中故意未加挽救，而且谎话连篇，也带有表演的成分。两人的话语没有丝毫的感情，已经成了平淡无奇的客观叙述。在《大浴女》中，非典型隐性直接引语在人际对话中的使用只有一处，译者将其处理成非典型显性直接引语，突显了人物的声音，人物声音由客观化变成了主观化，变成了正常的交流，损害了原文无缝对接的叙事效果，阻滞了读者的阅读速度。
四、直接引语英译形式变异的理性分析
《大浴女》中的直接引语颠覆了传统小说话语表征方式，多以隐性直接引语展示人物对话，能“带给人以视觉、心理、听觉上的新奇感，符合人们的求新意识，具有独特的冲击效果，增加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卞学光 31）。在小说文本中，隐性直接引语代表的声音比显性直接引语独立自由（辛斌，直接引语的形式与功能69），主人公就像一个“在场、能听到作者的话并能现场作答的人”，作者“是和主人公谈话，而不是在讲述主人公”（巴赫金84）。隐性直接引语的陌生化使用，铸就了《大浴女》独特的叙事风格。这既是作者刻画人物、展现人物反常关系的需要，也是作品求新、求异的内在需求，既体现了作者独特的诗学取向，也满足了读者猎奇求异的心理。
周领顺（179）指出，文学作品的文学性表现在“文”和“情”两个方面：“文”是形式，涉及语词选择、句法结构和叙事方式等方面;“情”为内容，是作者借语言之力表征的情感。译者是理性的个体，具有语言性和社会性（161），要合理地呈现原文的“文”与“情”。小说中的直接引语是“文”和“情”的结合体，“文”以表“情”，“情”借“文”力，形式与内容相辅相成。但是，根据上文的研究我们发现，译者把对话中的隐性直接引语都译成了显性直接引语，并未完全考虑原文的叙事风格和叙事效果，忽视了作者的诗学意识。隐性直接引语是《大浴女》的一大语言特色，译者基本置若罔闻，一律处理成显性直接引语，“文”的变异必然会带来“情”的改变。这说明译者在翻译实践中会脱离作者的诗学意识，受控于自身的实践理性。
理性既包含人的思维能力，也包含适应客观世界和生活世界的价值判断和存在属性，只有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才能得以表征。哈贝马斯为重建人类的交往范式，构建了以真实性（a validity claim to truth）、正当性（a validity claim to rightness）和真诚性（a validity claim to truthfulness）等三大有效性为原则的人际交往理性。他强调，语言是人类实现沟通与理解的首要手段，理解是人类交往的核心目标（Finlayson 34）。交往理性是对人类实践行为的理性思考，对人类实践活动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翻译具有交往行为的特质，“它试图跨越不同话语传统，使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得以沟通和交流”（许钧49）;其本质上是以语言符号为媒介，实施知识传播和话语交际的实践活动（魏向清67）。“真实性”原则制约着译者忠实于原文的内容，以求真翻译体现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真诚性”原则指导译者以目标读者为取向，以务实翻译体现译文的务实度，“正当性”原则要求译者顺应原文和译文所属的社会、文化和语言规范和价值标准（潘冬 69）。哈贝马斯强调，“任何言语行为都包含三个有效性要求，这是达成理解的必要条件。但在具体语境中，只有一种有效性会得以突显或主题化”（Finlayson 35-36）。译者在交往理性指导下，以翻译为实践手段，通过主体间和文本间的对话，实现不同思维和文化的理解与互动。
隐性直接引语的翻译突显了译者的“真诚性”，即以沟通和交流小说的思想与文化为主要目标，以语言信息为取向，而不附和作者的诗学意识。王东风（45）认为，“与文学家在创作中追求陌生化、追求变异的积极的诗学选择不同，文学翻译家则多选择以求稳求旧乃至求古为特征的表达方式。”作为小说家，张洪凌应该能够认知隐性直接引语对于叙事的冲击力，但她无一例外地把人际对话中的隐性直接引语都處理成显性直接引语，这与其洞悉当代美国小说的创作习惯以及服务读者的积极意识是分不开的。张洪凌等（12）在访谈中认为，自海明威以来，现代英文更追求简洁与简短，在中文中恰如其分的表达在英文中却不一定合适，需要顺应英语语境进行调整，力求为读者所接受。“译本必须具备较强的社会传真的功能，必须充分考虑译本读者的阅读习惯，让读者的主体世界有足够充分的显现”（吴赟 7）。《大浴女》关于特定时代女性亲情、友情与爱情等的主题具有普遍的讨论价值，迎合了以女性读者群为主体的英语阅读市场，英译本设定的读者群是从审美层面和文学风格上阅读文学作品的普通读者（张洪凌等12），而非关注语言和文化的专业学者，因而，译者就不会处处受限于作者的诗学意识，转而以传递作品思想和语言信息以及服务读者文学体验为主。直接引语的变异处理恰恰反映了译者“以读者为本”的理性意识以及“务实为上”的行为取向。
五、结语
隐性直接引语缺失引号标记，叙事流畅，人称指示代词“我”“我们”“你”等能产生与读者直接对话的效果;而显性直接引语的引号则暗示了说话人对被转述话语的专属身份，叙述者干预度增强，对叙事流具有一定的干扰。张洪凌和杰森·索默倾向于把《大浴女》中的隐性直接引语英译为显性直接引语，虽然在内容上忠实于原文，但形式的变异客观上改变了原文的叙事效果。不过，话语表征方式的调整并没有影响《大浴女》英译本在海外的传播，这一方面说明了显性直接引语顺应英语世界普通读者的阅读心理，另一方面也说明小说反映的“对欲望的追逐、对苦难的同情、人世跌宕里的悲欢离合”（吴赟10）等人类共性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亦是其“走入”异域文化的重要因素。因此，顺应接受者阅读习惯的翻译策略是译作接受的重要条件，作品的文学性和社会意义的呈现则是译本生产与传播过程中重要的砝码。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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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领顺：《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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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德香
关键词：《大浴女》;直接引语;形式变异;译者理性
Abstract： Unlike the previous studies that focused on the intention， the social values and their disseminationin The Bathing Wome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anslation of direct speeches from a micro-perspective.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novel is characterized by implicit direct speeches with unique narrative features; all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explicit ones in English. Such formal variation leads to a different narrative style from the original， but does not pose any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popularity of the translation among English readers. The translators， following a validity claim to truthfulness and not confined to the author’s poetic awareness， tend to transmit the novel’s main idea and plot embodied in the words， and bring to readers pure literary experience. And this demonstrates the translators’ reader-oriented rationality and utility-oriented behavior.
Key words： The Bathing Women; direct speech; formal variation; translator’s rationality
Author： Pan Do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u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uzhou， 221018， China） and Ph.D. candidate at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9，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the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E-mail： tonypan168@163.com
一、引言
鐵凝小说《大浴女》以细腻的笔触书写了中国当代女性的人生际遇及其道德与情感，2000年甫一面世便成为文学图书市场的宠儿，2009年入选作家出版社“共和国作家文库”。2012年，美国斯克瑞伯纳出版社（Scribner）出版了张洪凌和杰森·索默（Jason Sommer）合译的英文版The Bathing Women，引起海外广泛关注，并于同年入围英仕曼亚洲文学奖（Man Asian Literary Prize）决选名单。这一方面显示了《大浴女》本身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翻译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以往对《大浴女》的研究主要聚焦小说的文本解读和社会内涵（如王一川 54-60;徐晓芳 38-40;陈雨馨、黄德志 108-111;郑利萍 87-90;梁盼盼 74-78等）。译介方面，学界已从宏观层次探讨了《大浴女》的英译模式、翻译策略及其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吴赟 4-10），但鲜有涉及直接引语翻译等微观层次的研究。
直接引语在塑造小说人物、推动情节发展和展现叙事风格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其英译是中国文学“走出去”所遇到的一个具体问题。那么，在中国当代小说直接引语英译中，译者会将其变异为其它表征方式吗？其中原因如何呢？本文拟以铁凝小说《大浴女》及其英译本为个案，分析直接引语英译的处理方式及其成因，以期为小说直接引语英译提供些许借鉴。
二、直接引语的重新范畴化
直接引语是对原话语（original discourse）的复制或模仿（Li 40），在内容与用词上与原话语一致（Quirk et al. 1021）。利奇和肖特（Leech & Short 322）认为，直接引语具有两个形式特征：一是具有引号标记;二是有转述句（introductory reporting clause），这也是叙述者存在的显性形式标记。徐纠纠（54）也把是否忠实呈现原话语的形式和内容以及是否具有引号标记作为界定直接引语的两个标准。不过，夸克等（Quirk et al. 1022）认为，在小说中，如果说话人的身份能语境明示，直接引语的转述句或引号可以省略;在正式的会议报道和标题中，转述句或引号有时也可以省略，但说话人（有时会大写或者伴有冒号或逗号）会置于直接引语之前。赵毅衡（80）根据引号或转述句的存在与否，认为直接引语包含两个副型;申丹（也谈中国小说叙述语76）区分了直接式“两可型”引语。学界对于直接引语的形式及分类还未达成统一的认识，因此，有必要对直接引语进行重新范畴化。 罗纳德·兰盖克（Ronald Langacker）从认知的角度研究直接引语转述句与被转述句之间的关系。转述句和被转述句表征不同的心理空间，具有不同的指示中心。直接引语描述的是一个言语事件，涉及两个说话人：实际说话人（actual speaker， S）和替代说话人（surrogate speaker， S’），前者对整个引语负责，后者只对被转述的内容负责;S具有特定的现实概念（conception of reality， R），包含其自身和现实语境（actual ground， G），S’也有其替代语境（surrogate ground， G’），是其现实概念（R’）的一部分（Langacker 253）。R和R’是两个不同的心理空间，转述句和被转述句分别部分表征了这两个不同的心理空间。在直接引语中，两个心理空间互不干扰，转述句中的时间、地点和人称以S和G为参照，而被转述句则以S’和G’为参照（辛斌，间接引语指示中心7），采用的是被转述者的视角。
视角是观察故事的角度（申丹，视角52），“是内嵌于语篇中用以呈现事件和表征知识的角度，是语篇过滤和调整信息的语言策略”（苗兴伟37）。我们把以替代语境及其被转述者为参照、采用被转述者视角的话语表征形式称为直接引语。在小说中，S是叙述者，S’是小说中的人物，是被转述者，G是叙述者创设的语境，G’是与小说人物相关的原始语境，直接引语中的指称以S’和G’为指示中心。小说中的直接引语都是作者虚构的，是一种建构的对话（Tannen 17）;而引号作为标点符号，可以看作是一种明示被引表达式的符号手段（Reimer 135），是话语标记语，其存在的必要性取决于语境（Washington 592）。我们以引号和转述句为形式标准，对直接引语进行次范畴化（sub-categorization），具体如图1：
根据引号的使用与否，直接引语可以分为显性直接引语和隐性直接引语;根据是否存在转述句，显性直接引语可以分为典型显性直接引语和非典型显性直接引语，隐性直接引语分为典型隐性直接引语和非典型隐性直接引语。这样，我们把自由直接引语（Leech & Short 322-323）也纳入直接引语的系统网络。另外，由于汉语无动词时态标记，人称代词又时而省略，汉语小说中的隐性直接引语有时要靠语境来判定。
三、《大浴女》直接引语英译的形式变异
卞学光（30）认为，典型的直接引语包含发话方式修饰语、发话人提示语、冒号、引号和分行等五个要素。如果把直接引语看成包含转述句和被转述句的转述框架，那么，发话方式修饰语、发话人提示语和冒号属于转述句框架要素，而引号属于被转述句框架。现代小说为人物塑造和情节发展需要，有时会故意省略其中一个或多个要素，独辟蹊径，寻求人物话语的最佳表征方式，生产出具有独特叙事风格的作品。《大浴女》人物的对话以隐性直接引语为主，擦除了引号标记，求新求异，产生了独特的艺术效果。该小说的英译是由张洪凌和杰森·索默两位译者合作完成的。张洪凌是旅美双语作家，专攻英文小说创作，具有作家特有的敏锐洞察力，在理解作家思想和作品叙事风格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杰森·索默是诗人，具有文學审美特质。张洪凌翻译初稿，而后杰森·索默对译本进行文学润色，这种合译模式能增强译文的文学性和可读性，从而确保目的语读者对译文的接受（吴赟6）。研究统计发现，译者并未完全忠实于《大浴女》直接引语的表征形式，而是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具体如下表：
3.1典型显性直接引语改译成非典型显性直接引语
典型显性直接引语包含转述句和被转述句，具有引号标记。夸克等（Quirk et al. 1020）认为，转述句提供背景信息，可以指明说话人和交际方式（如Tom said，Tom wrote等）、说话人和听话人（如Tom told us）、说话态度（如Tom said hesitantly）和言语行为环境（如Tom said while washing his hair）等。引号有助于突显人物的话语，在视觉上能引起读者注意，在听觉上能起到一定的音响效果（申丹，小说中人物话语17）。例如：
（1）“现在你满意了吧？”他似乎屈尊地直视着尹小跳的眼睛说。（铁凝9）
英译：“Happy now？” He looked directly into Tiao’s eyes with a faintly condescending attitude.（Tie Ning 14）
例（1）是典型显性直接引语，转述句在被转述句之后，指明了说话人“他”、听话人“尹小跳”、说话态度“屈尊地直视着”以及交际方式“说”，引号有助于强化责备的音响效果。但译文省译了转述动词“说”，模糊了交际方式。在句法功能上，修饰成分“似乎屈尊地直视着尹小跳的眼睛”在译文中提升为独立小句，表明了言语事件的态度和环境，但失去了转述句的身份。
范德兰奥特（Vandelanotte 49）认为，从句法学的角度讲，转述句可看作是转述结构的中心词（head），是转述框架的决定性成分（determinant），被转述句是转述句的子结构，两者之间存在概念依存关系，转述句需要被转述句以获得意义的完整性。从语义学的角度讲，转述句是叙述者话语，被转述句是被转述者话语，分别属于不同的语义框架。韩礼德（Halliday 508）认为，转述句与被转述句之间是一种投射与被投射的关系，投射不是经验的直接表征，而是语言表征的表征。话语（loucution）投射是言说小句（verbal clause）的表征，与语词（wording）相关，是一种词汇语法现象，直接引语的投射句和被投射句是并列关系（509）。例（1）的英译内容“求真”，转述动词“说”的省译并未对原文的意义产生明显的影响，但却改变了原文的句法关系和投射关系。译文的划线部分变成了叙述话语，它和引语之间不再是投射与被投射的关系，译文被改译成非典型显性直接引语。译文形式“务实”，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能为读者理解与接受。 典型显性直接引语在《大浴女》中为数不多，译者一般不会改变原文的引号标记以及转述句的位置，但有时会省略原文的转述动词。不过，译者并未改变原文显性直接引语的话语表征方式。徐松健和孙会军（79）发现，在《北京折叠》英译中，译者会把原文直接引语的转述句省略，这与我们的研究略有区别。
3.2典型隐性直接引语处理成典型显性直接引语
典型隐性直接引语保留转述句，但省略引号标记，是《大浴女》的主要话语表征方式。例如（下划线为作者所加，下同）：
（2）……她们都有点儿醉意。她们分别躺在两张床上有一句每一句地聊天，伊小帆说你喜欢陈在吗？尹小跳说陈在已经结婚了。尹小帆说结婚和喜欢不喜欢是两码事，为什么你不能正面回答问题呢？（铁凝204）
英译：…Both a little drunk， they lay， each in her own bed， carrying on an intermittent conversation. Fan said， “Are you attracted to Chen Zai？”
Tiao said， “Chen Zai is married.”
Fan said， “His being married and your being attracted or not are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matters. Why don’t you answer my question directly？”（Tie Ning 228）
原文没有引号，但根据转述动词“说”和人称指示代词“你”等词汇线索，我们可以判断例（2）的划线部分是基于说话人视角，属于典型隐性直接引语。转述动词“说”后没有冒号或逗号标记，直接引语与作者的叙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客观叙事的印象。缺少逗号和引号的干预，叙述流更加顺畅，更像是醉酒后人物的喃喃自语，轻松自然。但译者采用典型显性直接引语英译，明示原文的人际对话，有助于读者明晰人物的话语内容;转述动词“said”之后逗号和引号的使用，增大了叙述者干预的程度，中断了叙事流;在语相上（graphological）采用分行，人物之间的话语界限更加明显，更像是说话人正襟危坐面对面的正式交流，增加了段落的对话性，但却疏远了人物的关系，产生与原文不同的叙事风格。
3.3典型隐性直接引语调整为非典型显性直接引语
有时，译者会省去转述句，用非典型显性直接引语英译。例如：
（3）尹小跳说你不会掉下去你永远也不会掉下去可是——我还是害怕。
唐菲叹了口气说，小跳，告诉我你想让我做点什么事，告诉我。
尹小跳摇摇头。
唐菲说我知道你想让我干什么，你想让我替你去北京找方兢。
尹小跳说我没有。
唐菲说别废话了吧，把他的电话和地址给我，我去替你和他见个面。
不不，你千万别去。尹小跳说。（铁凝152）
英译：“You won’t fall. You’ll never fall， but—I’m still afraid.”
“Tiao， tell me what I can do for you. Tell me.”
Tiao shook her head.
“I know what you want me to do. You want me to go to Beijing to talk to Fang Jing.”
“No， I don’t.”
“Let’s not waste time. Give me his phone number and address. I’ll go see him for you.”
“No， no， please don’t.”（Tie Ning 170-171）
在例（3）中，译者把典型隐性直接引语全部处理成非典型显性直接引语。原文没有引号标记，无法产生音响效果，人物的对话更像是叙述者走进人物心理的客观描述。划线部分是尹小跳担心唐菲会从窗台上跳下去的话语，由于心中焦急，因而语速较快，原文并未使用标点符号断句，意欲生成人物心理焦急紧张的叙事效果。而译文却按照英语表达习惯正常断句，弱化了人物因担心而焦急的心理状态。同时，省译了“叹了口气”，隐藏了说话人的态度。由于没有转述句，译文降低了叙述者干预度，把人物话语直接呈现给读者，不仅缩小了人物角色的阅读距离，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而且能突出人物之间的话语交锋，加快叙事的节奏感。译文虽然没有转述句，无法明确话语来源，但读者可以根据语境信息获得心理明示。同时，引号的使用有助于增强话语的识别度，人物的对话显得响亮与突出，对话性更加明显。
3.4非典型隐性直接引语变异为非典型显性直接引语
非典型隐性直接引语没有转述句的干预和引号标记，在人际对话中，只能依据语境和词汇线索来判断话语表征的视角。在《大浴女》中，非典型隐性直接引语通常被英译为非典型顯性直接引语。例如：
（4）小跳，你说你一直坐在楼门口看书，那天你主要的任务是看小荃还是看书？
是看小荃。
那你为什么只顾看书呢？
我没想到他能走远。（铁凝124）
英译：“Tiao， you said you had been sitting in front of the building reading the whole time. Was your main responsibility that day to watch Quan or read a book？” “It was to watch Quan.”
“Then why did you only tend to your reading？”
“I didn’t expect she would walk so far away.”（Tie Ning 140）
例（4）的语境是尹亦寻一遍又一遍地当着章妩的面向尹小跳质询尹小荃的死因。在这种肃穆和悲痛的气氛下，叙述者话语变得多余，引号成为一种束缚，缺少了叙述者干预，人物之间的对话更加自由独立、自然、流畅，能产生读者与人物直接对话的效果。由于是多次询问，两者的对话又似乎变成了一种表演，带有明显的戏剧性。尹亦寻知道尹小荃不是自己的孩子，他只是扮演父亲的角色，代替章妩表现她不敢表现的悲痛;尹小跳在尹小荃走向死亡的过程中故意未加挽救，而且谎话连篇，也带有表演的成分。两人的话语没有丝毫的感情，已经成了平淡无奇的客观叙述。在《大浴女》中，非典型隐性直接引语在人际对话中的使用只有一处，译者将其处理成非典型显性直接引语，突显了人物的声音，人物声音由客观化变成了主观化，变成了正常的交流，损害了原文无缝对接的叙事效果，阻滞了读者的阅读速度。
四、直接引语英译形式变异的理性分析
《大浴女》中的直接引语颠覆了传统小说话语表征方式，多以隐性直接引语展示人物对话，能“带给人以视觉、心理、听觉上的新奇感，符合人们的求新意识，具有独特的冲击效果，增加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卞学光 31）。在小说文本中，隐性直接引语代表的声音比显性直接引语独立自由（辛斌，直接引语的形式与功能69），主人公就像一个“在场、能听到作者的话并能现场作答的人”，作者“是和主人公谈话，而不是在讲述主人公”（巴赫金84）。隐性直接引语的陌生化使用，铸就了《大浴女》独特的叙事风格。这既是作者刻画人物、展现人物反常关系的需要，也是作品求新、求异的内在需求，既体现了作者独特的诗学取向，也满足了读者猎奇求异的心理。
周领顺（179）指出，文学作品的文学性表现在“文”和“情”两个方面：“文”是形式，涉及语词选择、句法结构和叙事方式等方面;“情”为内容，是作者借语言之力表征的情感。译者是理性的个体，具有语言性和社会性（161），要合理地呈现原文的“文”与“情”。小说中的直接引语是“文”和“情”的结合体，“文”以表“情”，“情”借“文”力，形式与内容相辅相成。但是，根据上文的研究我们发现，译者把对话中的隐性直接引语都译成了显性直接引语，并未完全考虑原文的叙事风格和叙事效果，忽视了作者的诗学意识。隐性直接引语是《大浴女》的一大语言特色，译者基本置若罔闻，一律处理成显性直接引语，“文”的变异必然会带来“情”的改变。这说明译者在翻译实践中会脱离作者的诗学意识，受控于自身的实践理性。
理性既包含人的思维能力，也包含适应客观世界和生活世界的价值判断和存在属性，只有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才能得以表征。哈贝马斯为重建人类的交往范式，构建了以真实性（a validity claim to truth）、正当性（a validity claim to rightness）和真诚性（a validity claim to truthfulness）等三大有效性为原则的人际交往理性。他强调，语言是人类实现沟通与理解的首要手段，理解是人类交往的核心目标（Finlayson 34）。交往理性是对人类实践行为的理性思考，对人类实践活动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翻译具有交往行为的特质，“它试图跨越不同话语传统，使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得以沟通和交流”（许钧49）;其本质上是以语言符号为媒介，实施知识传播和话语交际的实践活动（魏向清67）。“真实性”原则制约着译者忠实于原文的内容，以求真翻译体现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真诚性”原则指导译者以目标读者为取向，以务实翻译体现译文的务实度，“正当性”原则要求译者顺应原文和译文所属的社会、文化和语言规范和价值标准（潘冬 69）。哈贝马斯强调，“任何言语行为都包含三个有效性要求，这是达成理解的必要条件。但在具体语境中，只有一种有效性会得以突显或主题化”（Finlayson 35-36）。译者在交往理性指导下，以翻译为实践手段，通过主体间和文本间的对话，实现不同思维和文化的理解与互动。
隐性直接引语的翻译突显了译者的“真诚性”，即以沟通和交流小说的思想与文化为主要目标，以语言信息为取向，而不附和作者的诗学意识。王东风（45）认为，“与文学家在创作中追求陌生化、追求变异的积极的诗学选择不同，文学翻译家则多选择以求稳求旧乃至求古为特征的表达方式。”作为小说家，张洪凌应该能够认知隐性直接引语对于叙事的冲击力，但她无一例外地把人际对话中的隐性直接引语都處理成显性直接引语，这与其洞悉当代美国小说的创作习惯以及服务读者的积极意识是分不开的。张洪凌等（12）在访谈中认为，自海明威以来，现代英文更追求简洁与简短，在中文中恰如其分的表达在英文中却不一定合适，需要顺应英语语境进行调整，力求为读者所接受。“译本必须具备较强的社会传真的功能，必须充分考虑译本读者的阅读习惯，让读者的主体世界有足够充分的显现”（吴赟 7）。《大浴女》关于特定时代女性亲情、友情与爱情等的主题具有普遍的讨论价值，迎合了以女性读者群为主体的英语阅读市场，英译本设定的读者群是从审美层面和文学风格上阅读文学作品的普通读者（张洪凌等12），而非关注语言和文化的专业学者，因而，译者就不会处处受限于作者的诗学意识，转而以传递作品思想和语言信息以及服务读者文学体验为主。直接引语的变异处理恰恰反映了译者“以读者为本”的理性意识以及“务实为上”的行为取向。
五、结语
隐性直接引语缺失引号标记，叙事流畅，人称指示代词“我”“我们”“你”等能产生与读者直接对话的效果;而显性直接引语的引号则暗示了说话人对被转述话语的专属身份，叙述者干预度增强，对叙事流具有一定的干扰。张洪凌和杰森·索默倾向于把《大浴女》中的隐性直接引语英译为显性直接引语，虽然在内容上忠实于原文，但形式的变异客观上改变了原文的叙事效果。不过，话语表征方式的调整并没有影响《大浴女》英译本在海外的传播，这一方面说明了显性直接引语顺应英语世界普通读者的阅读心理，另一方面也说明小说反映的“对欲望的追逐、对苦难的同情、人世跌宕里的悲欢离合”（吴赟10）等人类共性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亦是其“走入”异域文化的重要因素。因此，顺应接受者阅读习惯的翻译策略是译作接受的重要条件，作品的文学性和社会意义的呈现则是译本生产与传播过程中重要的砝码。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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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德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