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认识华国锋是1961年在长沙。当时，张平化曾向我们这个调查组介绍当时湖南省的基本情况，华国锋作为分管财贸的书记参加了这个会议。但是他同我们没有发生什么工作关系，我在湖南三个来月没有同他说过话，对他没有任何印象。
　　我对他有印象是从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开始一直到他下台之后的这些年。第一个印象是关于他工作能力和工作作风方面的。1975年我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时，邓小平要胡乔木和我帮助华国锋准备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的讲话，胡乔木负责其中的第一部分，其余三个或四个部分由我负责。在我与华国锋接触的过程中，我对他有三点印象：一、他工作是认真细致踏实的；二、他的记忆力不错，记住不少事；三、口齿清楚、慢条斯理，能把话讲得很清楚。其中第一点印象的来源是起草这个讲话的过程，华国锋白天处理其他工作，每天晚上10点左右到中南海我们集中写文件的地方，同我们一起工作到第二天凌晨，有时一直到凌晨两点多。他不完全是以一个定稿者的身份，而更多的是同大家一起研究商量。
　　1975年9月26日，胡耀邦拿着《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向国务院汇报，邓小平是主要听取汇报的人，所有的副总理都来了，中央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包括我也列席了。这时候华国锋在国务院主管科学院的工作。在胡耀邦汇报的过程中许多人插话，他没有插话。在汇报完了之后，他第一个做长篇发言，我觉得他讲得不错，从他讲话中可以听出他对科学院的情况知道得不少，话讲得也很清楚，理解也可以。
　　第二个印象是关于他胆小怯弱方面的。这是在“批邓”过程中观察到的。这次汇报后不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来了，邓小平主持的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就由华国锋代替，他的权力是很大的。这时中国科学院有个造反派头头叫作柳忠阳，他原先是个小干部，可是他敢向华国锋提出问题，说华国锋政治上有问题，在科学院工作上跟着邓小平走，根据就是在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科学院工作时华国锋的那个发言，而这个发言是有记录的，白纸黑字。对柳忠阳的攻击，华国锋完全可以不予理睬。可是华国锋却去为自己辩护，说那天国务院开会时他刚从西藏回到北京，《汇报提纲》是到了会场后才看到的，他来不及准备，即席讲了些话，而且记录得很差，记的不都是他讲的话。我是那个汇报会的参加者，应该说那个记录记得是很好的。知道这件事后，我有两方面的想法：一是那时他是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连一个小小的造反派头子都怕；另一方面是感到他不是个“厉害”的人，是一个不会“整人”的人，比较忠厚。那天听汇报做了不少插话和发言的副总理，不只是他一个，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谷牧都插了话，别人都沉得住气，他何必去解释？我觉得他实在太胆小了。
　　没有想到，不到一年“四人幫”被粉碎，对粉碎“四人帮”一事听到很多说法，但详细的正式报道至今未见。大家都知道华国锋、叶剑英同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华国锋当时能下这样一个决心，并把这件事办成，确实不容易。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想人不可以貌相。
　　后来又有一件事使我对他有不好的看法。
　　粉碎“四人帮”后，他已经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我们党内就有这样一些喜欢抬轿子、吹喇叭的人，用过去对待毛泽东的态度对待他，称他作“英明领袖”，“英明领袖”变成他的代名词。有一段时间，报刊上、文艺节目里，乃至小学教科书上都充斥歌颂华国锋的内容。我列席十一届二中全会，分组会上有好几个人发表意见，主张在我国宪法的序言里写进华国锋的名字。
　　这样的事情是很突出的。但是我又觉得这不能全怪他，或者说不能主要怪他，因为这是毛泽东时就有的现象，说得远一些是斯大林时就有的现象。要华国锋坚决反对这种封建残余，我认为是难以做到的。
　　在1978年那一段时间内，《人民日报》和其他报刊在报道中、在文章中，同华国锋对着干的东西不少，可是华国锋并没有去整这些传媒。
　　他下台后，我有时在会场上、有时在北京医院里遇见他，我对他总是很友好的，虽然我对他的有些主张曾经是坚决反对过的。
　　（摘自《周末》08.04.17）B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