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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化，今天的主要矛盾变成了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因此，把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作为下一步改革攻坚的基本目标之一，已成为广泛共识。
中国公众对“三座大山”的直观感受第一次被量化了。
四月初，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的《中国公共服务发展报告2006》指出，我国当前政府公共服务“总体水平偏低、发展不平衡、效率低、水平趋同”，基本公共服务综合绩效整体处于偏低水平。
这一据称是首次全面评估我国公共服务绩效的报告，建立了一个包含165项指标的政府公共服务综合评估体系，全面评估了我国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公共安全、环境保护、一般公共服务等八类基本公共服务。
报告的结论是，我国政府对公共支出的绩效考评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还未形成政府公共支出讲效益的制度环境、监督环境，未建立科学、合理、规范的评价体系。
这份于今年两会闭幕20多天后发布的报告，再次使一个敏感的话题成为焦点：公共服务，会不会成为改革的下一场攻坚战？
新的矛盾产生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九大目标和任务之一，就是“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
一种共识是，公共服务成为公众焦点，是改革的自然阶段和结果。
在近30年的改革中，市场经济带来了无穷的活力，民众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但人们发现，他们仍在小康之路上艰难起步，一个普遍的感受是，尽管收入有了提高，但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的压力远远高于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在这种压力下，即使是自认是中产阶级的人也没有充裕和富足的感觉。
而这种感受的最深层原因是，民众不得不独自承受本应由政府承担或分担的责任与风险。
当前现阶段的主要经济社会矛盾可概括为两大部分，一是经济快速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大；二是人们全面快速增长的公共需求与公共产品严重短缺、公共服务不到位的矛盾。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群体之间差距扩大，社会事业发展滞后。
不止一位经济学家警告：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同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会日益凸显，并可能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妨碍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原因很简单，公共需求得不到有效的满足，社会发展就会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将会进一步加剧。
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设计的《2006’中国改革调查问卷》显示，对下一步改革目标为“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公共服务体制”的提法，94.62%的专家表示赞同。他们普遍认为，在利益关系多元化的背景下，改革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与挑战，已经进入到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推进阶段，需要加大改革力度，实现新突破。
提供更加完备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是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需要。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接受阳光卫视和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社会公平方面、在政府的服务方面，我们还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医疗、教育、住房，这些方面城乡的差别都是人为造成的，这是可以改的。而且我们现在也有相当大的条件，因为我们税收增加得非常快，2006年上半年的税收增加22%，GDP增加11%，又是翻了一番。” 茅于轼认为，现在政府手里已经有很多钱了，完全有能力来解决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提高问题。
因此，我们改革很重要的方向，是使得我们社会更公平、更和谐。
十六届六中全会把建立公共型服务政府作为政府转型的目标，就是要把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
2007年1月，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题为《2007年改革的重点和难点》的文章中提到：“良好的公共治理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一项最具稀缺性的公共产品。”因此，“如何在有限的政府资源的约束之内进一步强化、优化公共服务职能，跟上社会需求不断提高的步伐，是今后若干年中各级政府都将面对的一个严峻挑战。”
因此，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将成为中国下一步改革的中心和重点。
“政府责任”不能减持
《中国公共服务发展报告2006》对我国当前政府公共服务评价概括为：“总体水平偏低、发展不平衡、效率低水平趋同”。
基本公共服务综合绩效整体水平如何？报告中用了“三个落后”：对公共服务投入的增长速度落后于总体财政支出增长速度，公共服务发展速度落后于整体经济增长速度，公共服务供给数量和质量落后于公众现实需求。
“三个落后”的根源在哪里？公众和舆论普遍认为，是政府的功能未转变到公共服务上。
统计显示，在我国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是16．7％，不仅大大低于用于经济建设的24％，甚至低于政府行政支出的17％。
另一组数据显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财政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一般不低于4%，高的达到8%左右，我国2005年全国平均水平达到3.4%。财政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是61.8%，发达国家是73%，我国平均是40%左右。财政投入的不足导致了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公共服务保障不足。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就业、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服务严重缺乏。
除教育和医疗两大方面，科技、就业、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也远远不够，据国内有关学者估算，考虑各种隐性失业因素，中国城市实际失业率大约在8%～10%之间，而相关的救助机制远未到位。财政用于抚恤和社会福利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50多年来几乎徘徊在1%～2%之间。
政府公共服务投入不足，加重了百姓的生活负担，加剧了社会矛盾。零点公司在2005年岁末对居民生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居民的社会安全感从2003年至2005年已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农村居民的社会安全感更是大幅下降。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朱庆芳研究员从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中，选取了38个重要指标组成一组指标体系，概括并反映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些不平衡现象。其中，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指数难以乐观。从1979～2004年26年间，中国社会秩序指数年均递减1.7%，社会稳定指数则年均递减1.1％。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政府对于医疗卫生、教育、社保等投入不足，导致百姓不敢消费，抑制了经济发展。据世界银行的数字，中国是世界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中国接近万亿的养老、医疗等社会欠账，导致居民消费率低，因此，经济增长只能依赖过高的投资和出口。
“发展是硬道理”被片面理解为“发展经济是硬道理”，这是民众和舆论对政府部门忽视公共服务的最直观评价。热衷于经济腾飞，醉心于GDP增速，导致关乎民生的公共服务长期缺位。
公共服务是花费纳税人税款，由公共权力部门提供的、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产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最传统、最朴素的行政管理理念。
现代行政理念中，政府的四大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但无论以传统的还是现代的行政管理理念衡量，目前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整体上都处于偏低水平。如果再比照30年来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反差就更加明显。
一方面是，连续20多年平均超过9%GDP增速、超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2006年突破20万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另一方面是越来越突出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的矛盾。GDP在增高，社会矛盾在增大。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政府的责任绝不能减持。
“经济总量是硬指标，基本公共服务是软约束”这思路已遭到广泛质疑，而行政的超高支出更为千夫所指。中国社科院2006年社会蓝皮书指出，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读书、公款送礼、公车消费、文山会海等项支出超过1.1万亿元，是当年财政增收5915.95亿元的近两倍。在许多贫困地区，政府的楼堂馆所却堪比白宫。
据统计，我国政府总开支中，行政公务支出近40％，医疗、教育、科技、社保、公交、环保等公共服务支出只占25％。而在发达国家政府总开支中，行政公务支出只占3％～15％，公共服务开支超过70％。
笔名为“皇甫平”的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在《改革不可动摇》的文章中提出：政府的功能未转变在公共服务上。他认为：“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情形愈来愈严重，主要是中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出现了问题。政府原本的功能应该在调节经济政策，监督经济，管理社会，增加公共服务的使命。”
显然，政府的管理错位导致其在公共服务上的失职，然而，更重要的是公共服务机制的残缺。
经济学家迟福林则认为：公共服务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等问题，其根源在于体制机制不健全：一是公共服务供给中没有形成规范的分工和问责制，在事实上造成了公共服务指标的软化；二是没有形成公共服务可持续的财政支持体制，财政功能性支出比例最大的仍然是经济建设性支出。实践证明，如果没有一个制度化的约束，公共服务支出并不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同步增长；三是城乡二元分割的公共服务制度安排，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距；四是尚未形成公共服务的多元社会参与机制和有效的监管机制。
舆论和社会各方面的专家为改善公共服务开出了各式各样的药方，尤其是对针对明确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责任、不断创新公共服务机制等方面，真正转变政府职能，更多发展社会福利，公共品欠账问题的呼声甚高，看来，改革已经改到政府头上了。
均等化：公平原则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公共服务分配的公平原则，它是指政府要为社会公众提供基本的、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标准的、最终大致均等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包括义务教育、基础卫生医疗、就业和社会保障等。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长期关注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分别于2005年和2006年先后完成了《人的三层含义与基本公共服务平等化》和《中国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两份报告，对基本公共服务平等化问题进行了探讨，引起社会关注。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常修泽教授阐释了他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观点。他提出了基本把握方向：
第一，全体公民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和原则应该均等。要逐步给阻隔在鸿沟两旁的民众提供均等的机会，这是最重要的。第二，全体公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结果应该大体相等。“大体相等”不是搞绝对平均主义。第三，要尊重某些社会成员的自由选择权。不能一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否定人民的自由选择权，如果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搞成计划经济时代的“配给制”，那就把“龙种”变成“跳蚤”了。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内容纷繁复杂，各阶层民众诉求不一，政府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对此，常修泽教授将现阶段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内容界定在以下四个方面：1. 提供就业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障等“基本民生性服务”；2. 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公共文化等“公共事业性服务”；3. 在公益性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公益基础性服务”；4. 生产安全、消费安全、社会安全、国防安全等“公共安全性服务”。
看来，以制度来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成为下一步改革和发展的共识：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将传统财政体制向公共财政体制转变，才能彻底改变“经济总量是硬指标，基本公共服务是软约束”的不合理现状。
市场化：良方，还是毒药？
“房改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提前给你送终。”
可以把这句顺口溜理解为最极端、最夸张的调侃，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公众对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极度恐惧。
改革开放近30年的历程表明，市场经济不是个坏东西，它在许多领域释放出了活力，公共服务领域没有理由拒绝市场化。
然而，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服务市场化？至今这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因而在同一个名义下，可以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
2007年1月1日，北京出台的《关于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意见》正式施行，宣告了北京公交服务市场化改革的结束。为此，北京市财政在今年将投入116.5亿元，用于本轮改革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交部门的亏损补贴。北京市政府还将投资1000余亿元人民币用于交通环境等方面的改善。这意味着通过政府补贴，北京市民可以享受价廉质优的公交服务。
而不久前，湖北武汉市新马社区幸福路28户居民饱受断电之苦。原因是，供电部门说，必须增装变压器。变压器的安装费用大约1万元，摊到每户居民头上得35元，昂贵的报装费用让居民望而却步。而这一措施也被认为是供电事业“市场化”的举措。
北京市民在享受着“结束公交服务市场化改革”，28户武汉市民在品尝着“供电事业市场”的苦果。对中国公众来说，公共服务领域里的“市场化”确实是个可怕的字眼。
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市场经济在公共产品领域中往往会出现“市场失灵”。“公共服务市场化”不仅难以解决公共产品短缺的问题，还会引发一系列矛盾。教育市场化和医疗市场化改革已被公认为失败，它说明，属于基本民生类的公共服务绝不能完全推给市场，而必须由政府承担。
百姓恐惧市场化，绝不是因为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市场化机制，而是担心政府有关部门以市场化的名义，把本应担负的责任推给百姓。前些年，公共服务的提供机构在市场化改革的旗号下，不断增强营利化倾向，加重了百姓的生活负担。
其实，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在公共服务中引入市场机制，是公共管理手段中的创新，这种创新的内涵是，政府某些公共服务项目，委托、代理、合同、承包等市场化手段，让非政府来承担，政府制定标准进行监督和管理。这样，一来可以让非国有资本进入公共服务领域，形成竞争，二来可以降低公共服务的门槛。这种做法在国外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但是，这种方式引入中国后却走了样，主要原因是政府部门放弃了制定公共政策的责任，甚至推卸责任，转嫁了应该提供的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负担。
近年来各种变质的“公共服务市场化”导致的各种恶果和危机证明，在非国有资本参与程度低、多元公共治理结构尚未形成的形势下，要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的基本边界，政府必须明晰自身定位和功能，承担起最重要的责任，而不能任由过度市场化。
中国公众对“三座大山”的直观感受第一次被量化了。
四月初，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的《中国公共服务发展报告2006》指出，我国当前政府公共服务“总体水平偏低、发展不平衡、效率低、水平趋同”，基本公共服务综合绩效整体处于偏低水平。
这一据称是首次全面评估我国公共服务绩效的报告，建立了一个包含165项指标的政府公共服务综合评估体系，全面评估了我国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公共安全、环境保护、一般公共服务等八类基本公共服务。
报告的结论是，我国政府对公共支出的绩效考评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还未形成政府公共支出讲效益的制度环境、监督环境，未建立科学、合理、规范的评价体系。
这份于今年两会闭幕20多天后发布的报告，再次使一个敏感的话题成为焦点：公共服务，会不会成为改革的下一场攻坚战？
新的矛盾产生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九大目标和任务之一，就是“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
一种共识是，公共服务成为公众焦点，是改革的自然阶段和结果。
在近30年的改革中，市场经济带来了无穷的活力，民众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但人们发现，他们仍在小康之路上艰难起步，一个普遍的感受是，尽管收入有了提高，但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的压力远远高于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在这种压力下，即使是自认是中产阶级的人也没有充裕和富足的感觉。
而这种感受的最深层原因是，民众不得不独自承受本应由政府承担或分担的责任与风险。
当前现阶段的主要经济社会矛盾可概括为两大部分，一是经济快速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大；二是人们全面快速增长的公共需求与公共产品严重短缺、公共服务不到位的矛盾。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群体之间差距扩大，社会事业发展滞后。
不止一位经济学家警告：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同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会日益凸显，并可能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妨碍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原因很简单，公共需求得不到有效的满足，社会发展就会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将会进一步加剧。
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设计的《2006’中国改革调查问卷》显示，对下一步改革目标为“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公共服务体制”的提法，94.62%的专家表示赞同。他们普遍认为，在利益关系多元化的背景下，改革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与挑战，已经进入到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推进阶段，需要加大改革力度，实现新突破。
提供更加完备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是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需要。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接受阳光卫视和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社会公平方面、在政府的服务方面，我们还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医疗、教育、住房，这些方面城乡的差别都是人为造成的，这是可以改的。而且我们现在也有相当大的条件，因为我们税收增加得非常快，2006年上半年的税收增加22%，GDP增加11%，又是翻了一番。” 茅于轼认为，现在政府手里已经有很多钱了，完全有能力来解决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提高问题。
因此，我们改革很重要的方向，是使得我们社会更公平、更和谐。
十六届六中全会把建立公共型服务政府作为政府转型的目标，就是要把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
2007年1月，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题为《2007年改革的重点和难点》的文章中提到：“良好的公共治理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一项最具稀缺性的公共产品。”因此，“如何在有限的政府资源的约束之内进一步强化、优化公共服务职能，跟上社会需求不断提高的步伐，是今后若干年中各级政府都将面对的一个严峻挑战。”
因此，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将成为中国下一步改革的中心和重点。
“政府责任”不能减持
《中国公共服务发展报告2006》对我国当前政府公共服务评价概括为：“总体水平偏低、发展不平衡、效率低水平趋同”。
基本公共服务综合绩效整体水平如何？报告中用了“三个落后”：对公共服务投入的增长速度落后于总体财政支出增长速度，公共服务发展速度落后于整体经济增长速度，公共服务供给数量和质量落后于公众现实需求。
“三个落后”的根源在哪里？公众和舆论普遍认为，是政府的功能未转变到公共服务上。
统计显示，在我国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是16．7％，不仅大大低于用于经济建设的24％，甚至低于政府行政支出的17％。
另一组数据显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财政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一般不低于4%，高的达到8%左右，我国2005年全国平均水平达到3.4%。财政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是61.8%，发达国家是73%，我国平均是40%左右。财政投入的不足导致了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公共服务保障不足。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就业、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服务严重缺乏。
除教育和医疗两大方面，科技、就业、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也远远不够，据国内有关学者估算，考虑各种隐性失业因素，中国城市实际失业率大约在8%～10%之间，而相关的救助机制远未到位。财政用于抚恤和社会福利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50多年来几乎徘徊在1%～2%之间。
政府公共服务投入不足，加重了百姓的生活负担，加剧了社会矛盾。零点公司在2005年岁末对居民生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居民的社会安全感从2003年至2005年已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农村居民的社会安全感更是大幅下降。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朱庆芳研究员从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中，选取了38个重要指标组成一组指标体系，概括并反映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些不平衡现象。其中，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指数难以乐观。从1979～2004年26年间，中国社会秩序指数年均递减1.7%，社会稳定指数则年均递减1.1％。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政府对于医疗卫生、教育、社保等投入不足，导致百姓不敢消费，抑制了经济发展。据世界银行的数字，中国是世界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中国接近万亿的养老、医疗等社会欠账，导致居民消费率低，因此，经济增长只能依赖过高的投资和出口。
“发展是硬道理”被片面理解为“发展经济是硬道理”，这是民众和舆论对政府部门忽视公共服务的最直观评价。热衷于经济腾飞，醉心于GDP增速，导致关乎民生的公共服务长期缺位。
公共服务是花费纳税人税款，由公共权力部门提供的、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产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最传统、最朴素的行政管理理念。
现代行政理念中，政府的四大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但无论以传统的还是现代的行政管理理念衡量，目前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整体上都处于偏低水平。如果再比照30年来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反差就更加明显。
一方面是，连续20多年平均超过9%GDP增速、超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2006年突破20万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另一方面是越来越突出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的矛盾。GDP在增高，社会矛盾在增大。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政府的责任绝不能减持。
“经济总量是硬指标，基本公共服务是软约束”这思路已遭到广泛质疑，而行政的超高支出更为千夫所指。中国社科院2006年社会蓝皮书指出，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读书、公款送礼、公车消费、文山会海等项支出超过1.1万亿元，是当年财政增收5915.95亿元的近两倍。在许多贫困地区，政府的楼堂馆所却堪比白宫。
据统计，我国政府总开支中，行政公务支出近40％，医疗、教育、科技、社保、公交、环保等公共服务支出只占25％。而在发达国家政府总开支中，行政公务支出只占3％～15％，公共服务开支超过70％。
笔名为“皇甫平”的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在《改革不可动摇》的文章中提出：政府的功能未转变在公共服务上。他认为：“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情形愈来愈严重，主要是中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出现了问题。政府原本的功能应该在调节经济政策，监督经济，管理社会，增加公共服务的使命。”
显然，政府的管理错位导致其在公共服务上的失职，然而，更重要的是公共服务机制的残缺。
经济学家迟福林则认为：公共服务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等问题，其根源在于体制机制不健全：一是公共服务供给中没有形成规范的分工和问责制，在事实上造成了公共服务指标的软化；二是没有形成公共服务可持续的财政支持体制，财政功能性支出比例最大的仍然是经济建设性支出。实践证明，如果没有一个制度化的约束，公共服务支出并不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同步增长；三是城乡二元分割的公共服务制度安排，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距；四是尚未形成公共服务的多元社会参与机制和有效的监管机制。
舆论和社会各方面的专家为改善公共服务开出了各式各样的药方，尤其是对针对明确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责任、不断创新公共服务机制等方面，真正转变政府职能，更多发展社会福利，公共品欠账问题的呼声甚高，看来，改革已经改到政府头上了。
均等化：公平原则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公共服务分配的公平原则，它是指政府要为社会公众提供基本的、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标准的、最终大致均等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包括义务教育、基础卫生医疗、就业和社会保障等。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长期关注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分别于2005年和2006年先后完成了《人的三层含义与基本公共服务平等化》和《中国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两份报告，对基本公共服务平等化问题进行了探讨，引起社会关注。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常修泽教授阐释了他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观点。他提出了基本把握方向：
第一，全体公民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和原则应该均等。要逐步给阻隔在鸿沟两旁的民众提供均等的机会，这是最重要的。第二，全体公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结果应该大体相等。“大体相等”不是搞绝对平均主义。第三，要尊重某些社会成员的自由选择权。不能一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否定人民的自由选择权，如果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搞成计划经济时代的“配给制”，那就把“龙种”变成“跳蚤”了。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内容纷繁复杂，各阶层民众诉求不一，政府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对此，常修泽教授将现阶段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内容界定在以下四个方面：1. 提供就业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障等“基本民生性服务”；2. 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公共文化等“公共事业性服务”；3. 在公益性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公益基础性服务”；4. 生产安全、消费安全、社会安全、国防安全等“公共安全性服务”。
看来，以制度来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成为下一步改革和发展的共识：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将传统财政体制向公共财政体制转变，才能彻底改变“经济总量是硬指标，基本公共服务是软约束”的不合理现状。
市场化：良方，还是毒药？
“房改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提前给你送终。”
可以把这句顺口溜理解为最极端、最夸张的调侃，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公众对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极度恐惧。
改革开放近30年的历程表明，市场经济不是个坏东西，它在许多领域释放出了活力，公共服务领域没有理由拒绝市场化。
然而，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服务市场化？至今这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因而在同一个名义下，可以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
2007年1月1日，北京出台的《关于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意见》正式施行，宣告了北京公交服务市场化改革的结束。为此，北京市财政在今年将投入116.5亿元，用于本轮改革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交部门的亏损补贴。北京市政府还将投资1000余亿元人民币用于交通环境等方面的改善。这意味着通过政府补贴，北京市民可以享受价廉质优的公交服务。
而不久前，湖北武汉市新马社区幸福路28户居民饱受断电之苦。原因是，供电部门说，必须增装变压器。变压器的安装费用大约1万元，摊到每户居民头上得35元，昂贵的报装费用让居民望而却步。而这一措施也被认为是供电事业“市场化”的举措。
北京市民在享受着“结束公交服务市场化改革”，28户武汉市民在品尝着“供电事业市场”的苦果。对中国公众来说，公共服务领域里的“市场化”确实是个可怕的字眼。
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市场经济在公共产品领域中往往会出现“市场失灵”。“公共服务市场化”不仅难以解决公共产品短缺的问题，还会引发一系列矛盾。教育市场化和医疗市场化改革已被公认为失败，它说明，属于基本民生类的公共服务绝不能完全推给市场，而必须由政府承担。
百姓恐惧市场化，绝不是因为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市场化机制，而是担心政府有关部门以市场化的名义，把本应担负的责任推给百姓。前些年，公共服务的提供机构在市场化改革的旗号下，不断增强营利化倾向，加重了百姓的生活负担。
其实，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在公共服务中引入市场机制，是公共管理手段中的创新，这种创新的内涵是，政府某些公共服务项目，委托、代理、合同、承包等市场化手段，让非政府来承担，政府制定标准进行监督和管理。这样，一来可以让非国有资本进入公共服务领域，形成竞争，二来可以降低公共服务的门槛。这种做法在国外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但是，这种方式引入中国后却走了样，主要原因是政府部门放弃了制定公共政策的责任，甚至推卸责任，转嫁了应该提供的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负担。
近年来各种变质的“公共服务市场化”导致的各种恶果和危机证明，在非国有资本参与程度低、多元公共治理结构尚未形成的形势下，要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的基本边界，政府必须明晰自身定位和功能，承担起最重要的责任，而不能任由过度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