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载，江苏省盐城市辖各县市区，多年来以文件形式要求各级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等为当地红十字会的“博爱万人捐”活动捐款，并按级别规定数额。盐城市盐都区所属机关在一次“强捐”活动中，甚至捐款直接从财政统发工资人员的工资系统中代扣。直接从财政统发工资人员的工资系统中代扣捐款，是网友对“博爱万人捐”活动质疑的焦点。而按行政级别规定捐款数额，则是典型的“权力慈善”。因为无论是公务员，还是普通个体户，都对自己的合法收入拥有完整的所有权和支配权。是否捐款？由公民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决定。捐款多少？也是公民的自愿。如此强行扣款、按行政级别规定捐款数额，则是典型的“权力慈善”。
　　无独有偶，陕西省神木县政府通过政府发文、县领导负责、派出所等基层单位执行、地毯式派捐（广泛暗示如不捐就有后果）等方式，从本地商业企业那里“筹集”43亿元（计划目标100亿）成立民生慈善基金会，一举成为中国“最大的非公募基金会”。
　　以行政命令为后盾的“权力慈善”，从制度和伦理层面违背了慈善在民间的基本原则：首先，慈善组织和慈善项目必须尊重捐款人意愿，但在类似盐城市、神木县的捐款过程和民生项目实施过程中，捐款人根本就没有发言权，甚至捐款本身有很大程度上的无奈；其次，慈善组织作为社会领域的部门，必须独立于政府，但在类似民生慈善基金会之类的组织，往往作为决策层的理事会中绝大部分是现任官员，或者退休官员，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官员俱乐部”；再次，慈善组织必须受社会监管，但这样的慈善组织，则由于行政权力护持而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社会组织监督。总之，“由权力介入社会领域、直接接管慈善事业的结果，必然是扭曲慈善事业的发展，对于真正的慈善来说，则是一种伤害”（前民政部长崔乃夫语）。
　　在以民间为主体的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政府确实应当有所管理与倡导，但应讲究具体的方式。政府应当为慈善做的，是制定法规、出台制度，并对慈善基金的募集、使用合法性进行有效监管。大事故大灾难发生之后，媒体经常披露出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的情况，在这方面政府监督是必要的。但是，政府权力过度伸展到市场和社会领域，非常可能产生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由于市场和社会的行政化而导致高发的腐败；二是行政权力介入将导致市场和社会的效率降低。至于政府做慈善的低效更是有目共睹。神木县民生慈善基金会快速筹资数十亿元，而用于慈善的仅6000万元，还不到零头的零头，绝大多数资金并未有效用于慈善领域。
　　慈善行为本质上是以社会成员的慈善心为道德基础，是人们完全发自内心、心甘情愿的行善之举。正是由于慈善是每个人心中的善良与美德的自发流露，捐款是人们心甘情愿地自我付出，才能使它在毫无强制力的约束下循序渐进、细水长流地累积财富、累积善举。
　　如果“权力慈善”大行其道，则慈善本身将危若累卵。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尽快制订出台相关的管理办法，尽早将“权力慈善”关进制度的笼子。如此，则是慈善之福，慈善之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