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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悠久，典籍浩瀚。说起史书的体裁或编撰体例，人们往往会想到“编年”和“纪传”两种，前者以“时”为线索，代表作有《春秋左氏传》《资治通鉴》等;后者以“人”为线索，代表作有《史记》《汉书》等。唐代著名史论家刘知幾曾对编年、纪传两种体裁进行比较，认为二者“互有得失”，应当“并行于世”。的确，在唐以前，“编年”和“纪传”是古代史书编纂的主要体例。到了南宋时期，袁枢根据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别出心裁地编成以“事”为线索的《通鉴纪事本末》一书，“遂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实前古之所未见”。于是在编年、纪传二体之外，中国史坛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史学体裁—纪事本末体。袁枢和他的《通鉴纪事本末》，以及后世其他纪事本末体著作，为丰富和发展我国史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史学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袁枢，字机仲，南宋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人，生于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卒于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一生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
大约在魏晋“五胡乱华”时期，袁枢的先祖由河南汝南一带避乱南迁，至南宋时已定居在福建建安了。当时的建安地区文化较为发达，“家有诗书，户藏法律，其民之秀者押于文”。袁枢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出生和成长的。
袁枢从小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据说八岁时就在屏风间题了一首诗：“泰山一叶轻，沧浪一滴水。我观天地间，何啻犹一指。”表现出了不凡的抱负。十七岁时，袁枢入太学，他勤勉好学，二十岁时参加国子监考试，所作文章深受当时学者的赞赏，认为他将来必成大器。三十三岁时，袁枢又参加了礼部考試，“词赋第一，隆兴元年登进士”。从此他涉足官场，开始了三十余年的官宦生活。
隆兴元年（1163），袁枢任温州判官，不久调任兴化军教授，又调任礼部试官除太学录。
乾道九年（1173），调任严州（今浙江建德）教授。在此职位上，他利用闲暇时间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的历史巨著—《通鉴纪事本末》。接着，他又任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官、工部郎官兼吏部郎官、提举江东常平茶盐、处州知州、吏部员外郎、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国子祭酒、常德知府、江陵知府等职。六十六岁时，他因朱熹道学被定为“伪学”一事受到牵连，被弹劾而罢官。此后，袁枢过起了闲居著述的生活，他每日杖履，游山玩水，饮酒赋诗，同时深究学术，初好史而复好经，致力于《易经》的探索，著有《易传解义》《周易辨异》《易童子问》等。
袁枢为官三十余年，赢得了不少好评，可谓是誉满士林！他针对当时统治阶层中存在的言路不开、结党营私的风气，以及偏安江南的思想，向孝宗皇帝提出了三疏：“一论开言路以养忠孝之气，二论规恢复当图万全，三论士大夫多虚诞、侥荣利。”他的政治活动基本都是围绕这三点展开的。
“一论开言路以养忠孝之气”，这是针对南宋最高统治者而提出的。袁枢历陈往事，举出自汉武帝至唐文宗，凡是偏听奸佞之言者，都造成了国家的祸乱，并以这个历史教训来规劝孝宗不要与“固有诈伪而似诚实，佞而似忠鲠者”共商国家大事，而要辨别忠奸，远离“小人”。但孝宗不听劝告，导致当时“士风日蔽，人才日偷”，党争不息，言路不开，政治不清明。
在太府丞任上，袁枢虽负责管理财政而非言事之官，但他却提出朝中之人互相勾结，招权纳赂，进退大臣，造成国事不振的时弊，并向孝宗直接指出臣下结党营私的根源，是因为皇帝有偏护之心，再一次规劝孝宗不要听信“小人”的毁誉，而要广开言路，听从国人的意见。
后来，袁枢又到处州任地方官，虽“处江湖之远”，却时刻“忧其君”。他不惜得罪当朝权臣，而直言披露佞臣所施展的手腕，以及台谏之臣不能发挥纠正纪纲的作用，导致言路不畅，政令不行。
虽然袁枢的谏言没有被皇帝采纳，但他不畏权势、直言谔谔、大义凛然的精神赢得了后人的赞许。
“二论规恢复当图万全”，这是针对南宋自高宗以来朝廷中出现的向金乞和、偏安江南的现象而提出的。孝宗即位后摆出一副要收复中原的架式，修筑城防，积极备战，张北伐之声势。袁枢向孝宗提出建议：“古之谋人国者，必示之以弱，苟陛下志复金仇，臣愿蓄威养锐，勿示其形。”后来，袁枢在巡视真、扬、庐、和四郡灾情时，发现前线军事布署的失误，于是积极建议军事布署的重点应放在两淮。
应该说，袁枢的奏议是在金军虎视耽耽、民族矛盾尖锐、南宋朝廷中抗战派和妥协派斗争极为激烈的情况下提出的，他认识到收复中原是国家“图万全”的根本大计，其爱国之心和家国情怀由此可见。
“三论士大夫多虚诞、侥荣利。”袁枢对朝廷中出现的虚诞、荣利现象是嫉恶如仇、直言不讳的。张说因与皇后沾亲而被任命为签书枢密院事，掌握兵权。任命下达后，众臣哗然。袁枢对此更是愤慨，乃向皇帝进谏，迫使孝宗不得不采纳了他的意见。
袁枢任大理少卿时，“以仪法纠百官之失，职在监察群僚”的殿中侍御史冷世光收受贿赂，包庇罪民高氏。袁枢对冷氏的行为进行了揭发，最终孝宗罢免了冷世光的职务。史书评价说：“以朝臣劾御史，实自枢始”。
在江陵知府任内，袁枢发现江陵地处长江边，年年被江水侵袭，堤岸崩决，百姓受灾。为了防备水患，他迁徙百姓到他地居住，并种树数万株，维护堤岸。袁枢的爱民之心体现于此。
这就是袁枢，一个有爱国爱民之心和愤世疾邪之志的人，他是诤谏之臣，是不畏权贵之臣，是刚毅正直之臣，从而赢得了后世的赞誉。
此外，袁枢还继承了我国古代史家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他兼国史院编修官负责修国史列传时，章惇的后代（章惇，北宋中期政治家，官至宰相。在《宋史》中，他被列入《奸臣传》中）曾以同乡的关系，请求袁枢对章惇的传记加以文饰。袁枢的态度十分坚决，说：“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后世公议。”这种不徇私情的治史精神，受到了当时人的赞叹，称他“无愧古良史”。这大概也是《通鉴纪事本末》能影响后世的原因之一。 袁枢为什么要编《通鉴纪事本末》一书？
袁枢为什么要编写《通鉴纪事本末》这部书呢？
首先就是便于阅读。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典籍丰富的国家。面对汗牛充栋的典籍，人们往往无从下手。司马光就曾说过：“《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不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因此编写一部简明而又完备的通史，便成为社会的普遍要求。《资治通鉴》就是适应这一形势而产生的一部编年体通史。相比于各种繁富的史书，《资治通鉴》算是简要得多了。然而这种“简要”，主要是针对处理史料的繁复性而言。
对于读者来说却是另一回事。近三百卷的《资治通鉴》摆在面前，展卷开篇，今日三事，明日五事，日复一日，故事杂陈，欲弄清重大事件的脉络，也是很不容易的。为《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讲了一件事：“公（指司马光）自言：‘修《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欠伸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遍观者矣。”这个说法或许有些夸张，但循卷而读，因不易弄清史事的发展而产生闷倦，难以卒读，则是实际困难。
这就涉及到编年体史书的一个弊病，这类体裁的史书以“年”为经，突出的是以时间为线索的历史发展顺序，逐年记载所发生的多项事情，而一完整的事件，则被年、月、日分割成若干碎片，如此一来人们便不易了解一件事的全貌，若想得知事件的始末，则需翻阅若干卷。梁启超总结说：“编年体之记述，无论若何巧妙，其本质总不能离账簿式。读本年所纪之事，其原因在若干年前者，或已忘其来历;其结果在若干年后者，苦不能得其究竟。非直翻检为劳，抑亦寡味矣。”
南宋詩人、政治家杨万里具体描述了自己阅读《资治通鉴》时的困难：“予每读《通鉴》之书，见其事之肇于斯，则惜其事之不竟于斯。盖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绎其终。揽其终，莫志其初。如山之峨，如海之茫。盖编年系日，其体然也。”“如山之峨，如海之茫”，一语道出了读《资治通鉴》的困惑感。杨万里是著名学者，他读《通鉴》已感到如此困难，其他人不问便知了。
具有“爱君忧国之心，愤世疾邪之志”的袁枢，对于《资治通鉴》这部书是颇为推崇的，但在阅读时同样有杨万里的感受，于是他决定对《通鉴》这部书进行改编，使其成为一部便于阅读，便于从中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著作。
袁枢敏锐地抓住《通鉴》“一事之首尾，或散见于数十百年之间，不相缀属，读者病之”的关键问题，以“事”为主线，把《资治通鉴》的史迹“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题后或文中也列有司马光的评语“臣光曰”。也就是说，袁枢把《通鉴》中属于同一事件的原文集中起来，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抄在一起，同时给事件加上标题。就这样，一部上起三家分晋，下至五代周世宗征淮南，包括一千三多年历史、共294卷的《资治通鉴》，被袁枢改编成了有239个专题、仅42卷的《通鉴纪事本末》。
从实际效果看，《通鉴纪事本末》确实达到了解决阅读《资治通鉴》困难的目的。以《秦并六国》一事为例，全文采编自《通鉴》卷二至卷七共140余年的史事，记录了秦国自孝公至秦王政逐步灭六国、统一天下的过程。如果没有袁氏的拆编，我们了解秦统一一事，就需要翻阅6个卷次去查找相关信息，不仅费力，而且稍有疏忽，便可能导致片面的认识。因此，《通鉴纪事本末》编成付梓后，很快便受到人们的广泛肯定。
袁枢编《通鉴纪事本末》，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统治者提供历史上有关治乱兴亡的经验教训，这个意图与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的目的是相同的，即在于“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袁枢是史学家，但他还有一个重要身份就是南宋官员，而且是正直之臣、忧国忧民之臣。
孝宗乾道九年（1173），袁枢出任严州教授。严州是个地瘠民贫的小郡，袁枢到了那里，过着“却怜广文官舍冷，只与文字相周旋”的生活。此时，他将目光专注在历代治乱兴亡的问题上，企图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达到安邦定国的目的。
作为有理想、有抱负的南宋大臣，袁枢编《通鉴纪事本末》有着自己的想法，朱熹在《跋通鉴纪事本末》中说此书的作者“部居门目，始终离合之间，皆曲有微意”。所谓“微意”，无非是指陈王道得失，抒发编者的政治见解。因此袁枢把有关当时政治的主要问题，如杨万里所举的“曰诸侯，曰大盗，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权臣，曰夷狄，曰藩镇”等，作为全书的基本内容，使其成为当时及后世君臣的鉴戒。书中还对《祖逖北伐》《宋文图恢复》《宋明帝北伐》等详加阐述，原因就在于袁枢处在南宋时代，他主张抗金，并有恢复中原之志，联系这一点，就不难看出他编书时的“微意”所在了。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通鉴纪事本末》初刊本刚一问世，立即引起人们的重视。参知政事龚茂良得到此书后，以其特有的眼光，认定此书“有补治道”，于是将其献给了孝宗皇帝。孝宗见到此书，大喜过望，评价比“有补治道”更进一步，说是“治道尽在是矣”，乃命严州“摹印”十部，分赐给皇太子及一些大臣，令其熟读。杨万里在阐明此书“尽治道”的特色时说：国之病“不一矣，而其源不一哉。……得其病之之源，则得其医之之方矣，此书是也。有国者不可无此书。”这是把《通鉴纪事本末》奉为医国之方了。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通鉴纪事本末》的内容是完全抄自《资治通鉴》的，因此，其史料价值并不高，不宜当作原始材料来用。有学者提出《资治通鉴》和《通鉴纪事本末》可以参照阅读，这种方法是可取的。其中说道：当我们阅读《资治通鉴》觉得疲倦时，最好放下来，去翻阅《通鉴纪事本末》。例如，刚刚读完唐朝初年的部分，就歇一会，阅读《通鉴纪事本末》里的“高祖兴唐”“唐平东都”“唐平陇右”“唐平山东”“太宗平内难”“贞观君臣论治”等，这其实是从另一个角度对已经阅读过的材料进行复习，但又不是重复。这就好像一个熟悉的人，换过一身装束再相见，又有不同的惊喜。阅读《资治通鉴》是横着看，阅读《通鉴纪事本末》则是纵深看，“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样才能整体地把握历史。
《通鉴纪事本末》的篇幅比《资治通鉴》少很多，而且以事为纲，眉目清楚，旨趣明确，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一部精萃的历史教科书，同时在传播历史知识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后人总结此书的三大優点：一是将重要史实按次序分别立目，独立成篇，可补编年、纪传两体之不足，即“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二是把浩繁的历史事件整理得“经纬明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弄清了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方便于读者的学习，是学史之捷径。三是把治乱兴亡的政治系统化、故事化，减少了人们读史的困惑，增强了读史的兴趣。
此外，这部书还有一个主要价值，就是为中国史书的编纂创立了一种新的体裁—纪事本末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古之史策，编年而已，周以前无异轨也。司马迁作《史记》，遂有纪传一体，唐以前亦无异轨也。至宋袁枢以《通鉴》旧文，每事为篇，各排比其次第，而详叙其始终，命曰纪事本末，遂又有此一体。”至此，我国古代史书的三大基本体裁—编年、纪传、纪事本末宣告完备。
杨万里、吕祖谦、朱熹等学者在为《通鉴纪事本末》作序跋的时候，惊喜之余，都对袁氏的此项创造性工作夸赞有加。明人徐申进一步评论说：“史之体有二，左氏以编年，而司马氏为纪传世家;编年重在事，而纪传世家重在人。重在事者，其人多阔略而无征;重在人者，其事常散漫而难究。故袁氏之《通鉴本末》出焉。其体兼用左、马，而取其事之最巨与其人之最著者，各以年汇次之，一举始而终瞭然若指掌，读史者尤便之。”徐申看出了以往史书体裁存在的缺点，也看到了袁枢此书的重要意义。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是在纪传与编年二体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另立一家，创造了纪事本末这种历史编纂法。
针对纪事本末这种体裁，近代学者梁启超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盖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故纪事本末体，于吾侪所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又说：“研究历史，必把一件件的史迹看为集团，才有下手的地方，把史迹看作集团研究，就是纪事本末体。”
正是由于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和特点，自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之后，继作踵起。比较有名的有明代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清代马骕的《绎史》，清代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清代李有棠的《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清代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等。这些著作为丰富和发展我国史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誉满士林的袁枢
袁枢，字机仲，南宋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人，生于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卒于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一生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
大约在魏晋“五胡乱华”时期，袁枢的先祖由河南汝南一带避乱南迁，至南宋时已定居在福建建安了。当时的建安地区文化较为发达，“家有诗书，户藏法律，其民之秀者押于文”。袁枢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出生和成长的。
袁枢从小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据说八岁时就在屏风间题了一首诗：“泰山一叶轻，沧浪一滴水。我观天地间，何啻犹一指。”表现出了不凡的抱负。十七岁时，袁枢入太学，他勤勉好学，二十岁时参加国子监考试，所作文章深受当时学者的赞赏，认为他将来必成大器。三十三岁时，袁枢又参加了礼部考試，“词赋第一，隆兴元年登进士”。从此他涉足官场，开始了三十余年的官宦生活。
隆兴元年（1163），袁枢任温州判官，不久调任兴化军教授，又调任礼部试官除太学录。
乾道九年（1173），调任严州（今浙江建德）教授。在此职位上，他利用闲暇时间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的历史巨著—《通鉴纪事本末》。接着，他又任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官、工部郎官兼吏部郎官、提举江东常平茶盐、处州知州、吏部员外郎、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国子祭酒、常德知府、江陵知府等职。六十六岁时，他因朱熹道学被定为“伪学”一事受到牵连，被弹劾而罢官。此后，袁枢过起了闲居著述的生活，他每日杖履，游山玩水，饮酒赋诗，同时深究学术，初好史而复好经，致力于《易经》的探索，著有《易传解义》《周易辨异》《易童子问》等。
袁枢为官三十余年，赢得了不少好评，可谓是誉满士林！他针对当时统治阶层中存在的言路不开、结党营私的风气，以及偏安江南的思想，向孝宗皇帝提出了三疏：“一论开言路以养忠孝之气，二论规恢复当图万全，三论士大夫多虚诞、侥荣利。”他的政治活动基本都是围绕这三点展开的。
“一论开言路以养忠孝之气”，这是针对南宋最高统治者而提出的。袁枢历陈往事，举出自汉武帝至唐文宗，凡是偏听奸佞之言者，都造成了国家的祸乱，并以这个历史教训来规劝孝宗不要与“固有诈伪而似诚实，佞而似忠鲠者”共商国家大事，而要辨别忠奸，远离“小人”。但孝宗不听劝告，导致当时“士风日蔽，人才日偷”，党争不息，言路不开，政治不清明。
在太府丞任上，袁枢虽负责管理财政而非言事之官，但他却提出朝中之人互相勾结，招权纳赂，进退大臣，造成国事不振的时弊，并向孝宗直接指出臣下结党营私的根源，是因为皇帝有偏护之心，再一次规劝孝宗不要听信“小人”的毁誉，而要广开言路，听从国人的意见。
后来，袁枢又到处州任地方官，虽“处江湖之远”，却时刻“忧其君”。他不惜得罪当朝权臣，而直言披露佞臣所施展的手腕，以及台谏之臣不能发挥纠正纪纲的作用，导致言路不畅，政令不行。
虽然袁枢的谏言没有被皇帝采纳，但他不畏权势、直言谔谔、大义凛然的精神赢得了后人的赞许。
“二论规恢复当图万全”，这是针对南宋自高宗以来朝廷中出现的向金乞和、偏安江南的现象而提出的。孝宗即位后摆出一副要收复中原的架式，修筑城防，积极备战，张北伐之声势。袁枢向孝宗提出建议：“古之谋人国者，必示之以弱，苟陛下志复金仇，臣愿蓄威养锐，勿示其形。”后来，袁枢在巡视真、扬、庐、和四郡灾情时，发现前线军事布署的失误，于是积极建议军事布署的重点应放在两淮。
应该说，袁枢的奏议是在金军虎视耽耽、民族矛盾尖锐、南宋朝廷中抗战派和妥协派斗争极为激烈的情况下提出的，他认识到收复中原是国家“图万全”的根本大计，其爱国之心和家国情怀由此可见。
“三论士大夫多虚诞、侥荣利。”袁枢对朝廷中出现的虚诞、荣利现象是嫉恶如仇、直言不讳的。张说因与皇后沾亲而被任命为签书枢密院事，掌握兵权。任命下达后，众臣哗然。袁枢对此更是愤慨，乃向皇帝进谏，迫使孝宗不得不采纳了他的意见。
袁枢任大理少卿时，“以仪法纠百官之失，职在监察群僚”的殿中侍御史冷世光收受贿赂，包庇罪民高氏。袁枢对冷氏的行为进行了揭发，最终孝宗罢免了冷世光的职务。史书评价说：“以朝臣劾御史，实自枢始”。
在江陵知府任内，袁枢发现江陵地处长江边，年年被江水侵袭，堤岸崩决，百姓受灾。为了防备水患，他迁徙百姓到他地居住，并种树数万株，维护堤岸。袁枢的爱民之心体现于此。
这就是袁枢，一个有爱国爱民之心和愤世疾邪之志的人，他是诤谏之臣，是不畏权贵之臣，是刚毅正直之臣，从而赢得了后世的赞誉。
此外，袁枢还继承了我国古代史家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他兼国史院编修官负责修国史列传时，章惇的后代（章惇，北宋中期政治家，官至宰相。在《宋史》中，他被列入《奸臣传》中）曾以同乡的关系，请求袁枢对章惇的传记加以文饰。袁枢的态度十分坚决，说：“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后世公议。”这种不徇私情的治史精神，受到了当时人的赞叹，称他“无愧古良史”。这大概也是《通鉴纪事本末》能影响后世的原因之一。 袁枢为什么要编《通鉴纪事本末》一书？
袁枢为什么要编写《通鉴纪事本末》这部书呢？
首先就是便于阅读。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典籍丰富的国家。面对汗牛充栋的典籍，人们往往无从下手。司马光就曾说过：“《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不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因此编写一部简明而又完备的通史，便成为社会的普遍要求。《资治通鉴》就是适应这一形势而产生的一部编年体通史。相比于各种繁富的史书，《资治通鉴》算是简要得多了。然而这种“简要”，主要是针对处理史料的繁复性而言。
对于读者来说却是另一回事。近三百卷的《资治通鉴》摆在面前，展卷开篇，今日三事，明日五事，日复一日，故事杂陈，欲弄清重大事件的脉络，也是很不容易的。为《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讲了一件事：“公（指司马光）自言：‘修《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欠伸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遍观者矣。”这个说法或许有些夸张，但循卷而读，因不易弄清史事的发展而产生闷倦，难以卒读，则是实际困难。
这就涉及到编年体史书的一个弊病，这类体裁的史书以“年”为经，突出的是以时间为线索的历史发展顺序，逐年记载所发生的多项事情，而一完整的事件，则被年、月、日分割成若干碎片，如此一来人们便不易了解一件事的全貌，若想得知事件的始末，则需翻阅若干卷。梁启超总结说：“编年体之记述，无论若何巧妙，其本质总不能离账簿式。读本年所纪之事，其原因在若干年前者，或已忘其来历;其结果在若干年后者，苦不能得其究竟。非直翻检为劳，抑亦寡味矣。”
南宋詩人、政治家杨万里具体描述了自己阅读《资治通鉴》时的困难：“予每读《通鉴》之书，见其事之肇于斯，则惜其事之不竟于斯。盖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绎其终。揽其终，莫志其初。如山之峨，如海之茫。盖编年系日，其体然也。”“如山之峨，如海之茫”，一语道出了读《资治通鉴》的困惑感。杨万里是著名学者，他读《通鉴》已感到如此困难，其他人不问便知了。
具有“爱君忧国之心，愤世疾邪之志”的袁枢，对于《资治通鉴》这部书是颇为推崇的，但在阅读时同样有杨万里的感受，于是他决定对《通鉴》这部书进行改编，使其成为一部便于阅读，便于从中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著作。
袁枢敏锐地抓住《通鉴》“一事之首尾，或散见于数十百年之间，不相缀属，读者病之”的关键问题，以“事”为主线，把《资治通鉴》的史迹“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题后或文中也列有司马光的评语“臣光曰”。也就是说，袁枢把《通鉴》中属于同一事件的原文集中起来，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抄在一起，同时给事件加上标题。就这样，一部上起三家分晋，下至五代周世宗征淮南，包括一千三多年历史、共294卷的《资治通鉴》，被袁枢改编成了有239个专题、仅42卷的《通鉴纪事本末》。
从实际效果看，《通鉴纪事本末》确实达到了解决阅读《资治通鉴》困难的目的。以《秦并六国》一事为例，全文采编自《通鉴》卷二至卷七共140余年的史事，记录了秦国自孝公至秦王政逐步灭六国、统一天下的过程。如果没有袁氏的拆编，我们了解秦统一一事，就需要翻阅6个卷次去查找相关信息，不仅费力，而且稍有疏忽，便可能导致片面的认识。因此，《通鉴纪事本末》编成付梓后，很快便受到人们的广泛肯定。
袁枢编《通鉴纪事本末》，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统治者提供历史上有关治乱兴亡的经验教训，这个意图与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的目的是相同的，即在于“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袁枢是史学家，但他还有一个重要身份就是南宋官员，而且是正直之臣、忧国忧民之臣。
孝宗乾道九年（1173），袁枢出任严州教授。严州是个地瘠民贫的小郡，袁枢到了那里，过着“却怜广文官舍冷，只与文字相周旋”的生活。此时，他将目光专注在历代治乱兴亡的问题上，企图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达到安邦定国的目的。
作为有理想、有抱负的南宋大臣，袁枢编《通鉴纪事本末》有着自己的想法，朱熹在《跋通鉴纪事本末》中说此书的作者“部居门目，始终离合之间，皆曲有微意”。所谓“微意”，无非是指陈王道得失，抒发编者的政治见解。因此袁枢把有关当时政治的主要问题，如杨万里所举的“曰诸侯，曰大盗，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权臣，曰夷狄，曰藩镇”等，作为全书的基本内容，使其成为当时及后世君臣的鉴戒。书中还对《祖逖北伐》《宋文图恢复》《宋明帝北伐》等详加阐述，原因就在于袁枢处在南宋时代，他主张抗金，并有恢复中原之志，联系这一点，就不难看出他编书时的“微意”所在了。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通鉴纪事本末》初刊本刚一问世，立即引起人们的重视。参知政事龚茂良得到此书后，以其特有的眼光，认定此书“有补治道”，于是将其献给了孝宗皇帝。孝宗见到此书，大喜过望，评价比“有补治道”更进一步，说是“治道尽在是矣”，乃命严州“摹印”十部，分赐给皇太子及一些大臣，令其熟读。杨万里在阐明此书“尽治道”的特色时说：国之病“不一矣，而其源不一哉。……得其病之之源，则得其医之之方矣，此书是也。有国者不可无此书。”这是把《通鉴纪事本末》奉为医国之方了。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通鉴纪事本末》的内容是完全抄自《资治通鉴》的，因此，其史料价值并不高，不宜当作原始材料来用。有学者提出《资治通鉴》和《通鉴纪事本末》可以参照阅读，这种方法是可取的。其中说道：当我们阅读《资治通鉴》觉得疲倦时，最好放下来，去翻阅《通鉴纪事本末》。例如，刚刚读完唐朝初年的部分，就歇一会，阅读《通鉴纪事本末》里的“高祖兴唐”“唐平东都”“唐平陇右”“唐平山东”“太宗平内难”“贞观君臣论治”等，这其实是从另一个角度对已经阅读过的材料进行复习，但又不是重复。这就好像一个熟悉的人，换过一身装束再相见，又有不同的惊喜。阅读《资治通鉴》是横着看，阅读《通鉴纪事本末》则是纵深看，“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样才能整体地把握历史。
纪事本末体的创立及影响
《通鉴纪事本末》的篇幅比《资治通鉴》少很多，而且以事为纲，眉目清楚，旨趣明确，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一部精萃的历史教科书，同时在传播历史知识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后人总结此书的三大優点：一是将重要史实按次序分别立目，独立成篇，可补编年、纪传两体之不足，即“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二是把浩繁的历史事件整理得“经纬明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弄清了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方便于读者的学习，是学史之捷径。三是把治乱兴亡的政治系统化、故事化，减少了人们读史的困惑，增强了读史的兴趣。
此外，这部书还有一个主要价值，就是为中国史书的编纂创立了一种新的体裁—纪事本末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古之史策，编年而已，周以前无异轨也。司马迁作《史记》，遂有纪传一体，唐以前亦无异轨也。至宋袁枢以《通鉴》旧文，每事为篇，各排比其次第，而详叙其始终，命曰纪事本末，遂又有此一体。”至此，我国古代史书的三大基本体裁—编年、纪传、纪事本末宣告完备。
杨万里、吕祖谦、朱熹等学者在为《通鉴纪事本末》作序跋的时候，惊喜之余，都对袁氏的此项创造性工作夸赞有加。明人徐申进一步评论说：“史之体有二，左氏以编年，而司马氏为纪传世家;编年重在事，而纪传世家重在人。重在事者，其人多阔略而无征;重在人者，其事常散漫而难究。故袁氏之《通鉴本末》出焉。其体兼用左、马，而取其事之最巨与其人之最著者，各以年汇次之，一举始而终瞭然若指掌，读史者尤便之。”徐申看出了以往史书体裁存在的缺点，也看到了袁枢此书的重要意义。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是在纪传与编年二体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另立一家，创造了纪事本末这种历史编纂法。
针对纪事本末这种体裁，近代学者梁启超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盖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故纪事本末体，于吾侪所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又说：“研究历史，必把一件件的史迹看为集团，才有下手的地方，把史迹看作集团研究，就是纪事本末体。”
正是由于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和特点，自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之后，继作踵起。比较有名的有明代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清代马骕的《绎史》，清代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清代李有棠的《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清代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等。这些著作为丰富和发展我国史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