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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莫言的《铸剑》阅读，可以看出莫言与鲁迅文学精神的高度共鸣、相似。莫言与鲁迅的文学创作都受到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潮流的巨大影响，两者在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潮流中相遇。莫言从《铸剑》看到的鲁迅精神，是鲁迅魔性叙事的突出特点。莫言的创作中也具有明显的鲁迅式的魔性叙事。莫言与鲁迅的部分创作都属于浪漫主义的极端型写作，都饱含激情、意志力量、怀疑与虚无，都有一种令人震撼的怀疑、反抗精神。
关键词：莫言；鲁迅；魔性叙事；浪漫主义
作者简介：王学谦，男，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4-0100-08
莫言在北京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篇作业叫《〈铸剑〉读后感》1，经过润色，这篇作业以《谁是复仇者？——〈铸剑〉解读》为题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3期）上。这是莫言第一篇专门谈论鲁迅作品的文字，也是观察、理解莫言与鲁迅文学关联的一个重要窗口。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吴福辉发表《莫言的“‘铸剑’笔意”》，对“莫言的《铸剑》”进行解读。吴福辉认为，莫言对《铸剑》的解读抓住了鲁迅的精神实质：《铸剑》是一个复仇的故事，眉间尺是复仇者，黑衣人也是复仇者，但是，真正的复仇者应该是鲁迅。[1]在《透明的红萝卜》中，“‘小黑孩’仿佛是眉间尺和黑衣人的复合体：他有前者的年龄外貌，连外表有点‘愚笨’都近似（所以一块去公社工地应差的小石匠觉得他已经被后娘打傻了），但同样有超常的心灵（能听到头发落地，能嗅到几年前的血腥气，能把菜地看成井畦，梦中的火车能够站立，一个别人吃剩的普通红萝卜看去会晶莹剔透，根须如金色羊毛，内里流淌着银色液体）；后者‘黑衣人’的黑色外表和黑色精神也灌注到‘小黑孩’身上，沉默少语，自尊倔强，而且是反抗的、嘲讽的、超脱的”[1]。莫言对乡村历史的叙述，“也是从《铸剑》走出来的：对待乡土的诸多感情中，复仇、痛恨的激情尤其引人注目”[1]。我以为，把莫言的乡土小说与鲁迅《铸剑》的复仇精神联系起来，当然可以，因为莫言小说确实有着鲁迅的文学精神，可是，莫言创作时间长达三十余年，作品数量又很多，用一个“黑孩儿”就把莫言与鲁迅联系起来，未免过于纤细、脆弱、牵强。还是应该从大处着眼，从莫言的阅读体验看他究竟关注《铸剑》的哪些地方，从《铸剑》里究竟看到了什么，进而从精神实质上去理解莫言与鲁迅的联系。
莫言何以这样喜欢《铸剑》？如果我们熟悉莫言崛起的文学风格，就很容易理解这个问题。在鲁迅的短篇小说中，《铸剑》是最富激情、最浪漫、最奇谲，尤其是最凶悍——“摩罗”的一篇。这种恶魔浪漫主义与莫言的审美追求有较大的重合、共鸣，它和莫言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崛起时的张扬“魔幻”叙事的文学风格乃至整个莫言文学风格都有较大的近似性。莫言与鲁迅文学精神的最深切联系，首先是因为两者都有一种恶魔浪漫主义抑或激烈反抗的现代主义文学精神，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却跨入同一条大河中，他们同属于一种文学类型，或同一种文学谱系。
鲁迅的文学世界是一个复杂的复合体，既有写实风格，也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风格。在鲁迅留学日本时期，适逢西方哲学转向，一部分科学化，变成科学哲学，另一部分则以原来浪漫主义为根基继续向内转，走向生命哲学，即20世纪80年代初期逐渐影响到新时期文学的现代主义。这种现代主义潮流在当时也涌入日本。鲁迅崇拜“摩罗诗人”的魔性浪漫主义和同样具有魔性的现代主义哲学家尼采，还有具有近似气质的俄国作家安德烈夫、迦尔洵等人。“天才”、“个性”、主观主义、战斗精神、强悍的英雄主义精神，集结、荡漾在青年鲁迅的精神世界。他要做一个尼采、拜伦式的“精神界之战士”。“五四”文学革命之后，这一文学谱系中又加入了阿尔志跋绥夫、厨川白村、陀思妥耶夫斯基。就鲁迅的创作而言，《社戏》、《故乡》有田园诗的意味，明显带有一种平和的古典田园浪漫主义气息，相对于《野草》而言，《朝花夕拾》也算是平和的，当然还不似周作人那样平淡宁静。鲁迅并不喜欢平和、恬淡，而是更倾心于那种极具震撼力的焦虑、犀利、阴郁和颠覆性的文学精神，最具有鲁迅文学气质的是《狂人日记》、《长明灯》、《伤逝》、《孤独者》、《在酒楼上》、《铸剑》、《野草》这类作品，明显带有拜伦、尼采式的声音，是其早期文学观念的具体实践。“‘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2]（P20-21），这种摩罗个性主义的体验长期纠结在鲁迅的精神深处，在《华盖集》之后的杂文中也时有流露。鲁迅也不避讳自己内心的黑暗和虚无，乃至自诩为猫头鹰、魔鬼。《铸剑》正是从鲁迅这种精神世界中涌现出来的，是鲁迅创作中摩罗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高亢音符。鲁迅的这种魔性叙事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经由李泽厚、汪晖的阐释，逐渐扩散到整个现代文学界。鲁迅的魔性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精神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
1985年以后，莫言是以浪漫主义、先锋的姿态在文坛上崛起的，他一开始就明显带有鲁迅式的浪漫主义——魔性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精神气质。“文革”结束以后，思想解放，吸收西方文化，成为中国社会重要的精神动向，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也是中国知识界关注的重要对象。这种历史状态、精神氛围多少有一点和晚清、“五四”相似。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同时，现代主义也悄然兴起。王蒙开始了意识流小说的尝试，“意识流”成为文坛的热门话题，徐敬亚注意到朦胧诗的现代主义因素，直接把朦胧诗当成现代主义，此后，一直到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现代主义文学虽然遭遇重重的困难，却顽强生长，并在1985年前后蔚为大观，以“先锋文学”的面目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一些活跃的作家、不同代际的作家，都表现出强烈的探索、超越的文学欲望，许多重要的主流文学期刊也对先锋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倾力倡导、扶持、鼓励先锋文学。批评界也愿意将自己的目光聚拢在先锋文学潮流上，批评家不仅喜欢用现代主义的文化、美学知识去讨论先锋文学现象，还展开热烈的争论。随后，马原、余华、格非、孙甘露等更具先锋性的作家产生更大的影响，他们的作品使先锋潮流变得更加深沉、浑厚、饱满，这些作家告诉我们，先锋文学不仅仅是纸上谈兵的时髦口号，更是文学超越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坚实步伐。从20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作家，很少不受到先锋文学的影响，也很少不进行先锋性尝试。在先锋文学大潮中，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影响非常广泛，许多人尝试“魔幻”叙事，却只在少数作家身上留下最深刻的启示。马尔克斯和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告诉人们，寻根文学的文化寻根同样可以有多种可能性，乡土书写同样可以超越“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乡土写实传统和田园传统。 莫言是先锋文学大潮中一颗耀眼的明星。从文学观念上看，莫言的创作被看作是魔幻现实主义，是先锋文学的一种形态，而在性质上，莫言、余华和马原等人，都可以纳入到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这个谱系之中，“五四”时期就有人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称之为“新浪漫主义文学”。1985年，莫言发表的短文《天马行空》可以看作是他的文学宣言：彻底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的摩罗浪漫主义精神。他把“灵感”、“天才”、“灵性”、“想象力”看作是文学的最高原则，要以最强有力的自由想象打破传统的现实的条条框框，“创作要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风格上，都必须有点邪劲儿。敲锣卖糖，咱们各干一行。你是仙音绕梁，三月绕梁不绝，那是你的福气。我是鬼哭狼嚎，牛鬼蛇神一齐出笼，你敢说这不是我的福气吗？”[3]后来，莫言喜欢用感觉的自由来强调想象力的作用，提倡那种有气味的小说，用耳朵阅读，喜欢把各种不同语言系统的语词芜杂地组合在一起，也都是来自这种浪漫主义的文学精神。他将“高密东北乡”当成自己写作的“血地”，这种对童年、故乡生活的眷恋、迷醉也是浪漫主义的情怀。“高密东北乡”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而是心灵意义上的家园。更重要的是，莫言从“高密东北乡”释放出“牛鬼蛇神”来。后来，莫言甚至干脆将自己也称作是“半人半兽”的人，怀疑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人。
当然更重要的是莫言的小说创作。莫言的小说也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写实性的，如《枯河》、《白狗秋千架》、《天堂蒜薹之歌》、《弃婴》，另一种则是所谓魔幻性、魔鬼性的。莫言首先是以后者的精神气质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坛确立了自己的位置。莫言写这篇读后感的时候（1991），已经创作出一批魔幻的、寓言的神话风格和先锋性作品，如《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食草家族》（包括《红蝗》、《玫瑰玫瑰香气扑鼻》、《生蹼的祖先们》、《复仇记》、《二姑随后就到》、《马驹横穿沼泽》）、《十三步》、《欢乐》、《秋水》、《老枪》等，而且，《复仇记》、《二姑随后就到》、《秋水》这三篇是专门写复仇的，这种浪漫主义创作经历使他很容易对《铸剑》产生兴趣和共鸣。刘再复说，莫言成功有三个密码，第一个是他依仗着故乡大地的资源，第三个是“鲸鱼气象”，第二个就是与鲁迅相似的魔性叙事：
莫言成功的第二个密码是他的“神魔结合”，首先是他的魔鬼写作。一百年前，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鲁迅就发表了《摩罗诗力说》，呼唤中国文学能出现弥尔顿、拜伦、雪莱这种魔鬼似的天才诗人。这种摩罗诗人敢于打破常规，敢于打破旧套，敢于打破平庸，敢于打破一切教条，敢于独闯新写法新天地。一百年过去了，中国终于出了一个名字叫做莫言的“摩罗小说家”，出了一种敢于宣称“文学就是在上帝金杯里撒尿”的拜伦似的大浪漫。莫言的充满突破性与梦幻性的写作，莫言的魔术师似的变幻无穷的写作，莫言颠覆官修历史和颠覆平庸规则的鬼才似的写作，就是鲁迅百年前所期待的“魔鬼写作”。[4]
在《谁是复仇者？——〈铸剑〉解读》中，莫言认为，鲁迅精神，“是一种黑色的冷冰的精神。是一种冷得发烫、或热得象寒冰一样的精神！这是一篇冷得发烫的小说。而这种精神，恰恰就是鲁迅的一贯的精神，一种复仇的精神”[5]。“鲁迅是复仇者。每读《铸剑》，我急[即]感到那黑衣人就是那满脸棱角、下巴突出、蹶[撅]着胡子的冷漠的鲁迅。鲁迅把对仇敌的刻骨深仇、通过宴之敖者的形象描画展现了出来。鲁迅的一生风格与宴之敖者极其相似，那就是‘冷’。他到了晚年，确实已到了杀人不见血的狠劲，用惯常的话说，黑衣人报仇复仇的行动过程中，体现了鲁迅的‘稳、准、狠’的精神。那家伙是个天才的复仇专家，令人赞佩之极。这是鲁迅精神的典型化。”[5]而且，鲁迅还是一个“看透了的英雄”，“对一个永恒的头脑来说，一个人一生中的痛苦和奋斗只不过是个笑话而已。黑衣人是这样的英雄，在某些时刻，鲁迅也是这样的英雄。唯其如此，才能视生死如无物，处剧变而不惊。鲁迅是一个时时陷在绝望心境中的作家，希望对于他，只是无边的黑暗大海上的一线光明”[5]。
这种对鲁迅的认识，其实也并非莫言的发明，是李泽厚论述鲁迅“提倡启蒙、超越启蒙”时的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汪晖也是这种鲁迅精神的重要推手。在他们之后，鲁迅的魔性叙事日益扩散，被许多人接受和从不同方面加以阐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莫言在轻率地随声附和，人云亦云，而是他发自内心的认同，因为他在魔性叙事的鲁迅身上发现了自己。
鲁迅的魔性叙事作为刚性生命叙事，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重要元素：第一个是激情，第二个是孤独的意志，第三个是毫不妥协的抵抗、战斗，第四个是怀疑与虚无。前三项都是魔性主体状态，最后一项则是对外部世界的感觉、体验和认识。这些元素未必同时都完整地体现在鲁迅的每一部作品中，只是在某些作品中获得了集中的呈现。在具有象征性的作品中，往往这些元素能够得到更为集中的表达，在写实性的作品中则受到一定的限制，情况比较复杂。《在酒楼上》只是一种深深的孤独和绝望，《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也被孤独、绝望的情绪所支配，但是，他内心却奔涌着强烈的情绪，最终以近似于报复的心态死去。但是，一旦进入内心状态，即一旦进入象征领域，这些元素就活跃起来，而且往往被更充分地表达出来。
《铸剑》和《野草》、《狂人日记》、《长明灯》一样，把鲁迅的魔性完全呈现出来。无论眉间尺还是黑衣人，都是鲁迅内心渴慕的英雄——浪漫主义的恶魔英雄。小说以象征的方式暗示着鲁迅的极端写作。这是激情的写作，是把人物、故事都推向极端境界的叙事，从而爆发出强劲的震撼力和冲击力的写作，是青年鲁迅所说的那种“撄人心”的写作。感动、冲动、勇敢，以身赴死，视死如归，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表达鲁迅的激情和意志。眉间尺毅然把自己的头交给黑衣人，黑衣人砍掉自己的头颅报仇，这种超现实的英雄气概都是以象征的方式表达了鲁迅的内心状态：激情、孤独、毫不妥协，不惜同归于尽，是鲁迅那种典型的“冷得发烫，热得像寒冰”一样的精神写照。同时，也表达出极其尖锐、猛烈的怀疑主义精神，弥漫着浓烈的虚无主义浓雾——“看透了的英雄”。黑衣人断然否定普遍的、传统的侠义，因为这种所谓的善，一旦成为规范、习俗，一旦被众人挂在嘴上，成为大众的、普遍的言辞，就已经变质、贬值，变成了廉价的善，而廉价的善和伪善很难划清界限，有时几乎是恶的帮凶。鲁迅见惯了那种以“大义”、“公理”的名义谋取私利的所谓正义，他渴求的是来自内心的没有被普遍化的个人的真诚善意。黑衣人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6]（P425）到小说的结尾，三个头颅的身份已经无法分辨，正义、邪恶混为一炉，一切化为乌有，仅仅留下三颗人头骨，满朝文武一片忙乱，百姓跪在地上，向三颗头骨磕头。黑暗王国一如既往，没有任何方向，历史仍然是一片荒漠。这是鲁迅对“黄金时代”的历史颠覆，也是对“将来”、“未来”的深刻质疑。还有，这种怀疑也包括自己在内，解剖自己，“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6]（P426）鲁迅在给朋友的信中曾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2]（P431）。只有这种对伦理、人性、历史的普遍怀疑，将自己置身于荒原之中，才显出英雄精神。这是浪漫主义英雄，尤其是那些魔性英雄的重要品格。鲁迅说的“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向这黑暗与虚无反抗，也就是这种浪漫主义的英雄气概。鲁迅的善于复仇在于他对中国传统专制主义文化与人心的深刻剖析和尖锐批判，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刨祖坟”。 这种英雄自我来自于魔性浪漫主义对“独异个人”的精神追求。理性叙事是将人置于一种世界秩序之中，将人置于人群和权威的统一之中。它认为存在着普遍而绝对正确的伦理和真理，适用于所有的人和事，和谐、适度与中庸成为重要的原则。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就相信存在着这样一个世界秩序，并通过杰出而伟大的人物（圣君贤臣）就可以救赎所有人，实现天下大同。康有为的《大同书》就是这种精神的近代延续。这正如西方古典主义一样。但是，浪漫主义却要冲破理性叙事的规则，它是怀疑的乃至是虚无的。它不是追求个人进入社会秩序，而是怀疑社会秩序，怀疑历史秩序和伦理秩序，它不承认世界是一个和谐的存在，宁可相信是一个永无休止的动态过程，一切皆流，只有不停地运动才能真正体会到世界的存在，才能把握万物。因而，浪漫主义是将个人从秩序中挣脱出来，不存在一个整合一切的真理或秩序，任何整合都是压抑性的存在。因而，要远离社会，这不仅仅是回归自然——以离群索居的方式确立自己，更重要的是确立自己独立的生活方式和坚定的心灵。越是有价值的人生，就越具有独立性，就越是与众不同，他不是一群人的一个，他只是他自己：一个更纯粹的自我或绝对的自我。孤独乃是成为自己的必备要素。要孤独面对世界，就需要格外强大的力量，因而，坚定的意志力量、执着和毫不妥协的精神成为可贵的品质。怀疑也同样是一种重要的品质，就如莫言所说的要“看透了”。如果不怀疑，过去——传统和现实的诸多原则、本质、规律之类就会成为一种不可逾越的鸿沟，个人被这些鸿沟所规范、约束，就会被圈定在一个范围之内，使他变成了被外在于自我的东西所决定的人，而不是一个自由的人。只有将一切看成是虚妄的，于一切眼中看到无所有，才能傲然屹立，才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在浪漫主义者看来，一个拥有自我的人，一个能够自由选择的人，虚无、怀疑与自由是同构的，是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胡适曾经说过：“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7]（P616）其实，胡适离这句话还是有一段距离的，胡适“健全的个人主义”实际上是相当稳健乃至保守的自由主义，在他的思想里根本就没有这句话的土壤。只有浪漫主义尤其是恶魔浪漫主义才是这种孤独精神的真正策源地。鲁迅所喜爱、推崇的“摩罗诗人”往往表现出这种精神气质，尼采也具有同样的精神。拜伦式英雄：《恰尔德·哈洛尔德》中的哈洛尔德、《东方叙事诗》中的海盗康拉德是这种英雄精神的祖先。
莫言在《铸剑》里所看到的魔性叙事，也流淌、弥漫在莫言的小说创作中。莫言是很典型的极端型的激情写作。他比鲁迅更嗜好那种极端的叙事境界，“极端”情境在他的小说中具有普遍性，无论写实抑或象征，往往将人物、故事都推向一种激烈冲突，具有高度戏剧化的特征。一些作品带有较强的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象征意味。有时也有外冷内热的作品，有时则直接将热力像火山岩浆一样喷发、倾泻出来。《透明的红萝卜》中黑孩儿孱弱得随时可能被风吹倒，在这个世界他没有获得一丝的温暖，只有饥饿，他没有一句话，完全失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除了爱欲之外就是争夺、暗算和斗殴，但是，黑孩儿却有一种坚韧的力量，像黑色的精灵。这是浪漫主义的“自然”之力。后来，莫言又有短篇《铁孩》发表，铁孩儿可以看作是黑孩儿的兄弟。同样被放逐、抛弃，同样饥饿，然而他却能够以铁为食物，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秋水》是那种开天辟地的神话一样的寓言小说，凶险而强悍。这里有爷爷、奶奶的爱情传奇。爷爷杀死了三个人，和奶奶大胆私奔，在渺无人烟的蛮荒之地开辟新的生活，养育新的生命。有趣的是，小说竟然出现了“紫衣人”、“黑衣人”形象，这是否和《铸剑》有关呢？他们同样具有爷爷、奶奶的性格，而“紫衣人”却是复仇者，最后开枪杀死了“黑衣人”。《老枪》中的奶奶，和《秋水》中的爷爷同样强悍，她开枪打死了吃喝嫖赌的爷爷，父亲则将横行乡里的柳公安一顿痛打，然后自杀。
在魔性英雄叙事中，《红高粱家族》无疑是一座完美的高峰。那汪洋恣肆的红高粱无疑是一种象征，是爷爷、奶奶、二奶奶、野狗的生命力的象征。血海一样的红高粱，英雄好汉激情四射，热血沸腾。对战场厮杀的叙述极为残酷血腥，还有剥人皮的残酷情节。爷爷、奶奶和二奶奶，都热情奔放，都有大胆的叛逆、执着而疯狂的追求，相互爱恋，却又孤独，相互冲突。他们是农民或流民、土匪，但这种社会身份并不重要，因为这种浪漫主义风格不在于写实，而在于精神，在于象征。他们就是拜伦笔下的海盗康拉德式的性格。无法无天，无所畏惧，为了内心的渴望赴汤蹈火，却又残酷、邪恶，如恶魔附体，既杀人越货，又精忠报国。“他一辈子都没弄清人与政治、人与社会、人与战争的关系，虽然他在战争的巨轮上飞速旋转着，虽然他的人性的光芒总是力图冲破冰冷的铁甲放射出来，但事实上，他的人性即使能在某一瞬间放射出璀璨的光芒，这光芒也是寒冷的、弯曲的，搀杂着某种深刻的兽性因素。”[8]（P240）莫言和鲁迅的不同之处是，激情中裹挟着强烈的欲望，莫言将人的欲望铺展得更为开阔、凶险。在《红高粱家族》中，也有深刻而强烈的怀疑精神，有浓重的虚无感。八路军、国民党、爷爷的铁板会，还有一群一群的野狗，相互冲突、斗争，刀枪相见，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看不出哪方代表着历史的方向或进步，而从生命力的角度看，历史的过程却是“种的退化”——人性的退化过程。人与野狗的大战写得尤其精彩，野狗实际上也被当作英雄、大地的精灵。关于“千人坟”那个情节，酷似《铸剑》中三颗头颅的情节。小说写道，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战场，“那座埋葬着共产党员、国民党、普通百姓、日本军人、皇协军的白骨的‘千人坟’，在一个大雷雨的夜晚，被雷电劈开坟顶，腐朽的骨殖抛洒出几十米远，雨水把那些骨头洗得干干净净，白得都十分严肃”[8]（P240）。“他们谁是共产党、谁是国民党、谁是日本兵、谁是伪军、谁是百姓，只怕省委书记也辨别不清了。各种头盖骨都是一个形状，密密地挤在一个坑里，完全平等地被同样的雨水浇灌着。稀疏的雨点凄凉地敲打着青白的骷髅，发出入木三分的刻毒声响。仰着的骷髅里都盛满了雨水，清冽，冰冷，像窖藏经年的高粱酒浆。”[8]（P239）“坟坑里竟有数十个类狗的头骨。再后来，我发现人的头骨与狗的头骨几乎没有区别，坟坑里只有一片短浅的模糊白光，象暗语一样，向我传达着某种惊心动魄的信息。光荣的人的历史里搀杂了那么多狗的传说和狗的记忆，狗的历史和人的历史交织在一起。”[8]（P206）这让人想起“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那种境界。在这种背景下的英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英雄，它不仅仅是悲哀、绝望，还有虚空：是非成败转头空。“红高粱”的这种境界在《丰乳肥臀》中获得更为壮阔的演示。历史的迷乱被拉长和拓宽，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历史怀疑主义和批判精神。母亲是英雄谱的主角，传统的妇德对她并不起丝毫的约束作用，她对儿女的爱变成生命性的母性之爱。在荒凉的原野上，耸立着母性英雄的巨大雕像。 《食草家族》中的作品，是“红高粱”的变异，比“红高粱”走得更远。“红高粱”的魔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有明晰的历史空间，尤其是有抗日的民族精神，因而，更容易理解和接受。《食草家族》继续写家族祖先，由六个梦境构成，将现实与寓言、神话结合在一起，意义暧昧而模糊，整个作品像一头怪兽令人恐怖，摸不着头脑，但是，如果我们耐心思考，也总能获得一些蛛丝马迹。它仍然是“红高粱”那种生命力的赞歌，是“种的退化”的浪漫主义思考。人与兽是近亲，这意味着人来自于大自然，和卢梭的观点并无原则区别，不同之处在于，卢梭把自然状态田园化、和谐化，莫言把自然状态野性化和冲突化，人欲体现在既自然化又渴求文明化的悖论中。人走上了文明的道路，既无法战胜自然，也无法祛除自身的自然根性。这种自然根性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在文明状态中，铺天盖地的蝗虫是大自然威力的呈现。《二姑随后就到》里的复仇，就是生命野性力量的爆发，是爷爷、奶奶精神的原始形态。《复仇记》里的复仇却是“种的退化”的写照。《生蹼的祖先》写出了自然与文明的两难处境，文明阉割了人性，很容易走向衰败。《马驹横穿沼泽》写的是人与自然的毁约。人类在自然与社会文明之间来回穿梭，人既是自然的又是文明的，从而使人类变成一种特殊状态。整个作品既有对自然人性的生命力呼唤，对自然之力的崇拜、迷恋，也有一种深深的恐惧和忧虑。《酒国》将这种忧虑化为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
2000年之后，莫言的魔性浪漫主义主要不在于英雄叙事，虽然其作品中也有英雄人物，更主要的却是一种勇气和力量：直面惨淡的历史，正视人性的邪恶，在历史与人欲之间进行着深刻的拷问，往往将人与历史置于绝望的境地，这是怀疑、批判精神的壮大，同时，也增加了悲悯的情怀。
《铸剑》吸引莫言的还有那种武侠小说风格——传奇性，但是，这种传奇性并非仅仅是故事情节方面的，更重要的是化腐朽为神奇，在古老的武侠传奇故事里注入现代人的灵魂。总体上看，鲁迅的小说传奇性不强，鲁迅更趋向于在日常生活状态中洞察几乎无事的悲剧，《故事新编》的主流也不太注重故事性和传奇性，《铸剑》却异乎寻常，是个例外。这就引起了莫言的强烈兴趣。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莫言虽然爆得大名，却也时时感到焦虑，《天堂蒜薹之歌》没有得到文坛的回应。《欢乐》、《红蝗》等作品也遭到激烈批评。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先锋文学退潮，如何超越自己就成为困惑莫言的一个大问题。先锋小说那种激烈的非情节乃至反情节似乎已经使他感到厌倦，另一方面，那种纯粹的写实性风格他一时也难以接受。莫言注意到传统小说的资源，试图从武侠小说中寻找可资借鉴的因素。但他发现武侠小说作为大众化的小说也存在难以避免的弱点，而鲁迅的《铸剑》却超越了武侠小说一般性的弱点，是一种新的创造。这对他有很大的启发，这是文体意识极强的莫言的艺术本能。莫言说道：
港台的武侠小说家实际上糟蹋了中国的传奇小说中的最宝贵的素质：寓言性。鲁迅的“铸剑”，取材于古代传奇，又加上了他自己的感情，全部投入，所以应视为全新的创造，而不是“新编”。几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所谓的“严肃”小说向武侠小说学习的问题，如何吸取武侠小说迷人的因素，从而使读者能把书读完，这恐怕是当代小说唯一的一条出路。任何历史小说，实际上都是传奇小说，历史教科书也是“传奇”化了的。[5]
莫言考虑到小说的可读性，即传奇化的情节对读者的吸引力，让读者产生浓厚的阅读兴趣，但是，更重要的却是“寓言性”及其象征性。不是依附于武侠小说的老套路，而是在里面注入作家的创造性情感和想象，让作家的主体精神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他深信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和个人的历史，历史本身是不确定的，历史并非客观地存在在那里，而是一种传奇化的记忆或主观偏见，是将自己的好恶注入其中。其实，这里面仍然是莫言的自我肯定，对自己一贯浪漫、现代主义精神的坚持。在《楚霸王与战争》一文中，莫言说：“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传奇。这是我读史的感想。”[9]（P103-104）《史记》就是一部传奇。司马迁由于被汉武帝处以腐刑，内心充满着对刘姓王朝的怨恨，他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写各种人：
凡是遭到刘家迫害、或被刘家冤杀的人，他都寄予了深深的同情，描述到他们的功绩时总是绘声绘色地赞美，极尽夸张之能事。譬如对大将军韩信，对飞将军李广，对楚霸王项羽。他把项羽列入“本纪”，让他享受与帝王同级待遇。他写韩信和李广的列传时不直呼其名，而称“淮阴侯”、称“李将军”，只一标题间，便见出无限的爱慕和敬仰。[9]（P104）
因此，我们不可能知道真实的历史，只能看到融入了司马迁情感的历史。《史记》的历史也是司马迁的心灵史。“司马迁一生最大特点是好奇”，“好奇是司马迁浪漫精神的核心”。“他笔下那些成功的人物都有出奇之处。都有行为奇怪，超出常人之处。”[9]（P105）
20世纪90年代初期，莫言写了一组具有“聊斋”风味的短篇小说，《飞鸟》、《夜渔》、《神嫖》、《铁孩》、《翱翔》、《地震》、《灵药》、《鱼市》、《良医》等，确实是奇人奇事的传奇，有的几乎是游戏文字，显示出他讲故事的好奇心和才能，而有的却颇耐人寻味。《灵药》有模仿鲁迅《药》的明显痕迹，又不同于《药》。但是，仅仅是传奇似乎很难让莫言满意，他的浪漫的根性使他不能安于一般的好奇心，他还是要有象征性的传奇。1991年冬天创作的《战友重逢》这类传奇化叙事，应该是他更突出的特色。这部中篇小说用魔幻、武侠小说的方式写军事题材，味道却完全不同于通俗文学的那种武侠小说。它仍然是莫言那种一贯性的怀疑主义，是质疑英雄主义的传奇。他并不否定英雄的存在，但英雄却是偶然的，成为英雄需要运气。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莫言的全部小说，往往是具有他所说的那种寓言化意义上的传奇性。《透明的红萝卜》奇在一个黑孩儿上。《红高粱家族》可以看作是家族史传奇，或草莽英雄传奇。《酒国》的传奇味很浓，亦真亦幻，却有强烈的现实批判和人性批判性。《丰乳肥臀》的故事性组织并非出色，但是，母亲、司马库、鸟儿韩等人物确实是符合他的传奇标准。《檀香刑》无疑是完美的传奇，人物、情节，外加魔幻化的因素，使它既像历史又像传奇。《拇指铐》、《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都属于非常成功的传奇叙事。而上述中长篇小说又几乎都可以称之为巨型寓言，充满着象征性。 参 考 文 献
[1] 吴福辉：《莫言的“‘铸剑’笔意”》，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4期.
[2] 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 莫言：《天马行空》，载《解放军文艺》1985年第2期.
[4] 刘再复：《莫言成功的三个密码——2014年12月2日在香港公开大学与莫言的对谈引言》，载《华文文学》2015年第1期.
[5] 莫言：《谁是复仇者？——〈铸剑〉解读》，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3期.
[6] 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 胡适：《易卜生主义》，载胡适：《胡适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8] 莫言：《红高粱家族》，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
[9] 莫言：《写给父亲的信》，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马丽敏]
Abstract： From the reading of MO Yan’s Moulding Sword we can see the similarity between MO Yan and LU Xun in their literary spirit. Both of them are influenced by romanticism and modernism where they meet each other. Through Moulding Sword， MO Yan finds the spirit of LU Xun with the magic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latter. There is obvious LU Xun style magic narration in MO Yan’s creation. Some of their creation is the typical extreme case of romanticism full of passion， strong will， doubt， nothingness as well as shocking suspect and rebellion.
Key words： MO Yan， LU Xun， magic narration， romanticism
关键词：莫言；鲁迅；魔性叙事；浪漫主义
作者简介：王学谦，男，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4-0100-08
莫言在北京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篇作业叫《〈铸剑〉读后感》1，经过润色，这篇作业以《谁是复仇者？——〈铸剑〉解读》为题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3期）上。这是莫言第一篇专门谈论鲁迅作品的文字，也是观察、理解莫言与鲁迅文学关联的一个重要窗口。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吴福辉发表《莫言的“‘铸剑’笔意”》，对“莫言的《铸剑》”进行解读。吴福辉认为，莫言对《铸剑》的解读抓住了鲁迅的精神实质：《铸剑》是一个复仇的故事，眉间尺是复仇者，黑衣人也是复仇者，但是，真正的复仇者应该是鲁迅。[1]在《透明的红萝卜》中，“‘小黑孩’仿佛是眉间尺和黑衣人的复合体：他有前者的年龄外貌，连外表有点‘愚笨’都近似（所以一块去公社工地应差的小石匠觉得他已经被后娘打傻了），但同样有超常的心灵（能听到头发落地，能嗅到几年前的血腥气，能把菜地看成井畦，梦中的火车能够站立，一个别人吃剩的普通红萝卜看去会晶莹剔透，根须如金色羊毛，内里流淌着银色液体）；后者‘黑衣人’的黑色外表和黑色精神也灌注到‘小黑孩’身上，沉默少语，自尊倔强，而且是反抗的、嘲讽的、超脱的”[1]。莫言对乡村历史的叙述，“也是从《铸剑》走出来的：对待乡土的诸多感情中，复仇、痛恨的激情尤其引人注目”[1]。我以为，把莫言的乡土小说与鲁迅《铸剑》的复仇精神联系起来，当然可以，因为莫言小说确实有着鲁迅的文学精神，可是，莫言创作时间长达三十余年，作品数量又很多，用一个“黑孩儿”就把莫言与鲁迅联系起来，未免过于纤细、脆弱、牵强。还是应该从大处着眼，从莫言的阅读体验看他究竟关注《铸剑》的哪些地方，从《铸剑》里究竟看到了什么，进而从精神实质上去理解莫言与鲁迅的联系。
莫言何以这样喜欢《铸剑》？如果我们熟悉莫言崛起的文学风格，就很容易理解这个问题。在鲁迅的短篇小说中，《铸剑》是最富激情、最浪漫、最奇谲，尤其是最凶悍——“摩罗”的一篇。这种恶魔浪漫主义与莫言的审美追求有较大的重合、共鸣，它和莫言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崛起时的张扬“魔幻”叙事的文学风格乃至整个莫言文学风格都有较大的近似性。莫言与鲁迅文学精神的最深切联系，首先是因为两者都有一种恶魔浪漫主义抑或激烈反抗的现代主义文学精神，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却跨入同一条大河中，他们同属于一种文学类型，或同一种文学谱系。
鲁迅的文学世界是一个复杂的复合体，既有写实风格，也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风格。在鲁迅留学日本时期，适逢西方哲学转向，一部分科学化，变成科学哲学，另一部分则以原来浪漫主义为根基继续向内转，走向生命哲学，即20世纪80年代初期逐渐影响到新时期文学的现代主义。这种现代主义潮流在当时也涌入日本。鲁迅崇拜“摩罗诗人”的魔性浪漫主义和同样具有魔性的现代主义哲学家尼采，还有具有近似气质的俄国作家安德烈夫、迦尔洵等人。“天才”、“个性”、主观主义、战斗精神、强悍的英雄主义精神，集结、荡漾在青年鲁迅的精神世界。他要做一个尼采、拜伦式的“精神界之战士”。“五四”文学革命之后，这一文学谱系中又加入了阿尔志跋绥夫、厨川白村、陀思妥耶夫斯基。就鲁迅的创作而言，《社戏》、《故乡》有田园诗的意味，明显带有一种平和的古典田园浪漫主义气息，相对于《野草》而言，《朝花夕拾》也算是平和的，当然还不似周作人那样平淡宁静。鲁迅并不喜欢平和、恬淡，而是更倾心于那种极具震撼力的焦虑、犀利、阴郁和颠覆性的文学精神，最具有鲁迅文学气质的是《狂人日记》、《长明灯》、《伤逝》、《孤独者》、《在酒楼上》、《铸剑》、《野草》这类作品，明显带有拜伦、尼采式的声音，是其早期文学观念的具体实践。“‘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2]（P20-21），这种摩罗个性主义的体验长期纠结在鲁迅的精神深处，在《华盖集》之后的杂文中也时有流露。鲁迅也不避讳自己内心的黑暗和虚无，乃至自诩为猫头鹰、魔鬼。《铸剑》正是从鲁迅这种精神世界中涌现出来的，是鲁迅创作中摩罗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高亢音符。鲁迅的这种魔性叙事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经由李泽厚、汪晖的阐释，逐渐扩散到整个现代文学界。鲁迅的魔性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精神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
1985年以后，莫言是以浪漫主义、先锋的姿态在文坛上崛起的，他一开始就明显带有鲁迅式的浪漫主义——魔性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精神气质。“文革”结束以后，思想解放，吸收西方文化，成为中国社会重要的精神动向，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也是中国知识界关注的重要对象。这种历史状态、精神氛围多少有一点和晚清、“五四”相似。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同时，现代主义也悄然兴起。王蒙开始了意识流小说的尝试，“意识流”成为文坛的热门话题，徐敬亚注意到朦胧诗的现代主义因素，直接把朦胧诗当成现代主义，此后，一直到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现代主义文学虽然遭遇重重的困难，却顽强生长，并在1985年前后蔚为大观，以“先锋文学”的面目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一些活跃的作家、不同代际的作家，都表现出强烈的探索、超越的文学欲望，许多重要的主流文学期刊也对先锋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倾力倡导、扶持、鼓励先锋文学。批评界也愿意将自己的目光聚拢在先锋文学潮流上，批评家不仅喜欢用现代主义的文化、美学知识去讨论先锋文学现象，还展开热烈的争论。随后，马原、余华、格非、孙甘露等更具先锋性的作家产生更大的影响，他们的作品使先锋潮流变得更加深沉、浑厚、饱满，这些作家告诉我们，先锋文学不仅仅是纸上谈兵的时髦口号，更是文学超越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坚实步伐。从20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作家，很少不受到先锋文学的影响，也很少不进行先锋性尝试。在先锋文学大潮中，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影响非常广泛，许多人尝试“魔幻”叙事，却只在少数作家身上留下最深刻的启示。马尔克斯和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告诉人们，寻根文学的文化寻根同样可以有多种可能性，乡土书写同样可以超越“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乡土写实传统和田园传统。 莫言是先锋文学大潮中一颗耀眼的明星。从文学观念上看，莫言的创作被看作是魔幻现实主义，是先锋文学的一种形态，而在性质上，莫言、余华和马原等人，都可以纳入到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这个谱系之中，“五四”时期就有人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称之为“新浪漫主义文学”。1985年，莫言发表的短文《天马行空》可以看作是他的文学宣言：彻底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的摩罗浪漫主义精神。他把“灵感”、“天才”、“灵性”、“想象力”看作是文学的最高原则，要以最强有力的自由想象打破传统的现实的条条框框，“创作要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风格上，都必须有点邪劲儿。敲锣卖糖，咱们各干一行。你是仙音绕梁，三月绕梁不绝，那是你的福气。我是鬼哭狼嚎，牛鬼蛇神一齐出笼，你敢说这不是我的福气吗？”[3]后来，莫言喜欢用感觉的自由来强调想象力的作用，提倡那种有气味的小说，用耳朵阅读，喜欢把各种不同语言系统的语词芜杂地组合在一起，也都是来自这种浪漫主义的文学精神。他将“高密东北乡”当成自己写作的“血地”，这种对童年、故乡生活的眷恋、迷醉也是浪漫主义的情怀。“高密东北乡”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而是心灵意义上的家园。更重要的是，莫言从“高密东北乡”释放出“牛鬼蛇神”来。后来，莫言甚至干脆将自己也称作是“半人半兽”的人，怀疑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人。
当然更重要的是莫言的小说创作。莫言的小说也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写实性的，如《枯河》、《白狗秋千架》、《天堂蒜薹之歌》、《弃婴》，另一种则是所谓魔幻性、魔鬼性的。莫言首先是以后者的精神气质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坛确立了自己的位置。莫言写这篇读后感的时候（1991），已经创作出一批魔幻的、寓言的神话风格和先锋性作品，如《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食草家族》（包括《红蝗》、《玫瑰玫瑰香气扑鼻》、《生蹼的祖先们》、《复仇记》、《二姑随后就到》、《马驹横穿沼泽》）、《十三步》、《欢乐》、《秋水》、《老枪》等，而且，《复仇记》、《二姑随后就到》、《秋水》这三篇是专门写复仇的，这种浪漫主义创作经历使他很容易对《铸剑》产生兴趣和共鸣。刘再复说，莫言成功有三个密码，第一个是他依仗着故乡大地的资源，第三个是“鲸鱼气象”，第二个就是与鲁迅相似的魔性叙事：
莫言成功的第二个密码是他的“神魔结合”，首先是他的魔鬼写作。一百年前，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鲁迅就发表了《摩罗诗力说》，呼唤中国文学能出现弥尔顿、拜伦、雪莱这种魔鬼似的天才诗人。这种摩罗诗人敢于打破常规，敢于打破旧套，敢于打破平庸，敢于打破一切教条，敢于独闯新写法新天地。一百年过去了，中国终于出了一个名字叫做莫言的“摩罗小说家”，出了一种敢于宣称“文学就是在上帝金杯里撒尿”的拜伦似的大浪漫。莫言的充满突破性与梦幻性的写作，莫言的魔术师似的变幻无穷的写作，莫言颠覆官修历史和颠覆平庸规则的鬼才似的写作，就是鲁迅百年前所期待的“魔鬼写作”。[4]
在《谁是复仇者？——〈铸剑〉解读》中，莫言认为，鲁迅精神，“是一种黑色的冷冰的精神。是一种冷得发烫、或热得象寒冰一样的精神！这是一篇冷得发烫的小说。而这种精神，恰恰就是鲁迅的一贯的精神，一种复仇的精神”[5]。“鲁迅是复仇者。每读《铸剑》，我急[即]感到那黑衣人就是那满脸棱角、下巴突出、蹶[撅]着胡子的冷漠的鲁迅。鲁迅把对仇敌的刻骨深仇、通过宴之敖者的形象描画展现了出来。鲁迅的一生风格与宴之敖者极其相似，那就是‘冷’。他到了晚年，确实已到了杀人不见血的狠劲，用惯常的话说，黑衣人报仇复仇的行动过程中，体现了鲁迅的‘稳、准、狠’的精神。那家伙是个天才的复仇专家，令人赞佩之极。这是鲁迅精神的典型化。”[5]而且，鲁迅还是一个“看透了的英雄”，“对一个永恒的头脑来说，一个人一生中的痛苦和奋斗只不过是个笑话而已。黑衣人是这样的英雄，在某些时刻，鲁迅也是这样的英雄。唯其如此，才能视生死如无物，处剧变而不惊。鲁迅是一个时时陷在绝望心境中的作家，希望对于他，只是无边的黑暗大海上的一线光明”[5]。
这种对鲁迅的认识，其实也并非莫言的发明，是李泽厚论述鲁迅“提倡启蒙、超越启蒙”时的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汪晖也是这种鲁迅精神的重要推手。在他们之后，鲁迅的魔性叙事日益扩散，被许多人接受和从不同方面加以阐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莫言在轻率地随声附和，人云亦云，而是他发自内心的认同，因为他在魔性叙事的鲁迅身上发现了自己。
鲁迅的魔性叙事作为刚性生命叙事，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重要元素：第一个是激情，第二个是孤独的意志，第三个是毫不妥协的抵抗、战斗，第四个是怀疑与虚无。前三项都是魔性主体状态，最后一项则是对外部世界的感觉、体验和认识。这些元素未必同时都完整地体现在鲁迅的每一部作品中，只是在某些作品中获得了集中的呈现。在具有象征性的作品中，往往这些元素能够得到更为集中的表达，在写实性的作品中则受到一定的限制，情况比较复杂。《在酒楼上》只是一种深深的孤独和绝望，《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也被孤独、绝望的情绪所支配，但是，他内心却奔涌着强烈的情绪，最终以近似于报复的心态死去。但是，一旦进入内心状态，即一旦进入象征领域，这些元素就活跃起来，而且往往被更充分地表达出来。
《铸剑》和《野草》、《狂人日记》、《长明灯》一样，把鲁迅的魔性完全呈现出来。无论眉间尺还是黑衣人，都是鲁迅内心渴慕的英雄——浪漫主义的恶魔英雄。小说以象征的方式暗示着鲁迅的极端写作。这是激情的写作，是把人物、故事都推向极端境界的叙事，从而爆发出强劲的震撼力和冲击力的写作，是青年鲁迅所说的那种“撄人心”的写作。感动、冲动、勇敢，以身赴死，视死如归，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表达鲁迅的激情和意志。眉间尺毅然把自己的头交给黑衣人，黑衣人砍掉自己的头颅报仇，这种超现实的英雄气概都是以象征的方式表达了鲁迅的内心状态：激情、孤独、毫不妥协，不惜同归于尽，是鲁迅那种典型的“冷得发烫，热得像寒冰”一样的精神写照。同时，也表达出极其尖锐、猛烈的怀疑主义精神，弥漫着浓烈的虚无主义浓雾——“看透了的英雄”。黑衣人断然否定普遍的、传统的侠义，因为这种所谓的善，一旦成为规范、习俗，一旦被众人挂在嘴上，成为大众的、普遍的言辞，就已经变质、贬值，变成了廉价的善，而廉价的善和伪善很难划清界限，有时几乎是恶的帮凶。鲁迅见惯了那种以“大义”、“公理”的名义谋取私利的所谓正义，他渴求的是来自内心的没有被普遍化的个人的真诚善意。黑衣人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6]（P425）到小说的结尾，三个头颅的身份已经无法分辨，正义、邪恶混为一炉，一切化为乌有，仅仅留下三颗人头骨，满朝文武一片忙乱，百姓跪在地上，向三颗头骨磕头。黑暗王国一如既往，没有任何方向，历史仍然是一片荒漠。这是鲁迅对“黄金时代”的历史颠覆，也是对“将来”、“未来”的深刻质疑。还有，这种怀疑也包括自己在内，解剖自己，“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6]（P426）鲁迅在给朋友的信中曾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2]（P431）。只有这种对伦理、人性、历史的普遍怀疑，将自己置身于荒原之中，才显出英雄精神。这是浪漫主义英雄，尤其是那些魔性英雄的重要品格。鲁迅说的“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向这黑暗与虚无反抗，也就是这种浪漫主义的英雄气概。鲁迅的善于复仇在于他对中国传统专制主义文化与人心的深刻剖析和尖锐批判，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刨祖坟”。 这种英雄自我来自于魔性浪漫主义对“独异个人”的精神追求。理性叙事是将人置于一种世界秩序之中，将人置于人群和权威的统一之中。它认为存在着普遍而绝对正确的伦理和真理，适用于所有的人和事，和谐、适度与中庸成为重要的原则。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就相信存在着这样一个世界秩序，并通过杰出而伟大的人物（圣君贤臣）就可以救赎所有人，实现天下大同。康有为的《大同书》就是这种精神的近代延续。这正如西方古典主义一样。但是，浪漫主义却要冲破理性叙事的规则，它是怀疑的乃至是虚无的。它不是追求个人进入社会秩序，而是怀疑社会秩序，怀疑历史秩序和伦理秩序，它不承认世界是一个和谐的存在，宁可相信是一个永无休止的动态过程，一切皆流，只有不停地运动才能真正体会到世界的存在，才能把握万物。因而，浪漫主义是将个人从秩序中挣脱出来，不存在一个整合一切的真理或秩序，任何整合都是压抑性的存在。因而，要远离社会，这不仅仅是回归自然——以离群索居的方式确立自己，更重要的是确立自己独立的生活方式和坚定的心灵。越是有价值的人生，就越具有独立性，就越是与众不同，他不是一群人的一个，他只是他自己：一个更纯粹的自我或绝对的自我。孤独乃是成为自己的必备要素。要孤独面对世界，就需要格外强大的力量，因而，坚定的意志力量、执着和毫不妥协的精神成为可贵的品质。怀疑也同样是一种重要的品质，就如莫言所说的要“看透了”。如果不怀疑，过去——传统和现实的诸多原则、本质、规律之类就会成为一种不可逾越的鸿沟，个人被这些鸿沟所规范、约束，就会被圈定在一个范围之内，使他变成了被外在于自我的东西所决定的人，而不是一个自由的人。只有将一切看成是虚妄的，于一切眼中看到无所有，才能傲然屹立，才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在浪漫主义者看来，一个拥有自我的人，一个能够自由选择的人，虚无、怀疑与自由是同构的，是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胡适曾经说过：“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7]（P616）其实，胡适离这句话还是有一段距离的，胡适“健全的个人主义”实际上是相当稳健乃至保守的自由主义，在他的思想里根本就没有这句话的土壤。只有浪漫主义尤其是恶魔浪漫主义才是这种孤独精神的真正策源地。鲁迅所喜爱、推崇的“摩罗诗人”往往表现出这种精神气质，尼采也具有同样的精神。拜伦式英雄：《恰尔德·哈洛尔德》中的哈洛尔德、《东方叙事诗》中的海盗康拉德是这种英雄精神的祖先。
莫言在《铸剑》里所看到的魔性叙事，也流淌、弥漫在莫言的小说创作中。莫言是很典型的极端型的激情写作。他比鲁迅更嗜好那种极端的叙事境界，“极端”情境在他的小说中具有普遍性，无论写实抑或象征，往往将人物、故事都推向一种激烈冲突，具有高度戏剧化的特征。一些作品带有较强的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象征意味。有时也有外冷内热的作品，有时则直接将热力像火山岩浆一样喷发、倾泻出来。《透明的红萝卜》中黑孩儿孱弱得随时可能被风吹倒，在这个世界他没有获得一丝的温暖，只有饥饿，他没有一句话，完全失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除了爱欲之外就是争夺、暗算和斗殴，但是，黑孩儿却有一种坚韧的力量，像黑色的精灵。这是浪漫主义的“自然”之力。后来，莫言又有短篇《铁孩》发表，铁孩儿可以看作是黑孩儿的兄弟。同样被放逐、抛弃，同样饥饿，然而他却能够以铁为食物，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秋水》是那种开天辟地的神话一样的寓言小说，凶险而强悍。这里有爷爷、奶奶的爱情传奇。爷爷杀死了三个人，和奶奶大胆私奔，在渺无人烟的蛮荒之地开辟新的生活，养育新的生命。有趣的是，小说竟然出现了“紫衣人”、“黑衣人”形象，这是否和《铸剑》有关呢？他们同样具有爷爷、奶奶的性格，而“紫衣人”却是复仇者，最后开枪杀死了“黑衣人”。《老枪》中的奶奶，和《秋水》中的爷爷同样强悍，她开枪打死了吃喝嫖赌的爷爷，父亲则将横行乡里的柳公安一顿痛打，然后自杀。
在魔性英雄叙事中，《红高粱家族》无疑是一座完美的高峰。那汪洋恣肆的红高粱无疑是一种象征，是爷爷、奶奶、二奶奶、野狗的生命力的象征。血海一样的红高粱，英雄好汉激情四射，热血沸腾。对战场厮杀的叙述极为残酷血腥，还有剥人皮的残酷情节。爷爷、奶奶和二奶奶，都热情奔放，都有大胆的叛逆、执着而疯狂的追求，相互爱恋，却又孤独，相互冲突。他们是农民或流民、土匪，但这种社会身份并不重要，因为这种浪漫主义风格不在于写实，而在于精神，在于象征。他们就是拜伦笔下的海盗康拉德式的性格。无法无天，无所畏惧，为了内心的渴望赴汤蹈火，却又残酷、邪恶，如恶魔附体，既杀人越货，又精忠报国。“他一辈子都没弄清人与政治、人与社会、人与战争的关系，虽然他在战争的巨轮上飞速旋转着，虽然他的人性的光芒总是力图冲破冰冷的铁甲放射出来，但事实上，他的人性即使能在某一瞬间放射出璀璨的光芒，这光芒也是寒冷的、弯曲的，搀杂着某种深刻的兽性因素。”[8]（P240）莫言和鲁迅的不同之处是，激情中裹挟着强烈的欲望，莫言将人的欲望铺展得更为开阔、凶险。在《红高粱家族》中，也有深刻而强烈的怀疑精神，有浓重的虚无感。八路军、国民党、爷爷的铁板会，还有一群一群的野狗，相互冲突、斗争，刀枪相见，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看不出哪方代表着历史的方向或进步，而从生命力的角度看，历史的过程却是“种的退化”——人性的退化过程。人与野狗的大战写得尤其精彩，野狗实际上也被当作英雄、大地的精灵。关于“千人坟”那个情节，酷似《铸剑》中三颗头颅的情节。小说写道，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战场，“那座埋葬着共产党员、国民党、普通百姓、日本军人、皇协军的白骨的‘千人坟’，在一个大雷雨的夜晚，被雷电劈开坟顶，腐朽的骨殖抛洒出几十米远，雨水把那些骨头洗得干干净净，白得都十分严肃”[8]（P240）。“他们谁是共产党、谁是国民党、谁是日本兵、谁是伪军、谁是百姓，只怕省委书记也辨别不清了。各种头盖骨都是一个形状，密密地挤在一个坑里，完全平等地被同样的雨水浇灌着。稀疏的雨点凄凉地敲打着青白的骷髅，发出入木三分的刻毒声响。仰着的骷髅里都盛满了雨水，清冽，冰冷，像窖藏经年的高粱酒浆。”[8]（P239）“坟坑里竟有数十个类狗的头骨。再后来，我发现人的头骨与狗的头骨几乎没有区别，坟坑里只有一片短浅的模糊白光，象暗语一样，向我传达着某种惊心动魄的信息。光荣的人的历史里搀杂了那么多狗的传说和狗的记忆，狗的历史和人的历史交织在一起。”[8]（P206）这让人想起“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那种境界。在这种背景下的英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英雄，它不仅仅是悲哀、绝望，还有虚空：是非成败转头空。“红高粱”的这种境界在《丰乳肥臀》中获得更为壮阔的演示。历史的迷乱被拉长和拓宽，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历史怀疑主义和批判精神。母亲是英雄谱的主角，传统的妇德对她并不起丝毫的约束作用，她对儿女的爱变成生命性的母性之爱。在荒凉的原野上，耸立着母性英雄的巨大雕像。 《食草家族》中的作品，是“红高粱”的变异，比“红高粱”走得更远。“红高粱”的魔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有明晰的历史空间，尤其是有抗日的民族精神，因而，更容易理解和接受。《食草家族》继续写家族祖先，由六个梦境构成，将现实与寓言、神话结合在一起，意义暧昧而模糊，整个作品像一头怪兽令人恐怖，摸不着头脑，但是，如果我们耐心思考，也总能获得一些蛛丝马迹。它仍然是“红高粱”那种生命力的赞歌，是“种的退化”的浪漫主义思考。人与兽是近亲，这意味着人来自于大自然，和卢梭的观点并无原则区别，不同之处在于，卢梭把自然状态田园化、和谐化，莫言把自然状态野性化和冲突化，人欲体现在既自然化又渴求文明化的悖论中。人走上了文明的道路，既无法战胜自然，也无法祛除自身的自然根性。这种自然根性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在文明状态中，铺天盖地的蝗虫是大自然威力的呈现。《二姑随后就到》里的复仇，就是生命野性力量的爆发，是爷爷、奶奶精神的原始形态。《复仇记》里的复仇却是“种的退化”的写照。《生蹼的祖先》写出了自然与文明的两难处境，文明阉割了人性，很容易走向衰败。《马驹横穿沼泽》写的是人与自然的毁约。人类在自然与社会文明之间来回穿梭，人既是自然的又是文明的，从而使人类变成一种特殊状态。整个作品既有对自然人性的生命力呼唤，对自然之力的崇拜、迷恋，也有一种深深的恐惧和忧虑。《酒国》将这种忧虑化为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
2000年之后，莫言的魔性浪漫主义主要不在于英雄叙事，虽然其作品中也有英雄人物，更主要的却是一种勇气和力量：直面惨淡的历史，正视人性的邪恶，在历史与人欲之间进行着深刻的拷问，往往将人与历史置于绝望的境地，这是怀疑、批判精神的壮大，同时，也增加了悲悯的情怀。
《铸剑》吸引莫言的还有那种武侠小说风格——传奇性，但是，这种传奇性并非仅仅是故事情节方面的，更重要的是化腐朽为神奇，在古老的武侠传奇故事里注入现代人的灵魂。总体上看，鲁迅的小说传奇性不强，鲁迅更趋向于在日常生活状态中洞察几乎无事的悲剧，《故事新编》的主流也不太注重故事性和传奇性，《铸剑》却异乎寻常，是个例外。这就引起了莫言的强烈兴趣。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莫言虽然爆得大名，却也时时感到焦虑，《天堂蒜薹之歌》没有得到文坛的回应。《欢乐》、《红蝗》等作品也遭到激烈批评。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先锋文学退潮，如何超越自己就成为困惑莫言的一个大问题。先锋小说那种激烈的非情节乃至反情节似乎已经使他感到厌倦，另一方面，那种纯粹的写实性风格他一时也难以接受。莫言注意到传统小说的资源，试图从武侠小说中寻找可资借鉴的因素。但他发现武侠小说作为大众化的小说也存在难以避免的弱点，而鲁迅的《铸剑》却超越了武侠小说一般性的弱点，是一种新的创造。这对他有很大的启发，这是文体意识极强的莫言的艺术本能。莫言说道：
港台的武侠小说家实际上糟蹋了中国的传奇小说中的最宝贵的素质：寓言性。鲁迅的“铸剑”，取材于古代传奇，又加上了他自己的感情，全部投入，所以应视为全新的创造，而不是“新编”。几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所谓的“严肃”小说向武侠小说学习的问题，如何吸取武侠小说迷人的因素，从而使读者能把书读完，这恐怕是当代小说唯一的一条出路。任何历史小说，实际上都是传奇小说，历史教科书也是“传奇”化了的。[5]
莫言考虑到小说的可读性，即传奇化的情节对读者的吸引力，让读者产生浓厚的阅读兴趣，但是，更重要的却是“寓言性”及其象征性。不是依附于武侠小说的老套路，而是在里面注入作家的创造性情感和想象，让作家的主体精神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他深信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和个人的历史，历史本身是不确定的，历史并非客观地存在在那里，而是一种传奇化的记忆或主观偏见，是将自己的好恶注入其中。其实，这里面仍然是莫言的自我肯定，对自己一贯浪漫、现代主义精神的坚持。在《楚霸王与战争》一文中，莫言说：“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传奇。这是我读史的感想。”[9]（P103-104）《史记》就是一部传奇。司马迁由于被汉武帝处以腐刑，内心充满着对刘姓王朝的怨恨，他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写各种人：
凡是遭到刘家迫害、或被刘家冤杀的人，他都寄予了深深的同情，描述到他们的功绩时总是绘声绘色地赞美，极尽夸张之能事。譬如对大将军韩信，对飞将军李广，对楚霸王项羽。他把项羽列入“本纪”，让他享受与帝王同级待遇。他写韩信和李广的列传时不直呼其名，而称“淮阴侯”、称“李将军”，只一标题间，便见出无限的爱慕和敬仰。[9]（P104）
因此，我们不可能知道真实的历史，只能看到融入了司马迁情感的历史。《史记》的历史也是司马迁的心灵史。“司马迁一生最大特点是好奇”，“好奇是司马迁浪漫精神的核心”。“他笔下那些成功的人物都有出奇之处。都有行为奇怪，超出常人之处。”[9]（P105）
20世纪90年代初期，莫言写了一组具有“聊斋”风味的短篇小说，《飞鸟》、《夜渔》、《神嫖》、《铁孩》、《翱翔》、《地震》、《灵药》、《鱼市》、《良医》等，确实是奇人奇事的传奇，有的几乎是游戏文字，显示出他讲故事的好奇心和才能，而有的却颇耐人寻味。《灵药》有模仿鲁迅《药》的明显痕迹，又不同于《药》。但是，仅仅是传奇似乎很难让莫言满意，他的浪漫的根性使他不能安于一般的好奇心，他还是要有象征性的传奇。1991年冬天创作的《战友重逢》这类传奇化叙事，应该是他更突出的特色。这部中篇小说用魔幻、武侠小说的方式写军事题材，味道却完全不同于通俗文学的那种武侠小说。它仍然是莫言那种一贯性的怀疑主义，是质疑英雄主义的传奇。他并不否定英雄的存在，但英雄却是偶然的，成为英雄需要运气。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莫言的全部小说，往往是具有他所说的那种寓言化意义上的传奇性。《透明的红萝卜》奇在一个黑孩儿上。《红高粱家族》可以看作是家族史传奇，或草莽英雄传奇。《酒国》的传奇味很浓，亦真亦幻，却有强烈的现实批判和人性批判性。《丰乳肥臀》的故事性组织并非出色，但是，母亲、司马库、鸟儿韩等人物确实是符合他的传奇标准。《檀香刑》无疑是完美的传奇，人物、情节，外加魔幻化的因素，使它既像历史又像传奇。《拇指铐》、《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都属于非常成功的传奇叙事。而上述中长篇小说又几乎都可以称之为巨型寓言，充满着象征性。 参 考 文 献
[1] 吴福辉：《莫言的“‘铸剑’笔意”》，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4期.
[2] 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 莫言：《天马行空》，载《解放军文艺》1985年第2期.
[4] 刘再复：《莫言成功的三个密码——2014年12月2日在香港公开大学与莫言的对谈引言》，载《华文文学》2015年第1期.
[5] 莫言：《谁是复仇者？——〈铸剑〉解读》，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3期.
[6] 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 胡适：《易卜生主义》，载胡适：《胡适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8] 莫言：《红高粱家族》，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
[9] 莫言：《写给父亲的信》，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马丽敏]
Abstract： From the reading of MO Yan’s Moulding Sword we can see the similarity between MO Yan and LU Xun in their literary spirit. Both of them are influenced by romanticism and modernism where they meet each other. Through Moulding Sword， MO Yan finds the spirit of LU Xun with the magic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latter. There is obvious LU Xun style magic narration in MO Yan’s creation. Some of their creation is the typical extreme case of romanticism full of passion， strong will， doubt， nothingness as well as shocking suspect and rebellion.
Key words： MO Yan， LU Xun， magic narration， romantic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