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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动用行政式的价格管制是最方便的做法，最容易“上瘾”并产生依赖感，如果价格干预和管制变得频繁，损害的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
近期，以大蒜、绿豆等为代表的农产品价格异军突起，触发以稳定物价为重任的主政者的敏感神经。5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哄抬农产品价格等违法行为。
农产品价格5月回落
“最近水果和蔬菜价格下跌了，5月的CPI可能会低于市场的预期，这缓解了加息的压力。”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6月4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每隔几天就会去小摊上买水果，现在的水果价格普遍降价了，苹果价格比三四月跌了20％左右，最近樱桃的上市价只有每斤15元。”
“5月蔬菜和水果价格正在回落，货币政策应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灵活性，不应该对前几个月的通胀水平产生过激反应，特别是加息要慎重。”郭田勇表示，4月食品价格和居住类价格这两项合在一起拉动2.6个百分点，占2.8％同比涨幅的93％，属于结构性温和上涨。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表示，由于天气好转，北京、沈阳、兰州、重庆、武汉、南京、杭州等地区的蔬菜价格已开始大幅回落。在经历了一轮疯涨之后，杂粮价格也基本趋于平稳，一些前期上涨明显的品种已开始出现回落。从广州黄埔东兴粮油副食品蔬菜批发市场监测及了解的情况来看，5月初绿豆价格创下历史高位后，开始逐步下调。5月初批发价格每公斤18.40元，到6月8日，批发价格降至14，4元，公斤，一个月内降幅超过20％。
社会上有不少声音表示，这波农产品价格之所以会大幅飙升，绝非一个“减产”就能解释，游资炒作是不能忽视的原因。“短时间内价格上涨这么多，有天气原因导致的减产因素，但这其中也有资本的推动。”郭田勇表示，相对于大宗农产品，盘子较小的小杂粮就像股市的创业板一样，在天气因素和供求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等背景刺激下，小品种农产品价格出现集体性暴动也在情理之中。
无论是官方还是经济学界，均承认这些“价格杂音”不会成为主导全年CPI的重要因素。
容易上瘾的价格行政干预
“疯狂”的农产品不经意也悄然点燃了部委间的“战火”：对于农作物产品的大幅涨价问题，国家发改委、统计局和农业部态度不一。
过去的一个月里，在关于农产品价格上涨上的声音此起彼伏：先是国家发改委的“严打”表态，其后遭遇了统计局“天气异常”的解释，之后发改委的声音仍然占据主导，更联合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发文，严打游资炒作；国务院以此为准，在常务会议上确立了“严厉打击”的基调。但是仅仅过了两天，农业部正式表态“游资炒作不是农产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不同的部门出于各自职能肯定有不同的想法和做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魏加宁研究员表示，国家发改委要对异常价格进行监管和调控，而农业部主要是根据价格变化对农产品的种植和经营进行指导。“农业部的工作还是保证农产品的产业链，保障农民的收入。”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易宪容研究员则认为，计划经济性质的打压价格是中国农产品的一个悲哀，这不是一个合理、有序的价格体系。价格是市场经济的核心，通过价格机制的指引，市场才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
如果以行政手段干预价格，市场会用它的方式对干预进行“报复”：公開市场不许涨价，则会出现黑市、寻租和“排队效应”；如果市场准入和价格信号都受阻，市场就会自发减少供应。“政府正在出现大踏步走回头路的迹象。这种计划思维的大规模回潮不仅无济于事，更糟糕的是，它强化了对行政干预的路径依赖，为今后的改革埋下积重难返的隐患。政府要做的是在价格低位时保障农民的基本利益，其余的就交给市场来做，只有在自我的市场调整之中，农产品价格才可能慢慢趋于合理。”
“严厉打击的说法是有些矛盾的，在市场经济中，哪些行为是以前所谓的投机倒把，哪些行为是正常的市场运作，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易宪容分析，国家发改委之所以凌厉出手，其原因很可能担心这类价格上涨潮的标杆作用会传导到大米和小麦等主粮上去，一旦粮农对市场预期形成一致的话，集体惜售，那么有可能对国家的粮食安全造成一定影响。
郭田勇也对目前粮食定价上的一些做法表示质疑，粮食作为一种战略资源，必须满足“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政治要求。但与此同时，政府维持低粮价政策，并通过少数国有公司垄断粮食的进出口市场，因此在国际粮价暴涨的背景下，国内却常常出现“谷贱伤农”的戏剧性一幕。失当的粮价不仅挫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而且加剧了粮食安全风险。“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对于农产品的补贴都是惊人的，反观中国，这些年在形式上对三农问题空前重视，但实质性改善非常有限。农民常念叨的就是免除农业税和种粮补贴早被种子和化肥价格的上涨冲没了。”
“执行价格管制的成本很高，物价管理部门需要建立一个价格监督机制。中国偌大的一个市场，最后能管制的只是一些大企业大批发商。政府的宏观管理应该只管价格总水平，而不能管具体的微观价格。”魏加宁表示，值得警惕的是，政府动用行政式的价格管制是最方便的做法，最容易“上瘾”并产生依赖感，如果价格干预和管制变得频繁，损害的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中国当前的价格改革身陷困境，通胀预期、价格扭曲、汇率、社会压力等多种因素纠缠在一起，已经成为一个系统性的困境，已经不能指望一招就灵了。价格管制虽然只是一个方面，但它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中的非市场思维的体现。如果决策层不从市场经济制度的高度来看问题，那么各种计划式、行政化的做法，将会陆续到来。”
富政府与穷百姓的博弈
事实上，民众对物价不满的根源，是现实中以权力和资本为基础的分配体系。
“要让工资跑赢cPI，否则无法完成分配改革的使命。”湖北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表示，要将最低工资标准同通胀率相挂钩。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国人并没有同步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果实。而且实际购买力甚至是下降的。“随着财税收入改革效果的显现，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惊人，政府的财力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叶青认为，富政府和穷百姓之间的畸形发展，必须进行根本性扭转。
由于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执政者和普通民众的隔阂正逐渐形成，“收入分配改革不能再拖了，必须马上做、而且要大力度地做。”物价话题之上，是当前多数人的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落后的大势。能否尽快提升各类企业工资和农村劳动力报酬，最终将影响整个社会心态的稳定。
“收入分配改革，中央政府要承担起主要角色。”魏加宁认为目前的分配问题非常紧迫，现在讨论无非是协调各个利益集团进行分配的过程。“不少利益集团，尤其是政府和国有企业，不应再盘算如何在改革中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中国政法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王涌表示，最长远的改革道路就是改革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走“小政府、大社会”的道路。“在现行的模式下，政府像一头巨大的河马吞吐着社会资源，本应藏之于民的财富成为政府的巨额财政收入，大量人口挣扎于贫困之中。社会整体的资源配置与投资效率在政府河马式的吞吐中被扭曲，分配的公正性也被击碎。”
“‘小政府，大社会’作为改革之初提出来的强有力口号，为什么20多年后，现实中存在的却是愈来愈大的政府?”王涌对于中国行政机构的膨胀能力十分愤懑，“作为拥有巨大权力，占有资源的政府，为了维护其自身运转，保障体制内的‘嫡系’，必然要全力增加财政收入，这就难免会与民争利，不改变大政府这一点，收入分配改革也可能会走过场。”
近期，以大蒜、绿豆等为代表的农产品价格异军突起，触发以稳定物价为重任的主政者的敏感神经。5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哄抬农产品价格等违法行为。
农产品价格5月回落
“最近水果和蔬菜价格下跌了，5月的CPI可能会低于市场的预期，这缓解了加息的压力。”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6月4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每隔几天就会去小摊上买水果，现在的水果价格普遍降价了，苹果价格比三四月跌了20％左右，最近樱桃的上市价只有每斤15元。”
“5月蔬菜和水果价格正在回落，货币政策应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灵活性，不应该对前几个月的通胀水平产生过激反应，特别是加息要慎重。”郭田勇表示，4月食品价格和居住类价格这两项合在一起拉动2.6个百分点，占2.8％同比涨幅的93％，属于结构性温和上涨。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表示，由于天气好转，北京、沈阳、兰州、重庆、武汉、南京、杭州等地区的蔬菜价格已开始大幅回落。在经历了一轮疯涨之后，杂粮价格也基本趋于平稳，一些前期上涨明显的品种已开始出现回落。从广州黄埔东兴粮油副食品蔬菜批发市场监测及了解的情况来看，5月初绿豆价格创下历史高位后，开始逐步下调。5月初批发价格每公斤18.40元，到6月8日，批发价格降至14，4元，公斤，一个月内降幅超过20％。
社会上有不少声音表示，这波农产品价格之所以会大幅飙升，绝非一个“减产”就能解释，游资炒作是不能忽视的原因。“短时间内价格上涨这么多，有天气原因导致的减产因素，但这其中也有资本的推动。”郭田勇表示，相对于大宗农产品，盘子较小的小杂粮就像股市的创业板一样，在天气因素和供求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等背景刺激下，小品种农产品价格出现集体性暴动也在情理之中。
无论是官方还是经济学界，均承认这些“价格杂音”不会成为主导全年CPI的重要因素。
容易上瘾的价格行政干预
“疯狂”的农产品不经意也悄然点燃了部委间的“战火”：对于农作物产品的大幅涨价问题，国家发改委、统计局和农业部态度不一。
过去的一个月里，在关于农产品价格上涨上的声音此起彼伏：先是国家发改委的“严打”表态，其后遭遇了统计局“天气异常”的解释，之后发改委的声音仍然占据主导，更联合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发文，严打游资炒作；国务院以此为准，在常务会议上确立了“严厉打击”的基调。但是仅仅过了两天，农业部正式表态“游资炒作不是农产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不同的部门出于各自职能肯定有不同的想法和做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魏加宁研究员表示，国家发改委要对异常价格进行监管和调控，而农业部主要是根据价格变化对农产品的种植和经营进行指导。“农业部的工作还是保证农产品的产业链，保障农民的收入。”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易宪容研究员则认为，计划经济性质的打压价格是中国农产品的一个悲哀，这不是一个合理、有序的价格体系。价格是市场经济的核心，通过价格机制的指引，市场才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
如果以行政手段干预价格，市场会用它的方式对干预进行“报复”：公開市场不许涨价，则会出现黑市、寻租和“排队效应”；如果市场准入和价格信号都受阻，市场就会自发减少供应。“政府正在出现大踏步走回头路的迹象。这种计划思维的大规模回潮不仅无济于事，更糟糕的是，它强化了对行政干预的路径依赖，为今后的改革埋下积重难返的隐患。政府要做的是在价格低位时保障农民的基本利益，其余的就交给市场来做，只有在自我的市场调整之中，农产品价格才可能慢慢趋于合理。”
“严厉打击的说法是有些矛盾的，在市场经济中，哪些行为是以前所谓的投机倒把，哪些行为是正常的市场运作，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易宪容分析，国家发改委之所以凌厉出手，其原因很可能担心这类价格上涨潮的标杆作用会传导到大米和小麦等主粮上去，一旦粮农对市场预期形成一致的话，集体惜售，那么有可能对国家的粮食安全造成一定影响。
郭田勇也对目前粮食定价上的一些做法表示质疑，粮食作为一种战略资源，必须满足“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政治要求。但与此同时，政府维持低粮价政策，并通过少数国有公司垄断粮食的进出口市场，因此在国际粮价暴涨的背景下，国内却常常出现“谷贱伤农”的戏剧性一幕。失当的粮价不仅挫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而且加剧了粮食安全风险。“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对于农产品的补贴都是惊人的，反观中国，这些年在形式上对三农问题空前重视，但实质性改善非常有限。农民常念叨的就是免除农业税和种粮补贴早被种子和化肥价格的上涨冲没了。”
“执行价格管制的成本很高，物价管理部门需要建立一个价格监督机制。中国偌大的一个市场，最后能管制的只是一些大企业大批发商。政府的宏观管理应该只管价格总水平，而不能管具体的微观价格。”魏加宁表示，值得警惕的是，政府动用行政式的价格管制是最方便的做法，最容易“上瘾”并产生依赖感，如果价格干预和管制变得频繁，损害的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中国当前的价格改革身陷困境，通胀预期、价格扭曲、汇率、社会压力等多种因素纠缠在一起，已经成为一个系统性的困境，已经不能指望一招就灵了。价格管制虽然只是一个方面，但它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中的非市场思维的体现。如果决策层不从市场经济制度的高度来看问题，那么各种计划式、行政化的做法，将会陆续到来。”
富政府与穷百姓的博弈
事实上，民众对物价不满的根源，是现实中以权力和资本为基础的分配体系。
“要让工资跑赢cPI，否则无法完成分配改革的使命。”湖北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表示，要将最低工资标准同通胀率相挂钩。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国人并没有同步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果实。而且实际购买力甚至是下降的。“随着财税收入改革效果的显现，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惊人，政府的财力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叶青认为，富政府和穷百姓之间的畸形发展，必须进行根本性扭转。
由于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执政者和普通民众的隔阂正逐渐形成，“收入分配改革不能再拖了，必须马上做、而且要大力度地做。”物价话题之上，是当前多数人的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落后的大势。能否尽快提升各类企业工资和农村劳动力报酬，最终将影响整个社会心态的稳定。
“收入分配改革，中央政府要承担起主要角色。”魏加宁认为目前的分配问题非常紧迫，现在讨论无非是协调各个利益集团进行分配的过程。“不少利益集团，尤其是政府和国有企业，不应再盘算如何在改革中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中国政法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王涌表示，最长远的改革道路就是改革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走“小政府、大社会”的道路。“在现行的模式下，政府像一头巨大的河马吞吐着社会资源，本应藏之于民的财富成为政府的巨额财政收入，大量人口挣扎于贫困之中。社会整体的资源配置与投资效率在政府河马式的吞吐中被扭曲，分配的公正性也被击碎。”
“‘小政府，大社会’作为改革之初提出来的强有力口号，为什么20多年后，现实中存在的却是愈来愈大的政府?”王涌对于中国行政机构的膨胀能力十分愤懑，“作为拥有巨大权力，占有资源的政府，为了维护其自身运转，保障体制内的‘嫡系’，必然要全力增加财政收入，这就难免会与民争利，不改变大政府这一点，收入分配改革也可能会走过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