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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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自由主义是近代西方政治思潮的主流。它把个人看作国家的基础,认为个人高于国家,国家是实现个人权利、利益和价值的工具。以洛克为代表的十七、十八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强调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界限,维护个人的所谓“天赋权利”,主张限制国家权力的范围。以边沁、密尔等人为代表的十九世纪自由主义者强调个人自由,反对国家干涉。在他们看来,干涉少的政府就是好政府。自由主义思想产生于近代社会黎明时期。它起初是作为基督教及其神学的对立物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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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自由主义是近代西方政治思潮的主流。它把个人看作国家的基础,认为个人高于国家,国家是实现个人权利、利益和价值的工具。以洛克为代表的十七、十八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强调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界限,维护个人的所谓“天赋权利”,主张限制国家权力的范围。以边沁、密尔等人为代表的十九世纪自由主义者强调个人自由,反对国家干涉。在他们看来,干涉少的政府就是好政府。自由主义思想产生于近代社会黎明时期。它起初是作为基督教及其神学的对立物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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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意识形态同社会实践密不可分。一种思想观念,只有当它行使着指导社会实践的功能时,它才变为一种意识形态。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被称为“意识形态的探索者”的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更是独辟蹊径。在他那里,意识形态被划分为两种:(1)狭义的意识形态:面向他世的、超乎人类社会与历史的、理想性的思想体系;(2)乌托邦:造反的、革命的、启示式的、救世主式的、在宗教和政治上具有抱负的理想性的思想体系。
<正>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整整十年,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果,同时也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困境。走出困境的出路,不是停止改革,而是深化改革、配套改革、系统改革。整顿经济秩序、治理经济环境,需要以党自身的改革为先导,带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为了解这些问题,不妨把我们的理论视线转向列宁晚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反思与构想。以逐步走向民主化为主旨的政治体制改革,要从无产阶级执政党自身做起,遏止党内
刘靖华同志不久前采访了我国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任先生的答问主要围绕儒家文化与中国政治传统展开的。这里将经任先生审定的谈话笔录予以刊载,仅供关心这一问题的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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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把多元化看成是一种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概念。认为多元化的最终目的是抹杀资本主义的矛盾,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渗透活动。所以,多元化问题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一直是个禁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早提出“多元化”的是50年代末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原苏共产党员、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他说:“多
<正> 在70年代西方政治哲学思潮中,有一位与罗尔斯齐名的思想家,他就是哈佛大学哲学教授罗伯特·诺锡克(Roberb Nozick 1938——)。《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1974年初版)是诺锡克的代表作。它被公认为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政治哲学中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诺锡克政治哲学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它同罗尔斯的正义论有何分歧?其理论渊源何在?如何看待它的现实意义?这就是本文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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