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拿着父亲给他的120元钱，李书福买了个小相机，骑着自行车满街给人照相。那一年他刚刚高中毕业。半年后，他开了一家照相馆，再一年后，李书福关掉效益不错的照相馆，做起了从废品中提炼金银的生意。这也许是他迈出办企业的第一步。1989年，李书福的北极花冰箱厂未能进入国家定点生产企业名单，李书福从家电业退出，但他已经掘到了第一桶金。1991年，李书福开始了建材的生产，这次选择是他事业腾飞的起点。之后，他又涉足摩托车制造业，中国第一辆踏板式摩托车就是从李书福的吉利集团驶出的。当然，李书福最大的梦想还是造汽车。
　　
　　李书福曾经因为揭发“足球黑幕”名扬四海，而更令他出名的是，他居然要造汽车。公众往往首先把他和“汽车狂人”、“汽车疯子”这样的词语联系在一起，然后想到的才是他一手打造的民族品牌“吉利”。 不少人对乡镇企业造车始终怀疑，更有甚者，刻意将李书福造车与闹剧般的农民造飞机事件等同起来。但市场对李书福的吉利汽车是认可的，消费者选择了“用脚投票”。2006年的数据显示，吉利集团在国内33家轿车企业中销量排名第七，经济型轿车更是排名第二。
　　“你想想，四个轮子、一个方向盘、一个发动机、一个车壳，里面两个沙发，简单地讲汽车就是这样。”李书福的著名言论。
　　只有质量不低于国家相关标准，产品才能上市，外界将其形容为“农民造飞机”则有失公允。安迪·格鲁夫说：“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不可否认，李书福就是这样的一个“偏执狂”，同时，“偏执狂”意味着李书福拥有超强的行动力。查看李书福的经历，他曾多次遭遇“准生证”难题。北极花冰箱厂在失去“准生”资格后，李书福选择了放弃。而后进军摩托车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李书福仍然没有“准生证”，这个“狂人”却几乎是一路闯“红灯”，冲出了一条生路。拿破仑的名言“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李书福这里就是“先把孩子生下来再说”。李书福的第一辆可以上市的汽车，就是和四川一家监狱汽车企业合作生产出来的。
　　当李书福听到日本称“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工厂”时，并不激动，而是提出一系列问题：世界工厂由谁下订单？假如中国市场汽车被外资控制，世界工厂是不是变成世界加工车间？如果变成世界加工车间，还有没有民族品牌？还需要企业家吗？还是只需要车间主任？他认定：“别人没做，我们更应该做。即使无力回天，也可留下一个时间点上值得思考的东西。”审视吉利汽车，我们没有必要抬升到像他说的“民族品牌代表”这样的高度。消费者在选择汽车时，价格、质量、品牌等可能都是其考虑的要素，重要程度也因人而异。企业在制定经营策略时，其行为只要在法律框架内，就拥有充分的自主决策权，外界无权对其做出道德层面的评价。 李书福个性张扬，满嘴“民族大义”，从某种层面上讲，是一种理查德·布兰森式的智慧—企业老板即企业形象代言人。当然，在一个政策风险很高的游戏环境中经营企业，如同暗夜行路，大声疾呼者往往比沉默者更安全。
　　1933年，丰田第一辆ＡＡ汽车下线，完全模仿克莱斯勒Ａir Flower，而李书福手工打造的“奔驰”正静静停在吉利集团的展览室里。当初正是因为模仿，丰田跟吉利打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官司。虽然最后吉利赢了，但李书福还是心有余悸，“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形成真正的核心竞争力。”表面上看吉利赢得了一场是否涉及商标侵权的官司，但真正帮助吉利赢得生存机遇的，却还是自主研发出来的产品。如果没有自主研发的MR479Q发动机，在被丰田“斩断”发动机供应链之后，李书福也许只能默默承受“灭顶之灾”。“模仿生产—低价入市—自主研发—技术领先”是日本汽车业的腾飞之路，能否复制或超越，李书福这个永远把事情做在前头的人正一路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