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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四时期是瞿秋白学术思想转变的重要时期。他的思想转变主要是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两个方面。在人生观上，瞿秋白实现了从佛教“厌世”到革命“入世间”的转变;在政治观上，瞿秋白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的主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关键词：五四运动、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五四”时期，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瞿秋白自身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极端重要的影响，对他学术思想的转变有着重要作用。在这一时期，瞿秋白人生观和政治观都发生了重要改变，这些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
一、瞿秋白的人生哲学
五四运动时期是瞿秋白人生观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五四运动以前，瞿秋白是一种“二元的人生观”，一部分经营着“世间”的责任，为自立生计的预备;一部分的生活努力于“出世间”的功德，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得瞿秋白的人生观逐渐向着改变现状、寻求社会问题解决的入世用世的方向发展。
（一）佛教的“厌世”观
五四运动之前的几年间，瞿秋白在中国社会根本看不到一丝的希望。他憎恶这个社会的虚伪和丑恶，这个社会使他变得过早的敏感和清醒。但是，他最初的反抗，却往往表现为冷漠和避世;他试图解释人生，却找不到先进的思想武器，而只能借助于经学、佛学这类传统而陈旧的思想资料。
瞿秋白思想所受的影响是庞杂的，多方面的。清末以来流行的各种学术思想和社会思潮，对他都有影响。从今文经学到佛学，从改良主义到实验主义，从整理国故到文化救国，都融入了这个青年学子的正在形成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中。
瞿秋白讲佛论经，都以文化救国为其直接目标。“以文化救中国”，就是渴求以文化之普及，救治被统治者愚弄麻醉了的人民大众。鲁迅之提倡“个性解放”，其义在此;瞿秋白之重“文化救国”，其义也在此。他们都是看到中国“国民性”之麻木、愚弱，而求通过思想启蒙运动，使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觉醒起来。这种精神上的觉醒很难看到成效，中国社会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与此同时，瞿秋白也开始关注社会具体问题的解决。
（二）革命的“入世间”
虽然瞿秋白出生于封建“士的阶级”家庭，具有“名士化”的倾向，但是由于家庭的没落，使他能够较早地从中察觉到“士的阶级”的腐朽以及劳动人民的疾苦。在他内心深处始终存有一种入世的、寻求对社会问题解决的革命民主主义意识。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瞿秋白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五四运动时期，瞿秋白积极地投入到学生运动的洪流中。在五四运动中所受到的一番社会的教训，使瞿秋白更明白了“社会”的意义。他深刻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这既是对五四运动发展趋向的深刻揭示，同时也是对他自己思想转变原因的直接剖析。自此之后，他的思想开始广泛地与社会实际生活接触，积极参加社会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探求“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
当时的中国社会流行着许多社会主义思潮，除马克思主义外，还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等。瞿秋白同样受到多种思潮的影响。他曾研究过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美国的宗教新村运动，然而当他认识到这些思潮并不能给他提供一个认识社会问题的有力的思想武器之后，他开始倾向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同时，他还预见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指出：“世界的进步正在向着社会主义发展，一步失败就有一步成功;终竟可以希望全世界的大改革。”这里已明显体现出他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并倾向于用社会主义来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此后，他还批判了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和无抵抗主义的错誤观点，热情赞扬了伯伯尔关于社会革命的思想。从以上瞿秋白关于社会改革的见解中，可以看出他这时已经基本实现了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现实社会。
二、瞿秋白的政治哲学
五四运动以后，瞿秋白亲身赴俄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俄乡的历程坚定了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他期望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的先进分子能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研究中国社会之实际、推进中国革命之斗争、解决中国革命之问题。
（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中国无产阶级之头脑
中国人最初是从唯物史观的意义上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因此瞿秋白也把唯物史观当作全部的马克思主义加以研究和运用于解决中国革命之问题。但是，瞿秋白发现在运用唯物史观去寻求社会变革时，并不能完全实现中国发展社会主义运动、革除中国传统宗法家族制度、建立新型的民主国家这一目标。因此，瞿秋白决定以寻求解决中国问题为己任，去一个能发展自身个性的环境“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
瞿秋白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人必须先克服把全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唯物史观来理解的片面性，要从宇宙观的高度整体性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认为唯物史观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因而，瞿秋白在其《马克思主义之意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整个的世界观。因为他对于现实世界里的一切现象都以‘现代的’或互辩法的唯物论观点去解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基础，就是所谓马克思的哲学。”阐明了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升到宇宙观的高度和层面上，才能呈现其普遍性和一般方法论特质，才能为人们观察现存世界提供正确的理论支持。
瞿秋白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是首要问题。他指出从结构主义视域研析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义是为了在中国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宇宙观，更重要的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性特质转变为一种方法去考察和改造中国社会并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在实践中去实现“马克思主义整个的系统形成之动机”——科学共产主义，以阐明马克思主义是以共产革命为对象，纯正的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必定是革命的共产主义。由此可见，瞿秋白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他自觉的、有意识的理论选择活动，是为他解决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进行的哲学活动。 （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
五四时期是我国近代史上学术思想最为繁荣的时期，国内外各种思潮都围绕着“改造社会”提出各自的见解，因而展开了大规模的尖锐的学术论战。
1923年初，瞿秋白回国后，以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参与到对中国的命运和前途的不同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哲学论辩中。在这里，瞿秋白对一切封建复古的反科学的“纯主观的谬误”予以坚决揭露和批判，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批判性;同时，要求通过哲学论辩来发现真理，亦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因为任何真理只有通过争辩才能被确立和接受。因此，瞿秋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来剖析社会上的各种思潮，并对各种错误思潮予以揭露和批判。
例如，瞿秋白先后批判了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以复兴孔学为己任的东方文化派的复古思潮，以张君励为代表的“玄学派”的意识万能说以及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在批判实用主义思想时，瞿秋白运用马克思历史主义的观点对实验主义的“且解决目前的问题，不必问最后目的”的思想原则进行了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这些论辩和批判中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和理解，并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指明政治方向，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思想旗帜。
（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瞿秋白运用历史的唯物论的方法研究中国现实，为中国革命问题找到基本依据。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理论来考察中国近代社会的现实状况，指出在帝国主义侵略、封建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因而，要使中国社会真正得到变革，只有发动最广大农民群众起来斗争，建立农民政权，实行土地革命，才能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前期的封建式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但是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瞿秋白进一步指出：“中国革命虽是资产阶级性的，然而他于世界无产阶级联盟而反抗列强帝国主义。他的胜利的前途，不得不超出资产阶级性的范围，而过度于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中国革命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
在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性质进行深刻而切合实际的分析之后，瞿秋白进一步从政策和策略等方面对中国革命做了具体而详尽的论述。首先，他指出，中国革命应该分两步走，先发动资产阶级革命，改变中国社会形态，之后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其次，因为只有无产阶级的行动是最直接、革命是最彻底的。所以，只有无产阶级强有力的参加并取得领导权，才能真正地担当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之重任。再次，中国民众只有拿起武器才能真正地实现推翻反动统治之革命任务。最后，他强调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中极其重要的问题。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支柱的国家，农民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但农民同样是受压迫最深最重的。很显然，中国民主革命的意义其实就在于解放农民。因而，瞿秋白认为中国革命只有“获得农民群众，革命的基础才能巩固，才能排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权力”。中国革命其实就是农民革命。
五四运动时期是瞿秋白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他受到当时社会流行的多种思潮影响，逐渐在人生观和政治观方面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瞿秋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得出一系列正确的认识，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确能够解释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并指示中国革命的前途。瞿秋白指出：“我们的著作是想要利于革命的实践的。”因而，在哲学层面探究瞿秋白學术思想的转变，对于我们今天把马列主义及其哲学的普遍真理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相结合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2]陈铁健.瞿秋白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3]戴逸.瞿秋白学术思想评传[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4]周君适. 瞿秋白同志在黄陂[J]，《山花》.1981（7）
[5]康沛竹，江大伟.五四时期瞿秋白思想发展历程 [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5）
[6]王永乐.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视域下的瞿秋白土地革命理论及实践[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11（4）
关键词：五四运动、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五四”时期，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瞿秋白自身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极端重要的影响，对他学术思想的转变有着重要作用。在这一时期，瞿秋白人生观和政治观都发生了重要改变，这些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
一、瞿秋白的人生哲学
五四运动时期是瞿秋白人生观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五四运动以前，瞿秋白是一种“二元的人生观”，一部分经营着“世间”的责任，为自立生计的预备;一部分的生活努力于“出世间”的功德，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得瞿秋白的人生观逐渐向着改变现状、寻求社会问题解决的入世用世的方向发展。
（一）佛教的“厌世”观
五四运动之前的几年间，瞿秋白在中国社会根本看不到一丝的希望。他憎恶这个社会的虚伪和丑恶，这个社会使他变得过早的敏感和清醒。但是，他最初的反抗，却往往表现为冷漠和避世;他试图解释人生，却找不到先进的思想武器，而只能借助于经学、佛学这类传统而陈旧的思想资料。
瞿秋白思想所受的影响是庞杂的，多方面的。清末以来流行的各种学术思想和社会思潮，对他都有影响。从今文经学到佛学，从改良主义到实验主义，从整理国故到文化救国，都融入了这个青年学子的正在形成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中。
瞿秋白讲佛论经，都以文化救国为其直接目标。“以文化救中国”，就是渴求以文化之普及，救治被统治者愚弄麻醉了的人民大众。鲁迅之提倡“个性解放”，其义在此;瞿秋白之重“文化救国”，其义也在此。他们都是看到中国“国民性”之麻木、愚弱，而求通过思想启蒙运动，使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觉醒起来。这种精神上的觉醒很难看到成效，中国社会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与此同时，瞿秋白也开始关注社会具体问题的解决。
（二）革命的“入世间”
虽然瞿秋白出生于封建“士的阶级”家庭，具有“名士化”的倾向，但是由于家庭的没落，使他能够较早地从中察觉到“士的阶级”的腐朽以及劳动人民的疾苦。在他内心深处始终存有一种入世的、寻求对社会问题解决的革命民主主义意识。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瞿秋白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五四运动时期，瞿秋白积极地投入到学生运动的洪流中。在五四运动中所受到的一番社会的教训，使瞿秋白更明白了“社会”的意义。他深刻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这既是对五四运动发展趋向的深刻揭示，同时也是对他自己思想转变原因的直接剖析。自此之后，他的思想开始广泛地与社会实际生活接触，积极参加社会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探求“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
当时的中国社会流行着许多社会主义思潮，除马克思主义外，还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等。瞿秋白同样受到多种思潮的影响。他曾研究过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美国的宗教新村运动，然而当他认识到这些思潮并不能给他提供一个认识社会问题的有力的思想武器之后，他开始倾向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同时，他还预见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指出：“世界的进步正在向着社会主义发展，一步失败就有一步成功;终竟可以希望全世界的大改革。”这里已明显体现出他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并倾向于用社会主义来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此后，他还批判了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和无抵抗主义的错誤观点，热情赞扬了伯伯尔关于社会革命的思想。从以上瞿秋白关于社会改革的见解中，可以看出他这时已经基本实现了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现实社会。
二、瞿秋白的政治哲学
五四运动以后，瞿秋白亲身赴俄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俄乡的历程坚定了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他期望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的先进分子能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研究中国社会之实际、推进中国革命之斗争、解决中国革命之问题。
（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中国无产阶级之头脑
中国人最初是从唯物史观的意义上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因此瞿秋白也把唯物史观当作全部的马克思主义加以研究和运用于解决中国革命之问题。但是，瞿秋白发现在运用唯物史观去寻求社会变革时，并不能完全实现中国发展社会主义运动、革除中国传统宗法家族制度、建立新型的民主国家这一目标。因此，瞿秋白决定以寻求解决中国问题为己任，去一个能发展自身个性的环境“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
瞿秋白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人必须先克服把全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唯物史观来理解的片面性，要从宇宙观的高度整体性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认为唯物史观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因而，瞿秋白在其《马克思主义之意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整个的世界观。因为他对于现实世界里的一切现象都以‘现代的’或互辩法的唯物论观点去解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基础，就是所谓马克思的哲学。”阐明了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升到宇宙观的高度和层面上，才能呈现其普遍性和一般方法论特质，才能为人们观察现存世界提供正确的理论支持。
瞿秋白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是首要问题。他指出从结构主义视域研析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义是为了在中国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宇宙观，更重要的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性特质转变为一种方法去考察和改造中国社会并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在实践中去实现“马克思主义整个的系统形成之动机”——科学共产主义，以阐明马克思主义是以共产革命为对象，纯正的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必定是革命的共产主义。由此可见，瞿秋白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他自觉的、有意识的理论选择活动，是为他解决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进行的哲学活动。 （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
五四时期是我国近代史上学术思想最为繁荣的时期，国内外各种思潮都围绕着“改造社会”提出各自的见解，因而展开了大规模的尖锐的学术论战。
1923年初，瞿秋白回国后，以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参与到对中国的命运和前途的不同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哲学论辩中。在这里，瞿秋白对一切封建复古的反科学的“纯主观的谬误”予以坚决揭露和批判，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批判性;同时，要求通过哲学论辩来发现真理，亦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因为任何真理只有通过争辩才能被确立和接受。因此，瞿秋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来剖析社会上的各种思潮，并对各种错误思潮予以揭露和批判。
例如，瞿秋白先后批判了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以复兴孔学为己任的东方文化派的复古思潮，以张君励为代表的“玄学派”的意识万能说以及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在批判实用主义思想时，瞿秋白运用马克思历史主义的观点对实验主义的“且解决目前的问题，不必问最后目的”的思想原则进行了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这些论辩和批判中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和理解，并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指明政治方向，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思想旗帜。
（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瞿秋白运用历史的唯物论的方法研究中国现实，为中国革命问题找到基本依据。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理论来考察中国近代社会的现实状况，指出在帝国主义侵略、封建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因而，要使中国社会真正得到变革，只有发动最广大农民群众起来斗争，建立农民政权，实行土地革命，才能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前期的封建式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但是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瞿秋白进一步指出：“中国革命虽是资产阶级性的，然而他于世界无产阶级联盟而反抗列强帝国主义。他的胜利的前途，不得不超出资产阶级性的范围，而过度于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中国革命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
在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性质进行深刻而切合实际的分析之后，瞿秋白进一步从政策和策略等方面对中国革命做了具体而详尽的论述。首先，他指出，中国革命应该分两步走，先发动资产阶级革命，改变中国社会形态，之后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其次，因为只有无产阶级的行动是最直接、革命是最彻底的。所以，只有无产阶级强有力的参加并取得领导权，才能真正地担当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之重任。再次，中国民众只有拿起武器才能真正地实现推翻反动统治之革命任务。最后，他强调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中极其重要的问题。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支柱的国家，农民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但农民同样是受压迫最深最重的。很显然，中国民主革命的意义其实就在于解放农民。因而，瞿秋白认为中国革命只有“获得农民群众，革命的基础才能巩固，才能排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权力”。中国革命其实就是农民革命。
五四运动时期是瞿秋白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他受到当时社会流行的多种思潮影响，逐渐在人生观和政治观方面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瞿秋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得出一系列正确的认识，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确能够解释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并指示中国革命的前途。瞿秋白指出：“我们的著作是想要利于革命的实践的。”因而，在哲学层面探究瞿秋白學术思想的转变，对于我们今天把马列主义及其哲学的普遍真理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相结合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2]陈铁健.瞿秋白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3]戴逸.瞿秋白学术思想评传[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4]周君适. 瞿秋白同志在黄陂[J]，《山花》.1981（7）
[5]康沛竹，江大伟.五四时期瞿秋白思想发展历程 [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5）
[6]王永乐.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视域下的瞿秋白土地革命理论及实践[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