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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南京江宁“五朵金花”为例，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通过SPSS 19.0数据处理，分析旅游地居民对乡村旅游影响感知的差异性。结果表明，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强烈程度与其年龄、文化程度、地段位置和是否参与旅游显著相关。
关键词旅游影响感知；差异性；五朵金花
中图分类号S18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7-6611（2014）09-02640-04
基金项目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201310307061）。
作者简介张颖（1993- ），女，云南昆明人，本科生，专业：乡村旅游规划。
早期的旅游业发展大多是单一的政府或企业行为，没有将居民诉求和参与纳入旅游规划开发中，致使在后期发展中，居民被动承担着环境污染、文化冲突、利益分配不公等大量负面影响。社区居民不仅是乡村旅游资源的创造者和保护者，也是旅游影响的承担者和敏感者，因此乡村旅游的长远发展离不开社区居民的参与[1]。只有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改善居住环境，使居民对旅游影响产生认同感，才能提高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积极性[2]。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决定着其对旅游的态度与支持水平，Doxey认为居民态度随着旅游发展的程度而经历愉快、冷淡、恼怒直至对抗等阶段[3]。Dogan以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将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划分为感知的利益和成本两方面，建立社区支持旅游发展的模型，用以揭示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和旅游影响感知之间的关系[4]。Nunkoo等发现影响居民对旅游态度的自变量主要有经济上对旅游的依赖、职业认同、社区依附、权利水平等[5]。刘纬华认为社区旅游发展程度是影响居民对旅游感知的重要因素[6]。章锦河从旅游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等角度分析了古村落旅游地居民对旅游感知的基本特征和影响因素[7]。顾筱和从旅游活动对人居和农耕自然环境影响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旅游活动对乡村自然环境的影响主要是负面影响[8]。熊剑平等认为居民从乡村旅游发展中所获得的经济利益超过了其承担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成本，对旅游开发正面影响感知强于负面影响感知[9]。
目前，我国对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研究成果较丰硕，如社区居民参与对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重要性的理论研究，但有针对性的实证分析仍较有限。笔者以南京江宁“五朵金花”中“石塘人家”、“汤山七坊”、“世凹桃源”3个旅游村为例，通过实地调研获取数据，从居民参与旅游的角度，定量研究居民的参与程度对经济影响、社会影响和环境影响造成的感知差异。
1案例区简况
江宁“五朵金花”由“世凹桃源”、“石塘人家”、“汤山七坊”、“朱门农家”、“东山香樟园”5个乡村旅游点构成，位于南京市江宁区，交通便利。为深入贯彻省、市打造“都市美丽乡村、农民幸福家园”的指示精神，自2011年起江宁区政府开展了农村综合环境整治和村容村貌出新工作，以“健康乡村、品质乡村、文化乡村”为主题，打造江宁系列都市乡村休闲品牌。其中，以“石塘人家”的规模最大，依附“石塘竹海”发展“农家乐”为主的乡村旅游；“汤山七坊”以油坊、豆腐坊等传统手工艺作坊作为旅游特色；“世凹桃源”则依托牛首山景区打造“四季有花开、步步有风景”的“牛首文化第一村”。截至2013年，江宁“五朵金花”已吸引各类游客44万人次，实现收入3 200多万元，引导“农家乐”经营户户均增收15.2万元，有力带动了全区休闲农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成为南京市民近郊一日游的首选目的地。
2研究方案
研究以问卷调查与入户访谈为主，以3个乡村旅游点居民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109份，其中有效问卷105份，问卷有效率为96.33%。问卷采用李克特五分法，统计数据经SPSS 19.0软件分析，案例区居民对经济影响、社会影响、环境影响、参与意愿、参与行为的信度Alpha值均在0.7以上，数据分析具有一定稳定性和可靠性（表1）。
3结果分析
3.1被调查居民人口统计特征从有效问卷样本来看，被调查人群均为年满18周岁有劳动能力的当地居民，对当地情况有一定了解。其中，被调查对象的男女比例为44∶56，年龄在45岁以上者达68.57%，当地居民文化程度偏低，初中及以下学历者达75.23%，家庭所处地段位置以沿街居多，占45.71%（表2）。
3.2居民总体影响感知分析旅游发展对目的地的影响感知主要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但不同乡村旅游点居民对于发展乡村旅游后的影响感知存在一定差异（表3）。
3.2.13个旅游村影响感知对比分析。在旅游的经济影响感知方面，对于“增加社区居民的收入”这一积极影响感知，“汤山七坊”的居民感知均值为3.79，明显低于“石塘人家”和“世凹桃源”，均值分别为4.48和4.54。大部分“汤山七坊”的居民表示旅游发展并没有增加其收入（标准差为0.792）。而对于“使少部分人受益”这一消极影响感知，“石塘人家”和“世凹桃源”的感知均值分别为2.60和2.48，均低于“汤山七坊”，其感知均值为3.05。“汤山七坊”的居民普遍认为当地旅游发展不均衡，只有参与旅游并与政府关系较密切的居民受益较多，家庭收入增加，而未参与的居民并没有得到较多利益。
在旅游的社会影响感知方面，“石塘人家”、“世凹桃源”和“汤山七坊”居民的感知均值差异不明显，积极影响感知均值均在4.0以上，由于3个旅游村是同步开发的，且目前尚处于旅游发展初级阶段，因而所带来的社会影响表现并不突出。
在旅游的环境影响感知方面，对于“改善社区的基础设施”和“改善环境卫生状况”积极影响感知，“汤山七坊”居民的感知均值明显低于“石塘人家”和“世凹桃源”，分别为4.11和4.12。相较于其他两个旅游村，“汤山七坊”的投资改造力度较小，居民表示只有村口的居民房屋得到统一改造，而内部没有明显变化，同时旅游管理工作不到位，没有及时维修破损老化的设施。 3.2.2总体影响感知分析。在旅游的经济影响感知方面，对于“缓解劳动力流失现象”、“增加社区居民就业机会”、“增加社区居民的收入”和“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平”等积极影响感知，总体均值均在3.9以上，其中“增加社区居民的收入”最高，均值为4.41。发展乡村旅游后，部分在外打工的居民返乡就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流失现象，且居民积极参与旅游发展后，增加了家庭收入，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在旅游的社会影响感知方面，积极影响感知均值均在4.0以上，大多数居民表示，开发乡村旅游后，对外交流加强，自身的思想观念得到提升，社区自豪感增强，而对于“导致社区治安混乱”的消极影响感知均值为2.35，可见大多数居民对于旅游带来的积极社会影响认同度较高。
在旅游的环境影响感知方面，3个旅游村居民对旅游的正面环境影响感知强烈，感知均值均大于4.0，大多数居民表示社区环境卫生状况得到极大改善，由原来“脏、乱、差”的农村变为干净整齐、错落有致的现代化旅游乡村。面对如此美丽的社区，居民们也自觉提高了自己的环保意识，主动参与到社区环境卫生维护中来。
3.3居民感知影响差异性分析 统计表明，居民的年龄与“增加收入”和“使少部分人受益”的感知存在显著相关性，Sig值分别为0.04和0.013，均低于0.05，居民对此的感知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年龄的影响。同时，居民的年龄和文化程度与“促进思想观念进步”这一影响感知不存在相关性，其Sig值均高于0.05，说明旅游开发后，居民的思想观念进步与否不受其年龄和文化程度的影响。此外，居民是否参与旅游和其所处地段位置与“增加就业机会”和“增加收入”这两项影响感知显著相关，Sig值均低于0.05，可见参与旅游和处于优势地段的居民对这两项影响感知的认同度高于未参与和地段位置优势不明显的居民（表4）。
3.3.1地段位置对居民感知影响的差异分析。分析表明，家庭所处位置不同的居民对于“提高生活水平”这一影响感知表现出明显差异。地理位置处于优势的居民（村口、沿街）的赞同率均在60%以上，远高于处于劣势地段的居民（岔路口、其他）。究其原因，目前当地居民主要以“农家乐”接待为主参与旅游，旅游经营方式缺乏特色，相似度较高，尤以“石塘人家”最为突出。此外，由于规划开发不完善，旅游村入口处与内部区域的开发力度不一致，游客游览不深入，客源分布集中于外部区域，居民参与旅游经营获益不均，导致部分居民未参与或因经营不善而退出，使得地段位置成为制约其旅游收入多少的重要因素，进而影响居民自身的感知态度（表5）。
安徽农业科学2014年3.3.2文化程度对居民感知影响的差异分析。分析表明，不同文化程度的居民对于“增加就业机会”这一影响感知表现出明显差异。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的居民的赞同率仅为39.62%，远低于其他年龄段的居民。这部分居民由于文化程度不高，缺乏积极学习意识，参与能力低，且政府为居民提供的培训很少，居民旅游知识和操作技能弱，参与旅游受到限制。他们认为当地发展乡村旅游后，不仅使他们失去了原有的农业生产资料，也没有获得合适的就业岗位，政府反而对外招聘人员到当地就业，加剧了当地的就业竞争形势，引起了居民不满。而有68.75%的高中及中专学历的居民对此持赞同态度，这是由于他们的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学习能力较强，具有一定的就业竞争力，可以更好地适应旅游发展的需要，从而获得相应的就业岗位。
3.3.3是否参与旅游对居民感知影响的差异分析。分析表明，居民参与旅游与否对“促进思想观念进步”这一影响感知表现出明显差异。参与旅游的居民对此的赞同率为77.22%，远高于未参与的居民。对于参与旅游的居民，他们认为当地发展乡村旅游后，由于外来游客的进入而加强了对外交流。他们不断与游客接触，知识面得到拓展，且需不断吸收新思想和新文化以提高参与能力，从而更好地适应参与旅游的需要，因此他们认为旅游促进思想观念进步。而对于未参与旅游的居民，他们与游客接触的机会较少，原有的思维方式并未受到较大影响，且缺乏主动参与旅游的意识，对于新文化和新观念的吸收很少，知识面没有得到较大的拓展，因此这部分居民大多不认为自己的思想观念有所进步。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五朵金花”居民对发展乡村旅游后的积极影响感知强烈，其中经济影响感知中的“增加居民收入”感知均值高达4.41，社会影响感知中“促进思想观念进步”感知均值为4.42，而环境影响感知均值在4.1以上，可见“五朵金花”旅游开发取得显著效益，居民对发展乡村旅游带来的正面影响认同度较大，当地乡村旅游发展态势良好。
“五朵金花”中的3个旅游村发展态势不一，居民态度也存在一定差异。对于“增加居民收入”这一感知，“石塘人家”和“世凹桃源”居民的感知均值分别为4.48和4.54，远高于“汤山七坊”（3.79），原因在于“石塘人家”的旅游发展规模大，且依附“石塘竹海”，旅游吸引力较大。“世凹桃源”在政府的引导下旅游发展势头较好，居民参与度高。而“汤山七坊”的旅游规模最小，且开发不到位，居民参与度低，获益少，因而感知低于前二者。
“五朵金花”居民的年龄、文化程度、所处的地段位置和是否参与旅游均与其影响感知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其中居民是否参与旅游与“增加就业机会”感知相关性最强（Sig=0.001），这是由于参与旅游的居民就业方式增加，改变了原有单一的农业劳作方式，而未参与的居民不仅未获得新的就业岗位，甚至失去土地等农业生产资料，导致居民对该项感知出现显著差异。
4.2建议
4.2.1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参与能力。大多旅游地居民文化素质低，需要政府的正确引导。加强旅游教育培训，才能提高居民参与能力，发挥参与主体作用[10]。政府应建立旅游培训系统，提高居民知识文化水平并改变其思想意识；优先考虑本地居民的就业问题，帮助其提高就业技能和参与能力，从而提高居民参与积极性；积极为居民解答参与旅游过程中的疑难问题，解决参与纠纷并避免恶性竞争；加大乡村旅游知识的宣传力度，增强居民对旅游的认知，变被动参与为主动参与，鼓励居民献计献策并给予反馈，调动居民的积极性，进而推动乡村旅游发展进程。 4.2.2开发特色产品，发展差异经营。开发多样化乡村旅游产品，是拓宽乡村旅游就业渠道的有效途径，而发展差异化经营可增强竞争力，并提高乡村旅游抗审美疲劳能力[11]。因此要开发乡村旅游特色产品，增强旅游吸引力，进而提高知名度并扩大市场。同时丰富旅游产品层次，使居民参与形式变单一为多元化，创造复合旅游产品并及时更新拓展服务项目，以打造品牌效益，进而扩大就业渠道，调动居民积极性。此外，要推动相关行业协调发展，形成“五朵金花”特色产业链，提高居民主动参与意愿，增强居民对发展乡村旅游的积极影响感知。
4.2.3优化利益分配，保障居民利益。居民作为重要利益相关者，是发展乡村旅游的主体，因此只有充分保障其合法利益，才能调动居民参与积极性[12]。政府应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以保障居民利益，制定科学的法规政策为居民参与旅游提供统一标准，最大限度地避免纠纷。建立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以减小由于地段位置等客观因素造成的利益分配差异。通过利好政策吸引外来企业投资并积极鼓励其吸纳当地居民就业，扩充居民收入来源。鼓励居民主动提升参与技能，使其更加适应乡村旅游发展的需要，进而增强居民对乡村旅游发展的认同感和支持度。
参考文献
[1] 张晓慧.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一体化乡村旅游研究[D].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1.
[2] 钟晟，樊志勇.旅游影响与社区参与旅游意愿实证研究——以庐山牯岭镇为例[J].珞珈管理评论，2011（1）：228-234.
[3] DOXEY G V.A Causation Theory of VisitorResident Irritants，Methodology and Research Inferences[C]//ConferenceProceedings：Six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ravel Research Association.San Diego，1975：195-198.
[4] DOGAN GURSOY.Resident attitudes a structural modeling approach[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2，29（1）：79-105.
[5] NUNKOO R，RAMKISSOON H.Community perceptions of tourism insmall island states：A conceptual framework[J].Journal of Policy Research in Tourism，Leisure and Events，2010，2（1）：51-65.
[6] 刘纬华.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若干理论思考[J].旅游学刊，2000（1）：47-52.
[7] 章锦河.古村落旅游地居民旅游感知分析——以黟县西递为例[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3（2）：105-109.
[8] 顾筱和.论乡村旅游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98-100，105.
[9] 熊剑平，刘承良，颜琪.城郊乡村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感知和态度分析——以武汉市东西湖区石榴红村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07（7）：23-29，44.
[10] 李盈.社区参与旅游规划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2.
[11] 秦红霞.乡村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初步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7.
[12] 张渭.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模式及其利益分配机制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1.
关键词旅游影响感知；差异性；五朵金花
中图分类号S18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7-6611（2014）09-02640-04
基金项目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201310307061）。
作者简介张颖（1993- ），女，云南昆明人，本科生，专业：乡村旅游规划。
早期的旅游业发展大多是单一的政府或企业行为，没有将居民诉求和参与纳入旅游规划开发中，致使在后期发展中，居民被动承担着环境污染、文化冲突、利益分配不公等大量负面影响。社区居民不仅是乡村旅游资源的创造者和保护者，也是旅游影响的承担者和敏感者，因此乡村旅游的长远发展离不开社区居民的参与[1]。只有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改善居住环境，使居民对旅游影响产生认同感，才能提高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积极性[2]。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决定着其对旅游的态度与支持水平，Doxey认为居民态度随着旅游发展的程度而经历愉快、冷淡、恼怒直至对抗等阶段[3]。Dogan以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将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划分为感知的利益和成本两方面，建立社区支持旅游发展的模型，用以揭示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和旅游影响感知之间的关系[4]。Nunkoo等发现影响居民对旅游态度的自变量主要有经济上对旅游的依赖、职业认同、社区依附、权利水平等[5]。刘纬华认为社区旅游发展程度是影响居民对旅游感知的重要因素[6]。章锦河从旅游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等角度分析了古村落旅游地居民对旅游感知的基本特征和影响因素[7]。顾筱和从旅游活动对人居和农耕自然环境影响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旅游活动对乡村自然环境的影响主要是负面影响[8]。熊剑平等认为居民从乡村旅游发展中所获得的经济利益超过了其承担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成本，对旅游开发正面影响感知强于负面影响感知[9]。
目前，我国对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研究成果较丰硕，如社区居民参与对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重要性的理论研究，但有针对性的实证分析仍较有限。笔者以南京江宁“五朵金花”中“石塘人家”、“汤山七坊”、“世凹桃源”3个旅游村为例，通过实地调研获取数据，从居民参与旅游的角度，定量研究居民的参与程度对经济影响、社会影响和环境影响造成的感知差异。
1案例区简况
江宁“五朵金花”由“世凹桃源”、“石塘人家”、“汤山七坊”、“朱门农家”、“东山香樟园”5个乡村旅游点构成，位于南京市江宁区，交通便利。为深入贯彻省、市打造“都市美丽乡村、农民幸福家园”的指示精神，自2011年起江宁区政府开展了农村综合环境整治和村容村貌出新工作，以“健康乡村、品质乡村、文化乡村”为主题，打造江宁系列都市乡村休闲品牌。其中，以“石塘人家”的规模最大，依附“石塘竹海”发展“农家乐”为主的乡村旅游；“汤山七坊”以油坊、豆腐坊等传统手工艺作坊作为旅游特色；“世凹桃源”则依托牛首山景区打造“四季有花开、步步有风景”的“牛首文化第一村”。截至2013年，江宁“五朵金花”已吸引各类游客44万人次，实现收入3 200多万元，引导“农家乐”经营户户均增收15.2万元，有力带动了全区休闲农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成为南京市民近郊一日游的首选目的地。
2研究方案
研究以问卷调查与入户访谈为主，以3个乡村旅游点居民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109份，其中有效问卷105份，问卷有效率为96.33%。问卷采用李克特五分法，统计数据经SPSS 19.0软件分析，案例区居民对经济影响、社会影响、环境影响、参与意愿、参与行为的信度Alpha值均在0.7以上，数据分析具有一定稳定性和可靠性（表1）。
3结果分析
3.1被调查居民人口统计特征从有效问卷样本来看，被调查人群均为年满18周岁有劳动能力的当地居民，对当地情况有一定了解。其中，被调查对象的男女比例为44∶56，年龄在45岁以上者达68.57%，当地居民文化程度偏低，初中及以下学历者达75.23%，家庭所处地段位置以沿街居多，占45.71%（表2）。
3.2居民总体影响感知分析旅游发展对目的地的影响感知主要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但不同乡村旅游点居民对于发展乡村旅游后的影响感知存在一定差异（表3）。
3.2.13个旅游村影响感知对比分析。在旅游的经济影响感知方面，对于“增加社区居民的收入”这一积极影响感知，“汤山七坊”的居民感知均值为3.79，明显低于“石塘人家”和“世凹桃源”，均值分别为4.48和4.54。大部分“汤山七坊”的居民表示旅游发展并没有增加其收入（标准差为0.792）。而对于“使少部分人受益”这一消极影响感知，“石塘人家”和“世凹桃源”的感知均值分别为2.60和2.48，均低于“汤山七坊”，其感知均值为3.05。“汤山七坊”的居民普遍认为当地旅游发展不均衡，只有参与旅游并与政府关系较密切的居民受益较多，家庭收入增加，而未参与的居民并没有得到较多利益。
在旅游的社会影响感知方面，“石塘人家”、“世凹桃源”和“汤山七坊”居民的感知均值差异不明显，积极影响感知均值均在4.0以上，由于3个旅游村是同步开发的，且目前尚处于旅游发展初级阶段，因而所带来的社会影响表现并不突出。
在旅游的环境影响感知方面，对于“改善社区的基础设施”和“改善环境卫生状况”积极影响感知，“汤山七坊”居民的感知均值明显低于“石塘人家”和“世凹桃源”，分别为4.11和4.12。相较于其他两个旅游村，“汤山七坊”的投资改造力度较小，居民表示只有村口的居民房屋得到统一改造，而内部没有明显变化，同时旅游管理工作不到位，没有及时维修破损老化的设施。 3.2.2总体影响感知分析。在旅游的经济影响感知方面，对于“缓解劳动力流失现象”、“增加社区居民就业机会”、“增加社区居民的收入”和“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平”等积极影响感知，总体均值均在3.9以上，其中“增加社区居民的收入”最高，均值为4.41。发展乡村旅游后，部分在外打工的居民返乡就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流失现象，且居民积极参与旅游发展后，增加了家庭收入，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在旅游的社会影响感知方面，积极影响感知均值均在4.0以上，大多数居民表示，开发乡村旅游后，对外交流加强，自身的思想观念得到提升，社区自豪感增强，而对于“导致社区治安混乱”的消极影响感知均值为2.35，可见大多数居民对于旅游带来的积极社会影响认同度较高。
在旅游的环境影响感知方面，3个旅游村居民对旅游的正面环境影响感知强烈，感知均值均大于4.0，大多数居民表示社区环境卫生状况得到极大改善，由原来“脏、乱、差”的农村变为干净整齐、错落有致的现代化旅游乡村。面对如此美丽的社区，居民们也自觉提高了自己的环保意识，主动参与到社区环境卫生维护中来。
3.3居民感知影响差异性分析 统计表明，居民的年龄与“增加收入”和“使少部分人受益”的感知存在显著相关性，Sig值分别为0.04和0.013，均低于0.05，居民对此的感知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年龄的影响。同时，居民的年龄和文化程度与“促进思想观念进步”这一影响感知不存在相关性，其Sig值均高于0.05，说明旅游开发后，居民的思想观念进步与否不受其年龄和文化程度的影响。此外，居民是否参与旅游和其所处地段位置与“增加就业机会”和“增加收入”这两项影响感知显著相关，Sig值均低于0.05，可见参与旅游和处于优势地段的居民对这两项影响感知的认同度高于未参与和地段位置优势不明显的居民（表4）。
3.3.1地段位置对居民感知影响的差异分析。分析表明，家庭所处位置不同的居民对于“提高生活水平”这一影响感知表现出明显差异。地理位置处于优势的居民（村口、沿街）的赞同率均在60%以上，远高于处于劣势地段的居民（岔路口、其他）。究其原因，目前当地居民主要以“农家乐”接待为主参与旅游，旅游经营方式缺乏特色，相似度较高，尤以“石塘人家”最为突出。此外，由于规划开发不完善，旅游村入口处与内部区域的开发力度不一致，游客游览不深入，客源分布集中于外部区域，居民参与旅游经营获益不均，导致部分居民未参与或因经营不善而退出，使得地段位置成为制约其旅游收入多少的重要因素，进而影响居民自身的感知态度（表5）。
安徽农业科学2014年3.3.2文化程度对居民感知影响的差异分析。分析表明，不同文化程度的居民对于“增加就业机会”这一影响感知表现出明显差异。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的居民的赞同率仅为39.62%，远低于其他年龄段的居民。这部分居民由于文化程度不高，缺乏积极学习意识，参与能力低，且政府为居民提供的培训很少，居民旅游知识和操作技能弱，参与旅游受到限制。他们认为当地发展乡村旅游后，不仅使他们失去了原有的农业生产资料，也没有获得合适的就业岗位，政府反而对外招聘人员到当地就业，加剧了当地的就业竞争形势，引起了居民不满。而有68.75%的高中及中专学历的居民对此持赞同态度，这是由于他们的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学习能力较强，具有一定的就业竞争力，可以更好地适应旅游发展的需要，从而获得相应的就业岗位。
3.3.3是否参与旅游对居民感知影响的差异分析。分析表明，居民参与旅游与否对“促进思想观念进步”这一影响感知表现出明显差异。参与旅游的居民对此的赞同率为77.22%，远高于未参与的居民。对于参与旅游的居民，他们认为当地发展乡村旅游后，由于外来游客的进入而加强了对外交流。他们不断与游客接触，知识面得到拓展，且需不断吸收新思想和新文化以提高参与能力，从而更好地适应参与旅游的需要，因此他们认为旅游促进思想观念进步。而对于未参与旅游的居民，他们与游客接触的机会较少，原有的思维方式并未受到较大影响，且缺乏主动参与旅游的意识，对于新文化和新观念的吸收很少，知识面没有得到较大的拓展，因此这部分居民大多不认为自己的思想观念有所进步。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五朵金花”居民对发展乡村旅游后的积极影响感知强烈，其中经济影响感知中的“增加居民收入”感知均值高达4.41，社会影响感知中“促进思想观念进步”感知均值为4.42，而环境影响感知均值在4.1以上，可见“五朵金花”旅游开发取得显著效益，居民对发展乡村旅游带来的正面影响认同度较大，当地乡村旅游发展态势良好。
“五朵金花”中的3个旅游村发展态势不一，居民态度也存在一定差异。对于“增加居民收入”这一感知，“石塘人家”和“世凹桃源”居民的感知均值分别为4.48和4.54，远高于“汤山七坊”（3.79），原因在于“石塘人家”的旅游发展规模大，且依附“石塘竹海”，旅游吸引力较大。“世凹桃源”在政府的引导下旅游发展势头较好，居民参与度高。而“汤山七坊”的旅游规模最小，且开发不到位，居民参与度低，获益少，因而感知低于前二者。
“五朵金花”居民的年龄、文化程度、所处的地段位置和是否参与旅游均与其影响感知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其中居民是否参与旅游与“增加就业机会”感知相关性最强（Sig=0.001），这是由于参与旅游的居民就业方式增加，改变了原有单一的农业劳作方式，而未参与的居民不仅未获得新的就业岗位，甚至失去土地等农业生产资料，导致居民对该项感知出现显著差异。
4.2建议
4.2.1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参与能力。大多旅游地居民文化素质低，需要政府的正确引导。加强旅游教育培训，才能提高居民参与能力，发挥参与主体作用[10]。政府应建立旅游培训系统，提高居民知识文化水平并改变其思想意识；优先考虑本地居民的就业问题，帮助其提高就业技能和参与能力，从而提高居民参与积极性；积极为居民解答参与旅游过程中的疑难问题，解决参与纠纷并避免恶性竞争；加大乡村旅游知识的宣传力度，增强居民对旅游的认知，变被动参与为主动参与，鼓励居民献计献策并给予反馈，调动居民的积极性，进而推动乡村旅游发展进程。 4.2.2开发特色产品，发展差异经营。开发多样化乡村旅游产品，是拓宽乡村旅游就业渠道的有效途径，而发展差异化经营可增强竞争力，并提高乡村旅游抗审美疲劳能力[11]。因此要开发乡村旅游特色产品，增强旅游吸引力，进而提高知名度并扩大市场。同时丰富旅游产品层次，使居民参与形式变单一为多元化，创造复合旅游产品并及时更新拓展服务项目，以打造品牌效益，进而扩大就业渠道，调动居民积极性。此外，要推动相关行业协调发展，形成“五朵金花”特色产业链，提高居民主动参与意愿，增强居民对发展乡村旅游的积极影响感知。
4.2.3优化利益分配，保障居民利益。居民作为重要利益相关者，是发展乡村旅游的主体，因此只有充分保障其合法利益，才能调动居民参与积极性[12]。政府应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以保障居民利益，制定科学的法规政策为居民参与旅游提供统一标准，最大限度地避免纠纷。建立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以减小由于地段位置等客观因素造成的利益分配差异。通过利好政策吸引外来企业投资并积极鼓励其吸纳当地居民就业，扩充居民收入来源。鼓励居民主动提升参与技能，使其更加适应乡村旅游发展的需要，进而增强居民对乡村旅游发展的认同感和支持度。
参考文献
[1] 张晓慧.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一体化乡村旅游研究[D].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1.
[2] 钟晟，樊志勇.旅游影响与社区参与旅游意愿实证研究——以庐山牯岭镇为例[J].珞珈管理评论，2011（1）：228-234.
[3] DOXEY G V.A Causation Theory of VisitorResident Irritants，Methodology and Research Inferences[C]//ConferenceProceedings：Six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ravel Research Association.San Diego，1975：195-198.
[4] DOGAN GURSOY.Resident attitudes a structural modeling approach[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2，29（1）：79-105.
[5] NUNKOO R，RAMKISSOON H.Community perceptions of tourism insmall island states：A conceptual framework[J].Journal of Policy Research in Tourism，Leisure and Events，2010，2（1）：51-65.
[6] 刘纬华.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若干理论思考[J].旅游学刊，2000（1）：4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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