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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科尔沁草原上，大半个世纪来，英雄嘎达梅林的故事，仅凭民间艺人的口口相传，世代传唱着，成为蒙古族叙事民歌中的一张重要“名片”。
何巴特尔老人就是在幼年时代，从父亲处学唱了这首歌。他说，我用一生传唱《嘎达梅林》。
4月12日，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中旗最南部的好腰苏木镇，举行了“吉祥图什业图、美丽达尔罕”两地联合文艺汇演。76岁的何巴特尔老人被组委会专门从舍伯吐镇南新艾力嘎查请来，为汇演致开幕词。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嘎达梅林》的传承人，何巴特尔此前的大半生都在传唱着蒙古族长篇叙事民歌《嘎达梅林》。如今，能将这首长达2000余行，全部唱完需要花费四个小时的叙事长诗，系统演唱完整的人所剩无几。即便在内蒙古草原最深处，也只有一些涉世更深的人能零碎地演唱几段，大部分青少年都没有听过完整的《嘎达梅林》。
何巴特尔是这所剩无几中惟一的国家级文化遗产传承人。他说，其实以前他就获得过很多奖项，早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间艺人了，“尤其被命名为国家级文化传承人以后就更不一样，更有一种责任感了。”
幼年随父学唱
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的老师乌兰·其其格，曾对近现代科尔泌标志性文化—长篇叙事民歌进行过研究。在她看来，长篇叙事民歌是在清朝末年在内蒙古东部半农半牧区产生的一种新的民歌形式。
随着晚清政府的放垦草原移民实边政策的实施，导致卓索图盟蒙古族农牧民失去生计，人口大量涌入科尔沁草原，也带来了土默特、喀喇沁部独特的民间音乐，长篇叙事民歌，从而丰富了科尔沁音乐。
这个时期科尔沁草原被大面积开垦，牧民被迫改事农耕，开始了半农半牧的定居生活。体现世俗生活百态的短调叙事民歌有了发展空间。
此时的科尔沁地区，最主要的社会矛盾就是农耕与游牧文化的冲突，社会矛盾当然被如实地反映在民歌中，成为科尔沁长篇叙事民歌最重要的主题。
《嘎达梅林》就产生于这个时期，嘎达梅林是哲里木盟达尔汗旗人，为了阻止王公贵族出卖土地，1929年11月9日，嘎达梅林率牧民以“人民群众行动起来，夺回自己家乡的土地”为口号举行武装起义，后被东北军阀镇压，嘎达梅林于1931年4月8日牺牲。但这位民族英雄却在民歌中获得了永恒的生命，他的事迹被民众以口头叙事民歌的形式记录了下来。
《嘎达梅林》是何巴特尔从父亲那里学唱来的。他母亲是土默特人，不知道什么原因来到科尔沁，和他父亲成了亲。父亲何大坝是汉人，何巴特尔出生时，他在村子里看大门，也是个一辈子靠拉胡弦唱民歌的艺人。从这个角度讲，何巴特尔觉得自己家族是有这方面遗传和天赋的。
据何巴特尔回忆，“1947年我父亲参加了哲里木盟骑兵二师11团团长尼玛组织的一个学习班，在舍伯吐镇来的七八个说唱胡尔奇（即蒙古族说唱艺术）的艺人给学习班的人教了十五天，我父亲学会了《嘎达梅林》这首歌。”
从舍伯吐镇回来的时候，何大坝还带了一坨子白布。“那时候我们都没有衣服和裤子，这坨子布染了色就给我们做新衣服、裤子了。”何巴特尔的记忆里：“从那时候起，我父亲就拉四胡（一种拉弦乐器，又称四弦）四处给人唱《嘎达梅林》《达那巴拉》和《龙梅》等歌。”
在当地，有时候也有人家在办红白事时，请这些说唱艺人去唱歌，但是大多不给赏钱只管一顿饭。“我们兄妹四个也会经常跟着父亲去唱。”何巴特尔说：“家里就我母亲一个人不唱，她苦了一辈子没享一天的福。”
12岁登台演奏
“南方飞来的小鸿雁啊，不落长江不呀不起飞，要说起义的嘎达梅林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
这首流传在内蒙古东部科尔沁草原的《嘎达梅林》，被誉为是蒙古族叙事民歌里一张具有代表性的“名片”，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叙事长诗通常篇幅浩大，基本都有完整复杂的故事情节。在长期的民间传唱过程中，由民间艺人创编和演唱，用四胡或潮儿伴奏。演唱者也可以根据情节、刻划人物的需要，随时插入评述性的对白。《嘎达梅林》就集中体现了这些特征，它的歌词音韵铿锵，语言生动形象，主要用蒙古语演唱，演唱方式繁多，可用好来宝的形式说唱，还可以独唱、合唱、自拉自唱。
何巴特尔说，在长期民间艺人口口相传唱的过程中，不断地被众人整理和加工，使情节更加丰富，语言更加精彩生动。“比如我和我父亲的说唱就有些细小的地方是不一样的，我把个别地方改动的更适合我自己的嗓音和习惯。”在何巴特尔看来，即便自己教的弟子们在说唱时，也得允许他们保持自己的特点。而这些不同的特点，其实也是草原民间艺人口口相传过程，各自具有的“秘密法宝”。
科尔沁右翼中旗还有一位民间艺人齐宝德，他演唱的《嘎达梅林》是他师承自己师傅的版本，如今内蒙古草原上只有他一人会演唱这个版本。
何巴特尔是四兄妹中年纪最小的一个。从小就跟父亲出去说唱，他拉胡弦。到8岁时，他开始学拉四胡，“我父亲不让我动他的四胡，那时候不好找弦，他怕我把弦给弄断了。”趁父亲出去干活时，何巴特尔就偷偷拿着四胡进粮食窖里自己拉。那时候家里没有粮仓，粮食都存到地窖里，他的四胡就这么在地窖里学会的，12岁开始正式登台演奏了。
也是这个时期，何巴特尔在他的出生地北新艾力，上了四年小学。1957年，16岁的何巴特尔被科尔沁右翼中旗的文工团招去拉胡弦。
“那个时候来客人时我们就跳舞，我还打过鼓。但我刚到两个月，文工团就被解散了，四十个人只留了十五个人改编成了乌兰牧骑，其他人有的回家，有的被安排到其他各機关单位。”何巴特尔没被留下，“我被安排在交通局成了交通干部。”
随后而来的各种运动中，有人开始告文工团领导的状，“说把我们都留下来安排工作了。”与何巴特尔境况一样的同伴，又都被下放回家了。
回家后，何巴特尔受到乡邻和当地政府的照顾，让他在养路工区当临时工。1967年在一次偶然中，他遇到了同旗的另一位民间艺人，后来被誉为“蒙古民歌王”的查干巴拉。“查干巴拉他自己不会拉胡弦，于是我就和他合作，他唱我给拉四胡”，这一唱，一直唱了二十多年，从那以后查干巴拉就再没让别人给他拉过胡弦。 与蒙古民歌王搭伙
何巴特尔遇到查干巴拉的时候，查干巴拉就被大家称为“达尔罕歌王”，两人搭伙后的二十多年间能熟练地演唱200多首不同体裁的民间歌曲。
接踵而至的是“文革”。尽管在那样的政治高压态势下，仍没有阻挡住蒙古人对歌声的热爱。还是有很多人在私下里想要听何巴特尔和查干巴拉唱歌，他俩不敢公开唱，就在屋里偷着唱，外面有人给他俩放哨。何巴特尔说：“有一次，解放屯老书记的父亲过本命年，请我们俩过去唱歌，还没等开始唱就有人跑过来告诉说，红卫兵要来了。老书记就让我们俩到马棚里躲起来，后来等红卫兵走了才让我们出来，还给我们做饭吃了。”因为他俩唱歌一直有人给放哨，所以从来没有被红卫兵抓过。
“文革”结束后，能自由唱歌的何巴特尔和查干巴拉感到空前的幸福。“我们俩几乎走遍了五旗二县，去库伦旗那次，正下着雨呢还来了那么多人，旗武装部的汉族士兵们也都来了，他们说听不懂没关系，就想看看歌王查干巴拉和我就行了。”
二十多年的合作中，何巴特尔和查干巴拉已经非常的默契，“我们俩配合的很好，可能是互相特别熟悉的原因吧，我知道他怎么唱，他也知道我怎么拉。”他们俩唱得最多的就是《嘎达梅林》，在多年传唱的过程中，他们俩也结合别人的唱法，结合自身的优势，不断地进行改进。如今何巴特尔回忆起自己已经去世的老伙计查干巴拉，还是一脸的赞许：“他嗓音特别的好，自始至终一直就那么亮，而且发音特别准确，唱歌当中还用酒润嗓子，是真正的人才。”
除了《嘎达梅林》，他俩还喜欢唱反映时代特征的《韩秀英》《达那巴拉》《娜布其公主》《龙梅》等等的歌曲。当年还盛传他俩因演唱《韩秀英》被韩秀英的儿女打了。何巴特尔说：“没打我们俩，去广播电台把我俩给告了，说查干巴拉和何巴特尔天天唱韩秀英，不让我已故的奶奶的尸骨消停，太过分了。”
其实后来，他们还去韩秀英的村子里唱过，只是那时韩秀英的儿女们通过电台负责人做工作，已经想通了。“电台的负责人跟他们说这首歌不是针对你们一家人唱的，他们又没有说你奶奶不好，只是告诉大家在那个年代婚姻没有自由，包办婚姻害苦了年轻人的道理，这是口传的民间艺术，民歌民歌，顾名思义就是民间传唱的歌曲，没针对哪个具体的人。”
从1980年代起，何巴特尔和查干巴拉参加了内蒙古自治区举办的诸多民歌演唱会，获得了很多奖项。特别是1981年6月，在呼伦贝尔盟海拉尔举办的东四盟民歌录音大会上，录制的《嘎达梅林》等60多首歌，作为历史音像资料被通辽电台和电视台保存了下来。
1990年，查干巴拉去世后，何巴特尔一人继续传唱《嘎达梅林》等歌曲，并获得很多奖项。2007年，他获得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尔沁民歌《嘎达梅林》传承人；2008年，何巴特尔成为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尔沁民歌《嘎达梅林》传承人。
2009年10月，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编导通过各种途径终于找到了何巴特尔，在他家采访录制了民歌《杨玲花》。
唱《嘎达梅林》就是源于爱
2010年，《嘎达梅林》被内蒙古的一位制片人拍摄成电视连续剧搬上了电视荧屏后，何巴特尔仔细地看了每一集。他感觉到不是很满意：“故事情节都被篡改了。”他觉得，场景虽可以变，但真实的事情你不能随便篡改啊。要做就做得认真、仔细嘛，历史剧你改编了内容那怎么可以呢。
但对于用电视这种形式传播科尔沁民歌，何巴特尔非常赞赏。“我还有个想法，能不能把咱们的民歌改编成电视剧，《扎那巴拉吉尼玛》《嘎达梅林》都改拍成电视剧了，《韩秀英》能不能也拍个电视剧，让更多的人知道咱们的科尔沁民歌？”
成为国家级文化传承人后，何巴特尔老人觉得自己多了一份责任。有些时候牵系自己的矛盾、纠葛，他都不会去讲。“我是科尔沁民歌的代表性人物。可能有些事本不想做，但是必须要去做。”他说：“我是通辽市民歌方面惟一的国家级传承人，我代表所有爱民歌的热心人，不单单只是自己。所以，再大的委屈也得忍受，因为我是科尔沁民歌的象征。”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意识到，传唱民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所以能多教会一个就多教一个，把自己所知道的都给我的徒弟们教了。”2000年，老人背着自己的四胡坐班车到通辽，找到广播电台的负责人提出了要举办民歌比赛的想法，得到了电台的支持。“就是那年的秋天，在我们村里举办了‘哲里木金店杯’叙事民歌大赛，科尔沁民歌第一次以这么隆重的形式登上了电视屏幕，全国上下都能看到。”
现在，国家每年给他一万元的补助，“我都花在办活动上了，国家的专款，咱们要专用，用在刀尖上，能多教会一首歌就是一首歌的收获。”他没有因为自己的名分就禁锢住自己，“只要身体允许，逢年过节啦、婚丧嫁娶等场合我还是领着我的徒弟们到各处演唱。”他说：“其实我唱科尔沁民歌和《嘎达梅林》与名分没有关系，在那么艰苦的时候我都一直唱过来了，文革中间都没间断，现在国家政策好，党中央号召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我更该好好唱了。”
有多少徒弟，他自己也记不太清楚。现在收徒弟也简单，“没有那种献哈达磕头拜师的了。”据他讲现在在北新艾力和特斯根艾力各有一个民歌团，有60多个人，那都是他的徒弟。“年龄最大的有60岁了，最小的都有30岁了。也有来家里学的，反正来了就教。”
如今的年轻人都被别的娱乐方式吸引，所以他的徒弟中没有太年轻的孩子。但倒是有几个特别有天赋的，这让老人非常欣慰：“他们的语言、唱法、音色都非常好。其中一个叫赵福才，曾在通辽举办的四胡大赛上拿了冠军，是块料。”
科尔泌的冬天非常冷，年事已高的何巴特尔一到冬天就在城里姑娘家过冬。“今年过完春节我就待不住了，着急回来，在正月十五那天把徒弟们召集起来在我家搞了一次聚會。”
何巴特尔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虽然都有文化有知识，但能唱一首完整民歌的很少。“我们的民歌，尤其叙事民歌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瑰宝。我想让我的徒弟们把每首歌都唱完整了。现在的比赛虽然很多，但五分钟就结束了，根本看不出来一个歌手的真实水平。”
何巴特尔现在还有一个愿望，想在草原上多走走，去寻找和召集一些歌唱人才，“我得到处走，到处听，才能找到有天赋、有潜力的人才。”
（本文在编写过程中，借鉴程哈森其木格著《琴弦上的人生》及乌兰其其格著《近现代科尔沁标志性音乐文化》等文章，一并致谢！）
何巴特尔老人就是在幼年时代，从父亲处学唱了这首歌。他说，我用一生传唱《嘎达梅林》。
4月12日，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中旗最南部的好腰苏木镇，举行了“吉祥图什业图、美丽达尔罕”两地联合文艺汇演。76岁的何巴特尔老人被组委会专门从舍伯吐镇南新艾力嘎查请来，为汇演致开幕词。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嘎达梅林》的传承人，何巴特尔此前的大半生都在传唱着蒙古族长篇叙事民歌《嘎达梅林》。如今，能将这首长达2000余行，全部唱完需要花费四个小时的叙事长诗，系统演唱完整的人所剩无几。即便在内蒙古草原最深处，也只有一些涉世更深的人能零碎地演唱几段，大部分青少年都没有听过完整的《嘎达梅林》。
何巴特尔是这所剩无几中惟一的国家级文化遗产传承人。他说，其实以前他就获得过很多奖项，早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间艺人了，“尤其被命名为国家级文化传承人以后就更不一样，更有一种责任感了。”
幼年随父学唱
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的老师乌兰·其其格，曾对近现代科尔泌标志性文化—长篇叙事民歌进行过研究。在她看来，长篇叙事民歌是在清朝末年在内蒙古东部半农半牧区产生的一种新的民歌形式。
随着晚清政府的放垦草原移民实边政策的实施，导致卓索图盟蒙古族农牧民失去生计，人口大量涌入科尔沁草原，也带来了土默特、喀喇沁部独特的民间音乐，长篇叙事民歌，从而丰富了科尔沁音乐。
这个时期科尔沁草原被大面积开垦，牧民被迫改事农耕，开始了半农半牧的定居生活。体现世俗生活百态的短调叙事民歌有了发展空间。
此时的科尔沁地区，最主要的社会矛盾就是农耕与游牧文化的冲突，社会矛盾当然被如实地反映在民歌中，成为科尔沁长篇叙事民歌最重要的主题。
《嘎达梅林》就产生于这个时期，嘎达梅林是哲里木盟达尔汗旗人，为了阻止王公贵族出卖土地，1929年11月9日，嘎达梅林率牧民以“人民群众行动起来，夺回自己家乡的土地”为口号举行武装起义，后被东北军阀镇压，嘎达梅林于1931年4月8日牺牲。但这位民族英雄却在民歌中获得了永恒的生命，他的事迹被民众以口头叙事民歌的形式记录了下来。
《嘎达梅林》是何巴特尔从父亲那里学唱来的。他母亲是土默特人，不知道什么原因来到科尔沁，和他父亲成了亲。父亲何大坝是汉人，何巴特尔出生时，他在村子里看大门，也是个一辈子靠拉胡弦唱民歌的艺人。从这个角度讲，何巴特尔觉得自己家族是有这方面遗传和天赋的。
据何巴特尔回忆，“1947年我父亲参加了哲里木盟骑兵二师11团团长尼玛组织的一个学习班，在舍伯吐镇来的七八个说唱胡尔奇（即蒙古族说唱艺术）的艺人给学习班的人教了十五天，我父亲学会了《嘎达梅林》这首歌。”
从舍伯吐镇回来的时候，何大坝还带了一坨子白布。“那时候我们都没有衣服和裤子，这坨子布染了色就给我们做新衣服、裤子了。”何巴特尔的记忆里：“从那时候起，我父亲就拉四胡（一种拉弦乐器，又称四弦）四处给人唱《嘎达梅林》《达那巴拉》和《龙梅》等歌。”
在当地，有时候也有人家在办红白事时，请这些说唱艺人去唱歌，但是大多不给赏钱只管一顿饭。“我们兄妹四个也会经常跟着父亲去唱。”何巴特尔说：“家里就我母亲一个人不唱，她苦了一辈子没享一天的福。”
12岁登台演奏
“南方飞来的小鸿雁啊，不落长江不呀不起飞，要说起义的嘎达梅林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
这首流传在内蒙古东部科尔沁草原的《嘎达梅林》，被誉为是蒙古族叙事民歌里一张具有代表性的“名片”，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叙事长诗通常篇幅浩大，基本都有完整复杂的故事情节。在长期的民间传唱过程中，由民间艺人创编和演唱，用四胡或潮儿伴奏。演唱者也可以根据情节、刻划人物的需要，随时插入评述性的对白。《嘎达梅林》就集中体现了这些特征，它的歌词音韵铿锵，语言生动形象，主要用蒙古语演唱，演唱方式繁多，可用好来宝的形式说唱，还可以独唱、合唱、自拉自唱。
何巴特尔说，在长期民间艺人口口相传唱的过程中，不断地被众人整理和加工，使情节更加丰富，语言更加精彩生动。“比如我和我父亲的说唱就有些细小的地方是不一样的，我把个别地方改动的更适合我自己的嗓音和习惯。”在何巴特尔看来，即便自己教的弟子们在说唱时，也得允许他们保持自己的特点。而这些不同的特点，其实也是草原民间艺人口口相传过程，各自具有的“秘密法宝”。
科尔沁右翼中旗还有一位民间艺人齐宝德，他演唱的《嘎达梅林》是他师承自己师傅的版本，如今内蒙古草原上只有他一人会演唱这个版本。
何巴特尔是四兄妹中年纪最小的一个。从小就跟父亲出去说唱，他拉胡弦。到8岁时，他开始学拉四胡，“我父亲不让我动他的四胡，那时候不好找弦，他怕我把弦给弄断了。”趁父亲出去干活时，何巴特尔就偷偷拿着四胡进粮食窖里自己拉。那时候家里没有粮仓，粮食都存到地窖里，他的四胡就这么在地窖里学会的，12岁开始正式登台演奏了。
也是这个时期，何巴特尔在他的出生地北新艾力，上了四年小学。1957年，16岁的何巴特尔被科尔沁右翼中旗的文工团招去拉胡弦。
“那个时候来客人时我们就跳舞，我还打过鼓。但我刚到两个月，文工团就被解散了，四十个人只留了十五个人改编成了乌兰牧骑，其他人有的回家，有的被安排到其他各機关单位。”何巴特尔没被留下，“我被安排在交通局成了交通干部。”
随后而来的各种运动中，有人开始告文工团领导的状，“说把我们都留下来安排工作了。”与何巴特尔境况一样的同伴，又都被下放回家了。
回家后，何巴特尔受到乡邻和当地政府的照顾，让他在养路工区当临时工。1967年在一次偶然中，他遇到了同旗的另一位民间艺人，后来被誉为“蒙古民歌王”的查干巴拉。“查干巴拉他自己不会拉胡弦，于是我就和他合作，他唱我给拉四胡”，这一唱，一直唱了二十多年，从那以后查干巴拉就再没让别人给他拉过胡弦。 与蒙古民歌王搭伙
何巴特尔遇到查干巴拉的时候，查干巴拉就被大家称为“达尔罕歌王”，两人搭伙后的二十多年间能熟练地演唱200多首不同体裁的民间歌曲。
接踵而至的是“文革”。尽管在那样的政治高压态势下，仍没有阻挡住蒙古人对歌声的热爱。还是有很多人在私下里想要听何巴特尔和查干巴拉唱歌，他俩不敢公开唱，就在屋里偷着唱，外面有人给他俩放哨。何巴特尔说：“有一次，解放屯老书记的父亲过本命年，请我们俩过去唱歌，还没等开始唱就有人跑过来告诉说，红卫兵要来了。老书记就让我们俩到马棚里躲起来，后来等红卫兵走了才让我们出来，还给我们做饭吃了。”因为他俩唱歌一直有人给放哨，所以从来没有被红卫兵抓过。
“文革”结束后，能自由唱歌的何巴特尔和查干巴拉感到空前的幸福。“我们俩几乎走遍了五旗二县，去库伦旗那次，正下着雨呢还来了那么多人，旗武装部的汉族士兵们也都来了，他们说听不懂没关系，就想看看歌王查干巴拉和我就行了。”
二十多年的合作中，何巴特尔和查干巴拉已经非常的默契，“我们俩配合的很好，可能是互相特别熟悉的原因吧，我知道他怎么唱，他也知道我怎么拉。”他们俩唱得最多的就是《嘎达梅林》，在多年传唱的过程中，他们俩也结合别人的唱法，结合自身的优势，不断地进行改进。如今何巴特尔回忆起自己已经去世的老伙计查干巴拉，还是一脸的赞许：“他嗓音特别的好，自始至终一直就那么亮，而且发音特别准确，唱歌当中还用酒润嗓子，是真正的人才。”
除了《嘎达梅林》，他俩还喜欢唱反映时代特征的《韩秀英》《达那巴拉》《娜布其公主》《龙梅》等等的歌曲。当年还盛传他俩因演唱《韩秀英》被韩秀英的儿女打了。何巴特尔说：“没打我们俩，去广播电台把我俩给告了，说查干巴拉和何巴特尔天天唱韩秀英，不让我已故的奶奶的尸骨消停，太过分了。”
其实后来，他们还去韩秀英的村子里唱过，只是那时韩秀英的儿女们通过电台负责人做工作，已经想通了。“电台的负责人跟他们说这首歌不是针对你们一家人唱的，他们又没有说你奶奶不好，只是告诉大家在那个年代婚姻没有自由，包办婚姻害苦了年轻人的道理，这是口传的民间艺术，民歌民歌，顾名思义就是民间传唱的歌曲，没针对哪个具体的人。”
从1980年代起，何巴特尔和查干巴拉参加了内蒙古自治区举办的诸多民歌演唱会，获得了很多奖项。特别是1981年6月，在呼伦贝尔盟海拉尔举办的东四盟民歌录音大会上，录制的《嘎达梅林》等60多首歌，作为历史音像资料被通辽电台和电视台保存了下来。
1990年，查干巴拉去世后，何巴特尔一人继续传唱《嘎达梅林》等歌曲，并获得很多奖项。2007年，他获得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尔沁民歌《嘎达梅林》传承人；2008年，何巴特尔成为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尔沁民歌《嘎达梅林》传承人。
2009年10月，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编导通过各种途径终于找到了何巴特尔，在他家采访录制了民歌《杨玲花》。
唱《嘎达梅林》就是源于爱
2010年，《嘎达梅林》被内蒙古的一位制片人拍摄成电视连续剧搬上了电视荧屏后，何巴特尔仔细地看了每一集。他感觉到不是很满意：“故事情节都被篡改了。”他觉得，场景虽可以变，但真实的事情你不能随便篡改啊。要做就做得认真、仔细嘛，历史剧你改编了内容那怎么可以呢。
但对于用电视这种形式传播科尔沁民歌，何巴特尔非常赞赏。“我还有个想法，能不能把咱们的民歌改编成电视剧，《扎那巴拉吉尼玛》《嘎达梅林》都改拍成电视剧了，《韩秀英》能不能也拍个电视剧，让更多的人知道咱们的科尔沁民歌？”
成为国家级文化传承人后，何巴特尔老人觉得自己多了一份责任。有些时候牵系自己的矛盾、纠葛，他都不会去讲。“我是科尔沁民歌的代表性人物。可能有些事本不想做，但是必须要去做。”他说：“我是通辽市民歌方面惟一的国家级传承人，我代表所有爱民歌的热心人，不单单只是自己。所以，再大的委屈也得忍受，因为我是科尔沁民歌的象征。”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意识到，传唱民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所以能多教会一个就多教一个，把自己所知道的都给我的徒弟们教了。”2000年，老人背着自己的四胡坐班车到通辽，找到广播电台的负责人提出了要举办民歌比赛的想法，得到了电台的支持。“就是那年的秋天，在我们村里举办了‘哲里木金店杯’叙事民歌大赛，科尔沁民歌第一次以这么隆重的形式登上了电视屏幕，全国上下都能看到。”
现在，国家每年给他一万元的补助，“我都花在办活动上了，国家的专款，咱们要专用，用在刀尖上，能多教会一首歌就是一首歌的收获。”他没有因为自己的名分就禁锢住自己，“只要身体允许，逢年过节啦、婚丧嫁娶等场合我还是领着我的徒弟们到各处演唱。”他说：“其实我唱科尔沁民歌和《嘎达梅林》与名分没有关系，在那么艰苦的时候我都一直唱过来了，文革中间都没间断，现在国家政策好，党中央号召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我更该好好唱了。”
有多少徒弟，他自己也记不太清楚。现在收徒弟也简单，“没有那种献哈达磕头拜师的了。”据他讲现在在北新艾力和特斯根艾力各有一个民歌团，有60多个人，那都是他的徒弟。“年龄最大的有60岁了，最小的都有30岁了。也有来家里学的，反正来了就教。”
如今的年轻人都被别的娱乐方式吸引，所以他的徒弟中没有太年轻的孩子。但倒是有几个特别有天赋的，这让老人非常欣慰：“他们的语言、唱法、音色都非常好。其中一个叫赵福才，曾在通辽举办的四胡大赛上拿了冠军，是块料。”
科尔泌的冬天非常冷，年事已高的何巴特尔一到冬天就在城里姑娘家过冬。“今年过完春节我就待不住了，着急回来，在正月十五那天把徒弟们召集起来在我家搞了一次聚會。”
何巴特尔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虽然都有文化有知识，但能唱一首完整民歌的很少。“我们的民歌，尤其叙事民歌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瑰宝。我想让我的徒弟们把每首歌都唱完整了。现在的比赛虽然很多，但五分钟就结束了，根本看不出来一个歌手的真实水平。”
何巴特尔现在还有一个愿望，想在草原上多走走，去寻找和召集一些歌唱人才，“我得到处走，到处听，才能找到有天赋、有潜力的人才。”
（本文在编写过程中，借鉴程哈森其木格著《琴弦上的人生》及乌兰其其格著《近现代科尔沁标志性音乐文化》等文章，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