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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星期一，东莞长安镇。
熊华早上起床后就开始担心，不知道长假后开工的第一天，向日葵儿童智力发展中心的老师里会不会有谁又要走。
老师们一直埋怨说工资太低，每月只有1350元，最高不过2000块；工作太累，从周一到周五，一天十个小时都在不停说话，而且是单调地重复教着那些眼神茫然的孩子不停地发一个音“啊”。
可熊华实在没有办法给老师们开更高的工资，因为机构一直在亏损。
让他头疼的还不仅是亏损，还有机构的身份问题。成立两年来，向日葵虽然做着NGO的事情，却一直是企业的身份，不但享受不到扶持和优惠，而且还要照章纳税，因为这个企业身份，甚至还引来了机构“打着慈善幌子赚钱”的误解。
“先解决身份，再解决亏损。”问题千丝万缕，他觉得头等大事还是要先解决身份。
企业的身份，公益的事情
看着12岁的儿子大伟（化名）自己刷牙，穿好衣服，套上鞋子，过马路还懂得张望有无来车，熊华很欣慰。在他眼里，这个自闭症孩子，能有这样的生活自理能力，已经是件“了不起的事”，如果没有持续的康复训练，大伟不可能这样子，这也是熊华坚持给自闭症孩子们办康复机构的动力。
熊华有两个儿子，大的是自闭症，小的也是。
自闭症，也叫孤独症。这是发生在儿童早期的心理发育障碍性疾病，病因不明，只明确跟遗传因素有关。自闭症患者也被称为“星星的孩子”，他们大多有多动、不会说话等特征，存在社交障碍，目前无法治愈，相当一部分人的障碍持续到成年，生活无法自理。目前治疗的手段主要是早期康复训练，越早效果越好。
因为这两个孩子，熊华和妻子冯树梅之前辗转过各大城市给孩子做康复治疗。2009年，他们决定在东莞开办公益性自闭症儿童康复机构—长安向日葵儿童智力发展中心，想给更多类似的孩子和家庭提供帮助。
1995年来东莞打工的熊华，现在已在当地有间规模不大的模具厂，经营得好的话，每年能有二十来万的收入，这也是他唯一的经济后援，每天都要打醒精神料理，这样才能把厂里挣的钱投到“向日葵”里。
当初计划成立“向日葵”时，熊华就想登记注册成非营利性机构，但按规定，这需要有相关单位担任业务主管部门，他为此先后找过残联、教育、卫生等多个部门咨询求助，却没有人愿意给他当“娘家”。2009年底，熊华也试着向东莞民政部门提出登记申请，回复是“没有这样的政策，不能批”。无奈之下，熊华在2010年初给“向日葵”以工商法人的性质进行了登记，但这个企业法人的身份给机构之后的运作带来一连串意想不到的麻烦。
“向日葵”现在有42个孩子，30个老师。来中心康复的每个孩子每月收2500元，除了支付老师的工资，还要付房租、伙食费、水电费。如果没有挣钱的工厂往里贴钱，这个机构随时可能垮。
此外，作为工商法人的“向日葵”每个月还需缴税，它得到了一般营利企业的待遇：百分之百房租，全额征税，没有任何的政府优惠政策，也没有任何补助。连熊华跟“壹基金”等公益基金联系之后，对方一听其工商法人的身份后也直摇头，劝他把身份明确了再谈合作。这让熊华困惑，不仅偏离了他原本想帮助更多自闭儿童的初衷，还引来了“打着慈善幌子赚钱”的骂名。
成立两年来，因为企业身份，“向日葵”几乎没有收到过什么社会捐赠—总共只收到了大约1.2万元的捐款。接受过NGO培训的熊华知道，如果用自己的个人账号接受捐赠是违法的，所以他宁愿别人直接捐给在中心上课的特别贫困孩子的家庭，哪怕是一桶油、一袋米。
尴尬甚至无处不在。2011年4月2日国际自闭症日，熊华想印些宣传单去派发，让更多人了解自闭症的存在，他找到政府的宣传部门申请，却被一个讲粤语的干部撵：“走啦！冇D咁嘅病（没有这样的病）！”
不一样的风景
同样是4月2日这天，距离东莞长安只有60公里的深圳，NGO组织深圳自闭症研究会牵头组织的深圳第六届关爱自闭症周，活动可谓丰富多彩，既有海峡两岸四地自闭症研讨会、自闭症服务行业公益展示交流会，也有慈善音乐会、慈善运动会。
深圳自闭症研究会成立于2001年7月，最早只是12名自闭症孩子的家长自发结对，2005年获准在民政部门登记成为非营利社会组织，2009年还获得壹基金典范工程项目资助，现在正着手联合珠三角超过60家自闭症服务机构，组建合鸣自闭症服务行业学习网络。
不过，像深圳自闭症研究会这种能够纳入民政部门“嫡系”认可的民间NGO，只不过占了中国民间社会组织中幸运的十分之一。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对社会组织成立的条件要求甚多而且过于严苛，如要在民间组织管理部门登记，就必须先找到主管单位，实际上却很难找到愿意担当的单位。双重的管理体制下，由于登记“门槛”过高，大量社会组织因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无法登记。
近年来，面对公益事业和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也有个别地方政府率先试水改变一刀切的双重管理体制。比如深圳从2008年就率先进行了探索，对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三类社会组织实行“无主管登记”。
全国各地关于社会组织登记制度的政策不一，在自闭症民间康复机构上也有着鲜明体现。据今年4月《中国之声》报道，全国约有500多家自闭症康复机构，其中民办400多家，各地知名的民间自闭症儿童康复机构里，登记注册的政策并不一致，其上级主管单位也不一。像2002年成立的西安市碑林区拉拉手特殊教育中心，上级主管单位是教育局；成立于2002年的厦门思明区迦南自闭症教育培训中心，主管部门是残联，厦门的自闭症孩子到迦南康复，可以凭发票到残联报销；中国最早为自闭症儿童服务的机构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 1993年创办至今仍不得不以企业身份运行。
据民政部网站今年7月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我国在民政部门注册的社会组织约44万个，而据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在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公民社会与和谐社会”研讨会上的讲话）推算，在中国有约300万未登记的社会组织。算起来有近九成民间组织处于“非法状态”。
这些大部分无法通过民政局注册的民间组织为了在政策缝隙下生存，很多都选择在工商部门登记为企业，按足规章纳税。他们从事公益服务，不但不能像红十字会那样享受减免税的优惠，还要缴税。这对于资金本来就来之不易又没有利润来源的草根NGO们来说，平白增加了额外的负担。
“政策是死的，可人是活的啊！”因为纳税的事情，熊华2010年6月写信给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两个月后得到了转给税务局处理的复函，10月，税务局领导亲自来向日葵看，看完之后，先是表示了同情和理解，接着说，就不按1200平方米的营业面积来收税了，取个最低标准的来收，每个月交500元。熊华有点火了，他脱口而出：“难道我们这种公益机构要按最高标准收税吗？”
破解的曙光
今年6月，熊华以为自己捕捉到了身份之困的曙光。
东莞溺死双胞胎脑瘫儿母亲韩群凤案宣判前，熊华和另几家民办儿童康复机构的负责人被政府紧急召集开会，会议描述的前景让他们兴奋不已，以为自己“熬到头了”：场地租金政府埋单、每个孩子补贴、每个老师补贴。开完会后，他兴奋地等待兑现，然后，等来了一个文件说，首先要对这类机构进行考核。但怎么考核？还是不知道。
7月也出现过一丝破解的曙光。7月4日，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一个会议上表示，民政部门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履行登记管理和业务主管一体化职能，这意味着上述三类社会组织将可直接登记，改变之前的双重管理门槛。但是这样的消息已经出现多次，这次会有实质性进展吗？
确实有进展，而且就在东莞，不过政策的“松绑”不是因为这个讲话，而是因为一篇报道。
东莞“坤叔助学团”的发起人坤叔，想为创办23年之久的团体登记成为“千分一公益协会”。东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认为“千分一公益协会”名称不符合国家相关规定，要求坤叔更改名称方可登记，坤叔的坚持让此事陷入僵局。
后来媒体对坤叔7年6次申请“转正”均受挫的境遇进行了报道，这引来了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批示，他要求有关部门要转变观念，努力成为社会公益和社会慈善发展的助推者，而不是障碍。汪洋还在批示中发问：群众想办点好事怎么这么难！
国庆当天，广东省民政厅副厅长王长胜率队赶往东莞了解坤叔登记注册问题，经过双方沟通，当天即以“东莞千分一公益服务中心”的名称给坤叔颁发了《民办非企业登记批准通知》。
这则新闻在10月9日的《南方日报》上刊出。熊华10月10日这天读到了这则报道，他羡慕地说：“在中国，‘大人’关注才有用！”
但不管怎样，坤叔的例子还是给了熊华激励。现在，已被拒绝了三次的熊华计划提出第四次申请，希望能尽快结束尴尬身份。
熊华早上起床后就开始担心，不知道长假后开工的第一天，向日葵儿童智力发展中心的老师里会不会有谁又要走。
老师们一直埋怨说工资太低，每月只有1350元，最高不过2000块；工作太累，从周一到周五，一天十个小时都在不停说话，而且是单调地重复教着那些眼神茫然的孩子不停地发一个音“啊”。
可熊华实在没有办法给老师们开更高的工资，因为机构一直在亏损。
让他头疼的还不仅是亏损，还有机构的身份问题。成立两年来，向日葵虽然做着NGO的事情，却一直是企业的身份，不但享受不到扶持和优惠，而且还要照章纳税，因为这个企业身份，甚至还引来了机构“打着慈善幌子赚钱”的误解。
“先解决身份，再解决亏损。”问题千丝万缕，他觉得头等大事还是要先解决身份。
企业的身份，公益的事情
看着12岁的儿子大伟（化名）自己刷牙，穿好衣服，套上鞋子，过马路还懂得张望有无来车，熊华很欣慰。在他眼里，这个自闭症孩子，能有这样的生活自理能力，已经是件“了不起的事”，如果没有持续的康复训练，大伟不可能这样子，这也是熊华坚持给自闭症孩子们办康复机构的动力。
熊华有两个儿子，大的是自闭症，小的也是。
自闭症，也叫孤独症。这是发生在儿童早期的心理发育障碍性疾病，病因不明，只明确跟遗传因素有关。自闭症患者也被称为“星星的孩子”，他们大多有多动、不会说话等特征，存在社交障碍，目前无法治愈，相当一部分人的障碍持续到成年，生活无法自理。目前治疗的手段主要是早期康复训练，越早效果越好。
因为这两个孩子，熊华和妻子冯树梅之前辗转过各大城市给孩子做康复治疗。2009年，他们决定在东莞开办公益性自闭症儿童康复机构—长安向日葵儿童智力发展中心，想给更多类似的孩子和家庭提供帮助。
1995年来东莞打工的熊华，现在已在当地有间规模不大的模具厂，经营得好的话，每年能有二十来万的收入，这也是他唯一的经济后援，每天都要打醒精神料理，这样才能把厂里挣的钱投到“向日葵”里。
当初计划成立“向日葵”时，熊华就想登记注册成非营利性机构，但按规定，这需要有相关单位担任业务主管部门，他为此先后找过残联、教育、卫生等多个部门咨询求助，却没有人愿意给他当“娘家”。2009年底，熊华也试着向东莞民政部门提出登记申请，回复是“没有这样的政策，不能批”。无奈之下，熊华在2010年初给“向日葵”以工商法人的性质进行了登记，但这个企业法人的身份给机构之后的运作带来一连串意想不到的麻烦。
“向日葵”现在有42个孩子，30个老师。来中心康复的每个孩子每月收2500元，除了支付老师的工资，还要付房租、伙食费、水电费。如果没有挣钱的工厂往里贴钱，这个机构随时可能垮。
此外，作为工商法人的“向日葵”每个月还需缴税，它得到了一般营利企业的待遇：百分之百房租，全额征税，没有任何的政府优惠政策，也没有任何补助。连熊华跟“壹基金”等公益基金联系之后，对方一听其工商法人的身份后也直摇头，劝他把身份明确了再谈合作。这让熊华困惑，不仅偏离了他原本想帮助更多自闭儿童的初衷，还引来了“打着慈善幌子赚钱”的骂名。
成立两年来，因为企业身份，“向日葵”几乎没有收到过什么社会捐赠—总共只收到了大约1.2万元的捐款。接受过NGO培训的熊华知道，如果用自己的个人账号接受捐赠是违法的，所以他宁愿别人直接捐给在中心上课的特别贫困孩子的家庭，哪怕是一桶油、一袋米。
尴尬甚至无处不在。2011年4月2日国际自闭症日，熊华想印些宣传单去派发，让更多人了解自闭症的存在，他找到政府的宣传部门申请，却被一个讲粤语的干部撵：“走啦！冇D咁嘅病（没有这样的病）！”
不一样的风景
同样是4月2日这天，距离东莞长安只有60公里的深圳，NGO组织深圳自闭症研究会牵头组织的深圳第六届关爱自闭症周，活动可谓丰富多彩，既有海峡两岸四地自闭症研讨会、自闭症服务行业公益展示交流会，也有慈善音乐会、慈善运动会。
深圳自闭症研究会成立于2001年7月，最早只是12名自闭症孩子的家长自发结对，2005年获准在民政部门登记成为非营利社会组织，2009年还获得壹基金典范工程项目资助，现在正着手联合珠三角超过60家自闭症服务机构，组建合鸣自闭症服务行业学习网络。
不过，像深圳自闭症研究会这种能够纳入民政部门“嫡系”认可的民间NGO，只不过占了中国民间社会组织中幸运的十分之一。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对社会组织成立的条件要求甚多而且过于严苛，如要在民间组织管理部门登记，就必须先找到主管单位，实际上却很难找到愿意担当的单位。双重的管理体制下，由于登记“门槛”过高，大量社会组织因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无法登记。
近年来，面对公益事业和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也有个别地方政府率先试水改变一刀切的双重管理体制。比如深圳从2008年就率先进行了探索，对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三类社会组织实行“无主管登记”。
全国各地关于社会组织登记制度的政策不一，在自闭症民间康复机构上也有着鲜明体现。据今年4月《中国之声》报道，全国约有500多家自闭症康复机构，其中民办400多家，各地知名的民间自闭症儿童康复机构里，登记注册的政策并不一致，其上级主管单位也不一。像2002年成立的西安市碑林区拉拉手特殊教育中心，上级主管单位是教育局；成立于2002年的厦门思明区迦南自闭症教育培训中心，主管部门是残联，厦门的自闭症孩子到迦南康复，可以凭发票到残联报销；中国最早为自闭症儿童服务的机构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 1993年创办至今仍不得不以企业身份运行。
据民政部网站今年7月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我国在民政部门注册的社会组织约44万个，而据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在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公民社会与和谐社会”研讨会上的讲话）推算，在中国有约300万未登记的社会组织。算起来有近九成民间组织处于“非法状态”。
这些大部分无法通过民政局注册的民间组织为了在政策缝隙下生存，很多都选择在工商部门登记为企业，按足规章纳税。他们从事公益服务，不但不能像红十字会那样享受减免税的优惠，还要缴税。这对于资金本来就来之不易又没有利润来源的草根NGO们来说，平白增加了额外的负担。
“政策是死的，可人是活的啊！”因为纳税的事情，熊华2010年6月写信给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两个月后得到了转给税务局处理的复函，10月，税务局领导亲自来向日葵看，看完之后，先是表示了同情和理解，接着说，就不按1200平方米的营业面积来收税了，取个最低标准的来收，每个月交500元。熊华有点火了，他脱口而出：“难道我们这种公益机构要按最高标准收税吗？”
破解的曙光
今年6月，熊华以为自己捕捉到了身份之困的曙光。
东莞溺死双胞胎脑瘫儿母亲韩群凤案宣判前，熊华和另几家民办儿童康复机构的负责人被政府紧急召集开会，会议描述的前景让他们兴奋不已，以为自己“熬到头了”：场地租金政府埋单、每个孩子补贴、每个老师补贴。开完会后，他兴奋地等待兑现，然后，等来了一个文件说，首先要对这类机构进行考核。但怎么考核？还是不知道。
7月也出现过一丝破解的曙光。7月4日，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一个会议上表示，民政部门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履行登记管理和业务主管一体化职能，这意味着上述三类社会组织将可直接登记，改变之前的双重管理门槛。但是这样的消息已经出现多次，这次会有实质性进展吗？
确实有进展，而且就在东莞，不过政策的“松绑”不是因为这个讲话，而是因为一篇报道。
东莞“坤叔助学团”的发起人坤叔，想为创办23年之久的团体登记成为“千分一公益协会”。东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认为“千分一公益协会”名称不符合国家相关规定，要求坤叔更改名称方可登记，坤叔的坚持让此事陷入僵局。
后来媒体对坤叔7年6次申请“转正”均受挫的境遇进行了报道，这引来了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批示，他要求有关部门要转变观念，努力成为社会公益和社会慈善发展的助推者，而不是障碍。汪洋还在批示中发问：群众想办点好事怎么这么难！
国庆当天，广东省民政厅副厅长王长胜率队赶往东莞了解坤叔登记注册问题，经过双方沟通，当天即以“东莞千分一公益服务中心”的名称给坤叔颁发了《民办非企业登记批准通知》。
这则新闻在10月9日的《南方日报》上刊出。熊华10月10日这天读到了这则报道，他羡慕地说：“在中国，‘大人’关注才有用！”
但不管怎样，坤叔的例子还是给了熊华激励。现在，已被拒绝了三次的熊华计划提出第四次申请，希望能尽快结束尴尬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