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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门户开放政策是19世纪中后期英国侵华的主体外交政策,至今仍饱受争议。笔者对它的嬗变进行了探讨。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困扰人们的问题,主要是:一、如何客观地认定英国在该时期推行着这一政策?二、如何理解英国该时期其他殖民方式和门户开放殖民方式之间的关系?三、英国为什么长期推行该政策、而没有抛出一个鲜明的政策形式?本文试图围绕这三个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以期能够消除人们的误解和深化中英关系史的研究。
[关键词]19世纪中后期,英国,门户开放政策,无形帝国,实用主义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10—0038—04
近代史上列强对华的门户开放政策由美国公开宣布于19世纪末,但中外史学界有学者认为,它肇始于鸦片战后的英国。笔者认同这一观点,认为它是19世纪中后期英国对华的主体外交政策,并曾撰文《十九世纪中后期的英国与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对其嬗变作了初步的、粗线条的探讨,把它划分为三个阶段:1840—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问为初步形成阶段,标志是片面最惠国待遇的确立;1860—1895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至甲午中日战争结束为完全形成阶段,标志是不干涉的调和政策的实施;1895—1900年为第三阶段,标志是英国公开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并推动美国最终把它确立为一项国际政策。
受美国公开宣布门口开放政策的影响,人们迄今对19世纪中后期英国的这一政策存在误解和曲解,甚至根本否认它。困扰人们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如何客观地认定19世纪中后期英国推行着这一政策?二、英国侵华多种殖民方式和手段并用。如果英国确实推行着门户开放,该怎样理解和处理其他的殖民方式和门户开放方式之间的关系?三、既然长期推行,英国政府为什么没有提出一个鲜明的政策形式?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拟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继续进行探讨。
一、门户开放是19世纪中后期英国的对华政策
门户开放政策存在含义不明的缺陷。一般地,门户开放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以19世纪末美国向列强发布的两次照会为基础高度概括而来的,即经济和政治两项原则。经济原则是要求各侵略国应一律“机会均等”“利益均沾”。政治原则是保持中国形式上的完整或独立。
由于列强在答复美国1899年9月的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时并非都完全接受了美国的建议,除意大利外的其他国家都持有保留条件,所以,美国宣布的政策从一开始就是“含义极不明确”的,列强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对门户开放,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经济原则所包含的范围在不同的时间里是变化的和不完全确定的。从海约翰发出门户开放的照会到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门户开放主义确实“是一个发展中的主义,按照随时对它的解释和运用而可加以扩大或加以限制”。直到华盛顿会议,“这个没有定义的缺陷”才“部分地予以弥补了”。这样,门户开放政策的两项原则就只是被高度概括了的、抽象化的政策原则和精神,而不是较为确定的、具体的条款。门户开放定义的这一缺陷很容易使人做出这样的判断:只要符合门户开放原则和精神的政策,都可以称之为门户开放政策;其开始实施的时间,都可以作为门户开放的开端。中外史学界在门户开放的开端时间和发起国家上存在严重分歧,主要源自于这一标准判断。
笔者坚持门户开放是19世纪中后期英国对华的主体外交政策,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标准作出的。该时期,英国的政策具有典型的门户开放特征:一、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并且通过最惠国条款把自己和其他列强在华攘夺的经济特权相互分享。“19世纪英国在华的主要利益是贸易,它在那里的主要政策目标,就是在保持它已经在远东确立起来的商业优势地位的同时,致力于这一贸易的普遍扩大”。鸦片战争则是其实现这一图谋的开始,战后的《南京条约》确立起了对华贸易的原则。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天津条约》发展了《南京条约》的原则,两者构成了19世纪中后期列强对华商务关系的基础。同时,这两个条约中的最惠国条款使列强在华获得的特权相互分享,在事实上确立起门户开放的经济原则。“在向中国索取通商特权方面,英国是主要的发动者,一向带头行动,开放中国向世界通商。英国一旦获得利益,其他列强也要求均沾。”二、不追求领土占领,不想削弱和灭亡清政府。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所要求的是获得贸易的机会,不仅不要求领土控制,并且反对出现瓜分和肢解中国边沿地区的前景。19世纪60年代以后,针对清政府的虚弱甚至可能崩溃的危险,英国采取了“调和政策”,即扶植清政府,保持中国政局稳定,从而保持其对华贸易的稳定和扩大。该政策具有典型的门户开放特征。并且直至19世纪末,英国一直是在追随着这种有限度的进展的政策。上述特征表明,19世纪中后期英国对华确实推行着门户开放的政策。
近代英国政府的言论也是判断其推行门户开放的有力证据。1843年,英女王在向国会通告《虎门条约》时,曾说:“在我和中国政府交涉的全部过程中,我一直表示无意取得任何独享的利益。我的愿望是对各国的商业应一视同仁。”“一视同仁”和“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的含义基本一致,因此可以作为门户开放开始的证据。1898年4月,英国议会下院曾这样解释:“我们所要的是天津条约对我们所保证的东西——世界上所有国家享有同等的便利和同等的权利。这就是我们所了解的门户开放政策。”门户开放所要求的是《天津条约》所保证的,而《天津条约》和《南京条约》的精神是一致的。这再次说明,门户开放始于鸦片战后。1899年9月,英国政府在答复美国照会时又说:英国一贯所倡导的对华政策是:“保证一切国家的人民和公民,在中国的商业经营上,有均等的机会,女王陛下政府无意放弃这种政策。”从“一贯”二字推理,仍可以得出上述结论。通观英国政府的这三次话语的时间和内容,我们可以很坚定地肯定,门户开放政策是19世纪中后期英国的对华政策。
19世纪中后期英国的对华殖民战略也可说明,其对华政策是门户开放的。近代的英国最早开展工业革命,19世纪早期即已确立起世界霸主的地位,19世纪中期成为“世界工厂”。随着工业霸权的逐步确立,英国政府为满足工业资产阶级的要求,撑起了自由贸易的旗帜,要通过“均等”“均沾”这种表面平等的买和卖来获得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料掠夺地,从而实现经济利益。于是,英国政府对外殖民扩张转向主要采取两种方式,即:“有形帝国”和“无形帝国”。“有形帝国”就是追求领土扩张,把侵略的国家和地区并入大英帝国的领土范围之内。“无形帝国”则是不以领土扩张为主要目标,而是以英国强大的世界经济优势和全球殖民优势,在未纳入英帝国版图的广大地区,利用和平的外交方式谋求最大的经济利益。并且“无形帝国”的侵略 方式不排斥其他列强的经济利益。因此,“无形帝国”的侵略方式,事实上就是推行门户开放政策的表现。在上述经济政策和殖民政策的大背景下,英国把中国纳入其“无形帝国”的范围,这在事实上标志着英国把门户开放作为其侵华的主体政策。
二、门户开放方式和非门户开放方式之间的关系
19世纪中后期,英国侵华采用了多种殖民方式和手段。由于对这些殖民方式和手段的归类较为复杂,在此,笔者仅简单地以门户开放和非门户开放的方式来界定。门户开放殖民方式的突出特征前已述及。其他的殖民方式和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1、使用武力发动两次鸦片战争和侵略西藏战争;2、一步步割占香港;3、开辟多处“租界”;4、19世纪末强占“新界”、威海卫租借地和划定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
通过上面介绍不难发现,门户开放方式和非门户开放方式在侵略目标(经济利益或是领土)、侵略手段(和平或是武力)上存在着很大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是水火不容的。这是因为:列强在实现其殖民大目标时都会采用多种方式和手段,而不是单一和纯粹的。这些方式和手段从不同的侧面和不同的功用来保证殖民大目标的实现。英国侵华也不例外。
于是,门户开放方式和非门户开放方式形成了这样的关系:第一,两者都是英国侵华殖民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不同的侧面服务于英国殖民利益的需要。第二,在英国侵华的殖民政策整体中,门户开放政策居于主体地位,根源来自英国的对华殖民战略。只要英国保持中国为其“无形帝国”范畴的战略没有改变,门户开放的主体地位就不可动摇。非门户开放的殖民方式和手段则处于辅助和补充的位置,它们或服务于门户开放的需要,推动门户开放政策的实施;或与门户开放并列,对整个殖民政策作以补充;或是英国政府在特殊条件下的一种特殊考虑。总之,这些非门户开放的方式不可能掩盖甚至否定门户开放的主体地位。
具体地,可以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和割占香港为例来说明两者的关系。关于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动机,史学界已经获得了广泛地认同,即:为了满足工业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在华追求市场的要求。也就是说,英国的殖民大目标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不是领土占领,主体政策是门户开放,但实现的手段确是战争——非门户开放的方式。于是,武力成了实现门户开放的助推力,起到了辅助、推动作用。当时,如果英国不用武力打开清王朝的大门,所谓的英国对华门户开放就成了无稽之谈。英国割占香港虽然是领土占领的恶例,但是,其割占动机却不是灭亡中国。中英处于亚欧东西两端,在19世纪中期的交通条件下可谓是相当遥远。长途“劳顿”来华从事贸易的英国商人“需要一个修理船舶的港口”和“存放未纳税的货物的货栈”。否则,他们将无法进行正常的贸易。因此,英国“取得香港的动机是经济方面的”,是服务于门户开放这一殖民大政策需要的一个具体、现实的特殊考虑而已。当时,如果没有香港或者其他类似的基地,英国对华门户开放同样无从谈起。可见,无论是武力还是割占香港,都不过是服务于对华门户开放的大目标的,本质上和门户开放并不违背。因此,我们不能拿鸦片战争和割占香港本身来否定门户开放政策的存在,也不能以此来否定门户开放政策的主体地位。至于其他情况,英国武力侵藏和鸦片战争的功用基本相同;开辟“租界”、划分“势力范围”,则和门户开放保持并列关系,是英国侵华殖民政策的一部分。
总之,门户开放和非门户开放的方式,形式对立,同时并存,共同构成近代英国侵华殖民政策整体。其中,门户开放居于主体地位,非门户开放的方式则处于次要地位。
三、英国对华门户开放的实用主义特征
英国是一个实用主义盛行的国家。经验主义、务实精神,在长期的历史中逐渐形成英国的政治思想文化,甚至引导着国民性的形成和发展。有一种极其确切的说法,英国人讲求的是实际利益和实际效果,而不是某一条可以普遍适用的理论原则。其实用主义的突出特征,就在于注重习惯和传统而不是一定的外在形式。因此,研究英国史的人都知道,英国的政策和制度不仅仅存在于公开的条文中,还大量保存在其传统、习惯、先例中。即如英国宪法,其中充满了各种习惯、先例等,如果从公开的条文看,是很难窥其底蕴。也难怪有学者称,英国无宪法。
正如英国宪法一样,其对华门户开放也表现出了类似的实用主义特征:假借其他政策形式来实施;推行但不系统表述;即使有明确的政策形式,也能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作出灵活的调整。于是,英国长期对华推行的政策,却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政策形式,甚至没有一个公开的门户开放名称。
鸦片战争后,英国的门户开放是假借最惠国待遇而确立的。在英国政府看来,最惠国待遇的确立也就意味着门户开放的确立,因为两者有着相同的实质目的,即:都规定各国在和中国的关系上应具有平等的地位——任何国家不得主张或享受其他国家所未享受的特权或豁免权。前述英国女王1843年向国会通告《虎门条约》时的话语已经充分表明,英国政府就是利用了两者实质目的相同的特征,以最惠国待遇确立为标志在事实上确立了它的门户开放。就连当时美国全权公使和驻华代表顾盛也承认英国“自始即忠实地遵守这个思想”。事实上,最惠国待遇和门户开放并非一回事。实用主义可见一斑!
19世纪60年代初,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等先后开创实施了“调和政策”。该政策具有典型的门户开放特征,被称为19世纪60年代的门户开放。对于这一政策,英国政府是知道和支持的,但在很长时间里却“没有系统地阐述它”。英国政府之所以这样做,主要的还是来自遵守惯例的传统。直至1864年,该政策却由当时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以“合作政策”的名称首先正式表述了出来。于是,在世界历史上,“合作政策”堂而皇之成了美国主持推行的政策。英国人正式对外明确表明这一政策在1868年底。是时,清政府为了1868年的修约谈判,任命已经退休的蒲安臣率中国外交使团出访英国,展开外交活动。于是,外交大臣克拉兰顿与蒲安臣以会谈记录的方式发表了克拉兰顿宣言,英国不得不把执行了将近十年的政策正式公开出来。实用主义特征既鲜明又典型。
甲午战后,由于列强在华掀起瓜分狂潮,英国对华门户开放难以为继。1898年3月,英国再次不得不公开抛出一个明确的门户开放政策。但该政策的表述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英国政府的目的,在于准备因多种情况发生而使政策必须改变时,随时变通或改变它。事实上,直到1899年美国正式宣布门户开放前,英国政府都是根据形势的变化在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典型者如1898年8月推出的“有限门户开放政策”,经济原则缩小为只要求各国让英货享有相同的税率和使用铁路的权利;政治原则蜕变得面目全非,和门户开放相抵触的势力范围已被认为同门户开放没有丝毫关系。这种有限制的政策承认了既成事实,而且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的。当蜕变后的政策仍然不能获得列强支持之后,英国开始千方百计影响美国来宣布和确立这一政策。
责任编辑 倪金荣
[关键词]19世纪中后期,英国,门户开放政策,无形帝国,实用主义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10—0038—04
近代史上列强对华的门户开放政策由美国公开宣布于19世纪末,但中外史学界有学者认为,它肇始于鸦片战后的英国。笔者认同这一观点,认为它是19世纪中后期英国对华的主体外交政策,并曾撰文《十九世纪中后期的英国与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对其嬗变作了初步的、粗线条的探讨,把它划分为三个阶段:1840—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问为初步形成阶段,标志是片面最惠国待遇的确立;1860—1895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至甲午中日战争结束为完全形成阶段,标志是不干涉的调和政策的实施;1895—1900年为第三阶段,标志是英国公开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并推动美国最终把它确立为一项国际政策。
受美国公开宣布门口开放政策的影响,人们迄今对19世纪中后期英国的这一政策存在误解和曲解,甚至根本否认它。困扰人们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如何客观地认定19世纪中后期英国推行着这一政策?二、英国侵华多种殖民方式和手段并用。如果英国确实推行着门户开放,该怎样理解和处理其他的殖民方式和门户开放方式之间的关系?三、既然长期推行,英国政府为什么没有提出一个鲜明的政策形式?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拟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继续进行探讨。
一、门户开放是19世纪中后期英国的对华政策
门户开放政策存在含义不明的缺陷。一般地,门户开放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以19世纪末美国向列强发布的两次照会为基础高度概括而来的,即经济和政治两项原则。经济原则是要求各侵略国应一律“机会均等”“利益均沾”。政治原则是保持中国形式上的完整或独立。
由于列强在答复美国1899年9月的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时并非都完全接受了美国的建议,除意大利外的其他国家都持有保留条件,所以,美国宣布的政策从一开始就是“含义极不明确”的,列强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对门户开放,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经济原则所包含的范围在不同的时间里是变化的和不完全确定的。从海约翰发出门户开放的照会到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门户开放主义确实“是一个发展中的主义,按照随时对它的解释和运用而可加以扩大或加以限制”。直到华盛顿会议,“这个没有定义的缺陷”才“部分地予以弥补了”。这样,门户开放政策的两项原则就只是被高度概括了的、抽象化的政策原则和精神,而不是较为确定的、具体的条款。门户开放定义的这一缺陷很容易使人做出这样的判断:只要符合门户开放原则和精神的政策,都可以称之为门户开放政策;其开始实施的时间,都可以作为门户开放的开端。中外史学界在门户开放的开端时间和发起国家上存在严重分歧,主要源自于这一标准判断。
笔者坚持门户开放是19世纪中后期英国对华的主体外交政策,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标准作出的。该时期,英国的政策具有典型的门户开放特征:一、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并且通过最惠国条款把自己和其他列强在华攘夺的经济特权相互分享。“19世纪英国在华的主要利益是贸易,它在那里的主要政策目标,就是在保持它已经在远东确立起来的商业优势地位的同时,致力于这一贸易的普遍扩大”。鸦片战争则是其实现这一图谋的开始,战后的《南京条约》确立起了对华贸易的原则。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天津条约》发展了《南京条约》的原则,两者构成了19世纪中后期列强对华商务关系的基础。同时,这两个条约中的最惠国条款使列强在华获得的特权相互分享,在事实上确立起门户开放的经济原则。“在向中国索取通商特权方面,英国是主要的发动者,一向带头行动,开放中国向世界通商。英国一旦获得利益,其他列强也要求均沾。”二、不追求领土占领,不想削弱和灭亡清政府。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所要求的是获得贸易的机会,不仅不要求领土控制,并且反对出现瓜分和肢解中国边沿地区的前景。19世纪60年代以后,针对清政府的虚弱甚至可能崩溃的危险,英国采取了“调和政策”,即扶植清政府,保持中国政局稳定,从而保持其对华贸易的稳定和扩大。该政策具有典型的门户开放特征。并且直至19世纪末,英国一直是在追随着这种有限度的进展的政策。上述特征表明,19世纪中后期英国对华确实推行着门户开放的政策。
近代英国政府的言论也是判断其推行门户开放的有力证据。1843年,英女王在向国会通告《虎门条约》时,曾说:“在我和中国政府交涉的全部过程中,我一直表示无意取得任何独享的利益。我的愿望是对各国的商业应一视同仁。”“一视同仁”和“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的含义基本一致,因此可以作为门户开放开始的证据。1898年4月,英国议会下院曾这样解释:“我们所要的是天津条约对我们所保证的东西——世界上所有国家享有同等的便利和同等的权利。这就是我们所了解的门户开放政策。”门户开放所要求的是《天津条约》所保证的,而《天津条约》和《南京条约》的精神是一致的。这再次说明,门户开放始于鸦片战后。1899年9月,英国政府在答复美国照会时又说:英国一贯所倡导的对华政策是:“保证一切国家的人民和公民,在中国的商业经营上,有均等的机会,女王陛下政府无意放弃这种政策。”从“一贯”二字推理,仍可以得出上述结论。通观英国政府的这三次话语的时间和内容,我们可以很坚定地肯定,门户开放政策是19世纪中后期英国的对华政策。
19世纪中后期英国的对华殖民战略也可说明,其对华政策是门户开放的。近代的英国最早开展工业革命,19世纪早期即已确立起世界霸主的地位,19世纪中期成为“世界工厂”。随着工业霸权的逐步确立,英国政府为满足工业资产阶级的要求,撑起了自由贸易的旗帜,要通过“均等”“均沾”这种表面平等的买和卖来获得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料掠夺地,从而实现经济利益。于是,英国政府对外殖民扩张转向主要采取两种方式,即:“有形帝国”和“无形帝国”。“有形帝国”就是追求领土扩张,把侵略的国家和地区并入大英帝国的领土范围之内。“无形帝国”则是不以领土扩张为主要目标,而是以英国强大的世界经济优势和全球殖民优势,在未纳入英帝国版图的广大地区,利用和平的外交方式谋求最大的经济利益。并且“无形帝国”的侵略 方式不排斥其他列强的经济利益。因此,“无形帝国”的侵略方式,事实上就是推行门户开放政策的表现。在上述经济政策和殖民政策的大背景下,英国把中国纳入其“无形帝国”的范围,这在事实上标志着英国把门户开放作为其侵华的主体政策。
二、门户开放方式和非门户开放方式之间的关系
19世纪中后期,英国侵华采用了多种殖民方式和手段。由于对这些殖民方式和手段的归类较为复杂,在此,笔者仅简单地以门户开放和非门户开放的方式来界定。门户开放殖民方式的突出特征前已述及。其他的殖民方式和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1、使用武力发动两次鸦片战争和侵略西藏战争;2、一步步割占香港;3、开辟多处“租界”;4、19世纪末强占“新界”、威海卫租借地和划定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
通过上面介绍不难发现,门户开放方式和非门户开放方式在侵略目标(经济利益或是领土)、侵略手段(和平或是武力)上存在着很大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是水火不容的。这是因为:列强在实现其殖民大目标时都会采用多种方式和手段,而不是单一和纯粹的。这些方式和手段从不同的侧面和不同的功用来保证殖民大目标的实现。英国侵华也不例外。
于是,门户开放方式和非门户开放方式形成了这样的关系:第一,两者都是英国侵华殖民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不同的侧面服务于英国殖民利益的需要。第二,在英国侵华的殖民政策整体中,门户开放政策居于主体地位,根源来自英国的对华殖民战略。只要英国保持中国为其“无形帝国”范畴的战略没有改变,门户开放的主体地位就不可动摇。非门户开放的殖民方式和手段则处于辅助和补充的位置,它们或服务于门户开放的需要,推动门户开放政策的实施;或与门户开放并列,对整个殖民政策作以补充;或是英国政府在特殊条件下的一种特殊考虑。总之,这些非门户开放的方式不可能掩盖甚至否定门户开放的主体地位。
具体地,可以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和割占香港为例来说明两者的关系。关于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动机,史学界已经获得了广泛地认同,即:为了满足工业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在华追求市场的要求。也就是说,英国的殖民大目标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不是领土占领,主体政策是门户开放,但实现的手段确是战争——非门户开放的方式。于是,武力成了实现门户开放的助推力,起到了辅助、推动作用。当时,如果英国不用武力打开清王朝的大门,所谓的英国对华门户开放就成了无稽之谈。英国割占香港虽然是领土占领的恶例,但是,其割占动机却不是灭亡中国。中英处于亚欧东西两端,在19世纪中期的交通条件下可谓是相当遥远。长途“劳顿”来华从事贸易的英国商人“需要一个修理船舶的港口”和“存放未纳税的货物的货栈”。否则,他们将无法进行正常的贸易。因此,英国“取得香港的动机是经济方面的”,是服务于门户开放这一殖民大政策需要的一个具体、现实的特殊考虑而已。当时,如果没有香港或者其他类似的基地,英国对华门户开放同样无从谈起。可见,无论是武力还是割占香港,都不过是服务于对华门户开放的大目标的,本质上和门户开放并不违背。因此,我们不能拿鸦片战争和割占香港本身来否定门户开放政策的存在,也不能以此来否定门户开放政策的主体地位。至于其他情况,英国武力侵藏和鸦片战争的功用基本相同;开辟“租界”、划分“势力范围”,则和门户开放保持并列关系,是英国侵华殖民政策的一部分。
总之,门户开放和非门户开放的方式,形式对立,同时并存,共同构成近代英国侵华殖民政策整体。其中,门户开放居于主体地位,非门户开放的方式则处于次要地位。
三、英国对华门户开放的实用主义特征
英国是一个实用主义盛行的国家。经验主义、务实精神,在长期的历史中逐渐形成英国的政治思想文化,甚至引导着国民性的形成和发展。有一种极其确切的说法,英国人讲求的是实际利益和实际效果,而不是某一条可以普遍适用的理论原则。其实用主义的突出特征,就在于注重习惯和传统而不是一定的外在形式。因此,研究英国史的人都知道,英国的政策和制度不仅仅存在于公开的条文中,还大量保存在其传统、习惯、先例中。即如英国宪法,其中充满了各种习惯、先例等,如果从公开的条文看,是很难窥其底蕴。也难怪有学者称,英国无宪法。
正如英国宪法一样,其对华门户开放也表现出了类似的实用主义特征:假借其他政策形式来实施;推行但不系统表述;即使有明确的政策形式,也能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作出灵活的调整。于是,英国长期对华推行的政策,却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政策形式,甚至没有一个公开的门户开放名称。
鸦片战争后,英国的门户开放是假借最惠国待遇而确立的。在英国政府看来,最惠国待遇的确立也就意味着门户开放的确立,因为两者有着相同的实质目的,即:都规定各国在和中国的关系上应具有平等的地位——任何国家不得主张或享受其他国家所未享受的特权或豁免权。前述英国女王1843年向国会通告《虎门条约》时的话语已经充分表明,英国政府就是利用了两者实质目的相同的特征,以最惠国待遇确立为标志在事实上确立了它的门户开放。就连当时美国全权公使和驻华代表顾盛也承认英国“自始即忠实地遵守这个思想”。事实上,最惠国待遇和门户开放并非一回事。实用主义可见一斑!
19世纪60年代初,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等先后开创实施了“调和政策”。该政策具有典型的门户开放特征,被称为19世纪60年代的门户开放。对于这一政策,英国政府是知道和支持的,但在很长时间里却“没有系统地阐述它”。英国政府之所以这样做,主要的还是来自遵守惯例的传统。直至1864年,该政策却由当时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以“合作政策”的名称首先正式表述了出来。于是,在世界历史上,“合作政策”堂而皇之成了美国主持推行的政策。英国人正式对外明确表明这一政策在1868年底。是时,清政府为了1868年的修约谈判,任命已经退休的蒲安臣率中国外交使团出访英国,展开外交活动。于是,外交大臣克拉兰顿与蒲安臣以会谈记录的方式发表了克拉兰顿宣言,英国不得不把执行了将近十年的政策正式公开出来。实用主义特征既鲜明又典型。
甲午战后,由于列强在华掀起瓜分狂潮,英国对华门户开放难以为继。1898年3月,英国再次不得不公开抛出一个明确的门户开放政策。但该政策的表述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英国政府的目的,在于准备因多种情况发生而使政策必须改变时,随时变通或改变它。事实上,直到1899年美国正式宣布门户开放前,英国政府都是根据形势的变化在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典型者如1898年8月推出的“有限门户开放政策”,经济原则缩小为只要求各国让英货享有相同的税率和使用铁路的权利;政治原则蜕变得面目全非,和门户开放相抵触的势力范围已被认为同门户开放没有丝毫关系。这种有限制的政策承认了既成事实,而且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的。当蜕变后的政策仍然不能获得列强支持之后,英国开始千方百计影响美国来宣布和确立这一政策。
责任编辑 倪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