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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村上春树的《当我跑步时我在想什么》引起的流行语法。当我针灸时我在看村上春树的《1Q84》。《1Q84》里面写的一个女杀手青豆用一个自制的小工具,把它扎进后脑的一个部位,那个人就会立即死去,症状则和心脏病突发死亡的症状一样。那个工具是这样的:“一个类似小号冰锥的物体,全长约十厘米。木制的柄紧紧衔在其外。但它仅仅是外形类似冰锥,却绝非用来弄碎冰块的。这是她自己设计制作的。尖端像缝衣针般尖锐而锋利。为了防止这锐利的尖端折断,上面插着一片小小的软木。这是经过特殊加工、质地更加柔软的软木。”
青豆用指甲尖小心地取下软木片,放进口袋里。然后把裸露的针尖对准深山后颈那个部位。好啦,镇定,现在最关键。青豆这样告诫自己。不允许十分之一毫米的误差。只要偏差一丁点,一切努力都将化作泡影。最需要的是集中注意力。青豆的这个暗杀对象是一个叫深山的中年男子,他已经被青豆制服,趴在桌子前,好像过劳心脏病死一样,青豆杀人后不着急离开,耐心地按着那个针孔大小的创口,等了5分钟,这样的等待是值得的,就是警察和法医也检查不出来。青豆整理好衣服,然后,从容不迫地走出宾馆……
看完这一段,我脑后的几十个针孔飕飕地往外冒着凉风,彼时我的头和脖颈上扎了30多根银针,正在治疗我的破脖子得的颈椎病。我问大夫,脑后有这样一个穴位吗?村上春树的小说里写的。大夫也是村上迷。他说,村上的小说里有针灸的描写吗?我说,他的新小说《1Q84》里写的,一个女杀手叫青豆,就是用这个穴位杀人的。大夫高兴起来,村上懂针灸吗?日本人倒是挺信针灸的。大夫把小说拿过去看了那段。说,应该是风池穴或者风谷穴,这两个穴位如果扎不好真的会死人。我急忙问,我治颈椎病也扎这两个穴位吗?大夫笑着说,扎!吓得我要死。我觉得我的脸一定白了,说,被你扎好不大可能,被你扎死的可能性好像比较大。大夫嘿嘿笑着给一个病人的脚心扎上了一针,那人的脸抽动着,那是一个疼得不得了的穴位。
日本人的确挺相信针灸的,北野武在他的《向死而生》中也提到他车祸以后一只眼睛闭不上,在康复的时候用针灸疗法,扎眼睛,非常疼。他忍过来了。描述给眼睛针灸时,北野武写道:“做眼睛康复训练的时候,往眼睛上做针灸,这个是非常疼的。已经不是手术的疼痛那样的问题了。由于非常疼,不动的眼皮都闭上了。”我猜想,因为有疼,说明神经还有感觉,连闭不上的眼睛都闭上了,是好现象。后来,北野武的眼睛恢复后,还是差1毫米闭不上,但总比前法国ELLEN杂志总编辑多米尼克·鲍比的状态好多了,多米尼克只有一只眼睛能睁开闭上。如果多米尼克也相信针灸,或许能够出现奇迹。但是北野武在写针灸医生的时候却是这样的:“说心里话,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治好。说是该好的时候就会突然好了。所以,说是三个月,但也有可能一个月就好了,也可能是半年。”最长时间不就是半年吗?我的针友里有扎一两年的,身边这位大姐就扎了9个月了。而我,大夫说,治好是不可能的,但是能防止继续发展,能在疼的时候让你不疼不就行了吗?病人总是能够被大夫说服。而针灸大夫的话像王安忆评论谢宏军写的《乡村诊所》中的孙大夫,“不仅是看病,说服病人的时候,带有更多的文学色彩。”我也被大夫说服了,也是哈,什么病不是绝症呢?活到80岁,感冒一下不是就可以死了吗?所以,头疼、脖子疼了,就去诊所扎一阵子,缓解了,就停一阵儿。来来往往的,和针灸大夫成了熟人,像早市上卖菜的大婶、卖馒头的姐弟一样,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人。有时候坐在诊所里,看到以前见过的针友,老朋友一般地打招呼,犯病了?多长时间没见您了?天冷了,着了寒凉……病人的话语则带有了更多的医学色彩。而心里常常想的是,以后这半生就交给这诊所了?像垂死的人总要把手伸向人间一样,那么不甘心。
人在生病的时候特别容易想到生死的问题。虽然说死是诗歌的重大主题,但拜伦、白朗宁夫人的诗句中经常看到死亡的句子不能不说与他们疾病的身体有关。拜伦的《骷髅酒杯吟》,“我活过,爱-过,痛饮过,和你一样;/到头来是死了,把骸骨交给土壤:/把我斟满吧——这对我毫无损伤……”而白朗宁夫人的诗歌吟咏的爱情’也一直与死亡纠缠“我背后正有个神秘的黑影在移动,而且一把揪住了我的发,往后拉,还有一声吆喝(我只是在挣扎):‘这回是谁逮住了你?猜!’‘死,’我答话。听哪,那银铃似的回音:‘不是死,是爱!…。《疾病的隐喻》也是写在苏珊·桑塔格得了癌症以后。《向死而生》则是北野武车祸以后产生的,当他成为一个站立的纱布人、看到镜中面目扭曲的自己,精神意识游离身体之外,连续的、大量的关于死亡的念头不断缠绕着他。
那天,要去针灸,站在书架前,琢磨带哪本书。居然有那么多关于疾病的书。《相约星期二》,一本曾经流行的书,一个老教授要死了,他的成为了记者的学生每周二去和他见面,老教授要给这个学生上课,每周一堂课,定在星期二,一共上了14堂课,最后一堂课是葬礼。谈什么呢?当然会有生死。老教授说:“死亡…‘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可不幸活着也同样令人悲哀……”他们还谈论世界、自怜、遗憾、家庭、感情、对衰,老的恐惧、金钱、婚姻、文化、原谅、完美的一天等等,简直是人生观教育课。如果不是把一个要死去的人作为切入点,这本书我能看得下去吗?还有一本和这本书比较相似的书,《一个医生的病患手记》(大卫·比罗著,书后的推荐语也引用了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中的一段话),一个得了绝症的医生,是啊,医生也要生病啊,生了病也是患者啊,还好,医生后来确定不是绝症,但从此他改变了对病人的态度和认识。但诸如我等小民,不能等着给我们看病的医生都从绝症中死里逃生,然后才产生从内心里对我们的关心吧?先生说,不用从内心,只是职业性的就好。大卫·比罗说,“疾病是我们每个人生命的组成部分,……疾病不仅会让人痛苦,它还使人思考,给人智慧”。但问问那些疾病中的人,要他们选择,他们宁肯不要从疾病
生病的时候容易买和疾病有关的书。那么,自己真的经常生病吗?想一想,的确得过各种各样的不致死但却让人心烦意乱而又无可奈何的病。这一次起疹子,缠绵起来没完。北京的医生说是湿疹,哈尔滨的医生说是荨麻疹,总之是免疫系统出的毛病。中医药的办法是固本去湿散毒,但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说这个病需要耐心。难道,我的耐心还不够吗?需要这样的考验。《我们怎样死》,是关于人生最后一章的思考的书,看看那些濒死的人,其实他们多数都不会思考了。只有对死亡感兴趣或者对死亡感到恐惧的人而又没有直面死亡的人才会经常思考这样的问题。舍温·纽兰——一个美国医生,为众多 垂死的病人治疗、送终。他描述了当代6种常见的死亡疾病,医生、病人和病人家属在面对死亡时的种种心态。我的经验里。经常接触死亡的医生在面对垂死的病人和家属的时候,是没有情绪和情感的人。他们总是一副和自己没有关系的模样,甚至在这个当口还在琢磨怎么能让你拿出更多的医药费。忘了是龙应台还是谁写过的香港牙医,不论是医生还是护士,他们的温暖感人、亲切温和其实是医疗体系下的产物,而我们的医疗体系中是不会让医生都成为亲切感人的人的。三联书店出过一套书画集,其中有一本是谢宏军的作品,一个乡村诊所里的人物素描,以及对那些素描的解释文字。谢宏军——一个不出名但被陈丹青、王安忆欣赏的画家和作家,也是我喜欢的那一类,艺术成就比较高格,与他们的作品相比,他们的名气远远不足。有的后来成名了,比如严歌苓,就脱离了这样的作家行列,还比如在美国时的陈凯歌,洪晃说的,现在竟然进入主流了。而另外一些则一直在非主流里。
陈丹青对谢宏军有非常高的评价。而我看画如同看花,没有颜色的花是很可怕的,一朵黑花,你不觉得那很阴险、很恐怖吗?白花和黑花都象征死亡。画病人。素描还真是对路。但他的《乡村诊所》我却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本有过多插图的散文集。陈丹青给谢宏军的书写的序里写道:“——在乡村诊所的候诊室里,长年坐满了苦候就医的病患者,他们枯坐着,或倒卧着,呻吟辗侧,皆尽呈现了‘人’的苦相。”我打量针灸诊所里的病人,多是如此。
不同的是,我去诊所里还有一些慕名而来的政府官员和生意人,针灸的同时还交流房价、股票、黄金和时政。病房里,不分男女;不分有钱没钱,哪个床有空位就在哪个床针灸。夏天的时候,有的男患只着一条短裤,大家也没觉得特别恶心,也有老年女人把衣服脱掉,上半身只有胸衣,大家看着也没觉得过分。当然,也有小屋,只有两张床,一般都是女患在那里。而像我等头疼、脖子疼的,最节省地方,一般坐着就行了,有时候坐别的病人的床沿,有时候坐凳子,这些地方都没有了又着急的就站着了,顶着一脑袋、一脖子的针在走廊里溜达。有一次,一个女患者,不知道得的是什么病,手指节上转圈扎针,那种最小最短的针。那位女病人托着手肘,岌岌可危地扎撒着五根手指,在走廊里遛。真是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大家都说她能当江姐。 。谢宏军已经不画生病的农民和那个叫孙兆和的乡村医生了,谢宏军和医生都进了城。我想,如果谢宏军再画一本“城市诊所”,里面就会有我说的那些患者,还有如下的这些人:一个为了早生的白发而烦恼的大学女老师。当别的病人问她治什么病的时候,她常这样回答,……哎呀,这么早就有白头发了,影响我情绪。口音里有点西北味,语调拿捏得娇嗲而气弱,仿佛真的不行了似的。而另一位把针都扎到脸、手脚心等特别疼的地方的大叔则真有一剐病人的“苦相”,什么话都没有,儿子每天扶着他进来,躺下,扎针,电没有呻吟,一切都是静默的,儿子也是少言寡语的人,从爸爸身上脱皮出来的一样,爷俩的模样像极了。一位做生意的大姐,开一辆大众途观,来了,呼隆呼隆把衣服脱下来再反穿上,露出肩膀、后背和上半边屁股,下巴搭在枕头前,像一个用舒服的姿势趴着的大狗,治颈椎和腰椎,等扎针的时候她就讲故事,她怎么下乡、怎么做买卖,怎么开车抢绿灯的……扎上针就睡着了,那叫快!有时候患者少,大夫就让她多睡一会儿。诊所不是一个养生的地方,但在诊所都能睡觉的人定是困狠了。另一位打扮得很人时的姐姐,常常和白头发影响情绪的妹妹交流买衣心得,看我这小衫,哪儿哪儿有玫瑰花拱门那家的……有时候俩人扎完针就直接去逛街了。
如果这些人都入画,便是城市众生相,而我喜欢给他们配上文字。今天手里的这本小书不关疾病、城市、男女与风月,是《标点符号使用手册》,下周要考试,我给他们出题。
青豆用指甲尖小心地取下软木片,放进口袋里。然后把裸露的针尖对准深山后颈那个部位。好啦,镇定,现在最关键。青豆这样告诫自己。不允许十分之一毫米的误差。只要偏差一丁点,一切努力都将化作泡影。最需要的是集中注意力。青豆的这个暗杀对象是一个叫深山的中年男子,他已经被青豆制服,趴在桌子前,好像过劳心脏病死一样,青豆杀人后不着急离开,耐心地按着那个针孔大小的创口,等了5分钟,这样的等待是值得的,就是警察和法医也检查不出来。青豆整理好衣服,然后,从容不迫地走出宾馆……
看完这一段,我脑后的几十个针孔飕飕地往外冒着凉风,彼时我的头和脖颈上扎了30多根银针,正在治疗我的破脖子得的颈椎病。我问大夫,脑后有这样一个穴位吗?村上春树的小说里写的。大夫也是村上迷。他说,村上的小说里有针灸的描写吗?我说,他的新小说《1Q84》里写的,一个女杀手叫青豆,就是用这个穴位杀人的。大夫高兴起来,村上懂针灸吗?日本人倒是挺信针灸的。大夫把小说拿过去看了那段。说,应该是风池穴或者风谷穴,这两个穴位如果扎不好真的会死人。我急忙问,我治颈椎病也扎这两个穴位吗?大夫笑着说,扎!吓得我要死。我觉得我的脸一定白了,说,被你扎好不大可能,被你扎死的可能性好像比较大。大夫嘿嘿笑着给一个病人的脚心扎上了一针,那人的脸抽动着,那是一个疼得不得了的穴位。
日本人的确挺相信针灸的,北野武在他的《向死而生》中也提到他车祸以后一只眼睛闭不上,在康复的时候用针灸疗法,扎眼睛,非常疼。他忍过来了。描述给眼睛针灸时,北野武写道:“做眼睛康复训练的时候,往眼睛上做针灸,这个是非常疼的。已经不是手术的疼痛那样的问题了。由于非常疼,不动的眼皮都闭上了。”我猜想,因为有疼,说明神经还有感觉,连闭不上的眼睛都闭上了,是好现象。后来,北野武的眼睛恢复后,还是差1毫米闭不上,但总比前法国ELLEN杂志总编辑多米尼克·鲍比的状态好多了,多米尼克只有一只眼睛能睁开闭上。如果多米尼克也相信针灸,或许能够出现奇迹。但是北野武在写针灸医生的时候却是这样的:“说心里话,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治好。说是该好的时候就会突然好了。所以,说是三个月,但也有可能一个月就好了,也可能是半年。”最长时间不就是半年吗?我的针友里有扎一两年的,身边这位大姐就扎了9个月了。而我,大夫说,治好是不可能的,但是能防止继续发展,能在疼的时候让你不疼不就行了吗?病人总是能够被大夫说服。而针灸大夫的话像王安忆评论谢宏军写的《乡村诊所》中的孙大夫,“不仅是看病,说服病人的时候,带有更多的文学色彩。”我也被大夫说服了,也是哈,什么病不是绝症呢?活到80岁,感冒一下不是就可以死了吗?所以,头疼、脖子疼了,就去诊所扎一阵子,缓解了,就停一阵儿。来来往往的,和针灸大夫成了熟人,像早市上卖菜的大婶、卖馒头的姐弟一样,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人。有时候坐在诊所里,看到以前见过的针友,老朋友一般地打招呼,犯病了?多长时间没见您了?天冷了,着了寒凉……病人的话语则带有了更多的医学色彩。而心里常常想的是,以后这半生就交给这诊所了?像垂死的人总要把手伸向人间一样,那么不甘心。
人在生病的时候特别容易想到生死的问题。虽然说死是诗歌的重大主题,但拜伦、白朗宁夫人的诗句中经常看到死亡的句子不能不说与他们疾病的身体有关。拜伦的《骷髅酒杯吟》,“我活过,爱-过,痛饮过,和你一样;/到头来是死了,把骸骨交给土壤:/把我斟满吧——这对我毫无损伤……”而白朗宁夫人的诗歌吟咏的爱情’也一直与死亡纠缠“我背后正有个神秘的黑影在移动,而且一把揪住了我的发,往后拉,还有一声吆喝(我只是在挣扎):‘这回是谁逮住了你?猜!’‘死,’我答话。听哪,那银铃似的回音:‘不是死,是爱!…。《疾病的隐喻》也是写在苏珊·桑塔格得了癌症以后。《向死而生》则是北野武车祸以后产生的,当他成为一个站立的纱布人、看到镜中面目扭曲的自己,精神意识游离身体之外,连续的、大量的关于死亡的念头不断缠绕着他。
那天,要去针灸,站在书架前,琢磨带哪本书。居然有那么多关于疾病的书。《相约星期二》,一本曾经流行的书,一个老教授要死了,他的成为了记者的学生每周二去和他见面,老教授要给这个学生上课,每周一堂课,定在星期二,一共上了14堂课,最后一堂课是葬礼。谈什么呢?当然会有生死。老教授说:“死亡…‘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可不幸活着也同样令人悲哀……”他们还谈论世界、自怜、遗憾、家庭、感情、对衰,老的恐惧、金钱、婚姻、文化、原谅、完美的一天等等,简直是人生观教育课。如果不是把一个要死去的人作为切入点,这本书我能看得下去吗?还有一本和这本书比较相似的书,《一个医生的病患手记》(大卫·比罗著,书后的推荐语也引用了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中的一段话),一个得了绝症的医生,是啊,医生也要生病啊,生了病也是患者啊,还好,医生后来确定不是绝症,但从此他改变了对病人的态度和认识。但诸如我等小民,不能等着给我们看病的医生都从绝症中死里逃生,然后才产生从内心里对我们的关心吧?先生说,不用从内心,只是职业性的就好。大卫·比罗说,“疾病是我们每个人生命的组成部分,……疾病不仅会让人痛苦,它还使人思考,给人智慧”。但问问那些疾病中的人,要他们选择,他们宁肯不要从疾病
生病的时候容易买和疾病有关的书。那么,自己真的经常生病吗?想一想,的确得过各种各样的不致死但却让人心烦意乱而又无可奈何的病。这一次起疹子,缠绵起来没完。北京的医生说是湿疹,哈尔滨的医生说是荨麻疹,总之是免疫系统出的毛病。中医药的办法是固本去湿散毒,但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说这个病需要耐心。难道,我的耐心还不够吗?需要这样的考验。《我们怎样死》,是关于人生最后一章的思考的书,看看那些濒死的人,其实他们多数都不会思考了。只有对死亡感兴趣或者对死亡感到恐惧的人而又没有直面死亡的人才会经常思考这样的问题。舍温·纽兰——一个美国医生,为众多 垂死的病人治疗、送终。他描述了当代6种常见的死亡疾病,医生、病人和病人家属在面对死亡时的种种心态。我的经验里。经常接触死亡的医生在面对垂死的病人和家属的时候,是没有情绪和情感的人。他们总是一副和自己没有关系的模样,甚至在这个当口还在琢磨怎么能让你拿出更多的医药费。忘了是龙应台还是谁写过的香港牙医,不论是医生还是护士,他们的温暖感人、亲切温和其实是医疗体系下的产物,而我们的医疗体系中是不会让医生都成为亲切感人的人的。三联书店出过一套书画集,其中有一本是谢宏军的作品,一个乡村诊所里的人物素描,以及对那些素描的解释文字。谢宏军——一个不出名但被陈丹青、王安忆欣赏的画家和作家,也是我喜欢的那一类,艺术成就比较高格,与他们的作品相比,他们的名气远远不足。有的后来成名了,比如严歌苓,就脱离了这样的作家行列,还比如在美国时的陈凯歌,洪晃说的,现在竟然进入主流了。而另外一些则一直在非主流里。
陈丹青对谢宏军有非常高的评价。而我看画如同看花,没有颜色的花是很可怕的,一朵黑花,你不觉得那很阴险、很恐怖吗?白花和黑花都象征死亡。画病人。素描还真是对路。但他的《乡村诊所》我却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本有过多插图的散文集。陈丹青给谢宏军的书写的序里写道:“——在乡村诊所的候诊室里,长年坐满了苦候就医的病患者,他们枯坐着,或倒卧着,呻吟辗侧,皆尽呈现了‘人’的苦相。”我打量针灸诊所里的病人,多是如此。
不同的是,我去诊所里还有一些慕名而来的政府官员和生意人,针灸的同时还交流房价、股票、黄金和时政。病房里,不分男女;不分有钱没钱,哪个床有空位就在哪个床针灸。夏天的时候,有的男患只着一条短裤,大家也没觉得特别恶心,也有老年女人把衣服脱掉,上半身只有胸衣,大家看着也没觉得过分。当然,也有小屋,只有两张床,一般都是女患在那里。而像我等头疼、脖子疼的,最节省地方,一般坐着就行了,有时候坐别的病人的床沿,有时候坐凳子,这些地方都没有了又着急的就站着了,顶着一脑袋、一脖子的针在走廊里溜达。有一次,一个女患者,不知道得的是什么病,手指节上转圈扎针,那种最小最短的针。那位女病人托着手肘,岌岌可危地扎撒着五根手指,在走廊里遛。真是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大家都说她能当江姐。 。谢宏军已经不画生病的农民和那个叫孙兆和的乡村医生了,谢宏军和医生都进了城。我想,如果谢宏军再画一本“城市诊所”,里面就会有我说的那些患者,还有如下的这些人:一个为了早生的白发而烦恼的大学女老师。当别的病人问她治什么病的时候,她常这样回答,……哎呀,这么早就有白头发了,影响我情绪。口音里有点西北味,语调拿捏得娇嗲而气弱,仿佛真的不行了似的。而另一位把针都扎到脸、手脚心等特别疼的地方的大叔则真有一剐病人的“苦相”,什么话都没有,儿子每天扶着他进来,躺下,扎针,电没有呻吟,一切都是静默的,儿子也是少言寡语的人,从爸爸身上脱皮出来的一样,爷俩的模样像极了。一位做生意的大姐,开一辆大众途观,来了,呼隆呼隆把衣服脱下来再反穿上,露出肩膀、后背和上半边屁股,下巴搭在枕头前,像一个用舒服的姿势趴着的大狗,治颈椎和腰椎,等扎针的时候她就讲故事,她怎么下乡、怎么做买卖,怎么开车抢绿灯的……扎上针就睡着了,那叫快!有时候患者少,大夫就让她多睡一会儿。诊所不是一个养生的地方,但在诊所都能睡觉的人定是困狠了。另一位打扮得很人时的姐姐,常常和白头发影响情绪的妹妹交流买衣心得,看我这小衫,哪儿哪儿有玫瑰花拱门那家的……有时候俩人扎完针就直接去逛街了。
如果这些人都入画,便是城市众生相,而我喜欢给他们配上文字。今天手里的这本小书不关疾病、城市、男女与风月,是《标点符号使用手册》,下周要考试,我给他们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