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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秦王朝在华夏久远而厚重的文明积淀上，创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汉承秦制，并将集中反映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治国一般要求的儒学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构建起君主集权政府体制、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儒学为内核的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此后，历代王朝以这一结构为支撑，顽强地经受住来自内外的震荡，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不断巩固，同时，这一支撑结构也日益超稳定化。当几乎不存在结构性束缚的中小型规模的西欧国家率先构建起新的更高层次的立宪政府体制、机器大工业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及市场精神、民主-法治理念为内核的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古老中国在西方国家的对比下，走向总体性衰落。当今中国作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由历史传承而来的拥有洲级社会规模的国家，具备极为难得的成为世界强国的必要条件。而中国要成为实际上的世界强国，必须构建起新时代的相对他国更优良的政府体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这也是中华民族复兴最本质的内涵。
关键词： 国家；支撑结构；生产力水平；社会规模；发展
国家是迄今为止一定地域的人们聚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最高组织形态。在可预见的将来，人们仍将无可选择地生活于国家政治共同体中。个人的荣辱安危终归要与其所属国家的兴衰紧密相连。近代以来，数千年独树一帜、长期拥有强盛国力、开创了辉煌文明的中国，与无力抵御西方工业国家的侵夺、遭遇百余年家国苦难、创巨痛深的中国，相互交织，一起嵌入了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化作不可磨灭的集体记忆。以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为实践进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史地成为中国人心中最炽热的诉求和肩上最沉重的使命。新中国成立后，这一诉求和使命被提上现实的议事日程。经过六十多年的接力建设，近代积弱积贫的中国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行百里者半九十。民族复兴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更为艰巨的内外挑战。深入探究中西古代国家发展分野的深层缘由及其于当代的遗产与警示，有利于为民族复兴关键进程中的国家建设提供重要且必要的智力支持。
一、中国古代国家发展的路向
公元前21世纪，第一个国家政权夏，诞生于中原黄河流域。早在此之前，活动于黄河中游的夏人部落即与活动于黄河下游的夷人部落交相融合，形成了夏人部落联盟，后又与活动于江汉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苗蛮部落频繁交往，使华夏部落集团不断扩大。夏之后的商代，商王自称“余一人”，又对诸侯国实行“各守尔典”{1}的政策，权力向王权集中与保持各诸侯国的安定在历史的演化中维系着动态的平衡。西周初年，作为周朝各项制度的实际制定者，周公提出尊王、敬德、保民、慎罚的政治观。西周期间，华夏文明在国家力量的作用下继续扩展。到了春秋，华夏文明圈的扩展明显加快，如楚国在西周末年尚称自己为“蛮夷”，到了春秋晚期则已自居为“华夏”。{2}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在战争与结盟中进一步加强互动，并在兼并的压力下先后进行了相似的经济、政治变革。公元前221年，秦嬴政统一六国，即皇帝位，实行君主集权，置郡县集中管辖全国各地，推行法律、度量衡、货币、文字、历法的统一，在空前广袤的疆域开创性地建立起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
随后汉承秦制，并总结秦亡的教训，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反映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一般政治要求的儒家学说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补正秦王朝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在支撑结构上的重大缺失。由此，中国古代国家发展基本定型。
儒家学说原为一家之私言，是以孔子为主要代表人物提出的后经孟子、荀子等多代知识精英不断加工完善并大力传播而获得广泛社会影响力的一种政治伦理学说。德治是儒家的基本政治主张。对于政治中的核心问题——君与臣的关系，儒家不是单就君臣而论君臣，而是从“有道”与“无道”的高度来认识和评判。“道”是儒家倡导的保证小农经济社会有序运行的根本遵循，强调贵贱有等，各安其位，同时强调以民为本，“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孔子明确提出，道高于君，君无道则从道不从君。“以道事君，不可则止”{3}“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4}
进一步看，儒家学说实质上是为实现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与君主集权政府体制良性互动提供理性指引的理论体系。农业作为“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5}。以铁制农具为主要标志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以个体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块土地经营是一种最有效的经营方式”。{6}而“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7}儒学倡导道高于君，以道事君，其要义在于达成“道”指引下的君主集权政府体制下的君臣一体，以维护小农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转，核心在于维护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正常进行。而政府维护了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正常运转，也就维护了庞大而脆弱的自耕农群体的稳定，这一群体反过来又构成政府财源和兵源的“国本”。
当儒家学说被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并经政府长期主导、日积月累的儒化教育，为人们所普遍接受，以君主为首的官吏阶层和社会大众就有了初步的基于维护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正常进行的共同利益认知与价值取向。君权至上的中央集权政府体制与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之间也就因人的主体性而构建起相互支持的实践机制。而二者之间良性互动的绩效必然进一步加强既存的共同利益认知与价值取向，并逐渐沉积为特定的文化传统。由此形成君主集权政府体制、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以儒学为内核的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
中国秦汉王朝在华夏久远而厚实的历史积淀上，因时因地发挥超凡的创造力，构建起覆盖辽阔疆域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并以君主集权政府体制、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以儒学为内核的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为支撑，将数以千万计的分散小农凝聚为井然有序的稳固共同体，对内有效地统治与管理庞大规模的社会，对外凭借从庞大规模的社会积聚的雄厚财力和充裕人力有效地应对他国的竞争与挑战。秦汉以来，尽管出现过多次改朝换代，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不仅没有解体，顽强经受住了来自内外的各种震荡，而且统一的疆域范围越来越广。历经两千余年，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不断完善，达到古代世界国家文明的巅峰。 二、西方古代国家发展的路向
公元前8世纪，希腊城邦国家面世，翻开了西方国家发展的第一页。古希腊人进行了早期的民主尝试，在古希腊实行民主政体的城邦中，雅典是最强大的。受公民大会式民主只能容纳一个小规模的公民人数的内在约束，雅典并不能凭借其强大而对其它城邦进行有效地整合，形成超越城邦的更大政治单元。反过来，雅典由于受城邦规模的限制，其势力的增长将无法达到足以将希腊诸城邦统合为希腊国家的程度，而其势力的增长却会激起其他城邦，尤其是势力与其相近的城邦的敌意，并造成灾难性后果。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导致这场整个希腊城邦卷入的持续27年的战争的起因正是由于“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8}。公元前404年，雅典最终战败，其民主政体随之倾覆。希腊城邦经此一劫，各城邦内部和城邦之间更加矛盾重重，日益财穷力竭。“在外部征服者到来之前，希腊就已经开始了衰败。”{9}而从更为宽广的视野看，“在一个向着大国或帝国发展的世界中，小小城邦是无法与之抗衡的。”{10}公元前338年，包括雅典在内的希腊城邦被马其顿王国控制，希腊古典城邦时代宣告结束。随后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
公元前6世纪，罗马在意大利半岛的第伯河畔立国。公元1世纪前后，罗马通过暴发性的军事扩张，迅速膨胀为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在罗马帝国存续的四个世纪中，“繁荣昌盛的日子合在一起还不到两个世纪，剩下的就是两个世纪的混乱和分裂”。{11}“即使在最贤明的皇帝统治时期，帝国也没有使农村地区的勤劳、勇敢、坚强的自耕农阶层得到恢复。……以他们为主体的罗马军团是罗马权力的基石”{12}。
公元476年，飘摇的罗马帝国为日尔曼蛮族所灭。由于日尔曼人正处在原始公社解体阶段，“必须设置一种代替物来代替罗马国家，以领导起初大都还继续存在的罗马地方行政机关，……于是军事首长的权力转变为王权的时机到来了。”{13}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出现了一系列的“蛮族王国”。在这些“蛮族王国”的相互混战中，法兰克人（日尔曼人的一支）在其首领克洛维的统率下，逐渐取得强势地位，建立了墨洛温王朝。但克洛维死后，法兰克王国即出现乱局，国王有名无实。687年，宫相（国王的首席大臣）赫里斯塔尔·丕平重新统一了法兰克。丕平之子查理·马特在继任宫相职位后，为了巩固王国内部的统一，也为了强化王国的经济-军事力量以抵御阿拉伯人的攻击，进行了土地关系的变革——实行“采邑”分封制，将向封主服兵役作为分封土地的条件。在查理·马特时期，最高领主可以收回采邑，到了加洛林王朝{14}，采邑逐渐变为世袭。采邑制的实行暂时提升了王国的实力和王权的地位，但手段与目的二者之间的巨大张力不久就开始显露了。采邑制“这一变革的特征表现为：为了统一帝国，加强帝国，将巨室与王室永久联系起来，而为达此目的所选择的手段，结局反而导致王权的彻底破灭、豪族独立及帝国的瓦解”。{15}国王与受封的贵族之间的利益结构，使得实际掌握地方权力的贵族在经济上截留中央王权的财源，在政治上滋长对中央王权的离心力。“正是在加洛林王朝时代，封建主义的形成迈出了决定性的步骤。”{16}也正是封建制度构成了加洛林王朝瓦解的真正原因{17}。843年，法兰克王国一分为三（后来发展为德、法、意三个民族国家），实际上宣告了法兰克王国的终结。从此，在欧洲地域再建大型政治-经济组织的历史基础被严重削弱了。
法兰克王国解体后，经过短期的过渡，西欧在十世纪已遍布封建小国；公元1000年后这块地处欧亚大陆西端的偏远区域已不再遭受外来侵略{18}，西欧在封建等级秩序中安定下来。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力量牵制使得“政府的实质是分裂的”{19}。“中世纪的政治概念是：财产和社会势力授给人们统治的权力。……财产附带着对社会义务的履行并使责任和特权联系在一起。”{20}因此，在安定后的西欧，市民可以通过金钱赎买或武力抗争从国王或封建领主那里获得对城市的自治权利。城市自治权的确立使市民开始按照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组织自己的经济生活，这无疑孕育着革命的要素。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与财富的增长，在封建割据中形成的市民阶层必然在开拓更广阔市场的利益驱使下转而成为反封建割据的力量。不过，相对于封建割据势力，新兴的市民阶层的力量毕竟是弱小的。于是，通过支持、加强王权，创建统一的君主集权国家来消除封建割据便成为当时历史条件下市民阶层的现实选择。但从整个西欧看，王权的地理范围是模糊的，故创建统一的君主集权国家以消除封建割据的过程，同时是引发相邻国家间的战争并通过战争确定国家疆界的过程；而国家走向统一与国家间爆发战争的交叠亦使形成中的西欧各民族加速了自身特性的历史定型，从而产生民族-国家的新政治组合。与这些多重实践进程相对应的思想进程，则体现为提倡人文主义、建设以民族语言文字为载体的民族文化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及以世俗化、民族化为主旨的宗教改革运动。
当十六世纪英、法等主要的君主集权国家出现在西欧的历史舞台，近代西方国家的兴起也就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君主集权的国家政权虽然本质上是非资产阶级的，但王权依靠市民取得对封建割据势力的胜利表明：从封建社会内部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对封建生产方式的否定力量已经存在了。国家政治分裂的结束所奠定的全国市场，客观上为新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长提供了历史机遇；而不依单方意志为转移的西欧各君主集权国家（民族国家）相互间的竞争与挑战，则促使各国君主奉行重商主义国策，鼓励国内工商业发展和对外贸易的开拓。十七世纪，英国不断壮大的资产阶级打破了与封建贵族的力量平衡，过渡性质的君主集权政府体制由于其存在的社会前提的改变走到了终点。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经过半个世纪的反复，于1688年“光荣革命”后确立起立宪君主政体。与经济、政治领域的重大变革相呼应，市场精神、民主-法治理念开始取得主流文化地位，形成新的文化传统。由此，英国先于其它西欧国家构建起立宪的政府体制与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以市场精神、民主-法治理念为内核的新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的雏形，这个雏形的互动结构又使英国先于其它西欧国家形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跃升的强劲合力。18世纪60年代，英国第一个吹响了工业革命的号角。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第一个完成了第一次工业化革命，成为“世界工业中心”。 在英国的示范和压力下，其它西欧国家根据自身的历史条件，加快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步伐，在罗马帝国废墟上产生的长期处于虚弱状态的西欧国家，异军突起，率先跨过历史的栅栏而成为近代国家的领跑者。
三、中西方古代国家发展分野的深层缘由
国家作为实然的存在，是由政府来正式代表的。政府无论看起来多么强大，都不是自我维持的自足实体。从根本上讲，社会是政府的母体，是政府获得赖以存续的源泉。而社会由于无法自我克服源于生产方式产生的利益矛盾与冲突，无法自我组织起来提供其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日益复杂的公共管理与服务，内在需要政府这一“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21}组织承担对社会的统治、管理与服务职能。而政府也只有有效地对社会承担了统治、管理与服务职能，维护了社会的正常运转，才能持续地从社会获得赖以存续的资源供给。
政府对社会的统治、管理与服务，是通过具体掌握和行使权力的公职人员（官吏）履行职责来实现的。公职人员和其他人一样，具有自身的利益追求，如果缺乏有力的约束与监督，其手中的权力就会被当作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便利，其对权力的掌握和行使就会以是否获利及获利的大小为转移，本应用于履行公职的权力就会变异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有效履行职责也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公职人员履行职责是一项专门化并发挥能动性的活动，如果其履职能力不足，或能力足以胜任履职要求，但消极应对、懒政怠政乃至不作为，同样会导致不能有效履行职责。
公职人员履行职责是在一定的政府体制中进行的，完善、优化政府体制是实现公职人员有效履行职责的基本途径。不言而喻，政府体制是人为构建的，但人们并不能主观地随意构建政府体制，客观上受到社会的规模和发展水平的限制。
在古代世界，生产力水平低下且发展缓慢，各国生产力发展水平长期均无明显差异，以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规模为基础因素决定的国家间可用资源的对比主要取决于社会规模的大小。谁拥有更大规模的社会，谁就能拥有更多的可用资源，谁拥有更多的可用资源，谁就能拥有由资源转化而来的更大军事力量，谁拥有更大军事力量，谁就能在古代世界以相互征战为集中表现形式的国家间的竞争与挑战中有更大的机会存活。生存压力促使国家向大国或帝国演变。
大规模社会不是自然形成的，总是从某一中心地带为发祥地扩展而来。开疆拓土只是第一步，最重要的是要能对扩展而来的疆域内社会有效承担起统治、管理与服务职能，否则，扩展而来的疆域或者被他国侵吞，或者自行脱离，开疆拓土的成果将很快化为乌有。
受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经济联系松散，使大规模社会的人们无法有效组织起来，形成对政府公职人员尤其是最高掌权者进行刚性约束的社会力量，君主集权政府体制便成为具有必然性的现实选择。所谓完善、优化政府体制，即是完善、优化君主集权政府体制。
显然，这种以君主总揽大权又没有刚性约束的政府体制，无论对其如何完善、优化，君主个人素质的优劣总是最为关键的。事实上，任何王朝的君主都不可能代代英明神武，总会出现昏庸无能之辈。改朝换代，是君主政治无法破解的困局。
然而，同样是改朝换代，结果在中国与在西方国家却大不一样，对于中国而言是政治统一性的重建与延续，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往往是政治统一性的终结与断裂。著名全球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在中国，……各个时期之间存在惊人的政治统一性。这种政治统一性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中国文明具有独特的现世主义，这一点可以从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中惟一的所有历史阶段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伟大文明这一事实中看出来。固然，皇帝也是祭司，他为了所有臣民的利益而祭拜苍天，但是他所履行的宗教职责始终从属于他的统治职责，因此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中存在的教士与俗人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分裂，在中国并不存在。……中国人的经典都强调人在社会中的生活，尤其强调家庭成员之间、君臣之间的关系。这种对现世主义的强烈偏好为政治组织和政治稳定提供了一个稳固的根本基础”。{22}
从根本上讲，“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23}，“一切政府，……归根到底都不过是本国状况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24}
中国古代正是由于有了以孔子为主要代表人物提出的与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相契合的现世主义的政治思想体系——儒家学说，汉武帝基于对治国之道有深刻的领悟，将之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化作君臣和民众共同的利益认知与价值取向，从而在君主集权政府体制与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之间形成相互支持的互动关系，构建起君主集权政府体制、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以儒学为内核的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在此基础上完善、优化君主集权政府体制，就意味着公职人员有效履行职责将围绕维护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正常进行为核心而展开。这样，民众因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正常进行而安居乐业、各得其所；君主集权政府因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正常进行而持续地对从社会获得赖以行动的资源，并由于得到民众的认同和支持，用相对于从社会获得的较少的资源就能有效地实施对社会的统治与管理，从而将部分资源用于公共服务，由此，形成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政府能长时间地有效承担起对社会的统治、管理与服务职能。
西方国家由于并不存在中国那样的与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相契合的现世主义的政治思想体系，即使存在某种思想体系，也是以宗教的面貌出现的，宗教指向的是天国而非现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而不能构建起与中国类似的政府体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在未建构这样的结构的情形下，雄才大略的君主也可能以聚焦于维护生产方式的正常进行来完善、优化政府体制，也能使政府有效承担起对社会的统治、管理与服务职能。但这是个性化的作为，随着雄才大略的君主不复存在，也就人亡政息。
中国在秦汉时期成功地实现了扩展社会规模与在辽阔的疆域构建起君主集权政府体制、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儒学学说为内核的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的动态融合，而在发生这种质变之前已有着相当厚实的历史积淀，以至于中国先祖们伟大的历史创造近乎于一种自然天成。 秦汉以后，当皇帝昏庸、吏治腐败、自耕农流离失所，则爆发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在农民起义的烽火中，旧皇权消亡，新皇权继起，通过改朝换代，君主集权政府体制、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儒家学说为内核的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得以复制，并总结前朝失败的教训，对君主集权政府体制予以补充完善，继续维持对庞大疆域内社会有效的统治、管理与服务。而在王朝处于虚弱之时，如果遭受外敌入侵，由于这一互动结构对于中国大一统所具有的客观绩效及历史的传承已使之内化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特殊心里素质，外敌可以趁中国处于困顿之际入侵，却无法按入侵者的方式对如此辽阔的疆域和众多的人口实施有效控制，其结果只能是，入侵者要么在中国作短时的逗留而自动退出或被驱逐，要么在中华大地恢复君主集权政府体制、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儒家学说为内核的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甚至将这一互动结构扩展到入侵者本土而被完全同化，中国复归强大。
历史的脚步不会永远停留在农业时代。中国也不会因为构建起以君主集权政府体制、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儒家学说为内核的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而长盛不衰。这个互动结构在支撑中国顽强地经受住来自内外的剧烈震荡的同时，结构本身也日益超稳定化。“从葡萄牙在澳门建立贸易据点（1557年）到鸦片战争，将近三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华帝国在经济、政治、贸易、文化等方面都可以与任何新兴西方海上势力抗衡。……环视东亚大陆，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如此长久地成功抵挡了西方的海上挑战。说明古老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是牢固的，这是处在工场手工业发展阶段的西方商业资本主义难以撼动的。”{25}这也就导致突破小农经济生产关系的新生产力的发展受到超稳定结构的全方位抑制，从而严重地阻遏新的更高层次的国家的支撑结构的演生。
反观西方世界，罗马帝国、法兰克王国也曾极大地推进版图的扩展，但它们或由于文明的积淀不够，或由于历史的创造力不足，或二者兼而有之，未能像中国那样在辽阔疆域构建起适合农业时代的政府体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无法像中国那样顽强地经受住来自内外的剧烈震荡而维持大国或帝国的延续。
当大国或帝国之路已无路可走，以中小型规模存在的处于贫弱状态的西欧国家的一个潜在优势是，其生产力的发展几乎不存在结构性束缚。这为西欧国家开辟新的国家发展之路埋下了历史伏笔。在内外的压力同时也是动力的驱使下，当英国等国家借助特定的历史条件，迸发出超凡的创造新时代的活力，率先构建起更高层次的立宪的政府体制、机器大工业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市场精神与民主—法治理念为内核的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在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时段，中国便不可避免地遭遇前所未有的总体性危机。
四、 当代遗产与警示
以鸦片战争为标志，中西方古代不同路向的国家发展在一个全新的时代，以特殊的方式相遇。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军事失败的背后，是农业中国与西方工业国家国力对比的失败，集中表现为农业中国的社会规模优势被西方国家机器大工业的生产力优势抵消并明显超越；在更深层次上，是农业时代的中国的国家支撑结构（君主集权政府体制、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儒家学说为内核的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相对于更高层次的工业时代的西方国家的支撑结构（立宪的政府体制与机器大工业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及市场精神、民主-法治理念为内核的新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的失败。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国家发展的成果已黯然失色或无足轻重，其中，最为宝贵的是历史传承而来的庞大疆域。
在漫漫历史进程中国家以政府体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相互作用的互动结构为支撑，扩展、巩固、维持并最终传承下来的疆域——国土面积，从长远看，制约着国家力量增长的限度。国土面积与相应的人口数量构成一个国家所统辖社会的规模，国土面积制约着可承载的人口数量。国家所统辖的社会规模和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终决定着国家可从社会积聚的资源的多寡，决定着由源于社会产生的资源转化而来的国家应对他国的竞争与挑战的力量的大小。在当今，一个国家试图以吞并他国领土来扩展疆域，即使不是绝无可能，也是极为困难，生产力的发展前景虽然无限广阔，但对于国土面积狭小的国家而言，无论怎样优化国家的支撑结构，都不可能凭生产力的先进性而拥有由社会规模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共同决定的相对资源优势及由此决定的相对力量优势。“现在，只有那些具有洲际国土规模的国家，才能在大国层次上进行竞争。”{26}“20世纪及其后世界强国的规模条件”是“与广义的技术条件同等重要却更为难得的一个条件。所谓更难得，既是指一个巨大的民族共同体的萌生、形成和发展需要经历多个世纪才能完成，……也是指能够具备这样的规模条件的国家必然寥寥无几。……中国以及当代美国以外的其他一两个‘洲级大国’成为未来世界强国的首要可能性或终级依据就在于此。”{27}近代以来，随着其他国家与中小规模的西欧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巨大悬殊逐步缩小，西欧国家独领风骚的日子便一去不返，规模是其关键的制约因素。
当然，无论一个国家的社会规模多么庞大，如果未能构建起工业时代高质量的国家支撑结构，它不过只是一个放大了的弱国，即使一度依靠非常手段成为强国也无法长久持续维持强国地位而终将跌落。近代饱受欺侮的中国是前者的实例，二十世纪骤兴骤亡的苏联是后者的实例。
中国作为当今世界屈指可数的拥有洲际规模社会的国家，具备难得的成为世界强国的必要条件。而中国要成为实际上的世界强国，从根本上讲，必须构建起新时代的相对他国更优良的国家体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这也是中华民族复兴最本质的内涵。只有构建起这样的互动结构，中国才能重新长期拥有相对强大的国家能力，有效应对他国的竞争与挑战，在新的历史时代开创、维持中华民族持久的兴盛与繁荣。
构建政府体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是以生产力现实的发展水平为其关键的动态条件的，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在政府体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中实现的，生产力发展的实效受制于政府体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所蕴涵的推进生产力发展的潜能。因此，在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总体落后的客观情势下，以超凡的历史创造力构建起本质上属于工业时代的政府体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以加速生产力发展，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同时，自身规模超大、生产力水平落后、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受西方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体系施加多方面影响的中国，要持续地实现生产力的加速发展，还要兼顾四大目标：第一，建立并不断完善促进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经济体制；第二，吸纳西方国家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有益经验为我所用，并克服西方先发优势的压力及附着其上的幻象的诱导；第三，统筹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及地区间的协调发展，有效控制贫富差距，避免因生产力加速发展导致严重的结构性失衡而反过来阻滞发展，甚至使发展中断；第四，化解既有强国随着中国生产力的加速发展而对拥有庞大社会规模而呈现国力迅猛增长的中国加紧实施的围堵与遏制，防止落入他国设置的困扰中国发展的迷局。在这个波澜壮阔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坚强的、充满历史创造力的领导是一切关键的关键。一方面，党是构建、优化支撑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国家支撑结构的第一推动力和总揽全局者；另一面，党也需在构建、优化这个支撑结构的同时将自己更好地内化到结构之中。这是中国国家的支撑结构具有相对优越性的根由，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后将比他国更长久兴盛与繁荣的根由。
注释：
{1} 《尚书·汤诰》。
{2} 周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3} 《论语·先进》。
{4} 《论语·述而》。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149页。
{6} 高德步：《世界经济通史》（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8页。
{8}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1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9} [美]J·H·步雷斯特德：《文明的征程》，李静新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页。
{10} 马文·佩里主编：《西方文明史》上卷，第89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11} [英] H·G·韦尔斯：《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上），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358页。
{12} [美] J·H·布雷斯特德：《文明的征程》，李静新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版，第466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152页。
{14} 751年，查理·马特之子矮子丕平登上法兰克国王之位，成为加洛林王朝的开国之君。
{15} 恩格斯：《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语言》，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4页。
{16} [英]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页。
{17}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2页。
{18}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8页。
{19}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2页。
{20}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29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页。
{22}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董书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156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5页。
{25}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7-248页。
{26} [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页。
{27} 时殷弘：《国际政治与国家方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3-74页。
Abstract： The centralized state of great unification built by the Qin Dynasty is founded on the achieved civilization of the Pre Qin Period. In the following Han Dynasty， Confucianism adapt to mode of production of small agriculture economy becomes the national ideology so as to build the interactive structure of absolute monarchy， small-peasant economy and cultural tradition be of Confucianism as the core. This structure withstands shocks from inside and outside in the successive dynasties， being stronger and more powerful resulting in super stable structure. While the western countries with less structural constraints in the modern history construct the interactive structure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market economy and civic culture， the ancient China declines with regard to the modern western world. Modern China provided with super social scale inheriting form history is expected to become one of the world powers. However， to transform the ideal into reality requires to build the structure of interactivity better than the western world comprised of government system ， production mode and cultural tradition. In sum， this is the key point of the reviv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State； Supporting Structure； Productivity； Social Scale； Development
关键词： 国家；支撑结构；生产力水平；社会规模；发展
国家是迄今为止一定地域的人们聚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最高组织形态。在可预见的将来，人们仍将无可选择地生活于国家政治共同体中。个人的荣辱安危终归要与其所属国家的兴衰紧密相连。近代以来，数千年独树一帜、长期拥有强盛国力、开创了辉煌文明的中国，与无力抵御西方工业国家的侵夺、遭遇百余年家国苦难、创巨痛深的中国，相互交织，一起嵌入了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化作不可磨灭的集体记忆。以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为实践进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史地成为中国人心中最炽热的诉求和肩上最沉重的使命。新中国成立后，这一诉求和使命被提上现实的议事日程。经过六十多年的接力建设，近代积弱积贫的中国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行百里者半九十。民族复兴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更为艰巨的内外挑战。深入探究中西古代国家发展分野的深层缘由及其于当代的遗产与警示，有利于为民族复兴关键进程中的国家建设提供重要且必要的智力支持。
一、中国古代国家发展的路向
公元前21世纪，第一个国家政权夏，诞生于中原黄河流域。早在此之前，活动于黄河中游的夏人部落即与活动于黄河下游的夷人部落交相融合，形成了夏人部落联盟，后又与活动于江汉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苗蛮部落频繁交往，使华夏部落集团不断扩大。夏之后的商代，商王自称“余一人”，又对诸侯国实行“各守尔典”{1}的政策，权力向王权集中与保持各诸侯国的安定在历史的演化中维系着动态的平衡。西周初年，作为周朝各项制度的实际制定者，周公提出尊王、敬德、保民、慎罚的政治观。西周期间，华夏文明在国家力量的作用下继续扩展。到了春秋，华夏文明圈的扩展明显加快，如楚国在西周末年尚称自己为“蛮夷”，到了春秋晚期则已自居为“华夏”。{2}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在战争与结盟中进一步加强互动，并在兼并的压力下先后进行了相似的经济、政治变革。公元前221年，秦嬴政统一六国，即皇帝位，实行君主集权，置郡县集中管辖全国各地，推行法律、度量衡、货币、文字、历法的统一，在空前广袤的疆域开创性地建立起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
随后汉承秦制，并总结秦亡的教训，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反映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一般政治要求的儒家学说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补正秦王朝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在支撑结构上的重大缺失。由此，中国古代国家发展基本定型。
儒家学说原为一家之私言，是以孔子为主要代表人物提出的后经孟子、荀子等多代知识精英不断加工完善并大力传播而获得广泛社会影响力的一种政治伦理学说。德治是儒家的基本政治主张。对于政治中的核心问题——君与臣的关系，儒家不是单就君臣而论君臣，而是从“有道”与“无道”的高度来认识和评判。“道”是儒家倡导的保证小农经济社会有序运行的根本遵循，强调贵贱有等，各安其位，同时强调以民为本，“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孔子明确提出，道高于君，君无道则从道不从君。“以道事君，不可则止”{3}“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4}
进一步看，儒家学说实质上是为实现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与君主集权政府体制良性互动提供理性指引的理论体系。农业作为“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5}。以铁制农具为主要标志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以个体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块土地经营是一种最有效的经营方式”。{6}而“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7}儒学倡导道高于君，以道事君，其要义在于达成“道”指引下的君主集权政府体制下的君臣一体，以维护小农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转，核心在于维护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正常进行。而政府维护了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正常运转，也就维护了庞大而脆弱的自耕农群体的稳定，这一群体反过来又构成政府财源和兵源的“国本”。
当儒家学说被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并经政府长期主导、日积月累的儒化教育，为人们所普遍接受，以君主为首的官吏阶层和社会大众就有了初步的基于维护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正常进行的共同利益认知与价值取向。君权至上的中央集权政府体制与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之间也就因人的主体性而构建起相互支持的实践机制。而二者之间良性互动的绩效必然进一步加强既存的共同利益认知与价值取向，并逐渐沉积为特定的文化传统。由此形成君主集权政府体制、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以儒学为内核的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
中国秦汉王朝在华夏久远而厚实的历史积淀上，因时因地发挥超凡的创造力，构建起覆盖辽阔疆域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并以君主集权政府体制、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以儒学为内核的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为支撑，将数以千万计的分散小农凝聚为井然有序的稳固共同体，对内有效地统治与管理庞大规模的社会，对外凭借从庞大规模的社会积聚的雄厚财力和充裕人力有效地应对他国的竞争与挑战。秦汉以来，尽管出现过多次改朝换代，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不仅没有解体，顽强经受住了来自内外的各种震荡，而且统一的疆域范围越来越广。历经两千余年，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不断完善，达到古代世界国家文明的巅峰。 二、西方古代国家发展的路向
公元前8世纪，希腊城邦国家面世，翻开了西方国家发展的第一页。古希腊人进行了早期的民主尝试，在古希腊实行民主政体的城邦中，雅典是最强大的。受公民大会式民主只能容纳一个小规模的公民人数的内在约束，雅典并不能凭借其强大而对其它城邦进行有效地整合，形成超越城邦的更大政治单元。反过来，雅典由于受城邦规模的限制，其势力的增长将无法达到足以将希腊诸城邦统合为希腊国家的程度，而其势力的增长却会激起其他城邦，尤其是势力与其相近的城邦的敌意，并造成灾难性后果。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导致这场整个希腊城邦卷入的持续27年的战争的起因正是由于“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8}。公元前404年，雅典最终战败，其民主政体随之倾覆。希腊城邦经此一劫，各城邦内部和城邦之间更加矛盾重重，日益财穷力竭。“在外部征服者到来之前，希腊就已经开始了衰败。”{9}而从更为宽广的视野看，“在一个向着大国或帝国发展的世界中，小小城邦是无法与之抗衡的。”{10}公元前338年，包括雅典在内的希腊城邦被马其顿王国控制，希腊古典城邦时代宣告结束。随后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
公元前6世纪，罗马在意大利半岛的第伯河畔立国。公元1世纪前后，罗马通过暴发性的军事扩张，迅速膨胀为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在罗马帝国存续的四个世纪中，“繁荣昌盛的日子合在一起还不到两个世纪，剩下的就是两个世纪的混乱和分裂”。{11}“即使在最贤明的皇帝统治时期，帝国也没有使农村地区的勤劳、勇敢、坚强的自耕农阶层得到恢复。……以他们为主体的罗马军团是罗马权力的基石”{12}。
公元476年，飘摇的罗马帝国为日尔曼蛮族所灭。由于日尔曼人正处在原始公社解体阶段，“必须设置一种代替物来代替罗马国家，以领导起初大都还继续存在的罗马地方行政机关，……于是军事首长的权力转变为王权的时机到来了。”{13}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出现了一系列的“蛮族王国”。在这些“蛮族王国”的相互混战中，法兰克人（日尔曼人的一支）在其首领克洛维的统率下，逐渐取得强势地位，建立了墨洛温王朝。但克洛维死后，法兰克王国即出现乱局，国王有名无实。687年，宫相（国王的首席大臣）赫里斯塔尔·丕平重新统一了法兰克。丕平之子查理·马特在继任宫相职位后，为了巩固王国内部的统一，也为了强化王国的经济-军事力量以抵御阿拉伯人的攻击，进行了土地关系的变革——实行“采邑”分封制，将向封主服兵役作为分封土地的条件。在查理·马特时期，最高领主可以收回采邑，到了加洛林王朝{14}，采邑逐渐变为世袭。采邑制的实行暂时提升了王国的实力和王权的地位，但手段与目的二者之间的巨大张力不久就开始显露了。采邑制“这一变革的特征表现为：为了统一帝国，加强帝国，将巨室与王室永久联系起来，而为达此目的所选择的手段，结局反而导致王权的彻底破灭、豪族独立及帝国的瓦解”。{15}国王与受封的贵族之间的利益结构，使得实际掌握地方权力的贵族在经济上截留中央王权的财源，在政治上滋长对中央王权的离心力。“正是在加洛林王朝时代，封建主义的形成迈出了决定性的步骤。”{16}也正是封建制度构成了加洛林王朝瓦解的真正原因{17}。843年，法兰克王国一分为三（后来发展为德、法、意三个民族国家），实际上宣告了法兰克王国的终结。从此，在欧洲地域再建大型政治-经济组织的历史基础被严重削弱了。
法兰克王国解体后，经过短期的过渡，西欧在十世纪已遍布封建小国；公元1000年后这块地处欧亚大陆西端的偏远区域已不再遭受外来侵略{18}，西欧在封建等级秩序中安定下来。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力量牵制使得“政府的实质是分裂的”{19}。“中世纪的政治概念是：财产和社会势力授给人们统治的权力。……财产附带着对社会义务的履行并使责任和特权联系在一起。”{20}因此，在安定后的西欧，市民可以通过金钱赎买或武力抗争从国王或封建领主那里获得对城市的自治权利。城市自治权的确立使市民开始按照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组织自己的经济生活，这无疑孕育着革命的要素。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与财富的增长，在封建割据中形成的市民阶层必然在开拓更广阔市场的利益驱使下转而成为反封建割据的力量。不过，相对于封建割据势力，新兴的市民阶层的力量毕竟是弱小的。于是，通过支持、加强王权，创建统一的君主集权国家来消除封建割据便成为当时历史条件下市民阶层的现实选择。但从整个西欧看，王权的地理范围是模糊的，故创建统一的君主集权国家以消除封建割据的过程，同时是引发相邻国家间的战争并通过战争确定国家疆界的过程；而国家走向统一与国家间爆发战争的交叠亦使形成中的西欧各民族加速了自身特性的历史定型，从而产生民族-国家的新政治组合。与这些多重实践进程相对应的思想进程，则体现为提倡人文主义、建设以民族语言文字为载体的民族文化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及以世俗化、民族化为主旨的宗教改革运动。
当十六世纪英、法等主要的君主集权国家出现在西欧的历史舞台，近代西方国家的兴起也就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君主集权的国家政权虽然本质上是非资产阶级的，但王权依靠市民取得对封建割据势力的胜利表明：从封建社会内部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对封建生产方式的否定力量已经存在了。国家政治分裂的结束所奠定的全国市场，客观上为新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长提供了历史机遇；而不依单方意志为转移的西欧各君主集权国家（民族国家）相互间的竞争与挑战，则促使各国君主奉行重商主义国策，鼓励国内工商业发展和对外贸易的开拓。十七世纪，英国不断壮大的资产阶级打破了与封建贵族的力量平衡，过渡性质的君主集权政府体制由于其存在的社会前提的改变走到了终点。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经过半个世纪的反复，于1688年“光荣革命”后确立起立宪君主政体。与经济、政治领域的重大变革相呼应，市场精神、民主-法治理念开始取得主流文化地位，形成新的文化传统。由此，英国先于其它西欧国家构建起立宪的政府体制与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以市场精神、民主-法治理念为内核的新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的雏形，这个雏形的互动结构又使英国先于其它西欧国家形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跃升的强劲合力。18世纪60年代，英国第一个吹响了工业革命的号角。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第一个完成了第一次工业化革命，成为“世界工业中心”。 在英国的示范和压力下，其它西欧国家根据自身的历史条件，加快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步伐，在罗马帝国废墟上产生的长期处于虚弱状态的西欧国家，异军突起，率先跨过历史的栅栏而成为近代国家的领跑者。
三、中西方古代国家发展分野的深层缘由
国家作为实然的存在，是由政府来正式代表的。政府无论看起来多么强大，都不是自我维持的自足实体。从根本上讲，社会是政府的母体，是政府获得赖以存续的源泉。而社会由于无法自我克服源于生产方式产生的利益矛盾与冲突，无法自我组织起来提供其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日益复杂的公共管理与服务，内在需要政府这一“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21}组织承担对社会的统治、管理与服务职能。而政府也只有有效地对社会承担了统治、管理与服务职能，维护了社会的正常运转，才能持续地从社会获得赖以存续的资源供给。
政府对社会的统治、管理与服务，是通过具体掌握和行使权力的公职人员（官吏）履行职责来实现的。公职人员和其他人一样，具有自身的利益追求，如果缺乏有力的约束与监督，其手中的权力就会被当作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便利，其对权力的掌握和行使就会以是否获利及获利的大小为转移，本应用于履行公职的权力就会变异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有效履行职责也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公职人员履行职责是一项专门化并发挥能动性的活动，如果其履职能力不足，或能力足以胜任履职要求，但消极应对、懒政怠政乃至不作为，同样会导致不能有效履行职责。
公职人员履行职责是在一定的政府体制中进行的，完善、优化政府体制是实现公职人员有效履行职责的基本途径。不言而喻，政府体制是人为构建的，但人们并不能主观地随意构建政府体制，客观上受到社会的规模和发展水平的限制。
在古代世界，生产力水平低下且发展缓慢，各国生产力发展水平长期均无明显差异，以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规模为基础因素决定的国家间可用资源的对比主要取决于社会规模的大小。谁拥有更大规模的社会，谁就能拥有更多的可用资源，谁拥有更多的可用资源，谁就能拥有由资源转化而来的更大军事力量，谁拥有更大军事力量，谁就能在古代世界以相互征战为集中表现形式的国家间的竞争与挑战中有更大的机会存活。生存压力促使国家向大国或帝国演变。
大规模社会不是自然形成的，总是从某一中心地带为发祥地扩展而来。开疆拓土只是第一步，最重要的是要能对扩展而来的疆域内社会有效承担起统治、管理与服务职能，否则，扩展而来的疆域或者被他国侵吞，或者自行脱离，开疆拓土的成果将很快化为乌有。
受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经济联系松散，使大规模社会的人们无法有效组织起来，形成对政府公职人员尤其是最高掌权者进行刚性约束的社会力量，君主集权政府体制便成为具有必然性的现实选择。所谓完善、优化政府体制，即是完善、优化君主集权政府体制。
显然，这种以君主总揽大权又没有刚性约束的政府体制，无论对其如何完善、优化，君主个人素质的优劣总是最为关键的。事实上，任何王朝的君主都不可能代代英明神武，总会出现昏庸无能之辈。改朝换代，是君主政治无法破解的困局。
然而，同样是改朝换代，结果在中国与在西方国家却大不一样，对于中国而言是政治统一性的重建与延续，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往往是政治统一性的终结与断裂。著名全球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在中国，……各个时期之间存在惊人的政治统一性。这种政治统一性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中国文明具有独特的现世主义，这一点可以从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中惟一的所有历史阶段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伟大文明这一事实中看出来。固然，皇帝也是祭司，他为了所有臣民的利益而祭拜苍天，但是他所履行的宗教职责始终从属于他的统治职责，因此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中存在的教士与俗人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分裂，在中国并不存在。……中国人的经典都强调人在社会中的生活，尤其强调家庭成员之间、君臣之间的关系。这种对现世主义的强烈偏好为政治组织和政治稳定提供了一个稳固的根本基础”。{22}
从根本上讲，“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23}，“一切政府，……归根到底都不过是本国状况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24}
中国古代正是由于有了以孔子为主要代表人物提出的与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相契合的现世主义的政治思想体系——儒家学说，汉武帝基于对治国之道有深刻的领悟，将之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化作君臣和民众共同的利益认知与价值取向，从而在君主集权政府体制与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之间形成相互支持的互动关系，构建起君主集权政府体制、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以儒学为内核的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在此基础上完善、优化君主集权政府体制，就意味着公职人员有效履行职责将围绕维护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正常进行为核心而展开。这样，民众因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正常进行而安居乐业、各得其所；君主集权政府因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正常进行而持续地对从社会获得赖以行动的资源，并由于得到民众的认同和支持，用相对于从社会获得的较少的资源就能有效地实施对社会的统治与管理，从而将部分资源用于公共服务，由此，形成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政府能长时间地有效承担起对社会的统治、管理与服务职能。
西方国家由于并不存在中国那样的与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相契合的现世主义的政治思想体系，即使存在某种思想体系，也是以宗教的面貌出现的，宗教指向的是天国而非现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而不能构建起与中国类似的政府体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在未建构这样的结构的情形下，雄才大略的君主也可能以聚焦于维护生产方式的正常进行来完善、优化政府体制，也能使政府有效承担起对社会的统治、管理与服务职能。但这是个性化的作为，随着雄才大略的君主不复存在，也就人亡政息。
中国在秦汉时期成功地实现了扩展社会规模与在辽阔的疆域构建起君主集权政府体制、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儒学学说为内核的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的动态融合，而在发生这种质变之前已有着相当厚实的历史积淀，以至于中国先祖们伟大的历史创造近乎于一种自然天成。 秦汉以后，当皇帝昏庸、吏治腐败、自耕农流离失所，则爆发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在农民起义的烽火中，旧皇权消亡，新皇权继起，通过改朝换代，君主集权政府体制、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儒家学说为内核的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得以复制，并总结前朝失败的教训，对君主集权政府体制予以补充完善，继续维持对庞大疆域内社会有效的统治、管理与服务。而在王朝处于虚弱之时，如果遭受外敌入侵，由于这一互动结构对于中国大一统所具有的客观绩效及历史的传承已使之内化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特殊心里素质，外敌可以趁中国处于困顿之际入侵，却无法按入侵者的方式对如此辽阔的疆域和众多的人口实施有效控制，其结果只能是，入侵者要么在中国作短时的逗留而自动退出或被驱逐，要么在中华大地恢复君主集权政府体制、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儒家学说为内核的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甚至将这一互动结构扩展到入侵者本土而被完全同化，中国复归强大。
历史的脚步不会永远停留在农业时代。中国也不会因为构建起以君主集权政府体制、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儒家学说为内核的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而长盛不衰。这个互动结构在支撑中国顽强地经受住来自内外的剧烈震荡的同时，结构本身也日益超稳定化。“从葡萄牙在澳门建立贸易据点（1557年）到鸦片战争，将近三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华帝国在经济、政治、贸易、文化等方面都可以与任何新兴西方海上势力抗衡。……环视东亚大陆，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如此长久地成功抵挡了西方的海上挑战。说明古老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是牢固的，这是处在工场手工业发展阶段的西方商业资本主义难以撼动的。”{25}这也就导致突破小农经济生产关系的新生产力的发展受到超稳定结构的全方位抑制，从而严重地阻遏新的更高层次的国家的支撑结构的演生。
反观西方世界，罗马帝国、法兰克王国也曾极大地推进版图的扩展，但它们或由于文明的积淀不够，或由于历史的创造力不足，或二者兼而有之，未能像中国那样在辽阔疆域构建起适合农业时代的政府体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无法像中国那样顽强地经受住来自内外的剧烈震荡而维持大国或帝国的延续。
当大国或帝国之路已无路可走，以中小型规模存在的处于贫弱状态的西欧国家的一个潜在优势是，其生产力的发展几乎不存在结构性束缚。这为西欧国家开辟新的国家发展之路埋下了历史伏笔。在内外的压力同时也是动力的驱使下，当英国等国家借助特定的历史条件，迸发出超凡的创造新时代的活力，率先构建起更高层次的立宪的政府体制、机器大工业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市场精神与民主—法治理念为内核的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在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时段，中国便不可避免地遭遇前所未有的总体性危机。
四、 当代遗产与警示
以鸦片战争为标志，中西方古代不同路向的国家发展在一个全新的时代，以特殊的方式相遇。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军事失败的背后，是农业中国与西方工业国家国力对比的失败，集中表现为农业中国的社会规模优势被西方国家机器大工业的生产力优势抵消并明显超越；在更深层次上，是农业时代的中国的国家支撑结构（君主集权政府体制、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儒家学说为内核的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相对于更高层次的工业时代的西方国家的支撑结构（立宪的政府体制与机器大工业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及市场精神、民主-法治理念为内核的新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的失败。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国家发展的成果已黯然失色或无足轻重，其中，最为宝贵的是历史传承而来的庞大疆域。
在漫漫历史进程中国家以政府体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相互作用的互动结构为支撑，扩展、巩固、维持并最终传承下来的疆域——国土面积，从长远看，制约着国家力量增长的限度。国土面积与相应的人口数量构成一个国家所统辖社会的规模，国土面积制约着可承载的人口数量。国家所统辖的社会规模和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终决定着国家可从社会积聚的资源的多寡，决定着由源于社会产生的资源转化而来的国家应对他国的竞争与挑战的力量的大小。在当今，一个国家试图以吞并他国领土来扩展疆域，即使不是绝无可能，也是极为困难，生产力的发展前景虽然无限广阔，但对于国土面积狭小的国家而言，无论怎样优化国家的支撑结构，都不可能凭生产力的先进性而拥有由社会规模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共同决定的相对资源优势及由此决定的相对力量优势。“现在，只有那些具有洲际国土规模的国家，才能在大国层次上进行竞争。”{26}“20世纪及其后世界强国的规模条件”是“与广义的技术条件同等重要却更为难得的一个条件。所谓更难得，既是指一个巨大的民族共同体的萌生、形成和发展需要经历多个世纪才能完成，……也是指能够具备这样的规模条件的国家必然寥寥无几。……中国以及当代美国以外的其他一两个‘洲级大国’成为未来世界强国的首要可能性或终级依据就在于此。”{27}近代以来，随着其他国家与中小规模的西欧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巨大悬殊逐步缩小，西欧国家独领风骚的日子便一去不返，规模是其关键的制约因素。
当然，无论一个国家的社会规模多么庞大，如果未能构建起工业时代高质量的国家支撑结构，它不过只是一个放大了的弱国，即使一度依靠非常手段成为强国也无法长久持续维持强国地位而终将跌落。近代饱受欺侮的中国是前者的实例，二十世纪骤兴骤亡的苏联是后者的实例。
中国作为当今世界屈指可数的拥有洲际规模社会的国家，具备难得的成为世界强国的必要条件。而中国要成为实际上的世界强国，从根本上讲，必须构建起新时代的相对他国更优良的国家体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这也是中华民族复兴最本质的内涵。只有构建起这样的互动结构，中国才能重新长期拥有相对强大的国家能力，有效应对他国的竞争与挑战，在新的历史时代开创、维持中华民族持久的兴盛与繁荣。
构建政府体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是以生产力现实的发展水平为其关键的动态条件的，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在政府体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中实现的，生产力发展的实效受制于政府体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所蕴涵的推进生产力发展的潜能。因此，在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总体落后的客观情势下，以超凡的历史创造力构建起本质上属于工业时代的政府体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以加速生产力发展，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同时，自身规模超大、生产力水平落后、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受西方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体系施加多方面影响的中国，要持续地实现生产力的加速发展，还要兼顾四大目标：第一，建立并不断完善促进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经济体制；第二，吸纳西方国家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有益经验为我所用，并克服西方先发优势的压力及附着其上的幻象的诱导；第三，统筹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及地区间的协调发展，有效控制贫富差距，避免因生产力加速发展导致严重的结构性失衡而反过来阻滞发展，甚至使发展中断；第四，化解既有强国随着中国生产力的加速发展而对拥有庞大社会规模而呈现国力迅猛增长的中国加紧实施的围堵与遏制，防止落入他国设置的困扰中国发展的迷局。在这个波澜壮阔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坚强的、充满历史创造力的领导是一切关键的关键。一方面，党是构建、优化支撑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国家支撑结构的第一推动力和总揽全局者；另一面，党也需在构建、优化这个支撑结构的同时将自己更好地内化到结构之中。这是中国国家的支撑结构具有相对优越性的根由，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后将比他国更长久兴盛与繁荣的根由。
注释：
{1} 《尚书·汤诰》。
{2} 周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3} 《论语·先进》。
{4} 《论语·述而》。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149页。
{6} 高德步：《世界经济通史》（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8页。
{8}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1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9} [美]J·H·步雷斯特德：《文明的征程》，李静新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页。
{10} 马文·佩里主编：《西方文明史》上卷，第89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11} [英] H·G·韦尔斯：《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上），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358页。
{12} [美] J·H·布雷斯特德：《文明的征程》，李静新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版，第466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152页。
{14} 751年，查理·马特之子矮子丕平登上法兰克国王之位，成为加洛林王朝的开国之君。
{15} 恩格斯：《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语言》，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4页。
{16} [英]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页。
{17}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2页。
{18}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8页。
{19}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2页。
{20}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29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页。
{22}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董书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156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5页。
{25}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7-248页。
{26} [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页。
{27} 时殷弘：《国际政治与国家方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3-74页。
Abstract： The centralized state of great unification built by the Qin Dynasty is founded on the achieved civilization of the Pre Qin Period. In the following Han Dynasty， Confucianism adapt to mode of production of small agriculture economy becomes the national ideology so as to build the interactive structure of absolute monarchy， small-peasant economy and cultural tradition be of Confucianism as the core. This structure withstands shocks from inside and outside in the successive dynasties， being stronger and more powerful resulting in super stable structure. While the western countries with less structural constraints in the modern history construct the interactive structure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market economy and civic culture， the ancient China declines with regard to the modern western world. Modern China provided with super social scale inheriting form history is expected to become one of the world powers. However， to transform the ideal into reality requires to build the structure of interactivity better than the western world comprised of government system ， production mode and cultural tradition. In sum， this is the key point of the reviv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State； Supporting Structure； Productivity； Social Scale；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