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中，《信客》这篇文章，人们多从“信”本身及其意义延伸入手去挖掘作品主题。而对于文章“信”的承载、传承、发扬，全部都寄托在年轻信客身上。老信客只是一个反面案例，而老信客的作用也只是简单地概括为“信客”职业的传递着。显然，人们过于关注“信”的载体是否符合“信”本身的价值，这是与当下的主流价值观相契合的。年轻信客无疑是这种主流价值观的最好体现者。孙绍振教授指出这是我们“放任主流意识形态的恶性封闭”，而文本和读者都有“封闭性”，[1]因而看不到老信客在文章中所占的分量。
　　余秋雨选择文化散文，他自己说是为了“恢复全部生命感觉”，“找回超越理性的、感性的、内在的、丰富的自我”。[2]余秋雨对于老信客的描写并非寥寥数笔带过，而是有意塑造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老信客形象，寄托着某种超越感性的思考。笔者以为，《信客》一文中，对于“信”的诠释意义最大者应当是老信客。老信客在文章中至少起着以下几点作用：
　　一、“信”的现实践行者
　　老信客就是“信”的践行者。作者呼他老信客，从“老”这一称呼以及后文他给年轻信客详细讲述当信客要注意的事项这个细节中推测出他干这一职业已经很长时间了。很长时间一直受到人们信任，自身必须实地践行着“信”。再看看导致他“名誉糟蹋”的原因。“一次，村里一户人家的姑娘要出嫁，姑娘的父亲在上海谋生，托老信客带来两匹红绸。老信客正好要给远亲送一份礼，就裁下窄窄的一条红绸捆扎礼品，图个好看。”事情的起因很简单，却值得我们仔细玩味。首先，只是“窄窄的一条红绸”，和“两匹红绸”相比，数量上极其微小；其次，他的动机只是简单的“捆扎礼品，图个好看”，仅仅装饰自己的礼品而已。因为这点小事，“四乡立即传开他的丑闻，以前叫他带过东西的各家都在回忆疑点，好像他家的一切都来自克扣。”事实上老信客从事“信客”这一职业以来，物质上是一无所得。“他的家，破烂灰黯，值钱的东西一无所有。”这是何等凄惨的处境。即使这样，在帮助对方送两匹红绸时，对方还是不信任，另托口信，且事发后“各家都在回忆疑点”。作者还交代了一个细节“老信客本来就单人一身”。老信客自身生活贫穷，没有家庭儿女，事业上又没有取得应有的尊重和回报，甚至连一点宽容和同情也没有获得。这是“诚信、宽容文化在不诚信、不宽容文化中的一次精神苦旅”。[3]
　　他本可以一走了之，离开这个绝情的地方，从此不再过问。作者却在他看似“反面”的背后继续解释着“信”的内涵。他“声辩不清，满脸凄伤，拿起那把剪红绸的剪刀直扎自己的手。”而且这个时刻还要想着把这份职业托付到另外的人身上，理由只是简单的“可这乡间不能没有信客”。他离开这一职业后依然“正躲在山间坟场边的破草房里，夜夜失眠，在黑暗中睁着眼，迷迷乱乱地回想着一个个码头，一条条船只，一个个面影”，“刮风下雨时，他会起身，手扶门框站一会，暗暗嘱咐年轻的信客一路小心”，“老人逼着他讲各个码头的变化和新闻。历来是坏事多于好事，他们便一起感叹唏嘘”。
　　孙绍振教授指出“情节的功能，就是把人物打出常规，或者说打入第二情境，使之显出非常规心态或者第二心态，把人物隐藏在深层的心态甚至是潜意识心态揭示出来。”“只有在动态、动荡的情况下，把人物打出正常的轨道之外，使其来不及调整，其内心深层才能暴露出来。”[4]老信客内心依然留恋着这份差事，直到最终默默离开。这一切的经历都是源自老信客对“信”的践行——无论他是否离开。作者将人物“打出正常的轨道之外”，又继续刻画他“信”的一面。这种践行此时已上升到精神层面的深度依赖和自知自觉。
　　二、“信”的精神引领者
　　可以说，没有老信客的引领，就不会有年轻信客的从业，也就没有了后面年轻信客的故事。老信客对年轻信客的作用主要在于精神引领，这种精神引领的基础是老信客对于“信”的信仰和自身的践行。
　　当老信客自己“名誉糟蹋”后，他告诉年轻信客的第一句话不是替自己辩解，也不是发泄自己的不满、委屈甚至愤怒，只是一句简单但是崇高的话语“可这乡间不能没有信客”。这是对“信”身体力行的践行。作者不厌其烦地描写了老信客交代年轻信客的场面，“整整两天，老信客细声慢气地告诉他附近四乡有哪些人在外面，乡下各家的门怎么找，城里各人的谋生处该怎么走……还有各处吃食，哪一个摊子的大饼最厚实，哪一家小店可以光买米饭不买菜”。作者没有详细展开老信客失信事情的叙述，却用如此大的篇幅，只是描写老信客的叮嘱。从作者这样的安排中可以看出他是肯定老信客这个人的，甚至是在夸赞他的“信”的品质。这个可以从年轻信客身上得到佐证。“从头至尾，年轻人都没有答应过接班。可是听老人讲了这么多，讲得这么细，他也不再回绝。”年轻信客接受信客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老人讲的多而且细。信客的道路是很艰辛的，“从头至尾”年轻信客没有答应。这是一种拒绝的态度或者长时间犹豫的状况。最终接受的理由作者轻描淡写一句，仅仅是老人的话多和细。这一点，逻辑上看似不通。作者通过这样一个不符合现实状态的细节，巧妙抓住了人物内心的复杂——拒绝，长期犹豫和最终接受这几种情绪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从这种复杂的情感变化中可以推测出，年轻信客最终的接受是被老信客的品质所感染，所触动。这种品质就是一个信客应该具有的认真、耐心、敬业、真诚、奉献等等。“他也不再回绝”其实是年轻信客在精神层面与老信客达成的默契。
　　后文中当年轻信客向死者家属报丧遭受呵斥，送遗物遭受怀疑时，作者写道“他能不干这档子事吗？不能。说什么我也是同乡，能不尽一点乡情乡谊？老信客说过，这乡间不能没有信客。做信客的，就得挑着一副生死祸福的重担，来回奔忙。四乡的外出谋生者，都把自己的血汗和眼泪，堆在他的肩上。”这可能就是信客这种职业的最崇高的意义诠释吧。年轻信客因为一次正义的行为，被同乡狠狠打了两个耳光，扭送到巡捕房。回到故乡后，他对着老信客的坟头说：“这条路越来越凶险，我已经撑持不了。”可见，信客生涯的持续是一种“撑持”状态。这需要一种内心强大的精神意志去维持。由此可以看出，老信客不仅仅引领年轻信客身体入行，更是引领他精神入行，让他在生活中领悟、践行着这种精神。 　　三、“信”的品格反思者
　　在信的反思中，作者主要采用反差的艺术来引起读者深思。老信客自身因为一次极微小的事情，招致所有人的怀疑，没有受到一点的同情、宽容，多年建立的信誉毁于一旦，最后落了个看坟场来糊口的下场。他将自己的一生（至少很长时间）都献给了这个事业，而且“他的家，破烂灰黯，值钱的东西一无所有”“老信客本来就单人一身”，乃至他离开后“此时的乡人已大多不知老信客是何人，与这位校长有什么关系。为了看着顺心，也把那个不成样子的坟修了一修。”老信客结束信客生涯后的处境是更凄惨的。作者将老信客放置在一个极端的情境中去有意展现这种结局，让老信客前后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反差。
　　年轻信客在当信客时，靠着精神的“撑持”帮助自己面对一次次的苦难。他“老犯胃病和风湿病”，受到死者家属的“憎恨”和怀疑，“直到他流了几身汗，赔了许多罪，才满脸晦气地走出死者的家”，甚至招致别人的打和诬陷。看起来实在有颇多的狼狈之感。他结束信客生涯以后，“开始以代写书信为生，央他写信的实在不少，他的生活在乡村属于中等”，生活过得比老信客要宽裕的多；“他深察世故人情，很能体谅人，很快成了这所小学的主心骨。不久，他担任了小学校长”，地位比老信客要尊贵得多；“他死时，前来吊唁的人非常多，有不少还是从外地特地赶来的”，死后受到的待遇比老信客要高的多。而他自身前后的处境也形成了巨大的对比。这种巨大反差对读者形成了强烈的情感冲击和理性思考。这就是文学的巨大作用。“文学是人的情感表层和人的智性的深层学问，小说中人与人的关系，就是让人的表层瓦解、深层暴露，使人与人的感情发生错位的过程”。[5]这个深层次原因就是老信客当初私自“裁下窄窄的一条红绸捆扎礼品”，“窄窄的一条”这个细节加大了文字背后的意蕴和文本自身的张力。如果换成“宽宽的一条”，虽然意思相差不大，但文字传达出来的触动读者内心的东西就会下降。这是情节、文字的反差艺术。这种反差背后的根源就是失信。年轻信客“推说自己腿脚有病，不能再出远门”，这时人们才“陷入恐慌”，“想起他的全部好处”。“信客这种古老职业消亡于非诚信的客观环境”，[6]也只有这时年轻信客奉献的一切才逐渐受到人们的感激。老信客一时的糊涂导致自己的人生发生巨大的转变，最终落了个落寞、凄凉、无人信任的结局，这就是失信的后果。信客信客，信誉大于天。失信了，哪怕细微的一点，也是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命运。两个信客自身前后生活状况的对比，彼此之间命运的对比，让读者深思着“信”对于一个人来说其意义到底是什么。信无大小，失信就是无信。在强烈反差中加深读者思考的深度和广度。
　　老信客是一个扮演了悲剧角色的人物。也正是他的那么一个小小的举动，带给了每一个读者沉甸甸的思考。有了他的惨痛教训，年轻信客才走对了，也走稳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可见，老信客在文中并非是一个小角色，陪衬年轻信客。他的作用和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大于年轻信客，承载着作者很多的情感和观念。正是老信客在文中所起的作用，让每一个人重新认识和审视自己内心的那份“信”，也使文章显得更深邃，更有张力和魅力。
　　参考资料：
　　[1][4][5]孙绍振、孙彦君《文学文本解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4月。
　　[2]孙绍振《余秋雨：从审美到审智的“断桥”——论余秋雨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的地位》，《当代作家评论》 2000年第6期。
　　[3]刘宏业《诚信文化的一次精神苦旅——从文章结尾探寻〈信客〉的主旨》，《中学语文教学》2012年第7期。
　　[6]张晓毓《时代的变迁与无法负重的“信”——余秋雨〈信客〉的文化良知》，《中学语文教学》2014年第7期。
　　吴卓，教师，现居陕西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