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题外话说起，大凡中国诗歌，如果是普通人写普通人的哀乐，常常会产生第一流的作品，比如《诗经》里的《国风》部分和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乐府；如果“精英阶层”站在普通人立场上写诗，所谓同体大悲，同样也会写出第一流的诗歌，比如陶渊明、杜甫等人的作品。
　　然而，当“知识精英”站在自我立场上写诗，就会如同表演武术套路一样，自认为动作潇洒，实际上美得和塑料花一样，缺少生命力，这是宋代以来诗坛的主流。若是普通人以精英的心态写诗，就会生产出一种被称为“老干体”的作品，在我们这个时代，绝大多数人写的文言诗词都属于这个范畴。从他们既乏味又洋洋得意的字句中，看到的是一种不明所以的愚痴。这种愚痴是相对于生命本体而言，而非相对于他人而言的。正应了一句古老的犹太格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刻意关注就是扭曲
　　王国维先生评价李后主词：“俨有释迦、基督荷担人类罪恶之意。”一个被软禁的亡国之君当然不会有这么高的觉悟，但李煜的词之所以能够在情感上打动王国维和成千上万人，是因为他诉说了人生而为人所挥之不去的苦境，这就无意中有了与佛陀、耶稣共鸣的意味。王国维的诗人之路却成了他主张的反例，他曾自评：“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
　　王国维的《人间词》按照词固有的审美来说，“终是隔了一层”，隔就是不浑成，不圆融。其根本原因是，王国维当把填好词视为一种功业，作为他与古人以及当时词人较长论短的工具，他在《人间词》序中已经透露了这种目的。尽管他认为应尊重词，不应该用来作为交际工具去酬答唱和，但仍偏离了一个词人的本心。
　　为了战胜古今词人，王国维理论先行，表达服从于他预设的、从东西方圣哲那里借来的思想，尽管他试图以此来表达“人”的困境，却始终没能有普通人的心态。他在《人间词话》中严厉批评清代词的种种刻意、造作、不自然，而他自己的词却是清词中最刻意的设计。
　　我在失眠经历中发现，一旦我要求自己很快睡着，往往会彻夜难眠，因为这个指令暗示了我根本不相信自己能睡着，这也代表我在睡眠这个问题上展示了欲望，失去了“常心”。一般而言，当我们刻意去关注一件事时，就已经对它构成了干扰，使得它失去了“本来面目”，变成了被欲望扭曲的、我们自以为是的现实，这与“量子坍塌”的观点也相近。


　　从中我们能够更多地去理解王国维先生。站在时代断崖上，他在学术上作出了很多开创性的贡献。作为近代最伟大的学者，一个从知识上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他生命中最闪光的地方不是苦心孤诣的学术成就，反而是种种“不通”。他的际遇和心理上充斥着各种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些矛盾最终“完成”了他对人类困境的描述又无法解脱。他的自沉也是人类悲剧宿命的一种喻示，带有献祭的意味。
　　心知肚明的山寨
　　中国还有另一大群诗人，數量以万为单位计量。比如我一个很少走动的表舅。前年回老家，我爸拿给我一本“杂志”，只有8页，封面整版是表舅像一个成功企业家一般坐在桌前微笑。不过，我记得他二十年前就下岗了，生活靠父母接济，后来终于熬到退休。
　　这是某个可能并不存在的杂志社给他“出版”的专刊，扉页上是他的中英文介绍，英文部分是用百度之类的工具翻译的，一字多义造成的错误比比皆是。他的中英文头衔大约有十几个，各种山寨文艺协会的副主席、秘书长，每个都大得吓人，甚至出现了联合国的字样。后面6页是他的诗，文辞大多不通，但每有国家大新闻、重要节庆，诗作从不缺席，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他以前曾经告诉我已经作诗数千首，让我十分惊叹于他的生产力。
　　这也是一种“山寨商业模式”，围绕那些自以为是的诗人群体的商业模式。比如我表舅就买了200册、每册定价25元的属于他的“专刊”，一面赠送亲友，一面利用熟人关系，让当地书店帮他代销，中小学的图书馆也买了一些。
　　以前他们的模式是“集资”出辞典一样的书，由书商向他们征稿，然后印成大部头的诗词合集，再以数百元一本的高价卖给他们，以供自娱自乐和赠送亲友。衣食无忧的老干部们最为慷慨，往往会买上很多。如今“消费升级”了，变成了一对一服务。而更有意思的是，“表舅们”的诗中总是洋溢着社会精英的心态，而山寨出版作品对于各方来说又是心知肚明的：书商图钱，诗人们图什么？
　　很简单，人本身就是一种自己咯吱自己笑的动物，在种种无意义中安立剧情。马斯洛在去世前曾对让自己声名大噪的“需求金字塔理论”十分后悔，他意识到处于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并非在满足其他种种需求后才会出现，而是一个最基本的需求，可以说，金字塔似乎放反了。
　　这种“自我实现”在很多人那里，就是给自己一种“精英感”。就像我那位表舅，他想向别人表达的是：在你们眼里，我是一个普通人；在你们不了解的世界里，我可是一个“人物”。尽管那个世界是他虚构的，但要让亲友相信它的存在，就需要借助他们能够理解的那些“头衔”。
　　正如，因拼多多上市，既产生了新名词“五环内人群”和“五环外人群”，也让雷碧、粤里粤等山寨品牌暴露出来。五环外人群又何尝不知道这是山寨呢？有人说，拼多多的崛起，对于“五环内人群”是消费降级，对于三到六线城市的人群是消费升级。也有人调侃刘强东的各种忆苦，一方面是端给员工的鸡汤，另一方面也代表了他对“人上人”生活状态的认同，所以京东代表了“消费升级”也并不奇怪。
　　这个社会的另一个现象就是，除了表舅“参与”的各种山寨协会，各种正式协会也以惊人的速度“山寨”化。在内行眼里，严重丧失权威，它们颁发的头衔也成为忽悠外行的工具。
　　赋予意义就能驱使
　　生活在五环外的表舅为了证明自己的“话语权”尚且愿意自掏腰包，更何况只要转发拉人砍价，就可以得到小小实惠并显示自身的某种小小权力呢？赋予群众行动意义，让他们有“拥有权力”的感觉，就能驱使他们。绝大多数农民开始并没有打倒地主，翻身做主人的意愿，一旦有少数人从斗争地主中获得些许好处后，大多数人都会因此被发动起来，星火就燎原了。 　　从消费者画像得知，和京东、淘宝主流用户不同，拼多多的主流用户本身并没有明确的购买目的，他们需要以小利来发动。拼多多CEO黄峥展示了他对人性的洞察，他说：“拼多多有着比多数平台更深刻的对性价比的理解，即始终在消费者的期待之外。我们的核心不是‘便宜’，而是满足用户心里占便宜的感觉。”
　　另外，黄峥认为自己从巴菲特身上发现了资本主义的秘密，即：穷人向巴菲特这样的富人购买保险，巴菲特则将从穷人那里收来的钱投入有护城河的“果园”得以致富。于是黄峥想：“存不存在一些机制让穷人也能卖‘保险’给富人，穷人也能卖一些自己的‘软实力’、自己的意愿、抗风险能力给富人，从而实现更精细化的反馈，周期更短的钱从富人向穷人回流的循环呢？”
　　黄峥得出的答案是：如果能让前端消费者多一点耐心以及和其他人协调的愿望，放弃一部分所见即所得、现在马上要的冲动，就有机会做“人以群分”的归并，这种需求的归集程度也许不像沃尔玛这种半年期的批量订单那么大，但也能让工厂一条生产线经济地运转起来。
　　拼多多迎合了一种广泛需求，包括对山寨的需求，于是构建了价值网络。一个产品能够满足的需求越广泛，这网就越大。巨大的“价值网”不但如大海不拒浊流般，消化了让主流电商平台嫌弃的山寨货，也让拼多多创造了传奇，黄峥的身家甚至超过了刘强东。
　　有得选，还是没得选？
　　一则旧事是，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清军终于攻陷围困半年之久的松山城，俘虏了时任明朝蓟辽总督的洪承畴。尽管洪承畴每天叫骂，但皇太极仍心怀侥幸希望能劝降他。有一天，大学士范文程通过一个下意识的小动作断定洪承畴死志已渐松懈。他在狱中劝降时，房梁上恰好有灰尘落在洪承畴身上，洪承畴下意识地将衣服上的灰尘拂去。范文程说：“洪承畴对一件旧衣服都如此爱惜，何况他的身家性命呢！”
　　人性中，人对自己多少存在一番爱惜，只是有得选还是没得选的问题。有的消费者喜欢去超市直接选购商品，有的对价格敏感，习惯在网上的打折区看看。屁股决定了人们怎么思考，也决定了人们能看到些什么。


　　反过来说，有时候看似有得选，又其实没得选。比如，当时易到用车因为账上资金充足，活得很好，有来自携程的稳定客流，其创始人周航拒绝风险投资提供巨额资金用来补贴用户，以至于易到用车在当时的烧钱大战中，从中国首家网约车公司很快变得无足轻重。当时的“有得选”，对于喜欢读《通往奴役之路》，乐于结交经济学家的周航来说，其实是“没得选”。出局后周航曾意味深长地说：“人只能领导他喜欢的人。”可是一個人喜欢什么样的顾客，常常在他做选择之前就已经有答案了。
　　站在大众立场的诗歌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们写出了人类精神底层的需求，使得更多的人，在更多的生活场景中，能产生共鸣和得到抚慰。一个作品或产品融入的价值网络越大，越需要放下人与我的对立，看到自己和他人更多、更深的需求。然而，从他人那里寻找自我的“精英感”和存在感，似乎又是人的本能。这也是王国维先生演示的困境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