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要极省俭地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语言则是通向人物内心世界的门扉，故扬子《法言》云：“言，心声也。”就像画人要着意画眼，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在塑造有血有肉、形象鲜明、各具特性的人物以反映现实生活的时候，也莫不着意于写人物的语言。高尔基曾经盛赞巴尔扎克“把人物的对话描写得活灵活现好像耳朵听见一般的技术”，对此总“忍不住惊叹”。中国的古典小说没有大段的人物心理活动的直接描绘，也较少外界环境的烘托，写人物的语言，便更是表现人物性格的一种极重要的艺术手段。古典名著“《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能够获得这样的成功，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描摹一百八人的声口，“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无疑是获得这种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读过这部名著的人，对它的作者驾驭文学语言的功力、把握人物性格的本领、深刻揭示生活本质的才能，无不由衷佩服，而对《水浒传》中人物对话艺术，尤其不能不给予高度评价。金圣叹曾赞叹说：《水浒传》作者写人物语言“真是奇绝本事！”鲁迅先生也说：“《水浒传》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够让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研究一下《水浒传》人物的对话艺术，对深入探讨《水浒传》的文学价值，自当大有裨益；对今天作家们创造新的文学典型，也当能提供艺术上的借鉴。
一
语言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它不过是人们表情达意的一种工具。但不同身份、地位、阶级的人自有其不同的感情。他们的语言也自有其只适于“这一个”人的身份、地位、阶级的特征。杰出的文学家总是善于分辨这种不同，挑选适合于表现“这一个”人性格特点，符合“这一个”人物身份、地位、阶级特征的语言，来塑造现实生活中各个不同阶级的文学典型。
《水浒传》第九回“林冲棒打洪教头”，写林冲发配至沧州牢城，一些“囚徒”前来看望他，告诉他管营差拨害人，要送人情物事与他，否则“求生不生，求死不死”。林冲便问：
“众兄长如此指教，且如要钱，把多少与他？”
差拨过来问：“哪个是新来配军？”林冲便向前答道：
“小人便是。”
差拨见林冲没拿出钱来，便破口大骂，直骂得林冲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林冲连头也不敢抬。等他发作过了，去取8两银子，陪着笑脸答道：
“差拨哥哥，些小薄礼，休嫌小微。”
巧得很，第二十八回“武松威镇平安寨”，写武松来到牢城营，也有囚徒前来看望，也告诉他差拨、管营勒索害人，要送钱给他们，武松的回答却是：
“感谢你们众位指教我。小人身边略有些东西，若是他好问我讨时，便送些与他，若是硬问我要时，一文也没。”
差拨来了，也发话要钱，破口大骂，武松的回答是：
“你倒未发话，指望老爷送人情与你。半文也没！我精拳头有一双相送！金银有些，留了自买酒吃！看你怎地奈何我！没地里倒把我发回阳谷县去不成？”
比较一下第九回和第二十八回中的这两段描写：囚徒、差拨的话几乎一样；林冲、武松刚到牢城遭际也很相像，但活跃在纸上的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物。这绝不雷同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成功，差不多全赖描写两人语言之力。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武松只做过几个月的阳谷县都头。身份、地位不同，性格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林冲受高俅陷害，但还抱有幻想，总想挣扎着回东京，有个出头之日，好与妻子团圆（虽然他写了休书），因此逆来顺受；武松是凭自己的力量为哥哥报仇，杀潘金莲、西门庆时便考虑到了后果，所以没有媚骨，只有硬气。林冲在差拨面前自称“小人”，而呼差拨为“差拨哥哥”；武松呢，在囚徒面前自称“小人”，在差拨面前却自称“老爷”，直呼差拨曰“你”。林冲送了8两银子给差拨，还要小心地陪笑脸说：“些小薄礼，休嫌小微”；武松回答差拨詈骂的却是“我精拳头有一双相送”。林冲的是“林冲语”，“亦实是林冲身份”；武松的又“非武松说不出”。《水浒传》作者正是借助于人物的语言来体现这两个人物的不同身份、地位，让他们自己表现自己，使得这两个人物各具性格、栩栩如生地站在读者的面前。
《水浒传》第七十一回：梁山泊大聚義，排座次之后，安排了个菊花会。众兄弟饮酒赏菊，忠义堂前筛锣击鼓，堂上吹弹歌唱，语笑喧哗，觥筹交错，宋江乘着酒兴，作《满江红》词一首，令乐和单唱。当唱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像一块巨石，激起千重波浪：
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
黑旋风便圆睁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
鲁智深则说：“只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
宋江呢，一面对李逵大喝：“这黑厮怎敢如此无礼！左右与我推去，斩讫报来！”一面“便叫武松：‘兄弟，你也是个晓事的人，我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如何便冷了众人的心？’”
其他头领跪下告道：“这人酒后发狂，哥哥宽恕。”吴用则劝道：“……他是个粗卤的人，一时醉后冲撞，何必挂怀……”
在这场风波中，若干人同时说话，“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份，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后如历历在人眼前、声声入人耳中。李逵、武松、鲁达都出身于下层，皆不满于刚刚大聚义就要招安，但三个人上山前的身份、地位及生活经历又各不相同，性格有别，声口也不一：李逵有种莽性，他的话恰如旋风呼啸，雷霆轰鸣；武松、鲁达的气愤不满之中暗透出一股悲凉，鲁莽之中现出几分精细。吴用上山前是个“村学究”，上山后又一直是山寨中的军师，他懂得，若要这样接受招安，“纵使招安”成功，“也看得俺们如草芥”，一定要杀得官军“人亡马倒，梦里也怕，那时方受招安，才有些气度”。因此不满于宋江要杀李逵的举动，但话说得含而不露。然而毕竟有军师的身份，其他头领只能求宋江宽恕李逵，他则可以正面劝解，甚至带点责备：“何必挂怀！”宋江呢，对李逵是“大喝”：“这黑厮怎敢如此无礼！”而且要杀要斩，对武松却叫“兄弟……如何便冷了众人的心？”只是婉转地责备，到底是“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也有权谋”之人。各人的话，只有各人自己能说，别人决不能出口，恰如各人有各人的身份、地位、生活经历，变更不得，交换不得一样。 更有一点值得提及的是，这几个人物的语言，在整部《水浒传》中，无论是语调、语气，还是句子的长短，语言的思想倾向，始终保持着本身的特点，使人物的性格在总的方面前后贯串起来。鲁智深擒了方腊，宋江对他祝贺：“……吾师成此大功，回京奏闻朝廷，可以还俗为官，在京师图个荫子封妻，光耀祖宗，报答父母劬劳之恩。”鲁智深答道：“洒家心已成灰，不愿为官，只图寻个净了去处，安身立命足矣。”宋江又劝他：“到京师去住持一个名山大刹，为一僧首。”鲁智深又“摇首叫道：‘都不要，要多也无用。只得个囫囵尸首，便是强了。’”宋江依然想着“荫子封妻”“光耀祖宗”；鲁达却显得十分清醒，只要“得个囫囵尸首”，因为他明白，当今朝廷，“就比俺的直裰做皂了”，洗杀也不得干净，等待他们的可能是身首异处的悲剧。话说得何等凄凉！可李逵，即使做了鬼，说起话来也还是那样如电闪雷鸣：“皇帝，皇帝！你怎地听信四个贼臣挑拨，屈坏了我们性命？今日既见，正好报仇！”
《水浒传》作者惨淡经营，按照生活本身的面貌，从语言的思想、语音语调，到话语的文、野、短、长，逐一进行推敲，“一样人，还他一样说话”，并通过语言的妙用，使自己笔下的人物闪烁着个性化的光芒。柴进上山之前，总是三句不离家有“先朝丹书铁券”。吃殷天锡欺，还对李逵说：“李大哥，你且息怒，没来由，和他粗卤做什么？他虽是倚势欺人，我家放着有护持圣旨，这里和他理论不得，须是京师也有大似他的，放着明明的条例，和他打官司。”斯斯文文，充满幻想，语言之中流露出贵族后裔的优越感。李逵则明白叫着：“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那厮若还去告，和那鸟官一发都砍了。”话说得粗野，句子短促，这正是李大哥的性格。因为出身微贱、经历坎坷，对世事的洞察，从这件事看来，却强似有教养的柴进。
《水浒传》作者当然不可能运用阶级观点描写人物的语言，塑造文学典型，但他们洞察社会、熟悉生活，了解现实生活中各种身份、各个阶级的人，了解他们的谈吐举动、性格特点。而且《水浒传》的作者们忠于现实，所以，他们能不自觉地，却又是相当准确地抓住不同身份地位人物的不同语言，体现他们各自的性格特点。
二
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亲兄弟三人，三人“都不通文墨”，都是以“打鱼为生”，都“曾在泊子里做私商勾当”，“与人结交”都“真有义气”。论身份、地位、阶级出身，三个人不可能有两样。在《水浒传》作者的笔下，这亲兄弟三人却各有特性。这性格的差别，也多通过三人的语言表现出来。
第十五回“吴学究说三阮撞筹”，写吴用与三阮到酒店喝酒，阮小二客气，对吴用道：“先生，休怪我三个弟兄粗俗，请教授上坐。”小二显得老成，其实并不“粗”。吴用也客气地推让，阮小七却有点耐不住“道：‘哥哥只顾坐主位，请教授坐客席，我弟兄两个便先坐了。’”与小二比，小七显然来得心直口快。当小二告诉小五、小七吴用此来，要买十数个重十四五斤的鲤鱼，阮小七马上就说：“要是每常……我弟兄们也包办得。如今便要重十斤的也难得。”阮小五则说：“教授远来，我们也对付十来个重五六斤的相送。”吴用还要十四五斤的，阮小七又接口说：“教授，却没处讨。便是五哥许五六斤的，也不能勾……”又显得三兄弟中越小性越直。当吴用要“沽一瓮酒，买些肉，村中寻一对鸡”，夜间与三阮同一醉时，“阮小二道：‘那里要教授坏钱，我们弟兄自去整理，不烦恼没对付处。’”阮小七却说：“既是教授这般说时，且顺情吃了，却再理会。”又是小七直爽。怪不得吴用也说：“七郎只是性快。”这里所举的只是阮氏三雄与吴用的几句应酬话，但简单的几句白描，却使三兄弟性格的细微差别跃然于纸上。
在吴用的诱说下，兄弟三人都明白地表示了对梁山泊的羡慕之情。三人和吴之间又有一段对白，写得更妙：
……阮小二道：“我虽然不打得大鱼，也省了若干科差。”吴用道：“恁地时，那厮们倒快活。”阮小五道：“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綢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我们弟兄三个，空有一身本身，怎地学得他们？”吴用听了，暗地欢喜道：正好用计了。阮小七说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们只管打鱼营生，学得他们过一日也好。”吴用道：“这等人学他做什么……倘或被官司拿了也是自做的罪。”阮小二道：“如今该管官司没甚分晓，一片糊涂，千万犯了弥天大罪的倒都没事，我弟兄们不能快活，若是肯带我们的，也去了罢！”阮小五道：“我也常常这般思量，我弟兄三个的本事又不是不如别人，谁是识我们的？”吴用道：“假如便有识你们的，你们便如何肯去。”阮小七道：“若是有识我们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若能够见用得一日，便死了开眉展眼！”
三阮都羡慕梁山泊强人，阮小二只说：“也省了若干科差。”有对梁山泊人的赞扬，但较谨慎；阮小五则说：“怎地学得他们？”明白地表示了对梁山泊人生活的赞赏和羡慕；阮小七竟说：“学得他们过一日也好。”更热切了。三个人都有意于造反，阮小二只说：“也去了罢！”有羡慕，有不遇的惆怅。阮小五则说：“……谁是识我们的？”（该用？！）更显得急迫，只剩下不遇的惆怅和愤愤然了。阮小七更干脆：“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若能够受用得一日，便死了开眉展眼！”真是“悲愤无说处”了，那种向往之情，比两个哥哥强烈得多了。怪不得金圣叹说：阮小七“写得另是一样气色，一百八人中，真要算做第一个快人：心快、口快，使人对之，龌龊销尽。”
高尔基曾经把文学称作“人学”，这是因为文学家要研究各式各样的人，塑造各种人物的形象以再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如果作家只注意身份地位不同的人物的性格差别，只注意表现这种差别，即所谓人物的阶级性，那么，一部书就只能写得两人，《水浒传》中的阮家三兄弟便只能写得三人一面了，哪还有不朽的巨著《水浒传》？《水浒传》的作者正是在塑造不同身份阶级地位文学典型的同时，更着力于塑造同类人物不同性格的文学典型，作品才像生活本身那样摇曳多姿，人物才一人一个样。即使是一百八人以外的一些较次要人物，作者也总竭力把他（她）写成“这一个”。 潘金莲与阎婆惜，一个是大户人家的使女，一个是卖唱的阎公的女儿，出身相似，作者都把她們当作反面人物处理。但她们之间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潘金莲不满于命运的安排，为了追求比较美满的婚姻生活作过斗争。可是命运还是捉弄她。如果不是外界那恶势力的介入，她还不至于走到同谋杀人的地步。阎婆惜则完全不同，她是恩将仇报、纵欲贪婪。这两个人性格上的区别，不仅体现在她们的行事上，也通过她们各自的个性化语言表现出来。
武松要离阳谷县公干，临走前买了些酒食到武大家里来，席上筛杯酒对潘金莲说：“我哥哥为人质朴，全靠嫂嫂做主，嫂嫂把得定，我哥哥烦恼做什么？岂不闻古人言，禽牢犬不入。”潘金莲被武松说了这一篇，紫涨了面皮，指着武大便骂：
“……我是一个不戴头巾男子汉，叮叮响的婆娘，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人面上行得人，不是那等搠不出的老婆！自从嫁了武大，真个蝼蚁也不敢入屋里来，有什么篱笆不牢，犬儿钻得入来？你胡言乱语，一句句都要下落！丢下砖儿瓦儿，一个个要着地！”
阎婆惜在发现梁山泊给宋江的文书和一根金条后，自言自语道：
好呀！我只道吊桶落在井里，原来也有井落在吊桶里。我正要与张三两个做夫妻，单单只多你这厮，今日也撞在我手里。原来你和梁山泊强贼通同往来，送一百两金子与你。且不要慌，老娘慢慢消遣你。
潘金莲平日在武大面前拿大惯了，被武松戳着痛处，自然恼羞成怒。说起话来，嘴硬、气凶，确是个淫荡的泼女人。阎婆惜却不同，平日在宋江面前伏小隐忍，“只道吊桶落在井里”，一下得着机会，“井落在吊桶里了”，便欲置人死地，而且要“慢慢消遣”，嘴角边分明露出了叫人毛骨悚然的冷笑。不仅淫、泼，更显得阴险狠毒、刁钻，这是一种令人颤栗的个性。这两段话确实写得妙，读者读着，声音似在耳边响起，人也站到了你的面前，潘金莲就是潘金莲，阎婆惜就是阎婆惜。怪不得李贽在潘金莲说的一番话的夹批中连写了七个“画”字，眉批又曰：“传神传神！”金圣叹也赞道：“辞令妙品”；在“杀惜”一回的总评中“李贽”也说：“摩写……阎婆惜……不惟能画眼前，且画心上；不惟能画心上，且并画意外。”
《水浒传》不仅通过人物的对话，显现相同身份、地位人物性格上的细微差别，就是同一人物前后性格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也往往通过他的语言来体现。火烧草料场，林冲杀了陆谦、富安和差拨，这是林冲性格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折。此后，林冲逃走，来到一间草屋，和几个庄客一起烤火、烘衣裳，忽然闻着酒香，便再三要回酒喝。庄客不肯，说道：“好意着你烘衣裳向火，便来要酒吃，去便去，不去时将来吊在这里。”“林冲怒道：‘这厮们好无道理。’”把庄客打走，又道：“都走了，老爷快活吃酒。”一向谨慎小心、逆来顺受的林冲粗野起来了。在东京受高衙内凌辱的时候，他没有这样过；在野猪林中董超、薛霸折磨他，要杀害他，他也没这样过；柴进庄上，洪教头明明欺侮他，他还忍气吞声、低声下气。忍无可忍，杀了陆谦、富安，他变了，非复昔日的林冲，变得粗起来、称“老爷”了。这种粗，正说明林冲对统治者——高俅辈的幻想，挣扎着回东京好与妻子团圆，寻一个出头之日的幻想彻底破灭。自此，林冲由委曲求全、隐忍退让转而向高俅辈积极反抗斗争了。林冲性格上的这种变化，除了由林冲的行动来反映，上述林冲的两句简短的话，岂不也是个极好的体现？
三
《水浒传》故事南宋时便在民间广泛流传，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条中就有石头孙立、青面兽、武行者的题目。《宣和遗事》也是一种“说话”艺人“说话”时的简陋底本。“说话人”在勾栏瓦舍中“说话”，为争取听众，除了在故事情节方面要不断加工，语言也须不断锤炼。使用生动形象又通俗易懂的民间口头语，特别是市人口语，正是争取听众的一种重要手段。到元末明初施耐庵、罗贯中集成，一方面因为原有的“本”，另一方面也由于施、罗久居城市，熟悉市民的口语，因此《水浒传》继承了自变文、“市人小说”以来用白话创作的优良传统。《水浒传》的语言来自人民的口语，又经过“说话”艺人、书会才人、施耐庵、罗贯中等许多人有意识的选择、集中、提炼，比起变文和其他一些宋元市人小说来，更显得自然、生动、精炼，充满着生活气息。它能酣畅淋漓地描绘人物的外貌行动，有条有理、清清楚楚地交待故事情节，有时也能顺畅地抒写人物的心情。《水浒传》的作者们无愧语言大师的称号。因为通俗，也无怪“贩夫皂隶”都能看懂。
特别是《水浒传》中人物的对话，除了个别人物如宋江间或有意识地使用一些文言外，几乎一律采用民间口头语，既通俗易懂，又能绘声绘形，传神写心，使人物鲜明如画。
“杀惜”一回，写阎婆惜发现梁山泊给宋江的文书，趁机要挟，索要梁山泊给宋江的一百两黄金，宋江答以没有收下，阎婆惜道：
“可知哩！常言道：公人见钱，如蝇子见血。他使人送金子与你，你岂有推了转去的，这话却似放屁！做公人的，那个猫儿不吃腥？阎罗王面前须没放回的鬼，你待瞒谁？便把这百两金子与我，直得什么！你怕是贼赃时，快熔过了与我。”宋江道：“你也须知我是老实的人，不会说谎。你若不信，限我三日，我将家私变卖一百两金子与你。你还了我招文袋。”婆惜冷笑道：“你这黑三倒乖，把我一似小孩儿般捉弄。我便先还了你招文袋这封书，歇三日却同你讨金子，正是棺材出了讨挽歌郎钱。我这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快把来，两相交割。”
阎婆惜这个“识字看曲本”的“酒色娼妓”，本是个被污染与被损害者。虽然只有十八九岁，对当时的社会却有较深刻的认识：“公人见钱如蝇子见血”，“做公人的，那个猫儿不吃腥？阎罗王面前须没放回的鬼。”但她的身上却集中了市民的那种见利忘义、贪婪纵欲的劣根性。对当时社会不是批判，而是充满着对色欲的迷恋、对金钱的羡慕，分明流露出一种欲分一杯残羹的急不可耐的情绪，把自己的身体当作商品，还要把探得的宋江与梁山泊有交往的秘密也当作商品，竟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两相交割”了。这个人物的思想之所以揭示得如此深刻，同作者运用经过选择、提炼的市人口语、土谚是紧紧相联的。 人物对话运用市人口语、土谚而又能奏绘声绘形、写心写意之效的，在《水浒传》中，恐怕要数“说风情”，“药武大”，“斗殺西门庆”几回了。
“说风情”一回，写潘金莲雪天设酒勾引武松，有这样一节：
那妇人见他不应，劈手便来夺火箸，口里道：“叔叔不会簇火，我与叔叔拨火，只要似火盆常热便好。”武松有八九分焦躁，只不做声。那妇人欲心似火，不看武松焦躁，便放了火箸，却筛一盏酒来，自呷了一口，剩了大半盏，看着武松道：“你若有心，吃我这半盏儿残酒。”
这一节中，潘金莲讲了两句话。第一句是活的，然而又是经过精选的双关语。潘金莲当时手拿火箸拨火，火映脸红，眼斜睨着武松的神态都给画出来了。第二句，只是普通的口语，但在称呼上来了个变化：前面喊了三十九声“叔叔”，这里突然换作个“你”字。称呼上的微小变化，见出了潘金莲感情上的一个飞跃。以前还只是怀抱琵琶、半遮半掩，现在是破门而出，顾不得羞耻了。怪不得金圣叹赞曰：“妙心妙笔。”
同一回，写郓哥到王婆茶店找西门庆，又有一段郓哥与王婆的对话，尤其精彩。全引如次：
郓哥把篮儿放下，看着王婆道：“干娘拜揖。”那婆子问道：“郓哥，你来这里做什么？”郓哥道：“要寻大官人，赚三五十钱养活老爹。”婆子道：“什么大官人？”郓哥道：“干娘情知那个，便只是他那个？”婆子道：“便是大官人，也有个姓名。”郓哥道：“便是两个字的。”婆子道：“什么两个字的？”郓哥道：“干娘只是要作耍，我要和西门大官人说句话。”望里面便走。那婆子一把揪住道：“小猴子哪里去？人家屋里，各有内外。”郓哥道：“我去房里便寻出来。”王婆道：“含鸟猢狲！我屋里哪得什么西门大官人！”郓哥道：“干娘不要独自呵，也把些汁水与我呷一呷。我有什么不理会得。”婆子便骂道：“你那小猢狲，理会得什么？”郓哥：“你正是马蹄刀木杓里切菜，水泄不漏；半点儿也没得落地。直要我说出来，只怕卖炊饼的哥哥发作。”那婆子吃了这两句，道着她真病，心中大怒，喝道：“含鸟猢狲！也来老娘屋里放屁辣臊！”郓哥道：“我是小猢狲，你是马泊六！”
缓缓入来，愈吵愈紧，用的全是当时市民的口语，无雕饰，近天然，形象生动，绘声绘形。那么长一篇对话，几乎没有人物神态动作的描写，却像精采的戏剧语言那样充满动作性，人物的神情姿态栩栩如生。郓哥乖觉、天真，听人说“你小孩子家，只顾撞入去不妨”，便当真寻去。因为乖觉，又使得他到茶坊不先直说来找西门庆，只说“要寻大官人”，又说“干娘情知那个，便只是他那个？”脸上分明露出知情的捉狭的微笑来。王婆呢，惯于牵线，何等精细！从西门庆在潘金莲门前“挨叉竿”“唱肥诺”，便知道他要打潘金莲的主意；从郓哥的微笑和话语中，也定能猜出他知道风声，却一味装糊涂，只是“什么大官人？”老脸皮厚，但分明也露出一点窘态。直到闹僵了，两个人上劲对骂，郓哥话中带刺，的确是个小市民；又到底小，此事何能再让别人知道，却要去“把些汁水呷一呷”，竟想“马蹄木杓里切菜”，漏出半点水来，油滑之中还留着一片天真。王婆却因道着心病，恼羞成怒，骂起街来了，真正街市中的泼媒婆，一欺郓哥小，二仗西门庆势。半篇文字，笔势纵横，就两个人，真正写出活画来了。“说马泊六便像个马泊六，说小猴子便像个小猴子。”“但觉读一过”，“马泊六，小猴子光景在眼……声音在耳。”李贽的这些评语真是再恰当不过了。《水浒传》作者驾驭语言的能力，的确可以与任何语言大师并驾齐驱。如果作者不是对市民的生活相当熟悉并有深刻理解，这半篇文字能结纂得来么？
读过《水浒传》，我们有一个感觉：《水浒传》中凡是用市民语言反映市民生活、为市民写心的地方，作者的叙述性、描写性的语言和作品中人物的对话便完全胶着、融会在一起，文字特别生动，生活气息特别浓，人物形象也特别鲜明。上面所举阎婆惜得着招文袋的自语、潘金莲与武松斗嘴两段，还有阎婆硬拉宋江上门饮酒那些话，王婆与西门庆“说风情”以及唐牛儿与阎婆斗嘴、乔郓哥与王婆吵骂等，无不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所以，茅盾先生说：“《水浒传》也还有许多优点值得我们学习。例如人物的对话中常用当时民间的口头语，因而使得我们如闻其声。”
四
中国古典小说，常常用人物的对话交待故事的来龙去脉。这方法的运用，怕和“说话”有关。运用得好，小说的结构谨严，情节的发展自然，又可省却许多笔墨。可惜，好些古典小说的作者，只注意用人物的语言来衔接照应、推动情节，而不注意人物的思想感情，使得作品中的人物成了听任作者调遣的躯壳，而不是生活中有血有肉的活人。《水浒传》的作者则不同，在运用人物对白交待故事来龙去脉时，总是从人物本身性格的要求出发，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起着使文章结构谨严，情节发展自然，又突出人物性格的作用。
第八回，写林冲遭高俅诬陷，发配沧州，与岳父、妻子分别时有两段对话，显得情悠悠恨绵绵。一段是林冲对岳父张教头说的：
“……自蒙泰山错爱，将令爱嫁事小人，已经三载，不曾有半些儿差池。虽不曾生半个儿女，未曾面红耳赤，半点相争。今日小人遭这场横事，配去沧州，生死存亡未保。娘子在家，小人心去不稳。诚恐高衙内威逼这头亲事。况兼青春年少，休为林冲误了前程……明白立纸休书，任从改嫁，并无争执。如此，林冲心去的稳，免得高衙内陷害。”
一段是林冲对妻子说的：
“娘子，小人有句话说，已禀过泰山了。为是林冲年灾月厄，遭这场屈事。今去沧州，生死不保，诚恐误了娘子青春，今已写下几字在此。万望娘子休等小人，有好头脑，自行招嫁，莫为林冲误了贤妻。”
读林冲对岳父、妻子的这两段话，真使人有生离死别，“凄凄恻恻”之感。显见得英雄也儿女情长，林冲的形象不落“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俗套。在结构上，这几段话又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林冲的话中分明在暗示，高衙内不会放过林娘子，这与上回“误入白虎堂”陆谦、富安探看高衙内病情时说的“衙内且宽心，只在小人两个身上，好歹要共那人完聚，只除他自缢死了便罢”紧紧相承。正因为林冲夫妇伉俪情深，林娘子矢志不更嫁，才又有可能结纂“火烧草料场”一大篇文字。“火烧草料场”一回，写林冲在山神庙内听得陆谦、富安一个说：“端的亏管营、差拨两位用心……这番张教头没的推故了。”一个道：“张教头那厮，三回五次推人情去说‘你的女婿殁了’，张教头越不肯应承。因此衙内病患看看重了，太尉特使俺两个央你二位干这事，不想今日完备。”正与上面两段话相呼应。正因为前面有林冲与岳父、妻子分别时的那几段对白以及林冲夫妇生离死别凄楚场景的描绘，这里“火烧草料场”情节的出现、发展才更显得自然，更合乎情理，也更让人觉得高俅的狠毒。第二十回，写晁盖等劫生辰纲上山，林冲火并了王伦，“遂将心腹备细诉与晁盖道：‘小人自上山之后，欲要搬取妻子上山来。因见王伦心术不定，难以过活，一向蹉跎过了，流落东京，不知死活。”然后派遣心腹小喽啰下山搬取妻子上山。小喽啰还寨复命：“……闻说娘子被高太尉威逼亲事，自缢身死，已故半载……”“林冲见说了，潸然泪下，自此杜绝了心中挂念。”这段文字，又分明在照应上文，对第七第八回所写高衙内欲霸占林娘子事作一交待。运用对话，先露端倪，后作照应，针线何等绵密。而且，林冲对晁盖讲的这番话，一见得林冲夫妇恩爱情深，对林冲的性格做了补充刻画，并使其前后一致起来；二见得高俅父子“倚势豪强”淫乱凶残，更令人发指。到五十八回，又写鲁智深上山，与林冲相见，问林冲：“洒家自与教头沧州别后，曾知阿嫂信息否？”再行照应，使文章“余波演漾”，又显出了鲁智深那种“救人须救彻”的义肝烈胆。结构上可谓无懈可击。
上述几段人物对白，写得的确各有思想、各有性格，亦且各有声口。林冲的情深意切，缠绵凄恻；鲁达的豪爽关切。即如陆谦、富安的话，亦写得极有个性，“只在小人两个身上，好歹要共那人完聚，只除他自缢死了。”活画出摇尾献媚、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奴才嘴脸来。烧了草料堂，以为林冲已被烧死，欣欣然，“不想今日完备”，想到要得到主子的奖赏，似乎得意地笑了。像这样写人物的语言既注意人物的思想性格，使人物确如现实生活中有血有肉的活人，又用对话衔接照应，推动情节，而且不露痕迹，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中并不多见。
《水浒传》人物对话艺术的成就确实相当高，有时淡淡几笔，便能使人物跃然于纸上。《水浒传》所表现的思想为许多专家重视，因此探讨它的思想的文章颇多，当然，这是必要的。可是对这部巨著艺术特色及其成就进行探讨的文章却太少了，应该说，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本文就是试图在《水浒传》的艺术成就及其特色方面做一些挖掘工作，更希望大家在这方面共同努力，继承这笔宝贵的艺术遗产。
（选自《明清小说研究》）
一
语言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它不过是人们表情达意的一种工具。但不同身份、地位、阶级的人自有其不同的感情。他们的语言也自有其只适于“这一个”人的身份、地位、阶级的特征。杰出的文学家总是善于分辨这种不同，挑选适合于表现“这一个”人性格特点，符合“这一个”人物身份、地位、阶级特征的语言，来塑造现实生活中各个不同阶级的文学典型。
《水浒传》第九回“林冲棒打洪教头”，写林冲发配至沧州牢城，一些“囚徒”前来看望他，告诉他管营差拨害人，要送人情物事与他，否则“求生不生，求死不死”。林冲便问：
“众兄长如此指教，且如要钱，把多少与他？”
差拨过来问：“哪个是新来配军？”林冲便向前答道：
“小人便是。”
差拨见林冲没拿出钱来，便破口大骂，直骂得林冲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林冲连头也不敢抬。等他发作过了，去取8两银子，陪着笑脸答道：
“差拨哥哥，些小薄礼，休嫌小微。”
巧得很，第二十八回“武松威镇平安寨”，写武松来到牢城营，也有囚徒前来看望，也告诉他差拨、管营勒索害人，要送钱给他们，武松的回答却是：
“感谢你们众位指教我。小人身边略有些东西，若是他好问我讨时，便送些与他，若是硬问我要时，一文也没。”
差拨来了，也发话要钱，破口大骂，武松的回答是：
“你倒未发话，指望老爷送人情与你。半文也没！我精拳头有一双相送！金银有些，留了自买酒吃！看你怎地奈何我！没地里倒把我发回阳谷县去不成？”
比较一下第九回和第二十八回中的这两段描写：囚徒、差拨的话几乎一样；林冲、武松刚到牢城遭际也很相像，但活跃在纸上的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物。这绝不雷同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成功，差不多全赖描写两人语言之力。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武松只做过几个月的阳谷县都头。身份、地位不同，性格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林冲受高俅陷害，但还抱有幻想，总想挣扎着回东京，有个出头之日，好与妻子团圆（虽然他写了休书），因此逆来顺受；武松是凭自己的力量为哥哥报仇，杀潘金莲、西门庆时便考虑到了后果，所以没有媚骨，只有硬气。林冲在差拨面前自称“小人”，而呼差拨为“差拨哥哥”；武松呢，在囚徒面前自称“小人”，在差拨面前却自称“老爷”，直呼差拨曰“你”。林冲送了8两银子给差拨，还要小心地陪笑脸说：“些小薄礼，休嫌小微”；武松回答差拨詈骂的却是“我精拳头有一双相送”。林冲的是“林冲语”，“亦实是林冲身份”；武松的又“非武松说不出”。《水浒传》作者正是借助于人物的语言来体现这两个人物的不同身份、地位，让他们自己表现自己，使得这两个人物各具性格、栩栩如生地站在读者的面前。
《水浒传》第七十一回：梁山泊大聚義，排座次之后，安排了个菊花会。众兄弟饮酒赏菊，忠义堂前筛锣击鼓，堂上吹弹歌唱，语笑喧哗，觥筹交错，宋江乘着酒兴，作《满江红》词一首，令乐和单唱。当唱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像一块巨石，激起千重波浪：
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
黑旋风便圆睁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
鲁智深则说：“只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
宋江呢，一面对李逵大喝：“这黑厮怎敢如此无礼！左右与我推去，斩讫报来！”一面“便叫武松：‘兄弟，你也是个晓事的人，我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如何便冷了众人的心？’”
其他头领跪下告道：“这人酒后发狂，哥哥宽恕。”吴用则劝道：“……他是个粗卤的人，一时醉后冲撞，何必挂怀……”
在这场风波中，若干人同时说话，“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份，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后如历历在人眼前、声声入人耳中。李逵、武松、鲁达都出身于下层，皆不满于刚刚大聚义就要招安，但三个人上山前的身份、地位及生活经历又各不相同，性格有别，声口也不一：李逵有种莽性，他的话恰如旋风呼啸，雷霆轰鸣；武松、鲁达的气愤不满之中暗透出一股悲凉，鲁莽之中现出几分精细。吴用上山前是个“村学究”，上山后又一直是山寨中的军师，他懂得，若要这样接受招安，“纵使招安”成功，“也看得俺们如草芥”，一定要杀得官军“人亡马倒，梦里也怕，那时方受招安，才有些气度”。因此不满于宋江要杀李逵的举动，但话说得含而不露。然而毕竟有军师的身份，其他头领只能求宋江宽恕李逵，他则可以正面劝解，甚至带点责备：“何必挂怀！”宋江呢，对李逵是“大喝”：“这黑厮怎敢如此无礼！”而且要杀要斩，对武松却叫“兄弟……如何便冷了众人的心？”只是婉转地责备，到底是“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也有权谋”之人。各人的话，只有各人自己能说，别人决不能出口，恰如各人有各人的身份、地位、生活经历，变更不得，交换不得一样。 更有一点值得提及的是，这几个人物的语言，在整部《水浒传》中，无论是语调、语气，还是句子的长短，语言的思想倾向，始终保持着本身的特点，使人物的性格在总的方面前后贯串起来。鲁智深擒了方腊，宋江对他祝贺：“……吾师成此大功，回京奏闻朝廷，可以还俗为官，在京师图个荫子封妻，光耀祖宗，报答父母劬劳之恩。”鲁智深答道：“洒家心已成灰，不愿为官，只图寻个净了去处，安身立命足矣。”宋江又劝他：“到京师去住持一个名山大刹，为一僧首。”鲁智深又“摇首叫道：‘都不要，要多也无用。只得个囫囵尸首，便是强了。’”宋江依然想着“荫子封妻”“光耀祖宗”；鲁达却显得十分清醒，只要“得个囫囵尸首”，因为他明白，当今朝廷，“就比俺的直裰做皂了”，洗杀也不得干净，等待他们的可能是身首异处的悲剧。话说得何等凄凉！可李逵，即使做了鬼，说起话来也还是那样如电闪雷鸣：“皇帝，皇帝！你怎地听信四个贼臣挑拨，屈坏了我们性命？今日既见，正好报仇！”
《水浒传》作者惨淡经营，按照生活本身的面貌，从语言的思想、语音语调，到话语的文、野、短、长，逐一进行推敲，“一样人，还他一样说话”，并通过语言的妙用，使自己笔下的人物闪烁着个性化的光芒。柴进上山之前，总是三句不离家有“先朝丹书铁券”。吃殷天锡欺，还对李逵说：“李大哥，你且息怒，没来由，和他粗卤做什么？他虽是倚势欺人，我家放着有护持圣旨，这里和他理论不得，须是京师也有大似他的，放着明明的条例，和他打官司。”斯斯文文，充满幻想，语言之中流露出贵族后裔的优越感。李逵则明白叫着：“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那厮若还去告，和那鸟官一发都砍了。”话说得粗野，句子短促，这正是李大哥的性格。因为出身微贱、经历坎坷，对世事的洞察，从这件事看来，却强似有教养的柴进。
《水浒传》作者当然不可能运用阶级观点描写人物的语言，塑造文学典型，但他们洞察社会、熟悉生活，了解现实生活中各种身份、各个阶级的人，了解他们的谈吐举动、性格特点。而且《水浒传》的作者们忠于现实，所以，他们能不自觉地，却又是相当准确地抓住不同身份地位人物的不同语言，体现他们各自的性格特点。
二
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亲兄弟三人，三人“都不通文墨”，都是以“打鱼为生”，都“曾在泊子里做私商勾当”，“与人结交”都“真有义气”。论身份、地位、阶级出身，三个人不可能有两样。在《水浒传》作者的笔下，这亲兄弟三人却各有特性。这性格的差别，也多通过三人的语言表现出来。
第十五回“吴学究说三阮撞筹”，写吴用与三阮到酒店喝酒，阮小二客气，对吴用道：“先生，休怪我三个弟兄粗俗，请教授上坐。”小二显得老成，其实并不“粗”。吴用也客气地推让，阮小七却有点耐不住“道：‘哥哥只顾坐主位，请教授坐客席，我弟兄两个便先坐了。’”与小二比，小七显然来得心直口快。当小二告诉小五、小七吴用此来，要买十数个重十四五斤的鲤鱼，阮小七马上就说：“要是每常……我弟兄们也包办得。如今便要重十斤的也难得。”阮小五则说：“教授远来，我们也对付十来个重五六斤的相送。”吴用还要十四五斤的，阮小七又接口说：“教授，却没处讨。便是五哥许五六斤的，也不能勾……”又显得三兄弟中越小性越直。当吴用要“沽一瓮酒，买些肉，村中寻一对鸡”，夜间与三阮同一醉时，“阮小二道：‘那里要教授坏钱，我们弟兄自去整理，不烦恼没对付处。’”阮小七却说：“既是教授这般说时，且顺情吃了，却再理会。”又是小七直爽。怪不得吴用也说：“七郎只是性快。”这里所举的只是阮氏三雄与吴用的几句应酬话，但简单的几句白描，却使三兄弟性格的细微差别跃然于纸上。
在吴用的诱说下，兄弟三人都明白地表示了对梁山泊的羡慕之情。三人和吴之间又有一段对白，写得更妙：
……阮小二道：“我虽然不打得大鱼，也省了若干科差。”吴用道：“恁地时，那厮们倒快活。”阮小五道：“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綢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我们弟兄三个，空有一身本身，怎地学得他们？”吴用听了，暗地欢喜道：正好用计了。阮小七说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们只管打鱼营生，学得他们过一日也好。”吴用道：“这等人学他做什么……倘或被官司拿了也是自做的罪。”阮小二道：“如今该管官司没甚分晓，一片糊涂，千万犯了弥天大罪的倒都没事，我弟兄们不能快活，若是肯带我们的，也去了罢！”阮小五道：“我也常常这般思量，我弟兄三个的本事又不是不如别人，谁是识我们的？”吴用道：“假如便有识你们的，你们便如何肯去。”阮小七道：“若是有识我们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若能够见用得一日，便死了开眉展眼！”
三阮都羡慕梁山泊强人，阮小二只说：“也省了若干科差。”有对梁山泊人的赞扬，但较谨慎；阮小五则说：“怎地学得他们？”明白地表示了对梁山泊人生活的赞赏和羡慕；阮小七竟说：“学得他们过一日也好。”更热切了。三个人都有意于造反，阮小二只说：“也去了罢！”有羡慕，有不遇的惆怅。阮小五则说：“……谁是识我们的？”（该用？！）更显得急迫，只剩下不遇的惆怅和愤愤然了。阮小七更干脆：“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若能够受用得一日，便死了开眉展眼！”真是“悲愤无说处”了，那种向往之情，比两个哥哥强烈得多了。怪不得金圣叹说：阮小七“写得另是一样气色，一百八人中，真要算做第一个快人：心快、口快，使人对之，龌龊销尽。”
高尔基曾经把文学称作“人学”，这是因为文学家要研究各式各样的人，塑造各种人物的形象以再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如果作家只注意身份地位不同的人物的性格差别，只注意表现这种差别，即所谓人物的阶级性，那么，一部书就只能写得两人，《水浒传》中的阮家三兄弟便只能写得三人一面了，哪还有不朽的巨著《水浒传》？《水浒传》的作者正是在塑造不同身份阶级地位文学典型的同时，更着力于塑造同类人物不同性格的文学典型，作品才像生活本身那样摇曳多姿，人物才一人一个样。即使是一百八人以外的一些较次要人物，作者也总竭力把他（她）写成“这一个”。 潘金莲与阎婆惜，一个是大户人家的使女，一个是卖唱的阎公的女儿，出身相似，作者都把她們当作反面人物处理。但她们之间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潘金莲不满于命运的安排，为了追求比较美满的婚姻生活作过斗争。可是命运还是捉弄她。如果不是外界那恶势力的介入，她还不至于走到同谋杀人的地步。阎婆惜则完全不同，她是恩将仇报、纵欲贪婪。这两个人性格上的区别，不仅体现在她们的行事上，也通过她们各自的个性化语言表现出来。
武松要离阳谷县公干，临走前买了些酒食到武大家里来，席上筛杯酒对潘金莲说：“我哥哥为人质朴，全靠嫂嫂做主，嫂嫂把得定，我哥哥烦恼做什么？岂不闻古人言，禽牢犬不入。”潘金莲被武松说了这一篇，紫涨了面皮，指着武大便骂：
“……我是一个不戴头巾男子汉，叮叮响的婆娘，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人面上行得人，不是那等搠不出的老婆！自从嫁了武大，真个蝼蚁也不敢入屋里来，有什么篱笆不牢，犬儿钻得入来？你胡言乱语，一句句都要下落！丢下砖儿瓦儿，一个个要着地！”
阎婆惜在发现梁山泊给宋江的文书和一根金条后，自言自语道：
好呀！我只道吊桶落在井里，原来也有井落在吊桶里。我正要与张三两个做夫妻，单单只多你这厮，今日也撞在我手里。原来你和梁山泊强贼通同往来，送一百两金子与你。且不要慌，老娘慢慢消遣你。
潘金莲平日在武大面前拿大惯了，被武松戳着痛处，自然恼羞成怒。说起话来，嘴硬、气凶，确是个淫荡的泼女人。阎婆惜却不同，平日在宋江面前伏小隐忍，“只道吊桶落在井里”，一下得着机会，“井落在吊桶里了”，便欲置人死地，而且要“慢慢消遣”，嘴角边分明露出了叫人毛骨悚然的冷笑。不仅淫、泼，更显得阴险狠毒、刁钻，这是一种令人颤栗的个性。这两段话确实写得妙，读者读着，声音似在耳边响起，人也站到了你的面前，潘金莲就是潘金莲，阎婆惜就是阎婆惜。怪不得李贽在潘金莲说的一番话的夹批中连写了七个“画”字，眉批又曰：“传神传神！”金圣叹也赞道：“辞令妙品”；在“杀惜”一回的总评中“李贽”也说：“摩写……阎婆惜……不惟能画眼前，且画心上；不惟能画心上，且并画意外。”
《水浒传》不仅通过人物的对话，显现相同身份、地位人物性格上的细微差别，就是同一人物前后性格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也往往通过他的语言来体现。火烧草料场，林冲杀了陆谦、富安和差拨，这是林冲性格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折。此后，林冲逃走，来到一间草屋，和几个庄客一起烤火、烘衣裳，忽然闻着酒香，便再三要回酒喝。庄客不肯，说道：“好意着你烘衣裳向火，便来要酒吃，去便去，不去时将来吊在这里。”“林冲怒道：‘这厮们好无道理。’”把庄客打走，又道：“都走了，老爷快活吃酒。”一向谨慎小心、逆来顺受的林冲粗野起来了。在东京受高衙内凌辱的时候，他没有这样过；在野猪林中董超、薛霸折磨他，要杀害他，他也没这样过；柴进庄上，洪教头明明欺侮他，他还忍气吞声、低声下气。忍无可忍，杀了陆谦、富安，他变了，非复昔日的林冲，变得粗起来、称“老爷”了。这种粗，正说明林冲对统治者——高俅辈的幻想，挣扎着回东京好与妻子团圆，寻一个出头之日的幻想彻底破灭。自此，林冲由委曲求全、隐忍退让转而向高俅辈积极反抗斗争了。林冲性格上的这种变化，除了由林冲的行动来反映，上述林冲的两句简短的话，岂不也是个极好的体现？
三
《水浒传》故事南宋时便在民间广泛流传，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条中就有石头孙立、青面兽、武行者的题目。《宣和遗事》也是一种“说话”艺人“说话”时的简陋底本。“说话人”在勾栏瓦舍中“说话”，为争取听众，除了在故事情节方面要不断加工，语言也须不断锤炼。使用生动形象又通俗易懂的民间口头语，特别是市人口语，正是争取听众的一种重要手段。到元末明初施耐庵、罗贯中集成，一方面因为原有的“本”，另一方面也由于施、罗久居城市，熟悉市民的口语，因此《水浒传》继承了自变文、“市人小说”以来用白话创作的优良传统。《水浒传》的语言来自人民的口语，又经过“说话”艺人、书会才人、施耐庵、罗贯中等许多人有意识的选择、集中、提炼，比起变文和其他一些宋元市人小说来，更显得自然、生动、精炼，充满着生活气息。它能酣畅淋漓地描绘人物的外貌行动，有条有理、清清楚楚地交待故事情节，有时也能顺畅地抒写人物的心情。《水浒传》的作者们无愧语言大师的称号。因为通俗，也无怪“贩夫皂隶”都能看懂。
特别是《水浒传》中人物的对话，除了个别人物如宋江间或有意识地使用一些文言外，几乎一律采用民间口头语，既通俗易懂，又能绘声绘形，传神写心，使人物鲜明如画。
“杀惜”一回，写阎婆惜发现梁山泊给宋江的文书，趁机要挟，索要梁山泊给宋江的一百两黄金，宋江答以没有收下，阎婆惜道：
“可知哩！常言道：公人见钱，如蝇子见血。他使人送金子与你，你岂有推了转去的，这话却似放屁！做公人的，那个猫儿不吃腥？阎罗王面前须没放回的鬼，你待瞒谁？便把这百两金子与我，直得什么！你怕是贼赃时，快熔过了与我。”宋江道：“你也须知我是老实的人，不会说谎。你若不信，限我三日，我将家私变卖一百两金子与你。你还了我招文袋。”婆惜冷笑道：“你这黑三倒乖，把我一似小孩儿般捉弄。我便先还了你招文袋这封书，歇三日却同你讨金子，正是棺材出了讨挽歌郎钱。我这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快把来，两相交割。”
阎婆惜这个“识字看曲本”的“酒色娼妓”，本是个被污染与被损害者。虽然只有十八九岁，对当时的社会却有较深刻的认识：“公人见钱如蝇子见血”，“做公人的，那个猫儿不吃腥？阎罗王面前须没放回的鬼。”但她的身上却集中了市民的那种见利忘义、贪婪纵欲的劣根性。对当时社会不是批判，而是充满着对色欲的迷恋、对金钱的羡慕，分明流露出一种欲分一杯残羹的急不可耐的情绪，把自己的身体当作商品，还要把探得的宋江与梁山泊有交往的秘密也当作商品，竟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两相交割”了。这个人物的思想之所以揭示得如此深刻，同作者运用经过选择、提炼的市人口语、土谚是紧紧相联的。 人物对话运用市人口语、土谚而又能奏绘声绘形、写心写意之效的，在《水浒传》中，恐怕要数“说风情”，“药武大”，“斗殺西门庆”几回了。
“说风情”一回，写潘金莲雪天设酒勾引武松，有这样一节：
那妇人见他不应，劈手便来夺火箸，口里道：“叔叔不会簇火，我与叔叔拨火，只要似火盆常热便好。”武松有八九分焦躁，只不做声。那妇人欲心似火，不看武松焦躁，便放了火箸，却筛一盏酒来，自呷了一口，剩了大半盏，看着武松道：“你若有心，吃我这半盏儿残酒。”
这一节中，潘金莲讲了两句话。第一句是活的，然而又是经过精选的双关语。潘金莲当时手拿火箸拨火，火映脸红，眼斜睨着武松的神态都给画出来了。第二句，只是普通的口语，但在称呼上来了个变化：前面喊了三十九声“叔叔”，这里突然换作个“你”字。称呼上的微小变化，见出了潘金莲感情上的一个飞跃。以前还只是怀抱琵琶、半遮半掩，现在是破门而出，顾不得羞耻了。怪不得金圣叹赞曰：“妙心妙笔。”
同一回，写郓哥到王婆茶店找西门庆，又有一段郓哥与王婆的对话，尤其精彩。全引如次：
郓哥把篮儿放下，看着王婆道：“干娘拜揖。”那婆子问道：“郓哥，你来这里做什么？”郓哥道：“要寻大官人，赚三五十钱养活老爹。”婆子道：“什么大官人？”郓哥道：“干娘情知那个，便只是他那个？”婆子道：“便是大官人，也有个姓名。”郓哥道：“便是两个字的。”婆子道：“什么两个字的？”郓哥道：“干娘只是要作耍，我要和西门大官人说句话。”望里面便走。那婆子一把揪住道：“小猴子哪里去？人家屋里，各有内外。”郓哥道：“我去房里便寻出来。”王婆道：“含鸟猢狲！我屋里哪得什么西门大官人！”郓哥道：“干娘不要独自呵，也把些汁水与我呷一呷。我有什么不理会得。”婆子便骂道：“你那小猢狲，理会得什么？”郓哥：“你正是马蹄刀木杓里切菜，水泄不漏；半点儿也没得落地。直要我说出来，只怕卖炊饼的哥哥发作。”那婆子吃了这两句，道着她真病，心中大怒，喝道：“含鸟猢狲！也来老娘屋里放屁辣臊！”郓哥道：“我是小猢狲，你是马泊六！”
缓缓入来，愈吵愈紧，用的全是当时市民的口语，无雕饰，近天然，形象生动，绘声绘形。那么长一篇对话，几乎没有人物神态动作的描写，却像精采的戏剧语言那样充满动作性，人物的神情姿态栩栩如生。郓哥乖觉、天真，听人说“你小孩子家，只顾撞入去不妨”，便当真寻去。因为乖觉，又使得他到茶坊不先直说来找西门庆，只说“要寻大官人”，又说“干娘情知那个，便只是他那个？”脸上分明露出知情的捉狭的微笑来。王婆呢，惯于牵线，何等精细！从西门庆在潘金莲门前“挨叉竿”“唱肥诺”，便知道他要打潘金莲的主意；从郓哥的微笑和话语中，也定能猜出他知道风声，却一味装糊涂，只是“什么大官人？”老脸皮厚，但分明也露出一点窘态。直到闹僵了，两个人上劲对骂，郓哥话中带刺，的确是个小市民；又到底小，此事何能再让别人知道，却要去“把些汁水呷一呷”，竟想“马蹄木杓里切菜”，漏出半点水来，油滑之中还留着一片天真。王婆却因道着心病，恼羞成怒，骂起街来了，真正街市中的泼媒婆，一欺郓哥小，二仗西门庆势。半篇文字，笔势纵横，就两个人，真正写出活画来了。“说马泊六便像个马泊六，说小猴子便像个小猴子。”“但觉读一过”，“马泊六，小猴子光景在眼……声音在耳。”李贽的这些评语真是再恰当不过了。《水浒传》作者驾驭语言的能力，的确可以与任何语言大师并驾齐驱。如果作者不是对市民的生活相当熟悉并有深刻理解，这半篇文字能结纂得来么？
读过《水浒传》，我们有一个感觉：《水浒传》中凡是用市民语言反映市民生活、为市民写心的地方，作者的叙述性、描写性的语言和作品中人物的对话便完全胶着、融会在一起，文字特别生动，生活气息特别浓，人物形象也特别鲜明。上面所举阎婆惜得着招文袋的自语、潘金莲与武松斗嘴两段，还有阎婆硬拉宋江上门饮酒那些话，王婆与西门庆“说风情”以及唐牛儿与阎婆斗嘴、乔郓哥与王婆吵骂等，无不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所以，茅盾先生说：“《水浒传》也还有许多优点值得我们学习。例如人物的对话中常用当时民间的口头语，因而使得我们如闻其声。”
四
中国古典小说，常常用人物的对话交待故事的来龙去脉。这方法的运用，怕和“说话”有关。运用得好，小说的结构谨严，情节的发展自然，又可省却许多笔墨。可惜，好些古典小说的作者，只注意用人物的语言来衔接照应、推动情节，而不注意人物的思想感情，使得作品中的人物成了听任作者调遣的躯壳，而不是生活中有血有肉的活人。《水浒传》的作者则不同，在运用人物对白交待故事来龙去脉时，总是从人物本身性格的要求出发，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起着使文章结构谨严，情节发展自然，又突出人物性格的作用。
第八回，写林冲遭高俅诬陷，发配沧州，与岳父、妻子分别时有两段对话，显得情悠悠恨绵绵。一段是林冲对岳父张教头说的：
“……自蒙泰山错爱，将令爱嫁事小人，已经三载，不曾有半些儿差池。虽不曾生半个儿女，未曾面红耳赤，半点相争。今日小人遭这场横事，配去沧州，生死存亡未保。娘子在家，小人心去不稳。诚恐高衙内威逼这头亲事。况兼青春年少，休为林冲误了前程……明白立纸休书，任从改嫁，并无争执。如此，林冲心去的稳，免得高衙内陷害。”
一段是林冲对妻子说的：
“娘子，小人有句话说，已禀过泰山了。为是林冲年灾月厄，遭这场屈事。今去沧州，生死不保，诚恐误了娘子青春，今已写下几字在此。万望娘子休等小人，有好头脑，自行招嫁，莫为林冲误了贤妻。”
读林冲对岳父、妻子的这两段话，真使人有生离死别，“凄凄恻恻”之感。显见得英雄也儿女情长，林冲的形象不落“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俗套。在结构上，这几段话又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林冲的话中分明在暗示，高衙内不会放过林娘子，这与上回“误入白虎堂”陆谦、富安探看高衙内病情时说的“衙内且宽心，只在小人两个身上，好歹要共那人完聚，只除他自缢死了便罢”紧紧相承。正因为林冲夫妇伉俪情深，林娘子矢志不更嫁，才又有可能结纂“火烧草料场”一大篇文字。“火烧草料场”一回，写林冲在山神庙内听得陆谦、富安一个说：“端的亏管营、差拨两位用心……这番张教头没的推故了。”一个道：“张教头那厮，三回五次推人情去说‘你的女婿殁了’，张教头越不肯应承。因此衙内病患看看重了，太尉特使俺两个央你二位干这事，不想今日完备。”正与上面两段话相呼应。正因为前面有林冲与岳父、妻子分别时的那几段对白以及林冲夫妇生离死别凄楚场景的描绘，这里“火烧草料场”情节的出现、发展才更显得自然，更合乎情理，也更让人觉得高俅的狠毒。第二十回，写晁盖等劫生辰纲上山，林冲火并了王伦，“遂将心腹备细诉与晁盖道：‘小人自上山之后，欲要搬取妻子上山来。因见王伦心术不定，难以过活，一向蹉跎过了，流落东京，不知死活。”然后派遣心腹小喽啰下山搬取妻子上山。小喽啰还寨复命：“……闻说娘子被高太尉威逼亲事，自缢身死，已故半载……”“林冲见说了，潸然泪下，自此杜绝了心中挂念。”这段文字，又分明在照应上文，对第七第八回所写高衙内欲霸占林娘子事作一交待。运用对话，先露端倪，后作照应，针线何等绵密。而且，林冲对晁盖讲的这番话，一见得林冲夫妇恩爱情深，对林冲的性格做了补充刻画，并使其前后一致起来；二见得高俅父子“倚势豪强”淫乱凶残，更令人发指。到五十八回，又写鲁智深上山，与林冲相见，问林冲：“洒家自与教头沧州别后，曾知阿嫂信息否？”再行照应，使文章“余波演漾”，又显出了鲁智深那种“救人须救彻”的义肝烈胆。结构上可谓无懈可击。
上述几段人物对白，写得的确各有思想、各有性格，亦且各有声口。林冲的情深意切，缠绵凄恻；鲁达的豪爽关切。即如陆谦、富安的话，亦写得极有个性，“只在小人两个身上，好歹要共那人完聚，只除他自缢死了。”活画出摇尾献媚、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奴才嘴脸来。烧了草料堂，以为林冲已被烧死，欣欣然，“不想今日完备”，想到要得到主子的奖赏，似乎得意地笑了。像这样写人物的语言既注意人物的思想性格，使人物确如现实生活中有血有肉的活人，又用对话衔接照应，推动情节，而且不露痕迹，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中并不多见。
《水浒传》人物对话艺术的成就确实相当高，有时淡淡几笔，便能使人物跃然于纸上。《水浒传》所表现的思想为许多专家重视，因此探讨它的思想的文章颇多，当然，这是必要的。可是对这部巨著艺术特色及其成就进行探讨的文章却太少了，应该说，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本文就是试图在《水浒传》的艺术成就及其特色方面做一些挖掘工作，更希望大家在这方面共同努力，继承这笔宝贵的艺术遗产。
（选自《明清小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