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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国逐步把反对和防止出现“修正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首要任务。在长时间里，人们一般认为，这是由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分歧而来，其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当人们对1958年的“大跃进”是如何发动起来的这段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后，就可以发现，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走上“反修、防修”的道路，有着更深刻的国内原因。
批“反冒进”与党内反“右派”
1958年的“大跃进”，是以反“反冒进”开路的。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是“多快好省”，还是“少慢差费”，是两条路线。前者是马克思主义路线，后者是非马克思主义路线。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按照斯大林的逻辑，党内斗争是党外阶级斗争的反映。毛泽东得出结论说，反“冒进”，是政治问题，离资产阶级右派只有50米远了。如果说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只是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那么省一级领导人被打成“右派”的，却不在少数。
综观当年各省委揭发批判的省级领导人，除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古大存，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冯白驹从20世纪50年代初就被扣上“地方主义”帽子，这时又被定为“右派”、“反党”以外，绝大多数是1955年夏农业合作化“反右倾”中持不同意见者，少数是1958年“大跃进”发动起来以后一些坚持不随风起舞的人。中共浙江省委反对沙文汉(省委常委、省长)、杨思一(省委常委、副省长)的斗争开展得最早，开了中共党内把省级领导人打成“右派分子”的先河。紧随其后的是安徽省委书记、副省长李世农；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孙殿才；青海省委书记、省长孙作宾；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广西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再励；山东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卓如，副省长袁子扬；辽宁省委书记王铮，省委书记兼省长杜者蘅，省委书记、副省长李涛等。他们均被扣上了“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的帽子，被开除出党。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多次谈到，要准备有人“秋后算账”。在1958年4月初的汉口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讲了“观潮派”、“算账派”问题。他说，现在我担心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冒进。今年干劲这么大，如果不丰收，群众情绪受挫折，就会反映到上层建筑上来，一些干部、民主人士、党内有右倾情绪的人，就会出来刮台风，“观潮派”、“算账派”就会出来说话。“楼观沧海月，门对浙江潮”。各省要向地、县讲清楚，要有精神准备。他还说，中庸之道，实际上是落后论，四平八稳，成为一派。“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实际为右倾。所谓稳妥可靠，结果是既不稳妥，又不可靠。对于“稳妥派”，有个办法，到了一定时候就提出新的口号，使他无法稳。这一派，人数可能比较多，“稳健派”、“观潮派”、“等潮派”。如果来一个灾荒，他们还是要出来讲话的——“看你们跃吧”，“老子讲过，现在如何呢”!“冒进”是稳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准备这一着。
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的同时，抛出“观潮派”、“算账派”两顶帽子，就使党内所有的人在日后无法提出异议；在把“反冒进”与所谓“资产阶级右派”连在一起之后，又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还将反复，更预示着把党内的不同意见直接与阶级斗争挂上了钩。
“三面红旗”受挫与庐山“反右倾”
1958年“大跃进”最主要的标志，是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践的结果是：
在公布完成的1108万吨钢中，被称为“洋钢”的合格好钢只有800万吨；在1369万吨生铁中，被称为“洋铁”的合格生铁只有953万吨，其余308万吨土钢和416万吨土铁，均为不合格产品，有些完全是废钢、废铁。据国家统计局估算，1958年土法炼钢、炼铁的亏损达50亿元，国家花费了大量补贴。森林资源的破坏更是惊人。大搞群众运动，号召破除迷信，否定遵守规章制度的必要性，单纯追求产量，盲目拼设备，管理陷于混乱，导致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被白白浪费，不少设备因超负荷带病运转遭到损坏。工程质量事故的数量、伤亡的人数比历年大增。
为保证实现钢产量翻番指标，钢铁工业本身的基本建设规模增加了，与钢铁工业有关的煤、电、运输等部门的建设项目同样增加，拉长了1958年的基本建设战线，导致工业内部与工交之间比例失调。全民大办工业，使全国职工总人数由1957年底的2451万人猛增到4352万人，超过了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的负担能力，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支出和商品粮销量，扩大了社会购买力，加剧了社会商品的供需矛盾。
以“一大二公”为特征的人民公社，一开始就刮起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由高指标、“放卫星”引发的“浮夸风”，以及相伴而来的“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共生。加之大办工业、大炼钢铁调用了农村大量青壮劳力，当年秋收季节，为完成钢铁翻番任务，约有9000YJ"人上山采矿炼铁，致使不少庄稼无人收割，不少地区的粮食、棉花因无人收割而烂在地里。根据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保守统计，1958年农作物估计有10％未收回。大办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饭，又浪费了大量粮食，以致1958年冬到1959年春有的地方就开始出现断粮。因农业“放卫星”，连续疲劳作战，加之营养不良，不少地区出现浮肿病，四川、山东、河南、甘肃等省出现非正常死亡。
毛泽东早在1958年11月就发现了人民公社刮“共产风”、抢先向共产主义过渡等问题，并在河南郑州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省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开始压缩空气。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时，毛泽东认为总的形势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这三句话是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条必须肯定，不能动摇；问题虽然不少，但也只是一、二、三个指头而已；现在的问题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鼓起劲来，继续“跃进”。这就是毛泽东召开庐山会议的本意和对形势估计的底线。
在庐山会议上，对1958年所犯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与会者在认识上出现分歧。一些在1958年头脑发热、错误比较严重的地方负责人如柯庆施等明显护短，强调“大跃进”的成绩是主要的。他们虽然承认出现了一些问题，但认为并不严重，并认为经过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工作，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现在不应老是纠缠过去的错洪，而应强调鼓足干劲，继续“跃进”。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因见毛泽东未果，不得已上书陈述意见。彭认为：大炼钢铁“有失有得”，引起“比例失凋”；影响到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关系，“是具有政治性的”；犯错洪的原因，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
在毛泽东看来，彭德怀的信无疑是在挑战“三面红旗”，动摇全党、 全国继续“跃进”的信心。于是，毛泽东借彭德怀这封信，发动了一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以期再次激起人们的“革命干劲”，实现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
总结经验教训与毛、刘出现分歧
从1958年到1960年，三年“大跃进”造成的灾难，根源在1958年批周恩来、陈云的“反冒进”及1959年反彭德怀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但毛泽东对此始终不予承认。
在1959年4月召开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1958年到1959年计划何以再三变动时说：“事物发展的规律”，总是“波浪式前进”，但这与1958年的“反冒进”不同，批“反冒进”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要懂得波浪式前进。“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不能天天搞高潮。我不反对波浪式，但在群众中公开“反冒进”是不对的，这是泼冷水、泄气的办法。我只是不同意“反冒进”，同意按照形势改变计划。我所反对的是公开在群众中间、在报纸上“反冒进”。
1961年3月14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开始，毛泽东回顾了郑州会议以来的这段历史。他说：
“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实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右是要反的，也不得不反。不反，对我们工作就不利。庐山会议是要反右的，但是接着就在群众中反右，这就坏了。”
这段话犹如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毛泽东意识到北戴河会议以来头脑发热，提出要压缩空气的同时，一再强调批“反冒进”是正确的、必要的一样，这时，毛泽东同样意识到，庐山会议以后，从上到下“反右倾”，是导致“五风”再起的祸根，但他不能承认批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是批错了。三年“大跃进”，终究是毛泽东的一个心结。因此，在全党总结经验教训，为纠正错误而采取措施时，毛泽东与刘少奇出现了分歧。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重要厂矿企业和军队的负责干部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先是向大会提交了书面发言，1月27日又在大会上作口头报告，一口气讲了3个小时。
首先，是对困难形势的估计。刘少奇说：“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以上升。……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其二，关于造成困难的原因，主要是天灾，还是人祸?刘少奇说：“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其三，如何估计这三年的成绩与错误?刘少奇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
其四，在对困难形势、造成困难的原因、成绩和错误的关系作了分析和估计之后，无疑就得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作出结论了。对此，刘少奇在小会上曾说：“三面红旗”比较难说，但在大会上又不能不说。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无奈地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刘少奇在作出上述分析和估计的同时，虽然也讲了“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是在执行中有偏差，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所谓中央负责，包括中央各部门，包括国务院和国务院所属的各部门”。但无论如何，不能不使人们想到毛泽东的错误。因此，当年参与起草刘少奇书面报告的胡绳事后回忆说：刘少奇在台上讲，毛主席不断插话，我就担心毛主席是否能够接受。
问题并没有到此打住。刘少奇在会后整理这份口头报告时，曾情绪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1962年3月17日，刘少奇在同谢富治、王任重谈公安工作时，以极其严肃的口吻说道：“这四年的经验教训多得很，你们要好好总结。主要经验是混淆两类矛盾。混敌为我的也有，但主要是混我为敌。下面不按照法律，县、公社甚至大队用长期拘留、劳改、劳教等办法，不知折磨死了多少人。你们要认真检查，彻底揭露、批判。当然，揭露出来是不好看的，是很丑的，但是，有那个事实嘛，怕什么丑呢?今天不揭，明天还要揭；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也要揭。”
刘少奇这些话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无疑会引起更大的误解。
在此前后，农村因粮食危机，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不少地区自发搞借地度荒或包产到户。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受毛泽东的委派去湖南调查《农业六十条》在农村落实的情况。田家英原本是不赞成包产到户的，这次在认真听取并思考了农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之后，得出结论：包产到户对解救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集体经济危机，迅速恢复农业生产是有利的和必要的。1962年7月，田家英回到北京以后，向刘少奇汇报了他的意见。据逄先知回忆：“汇报刚开了个头，就被打断了。刘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接着就提出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并 且详细讲了对当时形势的看法。田问：‘少奇同志这些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刘说：‘可以。’刘少奇又吩咐田家英把他的意见在‘秀才’中间酝酿一下，听听反应。”过了两天，毛泽东从外地视察回到北京，田家英被召见。当田家英向毛泽东系统地陈述了关于包产到户的意见后，毛泽东突然问道：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田家英一时无言以对。毛泽东接着又问：“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答：“是我个人的意见。”同一时间，陈云经过调查，就分田到户问题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交换意见，大家都没有表示不同意见。陈云因此当面向毛泽东陈述了分田到户的理由，毛泽东很是生气。第二天，毛泽东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
赫鲁晓夫的阴影与“文化大革命”
1962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改变了原定讨论国民经济调整的议程，重提阶级斗争，大批1962年上半年刮起的三股“黑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
8月6日，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提出了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问题。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的，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用?国内形势，有些同志过去曾经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是不是一片黑暗，两种看法哪种对?矛盾问题，如果承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我想是几百年。究竟哪一年进入社会主义，进了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就成了无矛盾论、无冲突论了。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百分之几十?有的说百分之二十，安徽更多。就全国来讲，这时期比较突出。究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就有闹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有些人也是要搞单干的。
如果说，毛泽东在8月6日的讲话还只是提出问题，那么8月9日在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就更尖锐了。毛泽东一上来就说：“今天单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然后，谈到形势，毛泽东说：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能讲一片黑暗。1960年以来，不讲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40％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单干。“赫鲁晓夫还不敢解散集体农场”。接着，毛泽东批评说：党内有这么一部分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有一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或者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准备，没有马列主义，一有风就顶不住。
9月24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从阶级、形势、矛盾讲到如何对待党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然后，从国际讲到国内，提出：在我们中国，人民群众也有同“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它做“右倾机会主义”，现在看，恐怕改一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并据此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可见，由“七千人大会”对形势分析引发的矛盾，毛泽东已把问题提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高度。19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还曾直截了当地说：“1960年下半年，1961年、1962年上半年，都讲黑暗，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这不是压我?压我两年了，难道讲一点光明都不行?”1964年8月2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等谈话时又说：“‘七千人大会’有纲，也有目，把一些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以后在四、五月更讲得严重。”到1965年，问题摆得就更明白了。8月11日，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小范围会议上说，1962年刮歪风，在国际上、外交上主张“三和一少”，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如果当时我们几个常委不顶住，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的作者张素华在解读毛泽东这段话时说：其实，在毛泽东看来，多数常委并没有“顶住”。可见，毛泽东的矛头所向，已不言自明了。
众所周知，1956年2月，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会议期间作了一个《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破坏法制、践踏人权、镇压党内反对派的严重罪行。这份秘密报告，被中共高层认为是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毛泽东称这是俄国人丢了“斯大林这把刀子”。在1980年7月的一次座谈会上，胡乔木谈到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时说，毛主席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二十大报告一直到死都耿耿于怀。刘少奇说的“今天不揭，明天还要揭；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也要揭”，不能不使毛泽东感到，身后中国也会出“赫鲁晓夫”。
当然，我们不能把日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简单地归结于毛、刘之间的个人恩怨，其中确实存在着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意见，然而这恰恰是1958年“大跃进”播下的种子。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大学校，并把这看做是共产主义的一番议论，不正是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全民皆兵，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那一套的另一种概括吗?1974年12月，毛泽东与周恩来、王洪文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是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又说：我国实行的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可以看出，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直是毛泽东追求的建设理想共产主义的道路和模式。因此，被认为从“七千人大会”与他分道的刘少奇，作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就是逻辑的必然了。
批“反冒进”与党内反“右派”
1958年的“大跃进”，是以反“反冒进”开路的。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是“多快好省”，还是“少慢差费”，是两条路线。前者是马克思主义路线，后者是非马克思主义路线。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按照斯大林的逻辑，党内斗争是党外阶级斗争的反映。毛泽东得出结论说，反“冒进”，是政治问题，离资产阶级右派只有50米远了。如果说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只是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那么省一级领导人被打成“右派”的，却不在少数。
综观当年各省委揭发批判的省级领导人，除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古大存，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冯白驹从20世纪50年代初就被扣上“地方主义”帽子，这时又被定为“右派”、“反党”以外，绝大多数是1955年夏农业合作化“反右倾”中持不同意见者，少数是1958年“大跃进”发动起来以后一些坚持不随风起舞的人。中共浙江省委反对沙文汉(省委常委、省长)、杨思一(省委常委、副省长)的斗争开展得最早，开了中共党内把省级领导人打成“右派分子”的先河。紧随其后的是安徽省委书记、副省长李世农；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孙殿才；青海省委书记、省长孙作宾；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广西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再励；山东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卓如，副省长袁子扬；辽宁省委书记王铮，省委书记兼省长杜者蘅，省委书记、副省长李涛等。他们均被扣上了“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的帽子，被开除出党。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多次谈到，要准备有人“秋后算账”。在1958年4月初的汉口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讲了“观潮派”、“算账派”问题。他说，现在我担心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冒进。今年干劲这么大，如果不丰收，群众情绪受挫折，就会反映到上层建筑上来，一些干部、民主人士、党内有右倾情绪的人，就会出来刮台风，“观潮派”、“算账派”就会出来说话。“楼观沧海月，门对浙江潮”。各省要向地、县讲清楚，要有精神准备。他还说，中庸之道，实际上是落后论，四平八稳，成为一派。“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实际为右倾。所谓稳妥可靠，结果是既不稳妥，又不可靠。对于“稳妥派”，有个办法，到了一定时候就提出新的口号，使他无法稳。这一派，人数可能比较多，“稳健派”、“观潮派”、“等潮派”。如果来一个灾荒，他们还是要出来讲话的——“看你们跃吧”，“老子讲过，现在如何呢”!“冒进”是稳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准备这一着。
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的同时，抛出“观潮派”、“算账派”两顶帽子，就使党内所有的人在日后无法提出异议；在把“反冒进”与所谓“资产阶级右派”连在一起之后，又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还将反复，更预示着把党内的不同意见直接与阶级斗争挂上了钩。
“三面红旗”受挫与庐山“反右倾”
1958年“大跃进”最主要的标志，是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践的结果是：
在公布完成的1108万吨钢中，被称为“洋钢”的合格好钢只有800万吨；在1369万吨生铁中，被称为“洋铁”的合格生铁只有953万吨，其余308万吨土钢和416万吨土铁，均为不合格产品，有些完全是废钢、废铁。据国家统计局估算，1958年土法炼钢、炼铁的亏损达50亿元，国家花费了大量补贴。森林资源的破坏更是惊人。大搞群众运动，号召破除迷信，否定遵守规章制度的必要性，单纯追求产量，盲目拼设备，管理陷于混乱，导致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被白白浪费，不少设备因超负荷带病运转遭到损坏。工程质量事故的数量、伤亡的人数比历年大增。
为保证实现钢产量翻番指标，钢铁工业本身的基本建设规模增加了，与钢铁工业有关的煤、电、运输等部门的建设项目同样增加，拉长了1958年的基本建设战线，导致工业内部与工交之间比例失调。全民大办工业，使全国职工总人数由1957年底的2451万人猛增到4352万人，超过了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的负担能力，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支出和商品粮销量，扩大了社会购买力，加剧了社会商品的供需矛盾。
以“一大二公”为特征的人民公社，一开始就刮起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由高指标、“放卫星”引发的“浮夸风”，以及相伴而来的“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共生。加之大办工业、大炼钢铁调用了农村大量青壮劳力，当年秋收季节，为完成钢铁翻番任务，约有9000YJ"人上山采矿炼铁，致使不少庄稼无人收割，不少地区的粮食、棉花因无人收割而烂在地里。根据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保守统计，1958年农作物估计有10％未收回。大办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饭，又浪费了大量粮食，以致1958年冬到1959年春有的地方就开始出现断粮。因农业“放卫星”，连续疲劳作战，加之营养不良，不少地区出现浮肿病，四川、山东、河南、甘肃等省出现非正常死亡。
毛泽东早在1958年11月就发现了人民公社刮“共产风”、抢先向共产主义过渡等问题，并在河南郑州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省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开始压缩空气。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时，毛泽东认为总的形势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这三句话是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条必须肯定，不能动摇；问题虽然不少，但也只是一、二、三个指头而已；现在的问题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鼓起劲来，继续“跃进”。这就是毛泽东召开庐山会议的本意和对形势估计的底线。
在庐山会议上，对1958年所犯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与会者在认识上出现分歧。一些在1958年头脑发热、错误比较严重的地方负责人如柯庆施等明显护短，强调“大跃进”的成绩是主要的。他们虽然承认出现了一些问题，但认为并不严重，并认为经过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工作，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现在不应老是纠缠过去的错洪，而应强调鼓足干劲，继续“跃进”。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因见毛泽东未果，不得已上书陈述意见。彭认为：大炼钢铁“有失有得”，引起“比例失凋”；影响到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关系，“是具有政治性的”；犯错洪的原因，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
在毛泽东看来，彭德怀的信无疑是在挑战“三面红旗”，动摇全党、 全国继续“跃进”的信心。于是，毛泽东借彭德怀这封信，发动了一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以期再次激起人们的“革命干劲”，实现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
总结经验教训与毛、刘出现分歧
从1958年到1960年，三年“大跃进”造成的灾难，根源在1958年批周恩来、陈云的“反冒进”及1959年反彭德怀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但毛泽东对此始终不予承认。
在1959年4月召开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1958年到1959年计划何以再三变动时说：“事物发展的规律”，总是“波浪式前进”，但这与1958年的“反冒进”不同，批“反冒进”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要懂得波浪式前进。“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不能天天搞高潮。我不反对波浪式，但在群众中公开“反冒进”是不对的，这是泼冷水、泄气的办法。我只是不同意“反冒进”，同意按照形势改变计划。我所反对的是公开在群众中间、在报纸上“反冒进”。
1961年3月14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开始，毛泽东回顾了郑州会议以来的这段历史。他说：
“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实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右是要反的，也不得不反。不反，对我们工作就不利。庐山会议是要反右的，但是接着就在群众中反右，这就坏了。”
这段话犹如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毛泽东意识到北戴河会议以来头脑发热，提出要压缩空气的同时，一再强调批“反冒进”是正确的、必要的一样，这时，毛泽东同样意识到，庐山会议以后，从上到下“反右倾”，是导致“五风”再起的祸根，但他不能承认批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是批错了。三年“大跃进”，终究是毛泽东的一个心结。因此，在全党总结经验教训，为纠正错误而采取措施时，毛泽东与刘少奇出现了分歧。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重要厂矿企业和军队的负责干部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先是向大会提交了书面发言，1月27日又在大会上作口头报告，一口气讲了3个小时。
首先，是对困难形势的估计。刘少奇说：“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以上升。……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其二，关于造成困难的原因，主要是天灾，还是人祸?刘少奇说：“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其三，如何估计这三年的成绩与错误?刘少奇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
其四，在对困难形势、造成困难的原因、成绩和错误的关系作了分析和估计之后，无疑就得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作出结论了。对此，刘少奇在小会上曾说：“三面红旗”比较难说，但在大会上又不能不说。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无奈地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刘少奇在作出上述分析和估计的同时，虽然也讲了“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是在执行中有偏差，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所谓中央负责，包括中央各部门，包括国务院和国务院所属的各部门”。但无论如何，不能不使人们想到毛泽东的错误。因此，当年参与起草刘少奇书面报告的胡绳事后回忆说：刘少奇在台上讲，毛主席不断插话，我就担心毛主席是否能够接受。
问题并没有到此打住。刘少奇在会后整理这份口头报告时，曾情绪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1962年3月17日，刘少奇在同谢富治、王任重谈公安工作时，以极其严肃的口吻说道：“这四年的经验教训多得很，你们要好好总结。主要经验是混淆两类矛盾。混敌为我的也有，但主要是混我为敌。下面不按照法律，县、公社甚至大队用长期拘留、劳改、劳教等办法，不知折磨死了多少人。你们要认真检查，彻底揭露、批判。当然，揭露出来是不好看的，是很丑的，但是，有那个事实嘛，怕什么丑呢?今天不揭，明天还要揭；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也要揭。”
刘少奇这些话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无疑会引起更大的误解。
在此前后，农村因粮食危机，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不少地区自发搞借地度荒或包产到户。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受毛泽东的委派去湖南调查《农业六十条》在农村落实的情况。田家英原本是不赞成包产到户的，这次在认真听取并思考了农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之后，得出结论：包产到户对解救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集体经济危机，迅速恢复农业生产是有利的和必要的。1962年7月，田家英回到北京以后，向刘少奇汇报了他的意见。据逄先知回忆：“汇报刚开了个头，就被打断了。刘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接着就提出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并 且详细讲了对当时形势的看法。田问：‘少奇同志这些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刘说：‘可以。’刘少奇又吩咐田家英把他的意见在‘秀才’中间酝酿一下，听听反应。”过了两天，毛泽东从外地视察回到北京，田家英被召见。当田家英向毛泽东系统地陈述了关于包产到户的意见后，毛泽东突然问道：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田家英一时无言以对。毛泽东接着又问：“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答：“是我个人的意见。”同一时间，陈云经过调查，就分田到户问题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交换意见，大家都没有表示不同意见。陈云因此当面向毛泽东陈述了分田到户的理由，毛泽东很是生气。第二天，毛泽东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
赫鲁晓夫的阴影与“文化大革命”
1962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改变了原定讨论国民经济调整的议程，重提阶级斗争，大批1962年上半年刮起的三股“黑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
8月6日，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提出了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问题。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的，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用?国内形势，有些同志过去曾经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是不是一片黑暗，两种看法哪种对?矛盾问题，如果承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我想是几百年。究竟哪一年进入社会主义，进了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就成了无矛盾论、无冲突论了。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百分之几十?有的说百分之二十，安徽更多。就全国来讲，这时期比较突出。究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就有闹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有些人也是要搞单干的。
如果说，毛泽东在8月6日的讲话还只是提出问题，那么8月9日在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就更尖锐了。毛泽东一上来就说：“今天单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然后，谈到形势，毛泽东说：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能讲一片黑暗。1960年以来，不讲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40％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单干。“赫鲁晓夫还不敢解散集体农场”。接着，毛泽东批评说：党内有这么一部分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有一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或者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准备，没有马列主义，一有风就顶不住。
9月24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从阶级、形势、矛盾讲到如何对待党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然后，从国际讲到国内，提出：在我们中国，人民群众也有同“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它做“右倾机会主义”，现在看，恐怕改一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并据此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可见，由“七千人大会”对形势分析引发的矛盾，毛泽东已把问题提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高度。19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还曾直截了当地说：“1960年下半年，1961年、1962年上半年，都讲黑暗，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这不是压我?压我两年了，难道讲一点光明都不行?”1964年8月2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等谈话时又说：“‘七千人大会’有纲，也有目，把一些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以后在四、五月更讲得严重。”到1965年，问题摆得就更明白了。8月11日，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小范围会议上说，1962年刮歪风，在国际上、外交上主张“三和一少”，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如果当时我们几个常委不顶住，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的作者张素华在解读毛泽东这段话时说：其实，在毛泽东看来，多数常委并没有“顶住”。可见，毛泽东的矛头所向，已不言自明了。
众所周知，1956年2月，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会议期间作了一个《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破坏法制、践踏人权、镇压党内反对派的严重罪行。这份秘密报告，被中共高层认为是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毛泽东称这是俄国人丢了“斯大林这把刀子”。在1980年7月的一次座谈会上，胡乔木谈到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时说，毛主席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二十大报告一直到死都耿耿于怀。刘少奇说的“今天不揭，明天还要揭；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也要揭”，不能不使毛泽东感到，身后中国也会出“赫鲁晓夫”。
当然，我们不能把日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简单地归结于毛、刘之间的个人恩怨，其中确实存在着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意见，然而这恰恰是1958年“大跃进”播下的种子。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大学校，并把这看做是共产主义的一番议论，不正是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全民皆兵，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那一套的另一种概括吗?1974年12月，毛泽东与周恩来、王洪文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是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又说：我国实行的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可以看出，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直是毛泽东追求的建设理想共产主义的道路和模式。因此，被认为从“七千人大会”与他分道的刘少奇，作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就是逻辑的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