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者，研也，可研墨使之濡也。”(《释名》)自古以来，砚就是研磨工具。砚因其形凹下像瓦，又名砚瓦；又因为形状像台，也通称砚台。
　　古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乃士人利禄之途的敲门砖，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是也。此类表达虽然属实；但在讲究含蓄的文人雅士看来也颇为露骨庸俗，故有唐庚“砚田无恶岁”的诗句。民谚“但留方寸地，好与子孙耕”则一语双关，道出了农业文明语境下安身立命的根基——耕田、砚田。由于读书、赋诗、作文须臾不离砚台，所以无论蒙童学子还是骚人墨客无不以守砚自标高格，有鉴于此，古代文人学士将其与纸、墨、笔一起，统称“文房四宝”。
　　“文房”之名起源于蒯上朝。当时所谓“文房”，是指国家典掌文翰之处。唐宋以后，“文房”则专指文人书房而言。南唐后主李煜，喜好文学，收藏甚丰，今见其所藏的书画皆押有“建业文房之颖”。北宋雍熙三年，翰林学士苏易简以笔墨纸砚“为学所资，不可斯须而阙”，撰《文房四谱》五卷，分笔谱二卷，砚、纸、墨各一卷。各卷分述叙事、制造、杂说、辞赋诸事，博收约取，内容详赡。故文房从此有“四谱”之名。南宋初，叶梦得撰《避暑录话》谓“世言徽州有文房四宝”，故《文房四谱》又称《文房四宝谱》，以笔、墨，纸、砚为文房所宝用。
　　砚究竟起于何时?文献记载：“砚与文字同兴，予黄帝之代也”，“从前黄帝得玉一纽，将其治成墨海，并在其上篆文曰：‘帝鸿氏之砚’”(《文房四谱》)。这也许是最早的砚和砚铭。
　　百年的考古成果，为我们探究古砚这一我国古代独特的文化现象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可靠的佐证。早期的“砚”形制很简单，只是一块圆形石头或长方形石板，附有研石，似乎还属于研磨器或调色器；人们经过长期实践，使“研”的用途逐步单一化，形成“研墨者日砚”的共识。
　　1980年，临潼姜寨遗址一座多人合葬墓出土一套完整的彩绘陶器的工具，其中包括石砚、石盖、磨棒、黑色颜料(氧化锰)以及陶质水盂等5件。砚为石质，近方形，面和底均平整光滑，砚面中部略偏处有圆形砚窝一个，直径7.1厘米、深2厘米；砚盖为扁平梯形，长8厘米、宽6.4厘米；研棒为柱状，一端为圆头，另一端斜面，出土时，放置于砚窝内；水杯为灰色陶，形似喇叭，柱状杯身，大口小底；颜料形状不规则，整体呈黑红色，主要成分为氧化铁(Fe₂O₃)。姜寨石砚的发现，将古砚的历史上溯到五千年以前。
　　此后不久，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又出土一套石制研磨石、研磨盘。研磨石呈圆柱状，下部平面光滑，是用来磨碎天然颜料的研具；研磨盘十分粗糙，呈三角状，由天然石头凿磨而成，研面有圆形凹，凹内十分光滑，和我们现在使用的砚台很相近，与研磨石配合使用，也是彩绘陶器的工具，距今约7000年，比姜寨石砚还早两千年。
　　除此之外，在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等地都曾发现仰韶文化时期的研磨器，这些研磨器上都有槽臼，槽臼内还残留有研磨颜料的痕迹。凡此种种，都雄辩地证明新石器时代已经广泛使用研磨器具。不过，史前研磨器无一例外，均属绘画工具，而非书写工具。
　　现能见到的最早专用于书写的砚是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4号秦墓中发现的石砚，砚和研墨石都用鹅卵石打磨而成，使用痕迹和墨迹明显，为战国晚期之物。砚通体外方内圆，线条流畅，原始简约，质朴精美。不过，那时的墨为天然矿石，因而砚还需用研棒辅助，才能将墨磨细。这段时期内，先贤们对砚的形制、品质进行了不懈的改进，除一般石砚外，还出现了陶砚、铜砚、漆砚等。
　　砚在汉代已普遍使用，这一点已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众多考古发现所证明。
　　1955～1956年，广州华侨新村工地发掘的40座西汉墓中，发现了石砚8件，出土时有的砚面和研石还附有颜料，形状各异，系采用圆而扁的石料磨制而成。
　　与此同时，广州东郊发掘西汉晚期木椁墓出土燧石砚一件，砚面还有许多墨迹；洛阳一汉墓中也发现一方汉石砚，为圆形三足，同时发现一研石放在砚上。
　　1956年，安徽太和县李阁乡农民取土时发现一完整石砚，圆形三足，盖有透雕双螭首形象，盖、底均有刻画花纹；同县另一农民开荒取土，也得一石砚，缺盖，亦为圆形三足。无独有偶，同期在广州东郊发现的东汉壁画墓中，也出土汉代陶砚一方，圆形、三足，并有漏斗形高盖。由此度之，西汉末至东汉，石砚多为圆形、三足、平面、有盖，并有简单的刻画花纹，
　　与南海之滨、中原腹地遥相呼应，在上世纪末的丝绸之路后期考古和抢救性发掘，在西陲敦煌，汉代古砚也屡有出土。
　　“979年在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两方石砚，一方圆面方座，径3.4厘米，座3.4厘米×3.4厘米，砚高1.5厘米；另一方青色细砂，略经加工，呈方形圆角，一面有墨痕，长宽各4厘米，高2厘米。后又在该遗址采得研木一方，为研墨辅助工具，通高0.8厘米，上部为椭圆形，四角翘起，砚面有裂纹，留存墨迹。上述几方砚台，虽材料粗糙、造型简单，未加任何装饰，但因陋就简，就地取材，注重实用，则一方面是处理大量军情信息所必需，另一方面，也真实反映了汉代屯田戍边士卒虽戎马倥偬、烽火不息，但仍乐观向上的军旅文化生活。
　　1988年，在敦煌南湖林场一汉代墓葬的抢救性发掘中又获得一方石质三熊足砚。砚体呈圆形，直径12厘米，高2.5厘米。下有等距三足，均为圆目怒齿熊头造像，精雕细刻，小巧玲珑。惟妙惟肖。砚外缘有一圈下陷小台，似为盖盖的合口，出土时盖已损坏。外缘还均匀分布一周等距离的水波纹。该砚磨杵石质，雕刻为“C”状虎形，虎背有斑纹，虎头、虎身、虎尾十分逼真，力大凶猛，虎啸生风。
　　此前，收藏界根据所见的三国至晋初的一方青瓷三熊足砚，认为蹄足砚初制于西晋，洛阳、广州、安徽太和出土的三足研以及敦煌熊足石砚的发现则彻底颠覆了这一结论。同时，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确认该三熊足石砚是为适应古人席地而坐的习惯制成的，是汉代砚台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1996年，这方熊足石砚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当然，丝路敦煌出土各种形制的汉代古砚与西汉移民拓边的战略不无关系。从西汉武帝始，至汉哀帝建平二年(前5年)，敦煌除相当规模的军事力量外，朝廷还先后把大量的获罪官吏、田卒及刑徒迁入敦煌。这批数量众多的移民成为中原文化向西陲边疆传播的使者，拓边百年后，敦煌就出现了张芝、曹全、汜胜之、侯瑾等一批著名的书法家、农学家、文学家。上文介绍的熊足石砚就更多渗透着中原文化的特点，且与烽燧遗址出土石砚一样，很可能就是墓主人生前从中原带进的，而且伴随了其一生。
　　另外，汉代陶砚也颇有可圈可点之处。其中，最为罕见的当属收藏于巴黎切鲁努斯基美术馆的十二峰陶砚。其山形砚砚面的前部塑造有十二山峰，山峰呈连绵状。内左右两峰下，各有一负山人像，三足为叠石状，塑造极为有力。观其砚形、山形、水滴，特别是人像的塑造和风格，似为西汉文物。而其结构的奇特，从未见诸任何著录，实为陶砚中的孤品。
　　东汉还造一种兽形鎏金的铜砚盒。安徽肥东、江苏徐州东汉墓中各出土1件这样的铜砚，砚盖作兽身形，砚面部分由石片镶成，兽身通体鎏金，还镶嵌着各种宝石、红珊瑚等。制作精巧，极为美观，为汉砚中的珍品。
　　作为华夏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砚台，从最初仅注重实用到实用与工艺美术造型兼顾，经历了史前、三代、秦汉等漫长历史时期的发展。其间曾误入歧途，一味追求高贵而不追求实用，使用水晶、翡翠、金、银、美玉等材质，如1976年在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一方玉砚，三边镶框，底部雕刻鹦鹉，就是砚材贵族化的反映。然而，砚的主体使用人群毕竟是手头并不阔绰的士阶层，以稀有贵重材质造砚，价值高昂，常人只能望而兴叹。这种缺乏民间文化艺术滋养的贵族砚注定要被挤出书写工具的队伍。有趣的是，即使像妇好这样有权有势的人也无法左右自新石器时代就奠定的古砚发展方向，最终还是石砚以其特有的文化内涵广泛普及于民间，并跻身帝王官宦、名流显达之家，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道独特亮丽的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