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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众所周知，宋代在政治、经济、科学等方面已达到顶峰。尤其宋代经济富庶，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北宋统一南北之后，商业得到一定的发展，呈现出“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的崭新局面。商品丰富、交易频繁的新经济形态逐渐形成，对词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活跃在宋代经济高度发达的环境中，宋词在传播中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关键词：宋词发展;经济环境;政治推动
一、 引言
自唐入宋后，商业经济发展大大得到突破。因为商品经济对文学的浸润，宋词已不再是“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的离声别音，而是展现出“东南形胜，三吴都会”的经济发展下的新都市形态。宋词逐渐流入士大夫阶层的酒宴歌席，向内延伸到宫廷的大晟乐府，向外蔓延到酒楼歌馆、寻常的勾栏瓦肆，成为文人、市民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两宋市民阶层的不断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带动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成为两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文人词在这样一种社会文化的背景之下兴起并逐渐走向繁荣，两宋文人的日常生活中交往、言情、过节、饮酒活动频繁，词的娱乐功能、抒情功能、社交功能与日常生活高度互渗，继而更能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
二、 两宋经济的繁荣对词的促进作用
两宋的铜铁钱铸造是我国历代王朝中最多的一个朝代，其中仅北宋熙宁九年，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由此可见，构成北宋财政收入的主体是工商业。据调查，明隆庆五年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万历二十八年，岁入400万两;明末三饷加派时期财政收入每年1000万两左右。这个数据说明明朝的财政收入不及北宋的1/10。而清代康乾盛世时期也仅1500万两，数量也比宋朝要少得多，而清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数量已超过3亿，为宋朝人口的2到3倍以上。
北宋立国之初颁布了顺应商品经济规律的经济法令，设置专卖法，如盐法、酒法、茶法等法令。庆历新政实行的均公田和厚农桑;王安石变法所实行的市易法和方田均税法都对北宋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北宋强大的经济促使市民商品意识形成，同时，市井勾栏中各种以满足市民需求的文化娱乐也兴盛起来，而这些文化娱乐活动则是带有明显的消费性。如青楼歌肆就是其中的一种市民娱乐场所。北宋词人柳永科举落第后，流连于青楼歌肆，在寻找生理上满足的同时，还为妓女们填写歌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为词，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柳永叫着“奉旨填词”的口号，长期与妓女、乐工交往频繁，并受到妓女、乐工们的影响，开始大量创制慢词。因其词流传甚广，更大大的推动了宋词的繁荣与发展。一些文学艺术作品开始直接参与到商品交换之中，并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产生新的都市风情和都市意识。宋词作为宋代文学艺术的典型代表，自然不可能避免这一趋势。
经济的发展，必然是为政治的发展奠定基础的。其实，两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政治的导向作用十分明显。假如唐诗是某种程度上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那么宋词的创作者们一旦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便能够操控词的发展。只因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们也热衷于填词，产生出诸如晏殊、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著名的政治词人。以至于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的谚语。足见这一批政治词人对科举的影响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北宋经济对词的推动作用还体现在文人们对当时社会生活的精彩描述，寇準“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一句中“腰金”一词便是指在腰带上镶以纯金，这是品级很高的官员才有的待遇。更别说晏殊的词中“新酒熟，绮筵开。不辞红玉杯。”“君莫笑，醉乡人。熙熙长似春”等句子所描绘的排场，若非豪门大户，定难为之。
三、 宋代都市文化的形成为词的发展奠定基础
《宋代文化史》说：“较之前代王朝，宋代社会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封建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二，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前提下，商品经济空前发展”。词兴起于唐末五代，兴盛于宋。唐圭璋先生《全宋词》中的词人共1330多家，词作品共19900余首。两宋的兴盛与繁荣，社会文化生活的多样化，以及两宋新兴的都市文化，推动了宋词的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继而衍生成为了一种新兴的“都市词文化”，特别是其对都市文化生活所带来的深刻影响。
两宋之中尤属北宋一朝太平日久，都市繁华富庶，从陆游“恣幕天席地，陶陶尽醉太平，且乐唐虞景化”（《抛球乐》）的词句中可见一斑。另外，受崇奢竞侈的都市消费文化影响，人们终日只会想着如何娱乐和游戏。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已经做了很生动的描述，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也有表现。这与宋代的政治气候是分不开的，一言概之：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北宋的王钦若“古今风俗，悉从上之所好”一句话总结得更加鞭辟入里。
随着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使得都市文化向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其中市民阶层成为都市文化的活动主体。新的大一统时代的来临，致使小令已很难适应这样的环境，于是一种既“大”且“新”的艺术格局开始慢慢形成，随之而来的则是“新声”和慢词的勃兴。这种两宋期间的歌舞享乐的流行音乐文学的发展繁荣成为一种必然。
柳永那首《望海潮·东南形胜》创作出来之后，据说金主完颜亮便是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江南美景，“遂起投鞭渡江之志”。可见，宋代都市词对周边邻国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柳词在当时深受人们所喜爱，叶梦得《避暑录话》称其“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言其传之广也”。柳词的传播非常之广，竟然连皇帝都喜欢上了。陈师道《后山诗话》亦云：“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仁宗皇帝不仅在庙堂之上歌柳词来接待外宾，甚至还把柳词作为礼物转赠邻邦。据《能改斋漫录》记载，柳词一度涉洋过海，流传至高丽，至今可考证的词作有十五首，柳永独占八首。柳永的都市词之所以传播如此之广，影响如此之大，正是因为他生活在“两宋文化”初步定型时期，国家综合实力逐步壮大，经济文化极度繁荣，在此期间柳永凭借着独特的经历，将其所见所闻置诸笔端。他是两宋时代文化的受益者，见证者，推动者和宣传者。 管变青律，帝里阳和新布。晴景回轻煦。庆嘉节、当三五。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然绛树。鳌山耸、喧天箫鼓。渐天如水，素月当午。香径里、绝缨掷果无数。更阑烛影花阴下，少年人、往往奇遇。太平时、朝野多欢民康阜。随分良聚。堪对此景，争忍独醒归去。
这首词充分反映了仁宗朝“太平时”的“康阜”景象。以柳永《乐章集》进行题材比较分析发现，他的都市题材的作品共有49首，占词总数的五分之一。词人所生活的时代及都市文化对其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他的词集中展现了真宗、仁宗时期的都市气象与风情，对研究北宋一朝的政治经济有着借鉴作用。北宋的都市文化为柳永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也让他能够借此给我们呈现一幅富庶繁华、风景壮丽的北宋都市图。
宋代都市文化娱乐方式相较前朝要多得多，谢桃坊先生曾说：“瓦肆里表演的伎艺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生动活泼。盂元老所述的北宋京都瓦市伎艺有小唱、嘌唱、杂剧、杖头傀儡、悬丝傀儡……它们非常适合都市民众的藝术欣赏趣味，也能满足赏心悦目的娱乐需要……宋人以为瓦肆在其最初形成之时即为民众及一些士人‘放荡不羁之所’，也是年轻人‘流连破坏之地’”。晚唐五代已有了夜市的说法，但大都时间很短。到了宋初，夜市只能开到三更时分，北宋中期后，夜市的时间限制基本上就名存实亡了，通宵营业者不在少数。正是因为扩大了人的活动范围与时间，在灯红酒绿的夜景里的体会与白天根本不同，这是宋以前的人们很难体会的，如柳永词《玉楼春》“皇都今夕知何夕，特地风光盈绮陌。金丝玉管咽春空，蜡炬兰灯烧晓色。凤楼十二神仙宅，珠履三千鹓鹭客。金吾不禁六街游，狂杀云踪并雨迹。”和《透碧霄》“月华边。万年芳树起祥烟。帝居壮丽，皇家熙盛，宝运当千。端门清昼，觚棱照日，双阙中天。……昔观光得意，狂游风景，再睹更精妍。……应也依然。仗何人、多谢婵娟。道宦途踪迹，歌酒情怀，不似当年”等词将当时的东京汴梁描写得格外壮丽，凤楼歌吹，少年豪纵，令人顿生“今夕知何夕”的感觉。
四、 盛世思想的冲击对词的发展产生的影响
新朝建立后，歌咏太平盛世似乎已经成为每一个时代的风气，崇尚奢侈这种风气的流播，对社会变化最为敏感的文人士大来说，不可能无动于衷，应是积极投入其中。晏殊、柳永等人是众多北宋词人中投入相对积极的代表。如果文人投入了社会变化之中，其最佳手段就是用他手中的笔把这种巨大变化描写出来，周紫芝在《太仓梯米集·书陵阳集后》中说：“国家承平日久，朝廷无事，人主以翰墨文字为乐。当时文士，操笔和墨，摹写太平。”因此摹写太平似乎已成为当时社会的风气所见。
词、散文、诗歌、绘画等艺术形式都可以作为摹写太平的重要手段。柳永用词作大规模地摹写太平盛世，并对黄裳产生了影响，黄裳也在创作方面身体力行，创作了不少都市词。此外，秦观的《望海潮·星风牛斗》和《望海潮·梅英疏淡》，晁补之的《望海潮·人问花老》，王观的《清平乐·宜春小苑》，苏轼的《瑞鹧鸪·碧山里影小红旗》，周邦彦的《解语花·元宵》等等作品也都是在受到盛世思想的冲击下，创作的都市词代表作。
这种歌咏太平盛世之风在词作里的表现，并不仅限于北宋时期。南宋时期，也还有很多歌咏太平的词作，北宋灭亡，宋室南迁，偏安于江南一隅，南方各少数民族逐渐融入华夏民族。北方战乱频仍，而江南的经济发展创造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各地的中原人北方人南方人在富强繁荣的大宋王朝已逐渐捏合成了一个整体。以至于宋朝以后中国再没有南北分裂。南宋高宗绍兴和议，宋岁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隆兴和议，岁贡银15万两、绢15万匹。嘉定和议，岁币增为30万两、绢30万匹。连续多年的岁币支出，加起来则是一大笔财富，而两宋就是以这种方式来维持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的。若不是宋朝经济发达，两宋政权又岂能享有300多年的江山？然而，南宋的词作亦多摹写汴京之繁华，但则是以追忆的方式展开，且平添了好多泪水。当然，社会时代的巨变多会在词中表现出来，歌咏太平是每个时代都不可或缺的时代“主旋律”。它不会因为南宋的衰落而被废除。
五、 结语
两宋王朝经济最为发达，尤其在南宋时期，江南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发达的经济却也成了维系宋王朝300余年正统地位的重要工具。而作为文学体裁的词，在宋代之所以空前繁荣，成为宋代文学之冠冕，则是宋代经济文化高度发展过后不断滋养的结果。即便是金军南下，宋室南迁而偏安于江南一隅，亦没有断绝词之发展，反而使词拓宽了境界。而作为北宋都市词中所体现出的都市文化，对当今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同样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最后，就两宋词本身而言，其积极成分在文学、史学的研究上都是功勋显赫的。
参考文献：
[1]陈德田.两宋货币经济发展及影响[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3）.
[2]李儒俊，江丽娟.社会变迁对宋词传播影响的解读[J].东岳论丛，2010（12）.
[3]樊宗有.浅析宋词兴盛的原因[J].兰州学刊，2004（3）.
作者简介：
孙建芬，云南省昆明市，云南省昆明市第一中学度假区分校金岸中学。
关键词：宋词发展;经济环境;政治推动
一、 引言
自唐入宋后，商业经济发展大大得到突破。因为商品经济对文学的浸润，宋词已不再是“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的离声别音，而是展现出“东南形胜，三吴都会”的经济发展下的新都市形态。宋词逐渐流入士大夫阶层的酒宴歌席，向内延伸到宫廷的大晟乐府，向外蔓延到酒楼歌馆、寻常的勾栏瓦肆，成为文人、市民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两宋市民阶层的不断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带动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成为两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文人词在这样一种社会文化的背景之下兴起并逐渐走向繁荣，两宋文人的日常生活中交往、言情、过节、饮酒活动频繁，词的娱乐功能、抒情功能、社交功能与日常生活高度互渗，继而更能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
二、 两宋经济的繁荣对词的促进作用
两宋的铜铁钱铸造是我国历代王朝中最多的一个朝代，其中仅北宋熙宁九年，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由此可见，构成北宋财政收入的主体是工商业。据调查，明隆庆五年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万历二十八年，岁入400万两;明末三饷加派时期财政收入每年1000万两左右。这个数据说明明朝的财政收入不及北宋的1/10。而清代康乾盛世时期也仅1500万两，数量也比宋朝要少得多，而清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数量已超过3亿，为宋朝人口的2到3倍以上。
北宋立国之初颁布了顺应商品经济规律的经济法令，设置专卖法，如盐法、酒法、茶法等法令。庆历新政实行的均公田和厚农桑;王安石变法所实行的市易法和方田均税法都对北宋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北宋强大的经济促使市民商品意识形成，同时，市井勾栏中各种以满足市民需求的文化娱乐也兴盛起来，而这些文化娱乐活动则是带有明显的消费性。如青楼歌肆就是其中的一种市民娱乐场所。北宋词人柳永科举落第后，流连于青楼歌肆，在寻找生理上满足的同时，还为妓女们填写歌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为词，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柳永叫着“奉旨填词”的口号，长期与妓女、乐工交往频繁，并受到妓女、乐工们的影响，开始大量创制慢词。因其词流传甚广，更大大的推动了宋词的繁荣与发展。一些文学艺术作品开始直接参与到商品交换之中，并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产生新的都市风情和都市意识。宋词作为宋代文学艺术的典型代表，自然不可能避免这一趋势。
经济的发展，必然是为政治的发展奠定基础的。其实，两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政治的导向作用十分明显。假如唐诗是某种程度上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那么宋词的创作者们一旦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便能够操控词的发展。只因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们也热衷于填词，产生出诸如晏殊、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著名的政治词人。以至于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的谚语。足见这一批政治词人对科举的影响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北宋经济对词的推动作用还体现在文人们对当时社会生活的精彩描述，寇準“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一句中“腰金”一词便是指在腰带上镶以纯金，这是品级很高的官员才有的待遇。更别说晏殊的词中“新酒熟，绮筵开。不辞红玉杯。”“君莫笑，醉乡人。熙熙长似春”等句子所描绘的排场，若非豪门大户，定难为之。
三、 宋代都市文化的形成为词的发展奠定基础
《宋代文化史》说：“较之前代王朝，宋代社会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封建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二，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前提下，商品经济空前发展”。词兴起于唐末五代，兴盛于宋。唐圭璋先生《全宋词》中的词人共1330多家，词作品共19900余首。两宋的兴盛与繁荣，社会文化生活的多样化，以及两宋新兴的都市文化，推动了宋词的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继而衍生成为了一种新兴的“都市词文化”，特别是其对都市文化生活所带来的深刻影响。
两宋之中尤属北宋一朝太平日久，都市繁华富庶，从陆游“恣幕天席地，陶陶尽醉太平，且乐唐虞景化”（《抛球乐》）的词句中可见一斑。另外，受崇奢竞侈的都市消费文化影响，人们终日只会想着如何娱乐和游戏。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已经做了很生动的描述，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也有表现。这与宋代的政治气候是分不开的，一言概之：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北宋的王钦若“古今风俗，悉从上之所好”一句话总结得更加鞭辟入里。
随着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使得都市文化向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其中市民阶层成为都市文化的活动主体。新的大一统时代的来临，致使小令已很难适应这样的环境，于是一种既“大”且“新”的艺术格局开始慢慢形成，随之而来的则是“新声”和慢词的勃兴。这种两宋期间的歌舞享乐的流行音乐文学的发展繁荣成为一种必然。
柳永那首《望海潮·东南形胜》创作出来之后，据说金主完颜亮便是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江南美景，“遂起投鞭渡江之志”。可见，宋代都市词对周边邻国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柳词在当时深受人们所喜爱，叶梦得《避暑录话》称其“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言其传之广也”。柳词的传播非常之广，竟然连皇帝都喜欢上了。陈师道《后山诗话》亦云：“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仁宗皇帝不仅在庙堂之上歌柳词来接待外宾，甚至还把柳词作为礼物转赠邻邦。据《能改斋漫录》记载，柳词一度涉洋过海，流传至高丽，至今可考证的词作有十五首，柳永独占八首。柳永的都市词之所以传播如此之广，影响如此之大，正是因为他生活在“两宋文化”初步定型时期，国家综合实力逐步壮大，经济文化极度繁荣，在此期间柳永凭借着独特的经历，将其所见所闻置诸笔端。他是两宋时代文化的受益者，见证者，推动者和宣传者。 管变青律，帝里阳和新布。晴景回轻煦。庆嘉节、当三五。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然绛树。鳌山耸、喧天箫鼓。渐天如水，素月当午。香径里、绝缨掷果无数。更阑烛影花阴下，少年人、往往奇遇。太平时、朝野多欢民康阜。随分良聚。堪对此景，争忍独醒归去。
这首词充分反映了仁宗朝“太平时”的“康阜”景象。以柳永《乐章集》进行题材比较分析发现，他的都市题材的作品共有49首，占词总数的五分之一。词人所生活的时代及都市文化对其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他的词集中展现了真宗、仁宗时期的都市气象与风情，对研究北宋一朝的政治经济有着借鉴作用。北宋的都市文化为柳永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也让他能够借此给我们呈现一幅富庶繁华、风景壮丽的北宋都市图。
宋代都市文化娱乐方式相较前朝要多得多，谢桃坊先生曾说：“瓦肆里表演的伎艺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生动活泼。盂元老所述的北宋京都瓦市伎艺有小唱、嘌唱、杂剧、杖头傀儡、悬丝傀儡……它们非常适合都市民众的藝术欣赏趣味，也能满足赏心悦目的娱乐需要……宋人以为瓦肆在其最初形成之时即为民众及一些士人‘放荡不羁之所’，也是年轻人‘流连破坏之地’”。晚唐五代已有了夜市的说法，但大都时间很短。到了宋初，夜市只能开到三更时分，北宋中期后，夜市的时间限制基本上就名存实亡了，通宵营业者不在少数。正是因为扩大了人的活动范围与时间，在灯红酒绿的夜景里的体会与白天根本不同，这是宋以前的人们很难体会的，如柳永词《玉楼春》“皇都今夕知何夕，特地风光盈绮陌。金丝玉管咽春空，蜡炬兰灯烧晓色。凤楼十二神仙宅，珠履三千鹓鹭客。金吾不禁六街游，狂杀云踪并雨迹。”和《透碧霄》“月华边。万年芳树起祥烟。帝居壮丽，皇家熙盛，宝运当千。端门清昼，觚棱照日，双阙中天。……昔观光得意，狂游风景，再睹更精妍。……应也依然。仗何人、多谢婵娟。道宦途踪迹，歌酒情怀，不似当年”等词将当时的东京汴梁描写得格外壮丽，凤楼歌吹，少年豪纵，令人顿生“今夕知何夕”的感觉。
四、 盛世思想的冲击对词的发展产生的影响
新朝建立后，歌咏太平盛世似乎已经成为每一个时代的风气，崇尚奢侈这种风气的流播，对社会变化最为敏感的文人士大来说，不可能无动于衷，应是积极投入其中。晏殊、柳永等人是众多北宋词人中投入相对积极的代表。如果文人投入了社会变化之中，其最佳手段就是用他手中的笔把这种巨大变化描写出来，周紫芝在《太仓梯米集·书陵阳集后》中说：“国家承平日久，朝廷无事，人主以翰墨文字为乐。当时文士，操笔和墨，摹写太平。”因此摹写太平似乎已成为当时社会的风气所见。
词、散文、诗歌、绘画等艺术形式都可以作为摹写太平的重要手段。柳永用词作大规模地摹写太平盛世，并对黄裳产生了影响，黄裳也在创作方面身体力行，创作了不少都市词。此外，秦观的《望海潮·星风牛斗》和《望海潮·梅英疏淡》，晁补之的《望海潮·人问花老》，王观的《清平乐·宜春小苑》，苏轼的《瑞鹧鸪·碧山里影小红旗》，周邦彦的《解语花·元宵》等等作品也都是在受到盛世思想的冲击下，创作的都市词代表作。
这种歌咏太平盛世之风在词作里的表现，并不仅限于北宋时期。南宋时期，也还有很多歌咏太平的词作，北宋灭亡，宋室南迁，偏安于江南一隅，南方各少数民族逐渐融入华夏民族。北方战乱频仍，而江南的经济发展创造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各地的中原人北方人南方人在富强繁荣的大宋王朝已逐渐捏合成了一个整体。以至于宋朝以后中国再没有南北分裂。南宋高宗绍兴和议，宋岁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隆兴和议，岁贡银15万两、绢15万匹。嘉定和议，岁币增为30万两、绢30万匹。连续多年的岁币支出，加起来则是一大笔财富，而两宋就是以这种方式来维持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的。若不是宋朝经济发达，两宋政权又岂能享有300多年的江山？然而，南宋的词作亦多摹写汴京之繁华，但则是以追忆的方式展开，且平添了好多泪水。当然，社会时代的巨变多会在词中表现出来，歌咏太平是每个时代都不可或缺的时代“主旋律”。它不会因为南宋的衰落而被废除。
五、 结语
两宋王朝经济最为发达，尤其在南宋时期，江南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发达的经济却也成了维系宋王朝300余年正统地位的重要工具。而作为文学体裁的词，在宋代之所以空前繁荣，成为宋代文学之冠冕，则是宋代经济文化高度发展过后不断滋养的结果。即便是金军南下，宋室南迁而偏安于江南一隅，亦没有断绝词之发展，反而使词拓宽了境界。而作为北宋都市词中所体现出的都市文化，对当今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同样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最后，就两宋词本身而言，其积极成分在文学、史学的研究上都是功勋显赫的。
参考文献：
[1]陈德田.两宋货币经济发展及影响[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3）.
[2]李儒俊，江丽娟.社会变迁对宋词传播影响的解读[J].东岳论丛，2010（12）.
[3]樊宗有.浅析宋词兴盛的原因[J].兰州学刊，2004（3）.
作者简介：
孙建芬，云南省昆明市，云南省昆明市第一中学度假区分校金岸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