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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而对高岗抬得比较高，组织‘经济内阁’，也就是计划委员会，几个大区的头头都是委员，权力很大，把政务院管经济的大权都拿出去了。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与中共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随着朝鲜战局的稳定和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初步完成，中共中央决定从1953年起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从1952年8月到1953年初，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东北局书记高岗、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先后奉调进京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其中，高岗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国家计委直属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与政务院平行。因此，高岗的地位更为特殊。所以，也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
这次奉调进京，对于47岁的高岗而言确实是人生的重大转折。
高岗的人生经历并不复杂，从黄土地到黑土地，从西北到东北，偶尔路经华北，高岗在中国版图上的活动轨迹几乎就没有离开过“三北”。虽然高岗在新中国成立时担任了国家副主席的高级职务，但高岗在六位国家副主席中是唯一一位没有驻京而在大区工作的特殊副主席。
1952年12月初，高岗结束了在东北的工作，来到北京就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53年1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筹建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此时的计委已经是一个编制1225人、内设16个厅局和一个直属处的庞大机构，确实是兵强马壮。
高岗居住的东交民巷8号，一时间成了京城人们关注的要地。
新税制风波
一场由新税制引起的风波，使高岗的权限进一步加大。
新中国的税制，是按照“暂时沿用旧税法”的方针于1950年初制定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有税制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弊端日渐显露。因此，1952年12月31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当时任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的薄一波将新税制阐述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毛泽东对新税制提出了严厉批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不但对新税制的实行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而且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负责的政务院，认为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并且在组织上对中央政府进行了重大改组。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把政务院20个部中的八个部，即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
因此，当时由高岗负责的国家计委，有“经济内阁”之称。虽然周恩来作为政务院总理仍要对政府全面工作负总责，但他只能具体管涉外的几个部门，其他各部均直接对中央负责。
毛泽东为什么要作如此重大的调整？难道仅仅是对实行新税制不满吗？
如果我们回到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1953年，联想到高岗在进京之前与刘少奇发生的几次争论和毛泽东对争论双方的态度，就会发现，毛泽东的一个基本观点不变，那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应当触动私有财产，逐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虽然也批评了急躁冒进情绪，但他着重批评了脱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右倾错误。他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
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统帅，毛泽东在推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进程中，是认事不认人的。至少在发生新税制风波的1953年初，毛泽东对刘少奇以及周恩来的某些言行是不满意的，而对基本上能够跟得上自己思路的高岗则是比较欣赏的。
而恰恰相反，高岗是认人不认事的。他自认为有了毛泽东这个最高统帅的欣赏，别人统统不在话下了。
实际上，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毛泽东既看重高岗的突击队作用，更不能舍弃刘少奇、周恩来这两支主力军。在某种意义上，对高岗的提拔重用，既是对刘少奇、周恩来的批评，更是对他们二人的激励。
然而，刚刚踏上北京这片土地的高岗未能准确理解毛泽东的深邃思路。
1953年财经会议
1953年财经会议本来只是一次普通的经济工作会议，但这次普通的经济工作会议在高岗的一生中，却有着极不寻常的意义。所谓的“高饶事件”，一般而言就应当从这次会议讲起。
由于缺乏经验等原因，1953年上半年的财政经济工作出现了一些问题，上半年国家预算执行的结果，出现了21.5万亿元的赤字。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财政会议研究解决这些问题。会议从6月13日一直开到8月13日，足足开了两个月。
批评新税制逐渐成为讨论的中心话题，批评意见也自然集中到了负责新税制实施的中财委和财政部部长薄一波身上。批评的调子居高不下，而且攻击的矛头逐渐指向了刘少奇。
在经过精心准备后，高岗在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做了“指桑骂槐”的长篇发言。
高岗在发言中指责薄一波在农村政策上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主张的“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方针，认为薄一波的主张是“把农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指望于富农经济的发展”。
高岗还认为薄一波的错误是“在个人与党的关系上摆错了位置、对党不老实的态度、不民主的作风和行会主义的情绪”。
据高岗的秘书回忆说：高岗在财经会上的发言稿，是我们几个人参加起草的。高岗说，讲话要站得高些，要从思想上、理论上批判薄一波。财经会的第二天，毛主席在报告中讲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讲了要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我们在起草高岗的讲话时，注意到了与毛主席讲话的一致性，有的话确实不是单纯批薄，而是批刘少奇右倾。这个稿子拿出来后，毛主席、周总理看后都是同意的，毛主席还在“右倾”之前添了“资产阶级”四个字。（笔者1999年2月2日访问赵家梁同志谈话记录。）
高岗在后来写的《我的反省》中也承认说：我在财经会议上的发言“除批评薄一波同志外，还有指桑骂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
毛泽东之所以要把薄一波放到“桌面上斗争”，虽然起因是新税制风波，但深层次原因，仍然是要解决党内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不同认识问题。在贯彻总路线这个大的方向问题上，毛泽东既不允许薄一波等向右偏，也不允许高岗等向左偏。所以，当看到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处于既不好公开为薄一波解围，又难以驾驭会议局面而两难时，毛泽东便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打电话到北戴河“搬兵”，请正在那里休息的陈云、邓小平火速回来参加会议。
陈云于8月6日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说：新税制的结果是明显的，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薄一波在中财委做了很多工作，尽管有许多是事务性的，但如果没有人做这些工作，中财委的工作就不可能做好。工作中个别不同意见是有的，但不能说中财委内部有两条路线的问题。
邓小平于8月3日回京后，也在会议上发言说：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他这几年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
本来毛泽东搬来的“兵”起到了预定的效果，会议气氛起了变化，高岗也应当有所收敛。但在8月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高岗仍然对薄一波进行指责。
这次政治局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周恩来的会议结论稿。会上，毛泽东问大家有什么意见，薄一波表示他有错误，但有些具体事情还说不清楚。此时高岗站起来批评薄一波态度不好，毛泽东则打断高岗的话说：你的态度也不好。
“三月名单”事件
高岗还不顾毛泽东的禁令，在这次财经会议和后来的南下休假期间，传播“三月名单”。
关于神秘的“三月名单”事件的由来，有着不同的传说版本。
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在《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一书中写道：“高岗在反省时谈到，大约在1953年4月上旬的一天中午，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送来一份文件，要他亲自签收，并立等阅后收回。在一般的情况下，中央传阅文件，即使是很机密、很重要的文件，都是由中央机要局派专人传递，由秘书签收。唯有这一次例外，是由毛泽东的机要秘书直接送给高岗本人，而且阅后马上收回。可见毛泽东对此文件之重视，也说明此文件之特别机密和重要。后来得知，这就是安子文（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拟的‘八大’政治局委员和各部委分工名单。高岗惊奇地发现，在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而没有林彪。这个名单，他以前从未见过。”
是安子文擅自做主还是谁指使安子文拟定的名单，目前仍是谜团。但高岗显然认为是刘少奇授意安子文拟定的名单。他在《我的反省》中说：我主观地以为，安子文怎敢擅自拟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安子文身后还有人，那就是少奇。而且他也承认对林彪说过：我记得那单子上没有你。
然而，不管名单是如何产生的，高岗确实是看到了这份名单，而且还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传播。因此，在财经会议期间，饶漱石（中央组织部部长）突然质问，“三月名单”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刘少奇、周恩来都表示事前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份名单，感到震惊，当即向安子文查问此事。
安子文在会上承认了确有此事，在会后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并请求中央给予撤销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职务的处分。中央认为安子文私拟名单确实违背了党的纪律，于7月末给予其党内当面警告处分。毛泽东也宣布：此事到此为止，不许扩散。
本来事情到此可以终止了，但高岗竟然不顾毛泽东“不许扩散”的禁令，在财经会议和后来的南下休假期间，利用与一些地方和军队领导干部接触的机会，传播了这份名单。高岗这种行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党内的混乱，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满和高度警觉。
毛泽东决心解决高饶问题
高岗于1953年10月3日至11月2日的南方之行，可谓其人生旅途的最后风光。
高岗来杭州休假时，林彪正住在西子湖畔一处环境幽雅的二层小洋楼中养病。高岗与林彪进行了多次交谈。
林彪是高岗的老领导，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二人就配合默契，关系亲密。新中国成立后，高岗坐镇东北，林彪镇守中南，一直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
据后来召开的高岗问题座谈会所揭发，高岗在一个月的休假期间，“向那里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捏造散布所谓‘军党论’，说中国共产党里有‘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以及‘白区的党’两个部分，并以‘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自居；还说现在党中央和国家机关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手里，应彻底改组，由他担任党中央副主席或总书记，并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
高岗的言行使毛泽东认识到解决高岗的问题已经不能再拖延。
据《陈云年谱》记载：1953年12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决定派陈云沿着高岗外出的路线，代表党中央向高岗游说过的干部打招呼。毛泽东要陈云转告在杭州养病的林彪：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就与他分离，等改了再与他联合。陈云向林彪原原本本转达了毛泽东的话，并向他介绍了高岗利用“四野”旗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煽动各大区负责人攻击中财委的种种问题。林彪表示同意不再支持高岗。
12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不点名地向与会者点出了高岗问题的严重性。他不同凡响地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
毛泽东的论述大大出乎高岗的预料，打得高岗晕头转向，但毛泽东对于自己的极端不满，高岗终于明白了。★
（授权摘编自陕西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高岗传》。作者戴茂林、赵晓光现就职于中共辽宁省委党校，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的教学研究。）
随着朝鲜战局的稳定和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初步完成，中共中央决定从1953年起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从1952年8月到1953年初，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东北局书记高岗、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先后奉调进京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其中，高岗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国家计委直属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与政务院平行。因此，高岗的地位更为特殊。所以，也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
这次奉调进京，对于47岁的高岗而言确实是人生的重大转折。
高岗的人生经历并不复杂，从黄土地到黑土地，从西北到东北，偶尔路经华北，高岗在中国版图上的活动轨迹几乎就没有离开过“三北”。虽然高岗在新中国成立时担任了国家副主席的高级职务，但高岗在六位国家副主席中是唯一一位没有驻京而在大区工作的特殊副主席。
1952年12月初，高岗结束了在东北的工作，来到北京就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53年1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筹建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此时的计委已经是一个编制1225人、内设16个厅局和一个直属处的庞大机构，确实是兵强马壮。
高岗居住的东交民巷8号，一时间成了京城人们关注的要地。
新税制风波
一场由新税制引起的风波，使高岗的权限进一步加大。
新中国的税制，是按照“暂时沿用旧税法”的方针于1950年初制定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有税制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弊端日渐显露。因此，1952年12月31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当时任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的薄一波将新税制阐述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毛泽东对新税制提出了严厉批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不但对新税制的实行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而且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负责的政务院，认为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并且在组织上对中央政府进行了重大改组。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把政务院20个部中的八个部，即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
因此，当时由高岗负责的国家计委，有“经济内阁”之称。虽然周恩来作为政务院总理仍要对政府全面工作负总责，但他只能具体管涉外的几个部门，其他各部均直接对中央负责。
毛泽东为什么要作如此重大的调整？难道仅仅是对实行新税制不满吗？
如果我们回到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1953年，联想到高岗在进京之前与刘少奇发生的几次争论和毛泽东对争论双方的态度，就会发现，毛泽东的一个基本观点不变，那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应当触动私有财产，逐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虽然也批评了急躁冒进情绪，但他着重批评了脱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右倾错误。他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
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统帅，毛泽东在推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进程中，是认事不认人的。至少在发生新税制风波的1953年初，毛泽东对刘少奇以及周恩来的某些言行是不满意的，而对基本上能够跟得上自己思路的高岗则是比较欣赏的。
而恰恰相反，高岗是认人不认事的。他自认为有了毛泽东这个最高统帅的欣赏，别人统统不在话下了。
实际上，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毛泽东既看重高岗的突击队作用，更不能舍弃刘少奇、周恩来这两支主力军。在某种意义上，对高岗的提拔重用，既是对刘少奇、周恩来的批评，更是对他们二人的激励。
然而，刚刚踏上北京这片土地的高岗未能准确理解毛泽东的深邃思路。
1953年财经会议
1953年财经会议本来只是一次普通的经济工作会议，但这次普通的经济工作会议在高岗的一生中，却有着极不寻常的意义。所谓的“高饶事件”，一般而言就应当从这次会议讲起。
由于缺乏经验等原因，1953年上半年的财政经济工作出现了一些问题，上半年国家预算执行的结果，出现了21.5万亿元的赤字。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财政会议研究解决这些问题。会议从6月13日一直开到8月13日，足足开了两个月。
批评新税制逐渐成为讨论的中心话题，批评意见也自然集中到了负责新税制实施的中财委和财政部部长薄一波身上。批评的调子居高不下，而且攻击的矛头逐渐指向了刘少奇。
在经过精心准备后，高岗在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做了“指桑骂槐”的长篇发言。
高岗在发言中指责薄一波在农村政策上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主张的“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方针，认为薄一波的主张是“把农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指望于富农经济的发展”。
高岗还认为薄一波的错误是“在个人与党的关系上摆错了位置、对党不老实的态度、不民主的作风和行会主义的情绪”。
据高岗的秘书回忆说：高岗在财经会上的发言稿，是我们几个人参加起草的。高岗说，讲话要站得高些，要从思想上、理论上批判薄一波。财经会的第二天，毛主席在报告中讲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讲了要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我们在起草高岗的讲话时，注意到了与毛主席讲话的一致性，有的话确实不是单纯批薄，而是批刘少奇右倾。这个稿子拿出来后，毛主席、周总理看后都是同意的，毛主席还在“右倾”之前添了“资产阶级”四个字。（笔者1999年2月2日访问赵家梁同志谈话记录。）
高岗在后来写的《我的反省》中也承认说：我在财经会议上的发言“除批评薄一波同志外，还有指桑骂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
毛泽东之所以要把薄一波放到“桌面上斗争”，虽然起因是新税制风波，但深层次原因，仍然是要解决党内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不同认识问题。在贯彻总路线这个大的方向问题上，毛泽东既不允许薄一波等向右偏，也不允许高岗等向左偏。所以，当看到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处于既不好公开为薄一波解围，又难以驾驭会议局面而两难时，毛泽东便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打电话到北戴河“搬兵”，请正在那里休息的陈云、邓小平火速回来参加会议。
陈云于8月6日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说：新税制的结果是明显的，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薄一波在中财委做了很多工作，尽管有许多是事务性的，但如果没有人做这些工作，中财委的工作就不可能做好。工作中个别不同意见是有的，但不能说中财委内部有两条路线的问题。
邓小平于8月3日回京后，也在会议上发言说：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他这几年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
本来毛泽东搬来的“兵”起到了预定的效果，会议气氛起了变化，高岗也应当有所收敛。但在8月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高岗仍然对薄一波进行指责。
这次政治局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周恩来的会议结论稿。会上，毛泽东问大家有什么意见，薄一波表示他有错误，但有些具体事情还说不清楚。此时高岗站起来批评薄一波态度不好，毛泽东则打断高岗的话说：你的态度也不好。
“三月名单”事件
高岗还不顾毛泽东的禁令，在这次财经会议和后来的南下休假期间，传播“三月名单”。
关于神秘的“三月名单”事件的由来，有着不同的传说版本。
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在《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一书中写道：“高岗在反省时谈到，大约在1953年4月上旬的一天中午，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送来一份文件，要他亲自签收，并立等阅后收回。在一般的情况下，中央传阅文件，即使是很机密、很重要的文件，都是由中央机要局派专人传递，由秘书签收。唯有这一次例外，是由毛泽东的机要秘书直接送给高岗本人，而且阅后马上收回。可见毛泽东对此文件之重视，也说明此文件之特别机密和重要。后来得知，这就是安子文（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拟的‘八大’政治局委员和各部委分工名单。高岗惊奇地发现，在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而没有林彪。这个名单，他以前从未见过。”
是安子文擅自做主还是谁指使安子文拟定的名单，目前仍是谜团。但高岗显然认为是刘少奇授意安子文拟定的名单。他在《我的反省》中说：我主观地以为，安子文怎敢擅自拟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安子文身后还有人，那就是少奇。而且他也承认对林彪说过：我记得那单子上没有你。
然而，不管名单是如何产生的，高岗确实是看到了这份名单，而且还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传播。因此，在财经会议期间，饶漱石（中央组织部部长）突然质问，“三月名单”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刘少奇、周恩来都表示事前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份名单，感到震惊，当即向安子文查问此事。
安子文在会上承认了确有此事，在会后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并请求中央给予撤销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职务的处分。中央认为安子文私拟名单确实违背了党的纪律，于7月末给予其党内当面警告处分。毛泽东也宣布：此事到此为止，不许扩散。
本来事情到此可以终止了，但高岗竟然不顾毛泽东“不许扩散”的禁令，在财经会议和后来的南下休假期间，利用与一些地方和军队领导干部接触的机会，传播了这份名单。高岗这种行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党内的混乱，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满和高度警觉。
毛泽东决心解决高饶问题
高岗于1953年10月3日至11月2日的南方之行，可谓其人生旅途的最后风光。
高岗来杭州休假时，林彪正住在西子湖畔一处环境幽雅的二层小洋楼中养病。高岗与林彪进行了多次交谈。
林彪是高岗的老领导，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二人就配合默契，关系亲密。新中国成立后，高岗坐镇东北，林彪镇守中南，一直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
据后来召开的高岗问题座谈会所揭发，高岗在一个月的休假期间，“向那里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捏造散布所谓‘军党论’，说中国共产党里有‘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以及‘白区的党’两个部分，并以‘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自居；还说现在党中央和国家机关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手里，应彻底改组，由他担任党中央副主席或总书记，并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
高岗的言行使毛泽东认识到解决高岗的问题已经不能再拖延。
据《陈云年谱》记载：1953年12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决定派陈云沿着高岗外出的路线，代表党中央向高岗游说过的干部打招呼。毛泽东要陈云转告在杭州养病的林彪：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就与他分离，等改了再与他联合。陈云向林彪原原本本转达了毛泽东的话，并向他介绍了高岗利用“四野”旗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煽动各大区负责人攻击中财委的种种问题。林彪表示同意不再支持高岗。
12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不点名地向与会者点出了高岗问题的严重性。他不同凡响地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
毛泽东的论述大大出乎高岗的预料，打得高岗晕头转向，但毛泽东对于自己的极端不满，高岗终于明白了。★
（授权摘编自陕西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高岗传》。作者戴茂林、赵晓光现就职于中共辽宁省委党校，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的教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