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张爱玲作为40年代海派文学的代表作家，广为人知;白先勇被学者王德威认为是私淑张腔的作家，也是60年代张派的传人，无疑两人有着值得追溯的关系。以这两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为例，一方面，从两人时间和空间角度塑造女性形象这一方式的运用来看有很大差异，但另一方面，两人都以饱含疏离感和荒凉感的笔触、悲天悯人的情感塑造了卡珊德拉式形象，展示了曹、尹两人灵的死灭与肉的苟存。
關键词：时空角度;灵;肉;女性形象
作家欧阳子曾对灵与肉有这样的解释：灵是爱情，理想，精神;肉是性欲，现实，肉体。无独有偶，灵与肉之间的相互撕扯在张、白笔下都有深刻体现。本文以《金锁记》和《永远的尹雪艳》为例，探究当人物所攀附外衣被撕碎后，灵如何败北，肉如何苟存。
一、张爱玲笔下的“鬼”和白先勇笔下的“仙”
张爱玲笔下的空间维度主要聚焦在上海、香港两城，她对时间的体验是迅急，人只能被时间左右。《金锁记》中张爱玲的时空意识更有明显体现。曹七巧被兄嫂“卖”进姜公馆给身患软骨病的姜二爷做姨太时，她的灵魂就已死灭，从前十八九岁的姑娘及她期待的爱情也一起死灭，非正常夫妻关系的折磨更是使她只留下一具苟活的肉体，现实中的金钱成了她唯一依傍，她抓着金钱漂浮在令人窒息的“囚牢”，之后她搬离姜公馆，但时间却没有因为空间的变化而停止对她的剥蚀，反而让她成了“绣在屏风上的鸟”、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扁平而了无生机。曹七巧欲望的渴求得不到满足，她在时间的滴蚀下渐渐由正常的人变成骇人的“鬼”，她拉着儿子烧烟泡，横亘在儿子儿媳之间窥探他们的情欲安抚自己内心的变态，逼死儿媳后阴森的邀宴中“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了”的幽幽鬼话又把女儿的婚姻埋葬在这座没有光所在的“古坟”，为谋生而结婚后她变成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鬼，令人窒息的守灵的疯子，把儿子女儿拖进曾经囚禁折磨过自己的古坟，绝对母权的“施虐”行为，是她完成对过去“被施虐”岁月的报复以求心灵上的平衡。
白先勇笔下的人物前后半生大都身处不同的空间，但空间的迁移却凝练了时间，他们像元稹诗中“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那样，追思繁华的迢迢往事，在追思中将过去托付给未来。尹雪艳的前半生流连于上海百乐门，后半生辗转于台北，后来的时间对于她来说好像停驻了，前半生的记忆被带到了台北。在空间上，她绝不因外界的迁异，影响到自己的均衡，她刻意经营尹公馆，不肯抛弃上海的排场;在时间上，作者说尹雪艳总也不老，“在台北仍旧穿着她那一身蝉翼纱的素白旗袍，一径那么浅浅地笑着”，她安慰人时，话像“神谕般令人敬畏”。她自身像防腐剂似抗拒着时间的氧化，像嫡仙一样置身事外，“站在一旁，叼着金嘴子的三个九，徐徐地喷着烟圈，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狂热地互相厮杀、互相宰割”，仿佛她的灵魂早已死灭，头牌舞女的身份让她经历过形形色色的男人，浮华场中只留下肉体的纵欲。她吊着吴经理，将他慢慢凌迟，从财阀王贵生到金融界的洪处长，小说写到在她“克死”第三个男人徐壮图参加完葬礼后，依然回到公馆与旧雨新知谈笑风生。她永远不老同时她又永远是肉体的苟活，重复着无止境的相同生活。
一个是带着黄金枷锁的鬼，一个是披着观音外衣的仙;一个缺乏性欲，一个性欲泛滥;一个死守金钱，一个挥霍纵享。都在时空的转化中，死灭了灵魂，空留下肉身。
二、卡珊德拉式人物的疏离和荒凉
1879年易卜生创造了《玩偶之家》，收到好评的同时也受到卫道士的非难，后来《群鬼》无疑是对那些人的反击，也展示了娜拉没有出走的命运。五四新文学运动为中国带来了“娜拉的出走”，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这样的“鬼”，白先勇笔下尹雪艳这样的“仙”，她们都不啻为一种卡珊德拉式人物，首先，她们是逆着五四时代潮流走的“卡珊德拉”，没有高喊“我是我自己的”，没有像莎菲那样寻求个性解放，没有精神觉醒和自我成长;也没有像沈从文笔下的健康、自然的人性，她们在空间中转移在时间中下坠，在幽森凄暗的古屋和飘飘欲仙的公馆中溺亡，她们是对京派“为艺术而人生”的正统文学的消解。其次，她们不再是面对特洛伊被屠城只能哭喊却无人理会的卡珊德拉，她们是学者戴锦华所说的“以女性身份在男性世界里站稳脚跟的人”，而不单纯是“以弱者的身份向男性社会讨公平的人”，对于曹七巧，她把金钱当做活命筹码，最终变成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尹雪艳凭借自己的交际能力，使人乐不思蜀的尹公馆，让男人们抛家弃子坠入其温柔乡，像“仙”需要祭品一样动手攫取后飘然离去，等待下一个自投罗网的人。
40年代沦陷区和60年代台湾空间上是封闭的孤岛，命运无着无落感充斥于每个人的内心，空间上的边缘感、现代化的冲击使作家无崇高的国家民族代言感，重新接续起五四打倒的旧传统古典文化，以真实的痛楚书写另一类女性的人生，而在这两篇小说中，我们能感到两位作家书写笔调的疏离荒凉和悲天悯人。张爱玲原籍河北，她始终是以外乡人的身份来看待上海并与这保持疏离，她认为的社会个人的关系是对立的，她同情贫弱，曹七巧搬离姜公馆照原计划分了家，张爱玲写到，“孤儿寡妇还是被欺负了”，但又不对富者金刚怒目、控诉斥责。白先勇笔下人物前后截然不同的半生折射出的追忆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令人唏嘘，尹雪艳“神”一般形象的塑造，是作者对人物“身在天山，心老沧州”的喟叹。两人相似的颠沛流离、辗转各个城市的经历，张爱玲青年时期被父亲殴打囚禁的自叙和白先勇幼年染病被拘禁的回忆都无形流淌进了他们的创作，使其浸着无以言表的苍凉，张爱玲给在传统和现代中挣扎的上海“贵族”书写挽歌;白先勇笔下的人物则是“精神上的孤儿，背负着五千年回忆的重担”在逃亡。
三、结语
张爱玲与白先勇都是时空意识，社会意识极强的两位作家，相似的童年经历，难以言说的身份困境，使他们在时间和空间中构筑笔下的人物形象的独特性，同时也使他们成为“使传统文学向现代转型”语境下不可忽视、浓墨重彩的存在。
参考文献
[1]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M].山东：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2]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白先勇台北人的研析与索隐[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3]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4]吴福辉：《背负历史记忆而流离的中国人——白先勇小说新论》，文艺争鸣，1993年.
關键词：时空角度;灵;肉;女性形象
作家欧阳子曾对灵与肉有这样的解释：灵是爱情，理想，精神;肉是性欲，现实，肉体。无独有偶，灵与肉之间的相互撕扯在张、白笔下都有深刻体现。本文以《金锁记》和《永远的尹雪艳》为例，探究当人物所攀附外衣被撕碎后，灵如何败北，肉如何苟存。
一、张爱玲笔下的“鬼”和白先勇笔下的“仙”
张爱玲笔下的空间维度主要聚焦在上海、香港两城，她对时间的体验是迅急，人只能被时间左右。《金锁记》中张爱玲的时空意识更有明显体现。曹七巧被兄嫂“卖”进姜公馆给身患软骨病的姜二爷做姨太时，她的灵魂就已死灭，从前十八九岁的姑娘及她期待的爱情也一起死灭，非正常夫妻关系的折磨更是使她只留下一具苟活的肉体，现实中的金钱成了她唯一依傍，她抓着金钱漂浮在令人窒息的“囚牢”，之后她搬离姜公馆，但时间却没有因为空间的变化而停止对她的剥蚀，反而让她成了“绣在屏风上的鸟”、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扁平而了无生机。曹七巧欲望的渴求得不到满足，她在时间的滴蚀下渐渐由正常的人变成骇人的“鬼”，她拉着儿子烧烟泡，横亘在儿子儿媳之间窥探他们的情欲安抚自己内心的变态，逼死儿媳后阴森的邀宴中“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了”的幽幽鬼话又把女儿的婚姻埋葬在这座没有光所在的“古坟”，为谋生而结婚后她变成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鬼，令人窒息的守灵的疯子，把儿子女儿拖进曾经囚禁折磨过自己的古坟，绝对母权的“施虐”行为，是她完成对过去“被施虐”岁月的报复以求心灵上的平衡。
白先勇笔下的人物前后半生大都身处不同的空间，但空间的迁移却凝练了时间，他们像元稹诗中“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那样，追思繁华的迢迢往事，在追思中将过去托付给未来。尹雪艳的前半生流连于上海百乐门，后半生辗转于台北，后来的时间对于她来说好像停驻了，前半生的记忆被带到了台北。在空间上，她绝不因外界的迁异，影响到自己的均衡，她刻意经营尹公馆，不肯抛弃上海的排场;在时间上，作者说尹雪艳总也不老，“在台北仍旧穿着她那一身蝉翼纱的素白旗袍，一径那么浅浅地笑着”，她安慰人时，话像“神谕般令人敬畏”。她自身像防腐剂似抗拒着时间的氧化，像嫡仙一样置身事外，“站在一旁，叼着金嘴子的三个九，徐徐地喷着烟圈，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狂热地互相厮杀、互相宰割”，仿佛她的灵魂早已死灭，头牌舞女的身份让她经历过形形色色的男人，浮华场中只留下肉体的纵欲。她吊着吴经理，将他慢慢凌迟，从财阀王贵生到金融界的洪处长，小说写到在她“克死”第三个男人徐壮图参加完葬礼后，依然回到公馆与旧雨新知谈笑风生。她永远不老同时她又永远是肉体的苟活，重复着无止境的相同生活。
一个是带着黄金枷锁的鬼，一个是披着观音外衣的仙;一个缺乏性欲，一个性欲泛滥;一个死守金钱，一个挥霍纵享。都在时空的转化中，死灭了灵魂，空留下肉身。
二、卡珊德拉式人物的疏离和荒凉
1879年易卜生创造了《玩偶之家》，收到好评的同时也受到卫道士的非难，后来《群鬼》无疑是对那些人的反击，也展示了娜拉没有出走的命运。五四新文学运动为中国带来了“娜拉的出走”，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这样的“鬼”，白先勇笔下尹雪艳这样的“仙”，她们都不啻为一种卡珊德拉式人物，首先，她们是逆着五四时代潮流走的“卡珊德拉”，没有高喊“我是我自己的”，没有像莎菲那样寻求个性解放，没有精神觉醒和自我成长;也没有像沈从文笔下的健康、自然的人性，她们在空间中转移在时间中下坠，在幽森凄暗的古屋和飘飘欲仙的公馆中溺亡，她们是对京派“为艺术而人生”的正统文学的消解。其次，她们不再是面对特洛伊被屠城只能哭喊却无人理会的卡珊德拉，她们是学者戴锦华所说的“以女性身份在男性世界里站稳脚跟的人”，而不单纯是“以弱者的身份向男性社会讨公平的人”，对于曹七巧，她把金钱当做活命筹码，最终变成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尹雪艳凭借自己的交际能力，使人乐不思蜀的尹公馆，让男人们抛家弃子坠入其温柔乡，像“仙”需要祭品一样动手攫取后飘然离去，等待下一个自投罗网的人。
40年代沦陷区和60年代台湾空间上是封闭的孤岛，命运无着无落感充斥于每个人的内心，空间上的边缘感、现代化的冲击使作家无崇高的国家民族代言感，重新接续起五四打倒的旧传统古典文化，以真实的痛楚书写另一类女性的人生，而在这两篇小说中，我们能感到两位作家书写笔调的疏离荒凉和悲天悯人。张爱玲原籍河北，她始终是以外乡人的身份来看待上海并与这保持疏离，她认为的社会个人的关系是对立的，她同情贫弱，曹七巧搬离姜公馆照原计划分了家，张爱玲写到，“孤儿寡妇还是被欺负了”，但又不对富者金刚怒目、控诉斥责。白先勇笔下人物前后截然不同的半生折射出的追忆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令人唏嘘，尹雪艳“神”一般形象的塑造，是作者对人物“身在天山，心老沧州”的喟叹。两人相似的颠沛流离、辗转各个城市的经历，张爱玲青年时期被父亲殴打囚禁的自叙和白先勇幼年染病被拘禁的回忆都无形流淌进了他们的创作，使其浸着无以言表的苍凉，张爱玲给在传统和现代中挣扎的上海“贵族”书写挽歌;白先勇笔下的人物则是“精神上的孤儿，背负着五千年回忆的重担”在逃亡。
三、结语
张爱玲与白先勇都是时空意识，社会意识极强的两位作家，相似的童年经历，难以言说的身份困境，使他们在时间和空间中构筑笔下的人物形象的独特性，同时也使他们成为“使传统文学向现代转型”语境下不可忽视、浓墨重彩的存在。
参考文献
[1]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M].山东：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2]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白先勇台北人的研析与索隐[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3]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4]吴福辉：《背负历史记忆而流离的中国人——白先勇小说新论》，文艺争鸣，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