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百年新诗的反思，有很多直接针对汉语诗歌本源的发声。新诗既然仍用汉语写作，那么在汉语的本源上，新诗与古典如何一脉相承？更多地接受西方翻译诗歌影响——“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新诗，如何重新找回汉语的气质，或者实现二者间的有机融合？一些有志于此业的诗人和学者曾经做了许多有益的实验。沈奇先生曾指出：“汉语是汉语诗人存在的前提。这个前提的另一旨归即汉语气质。‘文以气为主’（曹丕《典论》语），无论古典还是现代，至少在汉语语境中，谈及诗文，这个理还是要讲的。”然而，“具体于作品的语感和气息，包括一些名家之作，都很难体味到汉语自身的文脉与景深，其‘味’与‘道’，皆不免单薄、单一、单调。”（《浅近的自由》）也许正是体味到新诗这样的“残缺”，加上对汉语独特气质的“钟情”，沈先生也加入了对新诗的创造性探索。
　　沈先生的这种探索，首先体现在对汉字诗性特质的追寻上，因为他深知：“诗性汉语，诗意中国，这是认识中国文化的根本点。”（《无核之云》，P6）据《淮南子》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这既是对汉字诞生一个非常富于神性的描述，更是一个带有诗性光辉的文化事件。这种创造性的艺术想象，为汉字具有诗性特质找到了一个发生学意义的本源。陈思和说：“沈奇在‘字’的意义上，构筑起一个现代诗人的古典理想。”（《沈奇诗选》，P397）无疑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以诗篇《格义》为例，此诗以“虚—无”“你—我”的相对式拆解，引出对“本—是”“我—你”乃同一性存在的有力证验，对某些汉字的对应关系进行了诗性探源，更难得的是其间哲思式的论证方式也引人进入汉字思维的秘境之中；最后还借“佛祖拈花”的经典义理升华了汉字不同于西方文字在“能指”“所指”内涵上的特殊奥秘。又如其对“古早”的诗意释诠，一方面对“古”“早”二字进行某种角度的选择性释读，同时又渗入了对汉语诗性的有力开掘。其间所跃动着的汉字生命（其本源是人的生命）之“呼吸”以及汉语美感之跌宕，也让人产生丰美的联想。王岳川云：“汉字被人思，又能促人思。……‘字象’不是将每个汉字看成死的构成，而是从发生学层面赋予其神奇的生命意识，即每个字都是先民的生命意识升华和审美意识凝聚。”（见其《汉语文化圈与汉字书法话语》）沈先生对汉字诗性特质发掘的诗歌都体现出了这一点。
　　谈论汉语诗歌气质，不能不谈美学范畴中的“意境”问题。沈奇先生对新诗汉语气质的有效探索，也体现在对汉语诗歌意境美学的迂回与进入上。典型诗篇如《清脈》《如故》，一览便知。此外，从其大量诗歌来看，其对意境美学的入手，并不停留在一般意义上对意象、语象的惨淡经营，而是时常直入“高境”，以禅驭诗。沈先生曾谓：“‘文章千古事’，味其道也。”（《无核之云》，P6）与宋人严羽以禅论诗有异曲同工之妙。许多诗人、批评家在评价《天生丽质》时也都指出其在禅境上的秀出，如李亚伟说：“希望通过凝练的词句、禅意的境界，为中国当代诗歌恢复汉语的内在气质。”（《沈奇诗选》，P418）大家试读其《沈奇诗选》中的“天生丽质”一辑，对其间禅意的秀逸横出自有深刻体会。由于沈先生本身即批评家，他明了如何“将形而下的‘味’与形而上的‘道’相联结，合成一词‘味道’，并以此作为一种既含糊又明白而普遍使用的‘价值’体认”（《无核之云》，P6），并且对“现代禅诗”有自己的理论见解（见其《口语、禅味与本土意识》一文，及诗集《天生丽质》自序）对于诗学的这种熟谙，使其诗歌具有了“秘响旁通”的理论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天生丽质》这类诗多是短制，语言简明蕴藉、句式短小、节奏明快。这种形式甚至影响到了对此类诗的批评话语方式，如唐晓渡云：“悟字当头，以简驭繁；诗禅互济，情怀自现。炼当世人生百般况味，而有清韵存焉。”（《沈奇诗选》，P417）陈仲义云：“禅思运作下的字、词，如搭玄机，将弹性与张力婉转得不尽寻译，出落为现代诗难得的新品、上品。”（诗集《天生丽质》，P165）很难说没有《天生丽质》这类诗在语言上的影响。
　　沈先生曾言，要“以独得之秘的生存体验、生活体验与生命体验，为时代局限中的个人操守，求索远景之蕴藉；以独得之秘的语言建构与形式建构，为‘言之有物’（胡适语）中的物外有言，探究典律之生成。”（《浅近的自由》）其诗歌正是朝着这种“高标”加以实践的。
　　赵目珍，诗人，批评家。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