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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中窥豹",喻其所见之浅也;"涉海探骊",喻其得来之难也。然而,看完不算很厚的《管窥探骊集》文稿,我想到的两句评价却是:"文如其人"和"厚积薄发"。
其人者谁?本书作者李明是也。李明是我的同事也是文友,可以说近二十年来,我是他文字生涯的一个目击者和见证人。看着他由青年而壮年的成长,读着他由粗放到精熟的文章,我每每有"后来者居上"的欣喜和感喟。
李明下过乡,参过军,读过大学,最后选择的职业是记者。严酷的磨炼和丰富的阅历,使得他比一般同龄人豁达和深邃;而不懈的追求和严谨的作风,又使得他比许多同行沉静和缜密。他的文章,大事不虚,小事不虞,有感而发,涉笔成趣,清新而不失浑厚,质朴而不失机趣,有时候看似随意而别出机杼,有时候好像浅显而自开堂奥。他当过"御林军",随同采访过不少中枢政要,但新闻却写得清新雅致,没有官腔官调,也没有八股气。他擅长通讯特写,寻常事件,寻常人物,一旦到了他的笔下,就变得境界悠远,风貌粲然。他写随笔,小中见大,曲径通幽;也写杂谈,精微朗畅,条分缕析。写凡人小事,能够见微见真,不落痕迹;写英雄壮举,能够至情至性,感天动地。他还具有浓重的理论兴趣,多写新闻论著,把"形而下"的具象感知升华为"形而上"的理性感悟。他的理论文章,不但常常化作一本本获奖证书,而且还每每引起新闻界同仁的强烈共鸣。识其人者才能知其文,而读其文后益发识其人。明乎此,"文如其人"并不是对他的谬奖。
文章是寂寞之道。写作的规律通常是:学而思,思而积,积而满,满而作。没有知识积累,肯定不会有深入思考,而没有深思熟虑,也必然不会有创作冲动。如果说,所谓灵感就是"长期积累,偶然得之"的顿悟,那么所谓写作就是"焚膏继晷,孜孜矻矻"的渐悟。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没有修身养性的"参禅"精神,没有镂金琢玉的"水磨"功夫,要吃写作这碗饭,也难。李明爱上写作并成绩斐然,不惟是职业所逼,更是心志所在。他不慕虚华,不逐近利,老老实实地攻读,认认真真地练笔,读书务求真知,写作每有新意。他从不把半生不熟的东西应付文债,也从不把自己粗糙浅陋的作品塞给读者。这部集子里的作品,都是经得起岁月冲洗,接受过时代挑选的。因此说,"厚积薄发",不只是写作方法问题,也是写作道德问题。宋代陈癸论文:"事以简为上,言以简为当。"嫩绿枝头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李明的文集虽然曰"薄",但"薄"中见"厚",着一"简"字则尽领"春色"矣。
李明长期从事新闻工作。职业要求记者必须是个"杂家"。但他的"杂",不是驳杂无序,不是杂学旁搜,而是"杂"而有文,杂而有专,杂中求博。他比较熟练地掌握几种文体,比较娴熟地役使几副笔墨,写人写事,抒情议论,都得心应手,不落窠臼。读其新闻,可以感到他眼快手疾;读其散文,可以感到他言恳意切;读其通讯,可以感到他举重若轻;读其论文,可以感到他郁勃深沉。记者的笔应该是丰富多彩的。面对时代之风云,激涌笔底之波澜,或金针刺绣,或巨刃摩天,或春风拂槛,或鲜花耀眼。既能以金钲羯鼓写风云色变的壮丽,也能用锦瑟银筝传花前月下的清雅;既能像横槊踞鞍,千人辟易;也能像岁时伏腊,欢腾四野。黄钟大吕,可以状铁马秋风塞北;红牙拍板,可以唱杏花春雨江南。只有掌握了多种语言形式和写作手法,才能成为"全天候"、"立体型"的新闻记者。李明当了十年广播记者,采访和写作已达到"风行水面,自然成文;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的境界。又当了八年电视记者,编导和策划,能臻于"笔外有笔,墨外有墨,随意采取,各入其妙"的地步。这些,既得益他的博学深思和广采精制,又得益他的结构能力和写作素养。"留心处处皆学问","功夫不负苦心人",这两条他都是心领神会、躬行不倦的。
就媒体而言,报纸诉诸以目,广播诉诸以耳,而电视则是以视听兼备、声像并茂的独家优势而居于优越地位的。但就媒体记者而言,电视记者又每每是长于图像而短于思想,长于制作而短于写作,长于技能而短于智能,长于具象而短于抽象的。镜头语言毕竟代替不了笔头语言,电脑思维永远代替不了大脑思维。愈是鲜艳的花,花期就愈短。电视是个大美人,但美人往往是最容易迟暮的。而一些电视记者呢,常常耽于其中,陶醉其中,忽视了阅读和写作,养成了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的习气。李明的可贵之处,就是他具有一定的自知之明和媒体之明。干广播,他不间断给报纸写稿;干电视,他刻意强化自己的阅读和写作。他虽然评上了高级职称,但又在业余时间继续攻读大学功课;虽然当上了评论部副主任,但许多琐细的文字工作都是亲自操瓢。清人魏庆之说过:"学而有余而约以用之,善用事者也;意有余而约以尽之,善措辞者也;乍叙事而间以理言,得话法者也。"读李明的文章,我们就不难理解,所谓"善用事"、"善措辞"和"得话法",都是勤奋之树所结出的智慧之果。
新闻工作强调一个"新"字,讲求时效和敏捷。但"时效"是个易碎品,"敏捷"是个速朽物,所谓"时过境迁","明日黄花"又是新闻的局限性。李明收集在本书中的文章,大部分属于新闻作品,彼时、彼地、彼人、彼事,都产生过轰动效应,当时人物看重的是"质";而在今天读来,"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人们更看重的是"文"。这样一来,"质胜于文"的一些文章不免就显得陈旧和浅直了。尤其是他十年前的作品,这方面的缺憾就更明显一点。这里有时代的局限,也有职业的局限,更有作者的局限。这就提醒我们,在读书学习和写作著述的时候,既要注重时代感,还要注重经典性。流行可以炒作,但也易于速朽,惟有经典的东西是炒作不出来和淘汰不下去的。我主张记者要当"学者型"记者,不要当"时尚型"记者。记者要下功夫,尤其要往深处涉足一下中国的经典之河。从脍炙人口的《诗经》,到情致飘渺的《九歌》;从典美博奥的先秦散文,到清俊慷慨的建安风骨;从新制迭出的盛唐气象,到挥洒自如的宋明小品;从张扬俗趣的勾栏曲家,到流光溢彩的四大名著……真真是瑰宝琳琅,美不胜收。站到了经典之巅,就能够精骛八极,神游万仞,挥纤毫之笔,则万类由心;展方寸之能,而千里在掌。对此,我们"虽不能之",但理应"心向往之"。我诚挚地希望李明能够继续朝着这个方向迈进。
邓拓先生有句诗:"文章满纸书生累"。写文章是最苦累的活计,当书生(包括当记者)也是最费心血的行当。选择了写作,就意味着选择了正义,选择了清贫,选择了艰辛。人情练达者不可为,富贵为求者不可为,汩没天真者不可为,外慕纷华者不可为,驰逐声利者不可为,顺风迎俗者不可为,志气堕下者不可为,穿凿附会者不可为,一曝十寒者不可为,好大喜功者不可为。李明务过农,当过兵,最终变成了"一介书生"。他走的是正路,也是一条劳累备尝的路。令人欣慰的是,他能够痴心不改,一以贯之,有耿介气而无市侩气,有书卷气而无头巾气。有时他也叫喊"累",但他的"累",是累在"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上,是干得其所,累得其所,乐在其所。正因为积二十年之"累",才结出了"文章满纸"的累累成果。"一分辛苦一分才",这就是李明。
同"文章满纸书生累"相对偶的下一联是:"风雨同舟战友贤"。从1985年同李明的初识,到今天对李明的深知,已近20年。尤其是在电视台这七八年,朝夕相处,苦乐相携,道义相砥,我们更称得上是"风雨同舟"的。其人其文,其言其行,当斯时也,内举不避亲,把这个"贤"字也一并移赠给他,不算为过罢!
文无定法,墨有遗痕;大道无术,攀登有路。李明勉之哉!
是为序。
其人者谁?本书作者李明是也。李明是我的同事也是文友,可以说近二十年来,我是他文字生涯的一个目击者和见证人。看着他由青年而壮年的成长,读着他由粗放到精熟的文章,我每每有"后来者居上"的欣喜和感喟。
李明下过乡,参过军,读过大学,最后选择的职业是记者。严酷的磨炼和丰富的阅历,使得他比一般同龄人豁达和深邃;而不懈的追求和严谨的作风,又使得他比许多同行沉静和缜密。他的文章,大事不虚,小事不虞,有感而发,涉笔成趣,清新而不失浑厚,质朴而不失机趣,有时候看似随意而别出机杼,有时候好像浅显而自开堂奥。他当过"御林军",随同采访过不少中枢政要,但新闻却写得清新雅致,没有官腔官调,也没有八股气。他擅长通讯特写,寻常事件,寻常人物,一旦到了他的笔下,就变得境界悠远,风貌粲然。他写随笔,小中见大,曲径通幽;也写杂谈,精微朗畅,条分缕析。写凡人小事,能够见微见真,不落痕迹;写英雄壮举,能够至情至性,感天动地。他还具有浓重的理论兴趣,多写新闻论著,把"形而下"的具象感知升华为"形而上"的理性感悟。他的理论文章,不但常常化作一本本获奖证书,而且还每每引起新闻界同仁的强烈共鸣。识其人者才能知其文,而读其文后益发识其人。明乎此,"文如其人"并不是对他的谬奖。
文章是寂寞之道。写作的规律通常是:学而思,思而积,积而满,满而作。没有知识积累,肯定不会有深入思考,而没有深思熟虑,也必然不会有创作冲动。如果说,所谓灵感就是"长期积累,偶然得之"的顿悟,那么所谓写作就是"焚膏继晷,孜孜矻矻"的渐悟。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没有修身养性的"参禅"精神,没有镂金琢玉的"水磨"功夫,要吃写作这碗饭,也难。李明爱上写作并成绩斐然,不惟是职业所逼,更是心志所在。他不慕虚华,不逐近利,老老实实地攻读,认认真真地练笔,读书务求真知,写作每有新意。他从不把半生不熟的东西应付文债,也从不把自己粗糙浅陋的作品塞给读者。这部集子里的作品,都是经得起岁月冲洗,接受过时代挑选的。因此说,"厚积薄发",不只是写作方法问题,也是写作道德问题。宋代陈癸论文:"事以简为上,言以简为当。"嫩绿枝头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李明的文集虽然曰"薄",但"薄"中见"厚",着一"简"字则尽领"春色"矣。
李明长期从事新闻工作。职业要求记者必须是个"杂家"。但他的"杂",不是驳杂无序,不是杂学旁搜,而是"杂"而有文,杂而有专,杂中求博。他比较熟练地掌握几种文体,比较娴熟地役使几副笔墨,写人写事,抒情议论,都得心应手,不落窠臼。读其新闻,可以感到他眼快手疾;读其散文,可以感到他言恳意切;读其通讯,可以感到他举重若轻;读其论文,可以感到他郁勃深沉。记者的笔应该是丰富多彩的。面对时代之风云,激涌笔底之波澜,或金针刺绣,或巨刃摩天,或春风拂槛,或鲜花耀眼。既能以金钲羯鼓写风云色变的壮丽,也能用锦瑟银筝传花前月下的清雅;既能像横槊踞鞍,千人辟易;也能像岁时伏腊,欢腾四野。黄钟大吕,可以状铁马秋风塞北;红牙拍板,可以唱杏花春雨江南。只有掌握了多种语言形式和写作手法,才能成为"全天候"、"立体型"的新闻记者。李明当了十年广播记者,采访和写作已达到"风行水面,自然成文;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的境界。又当了八年电视记者,编导和策划,能臻于"笔外有笔,墨外有墨,随意采取,各入其妙"的地步。这些,既得益他的博学深思和广采精制,又得益他的结构能力和写作素养。"留心处处皆学问","功夫不负苦心人",这两条他都是心领神会、躬行不倦的。
就媒体而言,报纸诉诸以目,广播诉诸以耳,而电视则是以视听兼备、声像并茂的独家优势而居于优越地位的。但就媒体记者而言,电视记者又每每是长于图像而短于思想,长于制作而短于写作,长于技能而短于智能,长于具象而短于抽象的。镜头语言毕竟代替不了笔头语言,电脑思维永远代替不了大脑思维。愈是鲜艳的花,花期就愈短。电视是个大美人,但美人往往是最容易迟暮的。而一些电视记者呢,常常耽于其中,陶醉其中,忽视了阅读和写作,养成了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的习气。李明的可贵之处,就是他具有一定的自知之明和媒体之明。干广播,他不间断给报纸写稿;干电视,他刻意强化自己的阅读和写作。他虽然评上了高级职称,但又在业余时间继续攻读大学功课;虽然当上了评论部副主任,但许多琐细的文字工作都是亲自操瓢。清人魏庆之说过:"学而有余而约以用之,善用事者也;意有余而约以尽之,善措辞者也;乍叙事而间以理言,得话法者也。"读李明的文章,我们就不难理解,所谓"善用事"、"善措辞"和"得话法",都是勤奋之树所结出的智慧之果。
新闻工作强调一个"新"字,讲求时效和敏捷。但"时效"是个易碎品,"敏捷"是个速朽物,所谓"时过境迁","明日黄花"又是新闻的局限性。李明收集在本书中的文章,大部分属于新闻作品,彼时、彼地、彼人、彼事,都产生过轰动效应,当时人物看重的是"质";而在今天读来,"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人们更看重的是"文"。这样一来,"质胜于文"的一些文章不免就显得陈旧和浅直了。尤其是他十年前的作品,这方面的缺憾就更明显一点。这里有时代的局限,也有职业的局限,更有作者的局限。这就提醒我们,在读书学习和写作著述的时候,既要注重时代感,还要注重经典性。流行可以炒作,但也易于速朽,惟有经典的东西是炒作不出来和淘汰不下去的。我主张记者要当"学者型"记者,不要当"时尚型"记者。记者要下功夫,尤其要往深处涉足一下中国的经典之河。从脍炙人口的《诗经》,到情致飘渺的《九歌》;从典美博奥的先秦散文,到清俊慷慨的建安风骨;从新制迭出的盛唐气象,到挥洒自如的宋明小品;从张扬俗趣的勾栏曲家,到流光溢彩的四大名著……真真是瑰宝琳琅,美不胜收。站到了经典之巅,就能够精骛八极,神游万仞,挥纤毫之笔,则万类由心;展方寸之能,而千里在掌。对此,我们"虽不能之",但理应"心向往之"。我诚挚地希望李明能够继续朝着这个方向迈进。
邓拓先生有句诗:"文章满纸书生累"。写文章是最苦累的活计,当书生(包括当记者)也是最费心血的行当。选择了写作,就意味着选择了正义,选择了清贫,选择了艰辛。人情练达者不可为,富贵为求者不可为,汩没天真者不可为,外慕纷华者不可为,驰逐声利者不可为,顺风迎俗者不可为,志气堕下者不可为,穿凿附会者不可为,一曝十寒者不可为,好大喜功者不可为。李明务过农,当过兵,最终变成了"一介书生"。他走的是正路,也是一条劳累备尝的路。令人欣慰的是,他能够痴心不改,一以贯之,有耿介气而无市侩气,有书卷气而无头巾气。有时他也叫喊"累",但他的"累",是累在"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上,是干得其所,累得其所,乐在其所。正因为积二十年之"累",才结出了"文章满纸"的累累成果。"一分辛苦一分才",这就是李明。
同"文章满纸书生累"相对偶的下一联是:"风雨同舟战友贤"。从1985年同李明的初识,到今天对李明的深知,已近20年。尤其是在电视台这七八年,朝夕相处,苦乐相携,道义相砥,我们更称得上是"风雨同舟"的。其人其文,其言其行,当斯时也,内举不避亲,把这个"贤"字也一并移赠给他,不算为过罢!
文无定法,墨有遗痕;大道无术,攀登有路。李明勉之哉!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