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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鲍里斯·亚历山大洛维奇·瓦西里耶夫（Борис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1899—1937），汉名王希礼，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出生于圣彼得堡职员家庭，一九二二年毕业于彼得格勒大学（一九二四至一九九一年称列宁格勒大学，现称圣彼得堡大学）社会科学系中国部，一九二一年开始在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亚洲博物馆工作，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任苏联驻中国总领事馆秘书和武官秘书。王希礼一九二七年回国后经自己的老师推荐，获副教授职称，在列宁格勒东方学院和列宁格勒文史学院任教，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曾在苏联科学院佛教文化研究所任研究员。一九三五年二月，王希礼获教授职称，同年六月获副博士学位。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希礼在苏联遇害。
中国读者熟悉王希礼缘于他与曹靖华和鲁迅的交往及翻译《阿Q正传》。王希礼曾在北伐战争时期和曹靖华同在驻开封的国民革命军的顾问团工作，这使他了解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在曹靖华的建议和帮助下，他把《阿Q正传》译成了俄文。
因为曹靖华建议王希礼翻译《阿Q正传》的缘故，鲁迅在日记中几次提到曹靖华和王希礼。一九二五年五月八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得曹靖华信。”五月九日的日记写道：“寄曹靖华信，附致王希礼笺。”一九二五年七月十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下午静农、目寒来并交王希礼信及所赠照相，又曹靖华信及译稿。”
王希礼在华期间和曹靖华在苏期间，二人多有交往。一九三三年，曹靖华从苏联回国后，与王希礼中断了联系。在战乱频仍的年代里，曹靖华仍十分关注王希礼的消息。他曾多次托戈宝权、高莽等帮助探寻。高莽在《革命的盗火者 友谊的架桥人》一文中写道：“‘你听说过王希礼后来的命运吗？报上看到过他的消息吗？’他不止一次地问过我。曹靖华和王希礼是在战火弥漫的中国土地上相识，在同一条战壕里结为朋友。他们是中苏现代文学交流的开拓者，曹靖华永远牢记着自己的朋友。”
一九三九年，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曹靖华在《鲁迅先生在苏联》一文中曾引述苏联报刊资料提到，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晚，列宁格勒大学、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举行了鲁迅追悼会。会上讲话的有苏联权威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院士、《阿Q正传》的俄译者王希礼教授等，会上朗读了《阿Q正传》的译文。其中提到的阿列克謝耶夫（В. М. Алексеев ，1881—1951），中文名字叫阿理克。阿理克院士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汉学家，他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汉学学者，创立了俄罗斯汉学史上的第二个学派——阿列克谢耶夫汉学学派，王希礼即是他的学生，也是学派的成员。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三年曹靖华在苏联期间曾在中山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等学校任教，曾参加阿理克组织领导的汉学家协作小组，帮助阿理克校对过他翻译的聊斋小说和《陋室铭》《归去来辞》《春夜宴桃李园序》三篇古典散文。
由于王希礼死于苏联大清洗期间，因此关于王希礼的卒年问题，曾出现过讹误。就连苏联官方出版社的文学家词典中，也曾错误地说王希礼于一九四八年“病故”。在中国，研究鲁迅、曹靖华及中俄文化交流的学者比较注意查考王希礼的卒年问题。
较早关注王希礼卒年问题的是戈宝权，他在发表于《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七八年第三期的《〈阿Q正传〉的俄文译本——鲁迅作品外文译本书话之四》一文中提到，王希礼约在一九三七到一九三八年间去世。
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中关于王希礼的卒年是一九三七年，是正确的，但没有确定生年。山东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薛绥之主编的《鲁迅杂文词典》和甘肃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年出版的《简明鲁迅词典》两部辞书都收有“王希礼”词条，卒年作一九三七年，是正确的，但同样没有确定生年。一九八六年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情报中心编写的《俄苏中国学手册》把王希礼的卒年作一九四六年，是错误的。二○○五年版《鲁迅全集》中关于王希礼的生卒年沿袭了一九八一年版，没有进行改动。其他不少研究鲁迅的著述凡涉及王希礼之处多参考《鲁迅全集》的注释。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阿理克院士的女儿班科夫斯卡娅（М. В. Баньковская，1927—2009）根据档案材料撰写了《七颗闪光的星》和《人与命运》两篇文章，其中都涉及王希礼。二○○三年，俄罗斯出版的由瓦西里科夫（Я. В. Васильков）和索罗金娜（М. Ю. Сорокина）等主持编写的《人与命运：苏联时期（一九一七～一九九一）政治清洗中牺牲的东方学家生平辞典》对王希礼的生平著述介绍较为详细。其中明确提到，王希礼于一九三七年十月被捕，和阿列克谢耶夫汉学学派以研究西夏学著称的涅夫斯基（Н. А. Невский，一八九二～一九三七，中文名字为聂历山）同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被枪决。
二○○五年，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欧洲中国学》一书没有更正王希礼的卒年，仍然沿袭了《俄苏中国学手册》中王希礼“一九四六年逝世”的错误说法。《读书》杂志二○一四年第十二期发表的读书短札《王希礼的生卒年》认为其卒于一九四六年，但并未标明文献出处，可能是参阅了《俄苏中国学手册》或《欧洲中国学》。
二
关于王希礼翻译《阿Q正传》的缘起，曹靖华在回忆散文《好似春燕第一只》中有记述。王希礼曾对曹靖华抱怨被誉为“翰林”的阿理克院士说：“我们的翰林长期把我们关在古香古色的‘聊斋’里，那‘斋’呀，连窗口也没有，真闷死人了。我们要跳出‘聊斋’，吸一点新鲜空气，知道一点新东西。同志，我是外国人，阅读汉语能力有限，因此，对我这样的洋门外汉来说，首先要选择。你说吧，你们的现代文学，首先应该看谁的作品？哪种作品？顶主要的……” 曹靖华于是建议王希礼首先应该阅读鲁迅的作品。
王希礼读了鲁迅的一些作品后决定翻译《阿Q正传》，鲁迅曾寄给王希礼为俄译本写的序言和一张照片，王希礼给鲁迅写信时也回寄了自己的一张照片。关于此事，齐赫文（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1918—）在自己的回忆录《我的一生与中国（三十～九十年代）》一书中有介绍，他说在参观鲁迅博物馆时，意外而又令人高兴地看到了王希礼的巨幅照片和他一九二五年七月四日写给鲁迅的信。中译本的译者翻译道：“曹靖华已将您写的序和照片转交给我，在此，我对您表示衷心的感谢。自传和序已翻译好了，连同照片一起收入《阿Q正传》译文中，并已寄往莫斯科以便印刷。一旦此书出版，我马上就将译本给您寄去。”“我如有机会到北京，一定亲自拜访您。现寄上本人照片一张，以作纪念。其他情况容后再叙。祝您诸事顺遂。瓦西里” 这显然是译者根据齐赫文的俄译文翻译的，没有参考北京鲁迅博物馆所藏的信件原文。信件原文是王希礼以中文书写的，有些字以繁体书写，《阿Q正传》未加书名号，信件如下：
鲁迅先生：
你的传略、序文和相片，已经由友人曹靖华转给我了，我抱着很真诚的至意，谢谢你！
传略和序文，都已译就，和着相片与《阿Q正传》全文，付邮寄到莫斯科去付印，书出版之后，即送一本译本。
我倘使将来到北京去，那时一定亲去拜会你。现在送上我的一张相片，请收下留为纪念。别的话以后再谈吧！
祝你平安！
王希礼上
鲁迅的日记显示，后来王希礼确实与鲁迅见了面。鲁迅在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一日的日记中记载：“午后往北京饭店看王希礼，已行。”在同年十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王希礼来，赠以《苏俄文艺论战》及《中国小说史略》各一本。”同年十月二十八日，鲁迅回访王希礼：“下午往六国饭店访王希礼，赠以《语丝》合订本一及二各一本。”鲁迅日记对王希礼的最后记载是在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七日：“上午得王希礼信，五日发上海。”
王希礼翻译的《阿Q正传》一九二九年由列宁格勒激浪出版社出版，书名为Правдивая история А-Кея，译本中除了《阿Q正传》之外，还收入了卡扎克维奇（З. В. Казакевич）从《彷徨》中选译的《幸福的家庭》和《高老夫子》，阿列克谢耶夫汉学学派以翻译《诗经》著称的什图金（А. А. Штукин，1904—1964）从《呐喊》中选译的《头发的故事》《孔乙己》《风波》《故乡》和《社戏》。译本出版后王希礼送给曹靖华一本并请他转赠鲁迅先生一本，他在扉页上写道：
鲁迅先生留念，王希礼赠，一九二九年八月。
《阿Q正传》一九二九年俄译本列入了鲁迅在一九二五年专门为俄译本写的序言，但未列入著者自序传略和照片。鲁迅的《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的《语丝》周刊第三十一期。鲁迅写道：“这在我是很应该感谢，也是很觉得欣幸的事，就是：我的一篇短小的作品，仗着深通中国文学的王希礼（B. A. Vassiliev）先生的翻译，竟得展开在俄国读者的面前了。”鲁迅的自叙传略没有被收入一九二九年的俄译本，不知何故。戈宝权在查阅斯卡奇科夫（П. Е. Скачков，1892—1964）的《中国书目》（一九六○）时发现，直到一九四○年，鲁迅的著者自叙传略才由贾钦科（М. Дьяченко）译成俄文发表，收录于《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研究论文集》。
因为翻译《阿Q正传》的缘故，王希礼较早在苏联汉学界对鲁迅进行了介绍。他在一九二九年俄译本的前言中指出：鲁迅是中国作家中现实主义派的领袖。……他的小说《阿Q正传》曾得到罗曼·罗兰的称赞和好评。……在《阿Q正传》中，鲁迅把讽刺的矛头指向一九一一年假革命的同时，主要是指向了旧中国的文化和社会。虽则有时在描写自己人民当中的平凡人物形象时，鲁迅嘲笑了他们的软弱无能，但这只是含泪的微笑，因为作者本人的同情，始终是在被侮辱和生活毫无保障的人们的一边的。
《阿Q正传》还有另外两个俄语译本。一个由科金（М. Д. Кокин）翻译，收录于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中短篇小说集》（一九二九）。另一个由罗果夫（В. Н. Рогов，1909—1988）翻译，一九四七年由苏联塔斯社创办的位于上海的时代出版社出版。一九五五年，莫斯科的儿童文学等出版社两次再版，一九六○年，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精装本。罗果夫翻译的《阿Q正传》曾多次被收入在苏联出版的各种鲁迅作品选集，一九四九年还曾由新中国书局以俄汉对照的形式出版，刘辽逸注释。
通过比较《阿Q正传》的三个俄语译本可以发现，在完整性方面，罗果夫的译本最为完整，王希礼的译本漏译了十几个句子，科金的译本删减很多，实际上是一个节译本。就译文准确度而言，罗果夫的译本最好，王希礼的译本次之， 科金的译本则存在大量误译。就传播广泛性而言，罗果夫的译本影响最大，王希礼的译本次之，科金的译本又次之。尽管如此，王希礼的《阿Q正传》译本是鲁迅作品在俄语世界最早的翻译，其首译之功不容抹煞。罗果夫的译本之所以准确度高和影响大，是因为他参考了王希礼的译本，而王希礼一九三七年在肃反运动中死于冤狱，没有机会再修改和完善自己的译本。而且，罗果夫一九六○年的译本在翻译鲁迅的《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时，把关于王希礼的句子略去了。把“这在我是很应该感谢，也是很觉得欣幸的事，就是：我的一篇短小的作品，仗着深通中国文学的王希礼（B. A. Vassiliev）先生的翻译，竟得展开在俄国读者的面前了”一段仅仅译为“当得知我的小说《阿Q正传》将以俄文出版时，我感到很高兴。”这种做法很显然误导了读者，没有实事求是地尊重王希礼的译本。
王希礼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论文还有《帝国主义时代中国文学的外来影响》（一九三二）和《中国左翼文学》（一九三四）等。一九三五年，茅盾《动摇》的俄译本在苏联出版，王希礼为之撰写了序言。
三
除了中国现代文学，王希礼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他翻译了《俞伯牙绝弦谢知音》（一九二四）、白行简的《李娃传》（一九三五）和白居易的《长恨歌》（一九三五），并进行了一定研究，其副博士学位论文是研究《水浒传》的，题为《长篇小说〈水浒传〉及其在中国文学中的作用和意义》（一九三五）。王希礼还曾翻译过《聊斋志异》中的《阿宝》《遵化署狐》和《任秀》等篇，并撰写了题为《聊齋小说的古代渊源》（一九三一）的论文，但结论有失偏颇。在部分聊斋小说的素材来源问题上，王希礼认为聊斋小说模仿唐代传奇，没有超过以前的同类小说，形式和内容都缺乏独创性。阿理克院士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恰恰相反，聊斋小说极具独创性。阿理克之后苏联研究《聊斋志异》的著名学者乌斯京（П. М. Устин，1925— ）同意阿理克院士的观点。乌斯京经过大量比对和论证后得出结论认为，聊斋小说虽然有些来源于唐代传奇，但蒲松龄对素材进行了较大加工，而且经常构思出新的情节。
王希礼还曾研究中国戏剧。一九二九年，他曾专门撰写《中国戏剧》（载《东方戏剧》）一文介绍中国戏剧，还专门研究过梅兰芳，撰有《中国古典戏剧：以梅兰芳的演出为材料》和《梅兰芳》。王希礼还与阿列克谢耶夫汉学学派以翻译《易经》著称的休茨基（Ю. К. Щуцкий，1897—1938）合编过《汉语白话课本》（一九三五）和《汉语构造》（一九三六）等汉语教材。
作为阿列克谢耶夫汉学学派的成员，王希礼得到了自己的老师阿理克的器重。
阿理克在总结世界文学出版社东方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年的创作活动时说：“刚刚起步的俄罗斯诗人、汉学家鲍·瓦西里耶夫以中国历史和中国诗歌史为题材创作了一部大型诗体历史剧。”指的是王希礼主要以白居易的《长恨歌》为基础写成的《伟大的爱情之歌》，阿理克在评价这部作品时认为，这是苏联文学界第一次尝试用俄语创作富有中国诗意的文学作品。王希礼和休茨基一九一八年同时考入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阿理克在日记中称他俩是“两名才华横溢的年轻诗人”，并专门为两人制订了一个特别的学诗计划。
应该说，王希礼对中俄文化交流做出了较大贡献，他因为与鲁迅、曹靖华等名家的学术交往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俄文化交流上占有一席之地。研究鲁迅和曹靖华的学者、研究中俄文学和文化交流史的学者都对王希礼表示出浓厚的研究兴趣，如戈宝权、高莽、彭龄等都曾撰文介绍王希礼及其与鲁迅、曹靖华的文字之交。王希礼的相关档案材料在其被枪决之前遗失，殊为可惜。我们相信，随着对已有资料的进一步研究和新档案材料的可能披露，中俄两国学术界对王希礼及其汉学成果的研究将会更为全面和深入。
鲍里斯·亚历山大洛维奇·瓦西里耶夫（Борис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1899—1937），汉名王希礼，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出生于圣彼得堡职员家庭，一九二二年毕业于彼得格勒大学（一九二四至一九九一年称列宁格勒大学，现称圣彼得堡大学）社会科学系中国部，一九二一年开始在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亚洲博物馆工作，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任苏联驻中国总领事馆秘书和武官秘书。王希礼一九二七年回国后经自己的老师推荐，获副教授职称，在列宁格勒东方学院和列宁格勒文史学院任教，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曾在苏联科学院佛教文化研究所任研究员。一九三五年二月，王希礼获教授职称，同年六月获副博士学位。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希礼在苏联遇害。
中国读者熟悉王希礼缘于他与曹靖华和鲁迅的交往及翻译《阿Q正传》。王希礼曾在北伐战争时期和曹靖华同在驻开封的国民革命军的顾问团工作，这使他了解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在曹靖华的建议和帮助下，他把《阿Q正传》译成了俄文。
因为曹靖华建议王希礼翻译《阿Q正传》的缘故，鲁迅在日记中几次提到曹靖华和王希礼。一九二五年五月八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得曹靖华信。”五月九日的日记写道：“寄曹靖华信，附致王希礼笺。”一九二五年七月十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下午静农、目寒来并交王希礼信及所赠照相，又曹靖华信及译稿。”
王希礼在华期间和曹靖华在苏期间，二人多有交往。一九三三年，曹靖华从苏联回国后，与王希礼中断了联系。在战乱频仍的年代里，曹靖华仍十分关注王希礼的消息。他曾多次托戈宝权、高莽等帮助探寻。高莽在《革命的盗火者 友谊的架桥人》一文中写道：“‘你听说过王希礼后来的命运吗？报上看到过他的消息吗？’他不止一次地问过我。曹靖华和王希礼是在战火弥漫的中国土地上相识，在同一条战壕里结为朋友。他们是中苏现代文学交流的开拓者，曹靖华永远牢记着自己的朋友。”
一九三九年，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曹靖华在《鲁迅先生在苏联》一文中曾引述苏联报刊资料提到，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晚，列宁格勒大学、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举行了鲁迅追悼会。会上讲话的有苏联权威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院士、《阿Q正传》的俄译者王希礼教授等，会上朗读了《阿Q正传》的译文。其中提到的阿列克謝耶夫（В. М. Алексеев ，1881—1951），中文名字叫阿理克。阿理克院士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汉学家，他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汉学学者，创立了俄罗斯汉学史上的第二个学派——阿列克谢耶夫汉学学派，王希礼即是他的学生，也是学派的成员。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三年曹靖华在苏联期间曾在中山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等学校任教，曾参加阿理克组织领导的汉学家协作小组，帮助阿理克校对过他翻译的聊斋小说和《陋室铭》《归去来辞》《春夜宴桃李园序》三篇古典散文。
由于王希礼死于苏联大清洗期间，因此关于王希礼的卒年问题，曾出现过讹误。就连苏联官方出版社的文学家词典中，也曾错误地说王希礼于一九四八年“病故”。在中国，研究鲁迅、曹靖华及中俄文化交流的学者比较注意查考王希礼的卒年问题。
较早关注王希礼卒年问题的是戈宝权，他在发表于《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七八年第三期的《〈阿Q正传〉的俄文译本——鲁迅作品外文译本书话之四》一文中提到，王希礼约在一九三七到一九三八年间去世。
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中关于王希礼的卒年是一九三七年，是正确的，但没有确定生年。山东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薛绥之主编的《鲁迅杂文词典》和甘肃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年出版的《简明鲁迅词典》两部辞书都收有“王希礼”词条，卒年作一九三七年，是正确的，但同样没有确定生年。一九八六年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情报中心编写的《俄苏中国学手册》把王希礼的卒年作一九四六年，是错误的。二○○五年版《鲁迅全集》中关于王希礼的生卒年沿袭了一九八一年版，没有进行改动。其他不少研究鲁迅的著述凡涉及王希礼之处多参考《鲁迅全集》的注释。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阿理克院士的女儿班科夫斯卡娅（М. В. Баньковская，1927—2009）根据档案材料撰写了《七颗闪光的星》和《人与命运》两篇文章，其中都涉及王希礼。二○○三年，俄罗斯出版的由瓦西里科夫（Я. В. Васильков）和索罗金娜（М. Ю. Сорокина）等主持编写的《人与命运：苏联时期（一九一七～一九九一）政治清洗中牺牲的东方学家生平辞典》对王希礼的生平著述介绍较为详细。其中明确提到，王希礼于一九三七年十月被捕，和阿列克谢耶夫汉学学派以研究西夏学著称的涅夫斯基（Н. А. Невский，一八九二～一九三七，中文名字为聂历山）同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被枪决。
二○○五年，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欧洲中国学》一书没有更正王希礼的卒年，仍然沿袭了《俄苏中国学手册》中王希礼“一九四六年逝世”的错误说法。《读书》杂志二○一四年第十二期发表的读书短札《王希礼的生卒年》认为其卒于一九四六年，但并未标明文献出处，可能是参阅了《俄苏中国学手册》或《欧洲中国学》。
二
关于王希礼翻译《阿Q正传》的缘起，曹靖华在回忆散文《好似春燕第一只》中有记述。王希礼曾对曹靖华抱怨被誉为“翰林”的阿理克院士说：“我们的翰林长期把我们关在古香古色的‘聊斋’里，那‘斋’呀，连窗口也没有，真闷死人了。我们要跳出‘聊斋’，吸一点新鲜空气，知道一点新东西。同志，我是外国人，阅读汉语能力有限，因此，对我这样的洋门外汉来说，首先要选择。你说吧，你们的现代文学，首先应该看谁的作品？哪种作品？顶主要的……” 曹靖华于是建议王希礼首先应该阅读鲁迅的作品。
王希礼读了鲁迅的一些作品后决定翻译《阿Q正传》，鲁迅曾寄给王希礼为俄译本写的序言和一张照片，王希礼给鲁迅写信时也回寄了自己的一张照片。关于此事，齐赫文（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1918—）在自己的回忆录《我的一生与中国（三十～九十年代）》一书中有介绍，他说在参观鲁迅博物馆时，意外而又令人高兴地看到了王希礼的巨幅照片和他一九二五年七月四日写给鲁迅的信。中译本的译者翻译道：“曹靖华已将您写的序和照片转交给我，在此，我对您表示衷心的感谢。自传和序已翻译好了，连同照片一起收入《阿Q正传》译文中，并已寄往莫斯科以便印刷。一旦此书出版，我马上就将译本给您寄去。”“我如有机会到北京，一定亲自拜访您。现寄上本人照片一张，以作纪念。其他情况容后再叙。祝您诸事顺遂。瓦西里” 这显然是译者根据齐赫文的俄译文翻译的，没有参考北京鲁迅博物馆所藏的信件原文。信件原文是王希礼以中文书写的，有些字以繁体书写，《阿Q正传》未加书名号，信件如下：
鲁迅先生：
你的传略、序文和相片，已经由友人曹靖华转给我了，我抱着很真诚的至意，谢谢你！
传略和序文，都已译就，和着相片与《阿Q正传》全文，付邮寄到莫斯科去付印，书出版之后，即送一本译本。
我倘使将来到北京去，那时一定亲去拜会你。现在送上我的一张相片，请收下留为纪念。别的话以后再谈吧！
祝你平安！
王希礼上
鲁迅的日记显示，后来王希礼确实与鲁迅见了面。鲁迅在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一日的日记中记载：“午后往北京饭店看王希礼，已行。”在同年十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王希礼来，赠以《苏俄文艺论战》及《中国小说史略》各一本。”同年十月二十八日，鲁迅回访王希礼：“下午往六国饭店访王希礼，赠以《语丝》合订本一及二各一本。”鲁迅日记对王希礼的最后记载是在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七日：“上午得王希礼信，五日发上海。”
王希礼翻译的《阿Q正传》一九二九年由列宁格勒激浪出版社出版，书名为Правдивая история А-Кея，译本中除了《阿Q正传》之外，还收入了卡扎克维奇（З. В. Казакевич）从《彷徨》中选译的《幸福的家庭》和《高老夫子》，阿列克谢耶夫汉学学派以翻译《诗经》著称的什图金（А. А. Штукин，1904—1964）从《呐喊》中选译的《头发的故事》《孔乙己》《风波》《故乡》和《社戏》。译本出版后王希礼送给曹靖华一本并请他转赠鲁迅先生一本，他在扉页上写道：
鲁迅先生留念，王希礼赠，一九二九年八月。
《阿Q正传》一九二九年俄译本列入了鲁迅在一九二五年专门为俄译本写的序言，但未列入著者自序传略和照片。鲁迅的《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的《语丝》周刊第三十一期。鲁迅写道：“这在我是很应该感谢，也是很觉得欣幸的事，就是：我的一篇短小的作品，仗着深通中国文学的王希礼（B. A. Vassiliev）先生的翻译，竟得展开在俄国读者的面前了。”鲁迅的自叙传略没有被收入一九二九年的俄译本，不知何故。戈宝权在查阅斯卡奇科夫（П. Е. Скачков，1892—1964）的《中国书目》（一九六○）时发现，直到一九四○年，鲁迅的著者自叙传略才由贾钦科（М. Дьяченко）译成俄文发表，收录于《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研究论文集》。
因为翻译《阿Q正传》的缘故，王希礼较早在苏联汉学界对鲁迅进行了介绍。他在一九二九年俄译本的前言中指出：鲁迅是中国作家中现实主义派的领袖。……他的小说《阿Q正传》曾得到罗曼·罗兰的称赞和好评。……在《阿Q正传》中，鲁迅把讽刺的矛头指向一九一一年假革命的同时，主要是指向了旧中国的文化和社会。虽则有时在描写自己人民当中的平凡人物形象时，鲁迅嘲笑了他们的软弱无能，但这只是含泪的微笑，因为作者本人的同情，始终是在被侮辱和生活毫无保障的人们的一边的。
《阿Q正传》还有另外两个俄语译本。一个由科金（М. Д. Кокин）翻译，收录于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中短篇小说集》（一九二九）。另一个由罗果夫（В. Н. Рогов，1909—1988）翻译，一九四七年由苏联塔斯社创办的位于上海的时代出版社出版。一九五五年，莫斯科的儿童文学等出版社两次再版，一九六○年，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精装本。罗果夫翻译的《阿Q正传》曾多次被收入在苏联出版的各种鲁迅作品选集，一九四九年还曾由新中国书局以俄汉对照的形式出版，刘辽逸注释。
通过比较《阿Q正传》的三个俄语译本可以发现，在完整性方面，罗果夫的译本最为完整，王希礼的译本漏译了十几个句子，科金的译本删减很多，实际上是一个节译本。就译文准确度而言，罗果夫的译本最好，王希礼的译本次之， 科金的译本则存在大量误译。就传播广泛性而言，罗果夫的译本影响最大，王希礼的译本次之，科金的译本又次之。尽管如此，王希礼的《阿Q正传》译本是鲁迅作品在俄语世界最早的翻译，其首译之功不容抹煞。罗果夫的译本之所以准确度高和影响大，是因为他参考了王希礼的译本，而王希礼一九三七年在肃反运动中死于冤狱，没有机会再修改和完善自己的译本。而且，罗果夫一九六○年的译本在翻译鲁迅的《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时，把关于王希礼的句子略去了。把“这在我是很应该感谢，也是很觉得欣幸的事，就是：我的一篇短小的作品，仗着深通中国文学的王希礼（B. A. Vassiliev）先生的翻译，竟得展开在俄国读者的面前了”一段仅仅译为“当得知我的小说《阿Q正传》将以俄文出版时，我感到很高兴。”这种做法很显然误导了读者，没有实事求是地尊重王希礼的译本。
王希礼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论文还有《帝国主义时代中国文学的外来影响》（一九三二）和《中国左翼文学》（一九三四）等。一九三五年，茅盾《动摇》的俄译本在苏联出版，王希礼为之撰写了序言。
三
除了中国现代文学，王希礼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他翻译了《俞伯牙绝弦谢知音》（一九二四）、白行简的《李娃传》（一九三五）和白居易的《长恨歌》（一九三五），并进行了一定研究，其副博士学位论文是研究《水浒传》的，题为《长篇小说〈水浒传〉及其在中国文学中的作用和意义》（一九三五）。王希礼还曾翻译过《聊斋志异》中的《阿宝》《遵化署狐》和《任秀》等篇，并撰写了题为《聊齋小说的古代渊源》（一九三一）的论文，但结论有失偏颇。在部分聊斋小说的素材来源问题上，王希礼认为聊斋小说模仿唐代传奇，没有超过以前的同类小说，形式和内容都缺乏独创性。阿理克院士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恰恰相反，聊斋小说极具独创性。阿理克之后苏联研究《聊斋志异》的著名学者乌斯京（П. М. Устин，1925— ）同意阿理克院士的观点。乌斯京经过大量比对和论证后得出结论认为，聊斋小说虽然有些来源于唐代传奇，但蒲松龄对素材进行了较大加工，而且经常构思出新的情节。
王希礼还曾研究中国戏剧。一九二九年，他曾专门撰写《中国戏剧》（载《东方戏剧》）一文介绍中国戏剧，还专门研究过梅兰芳，撰有《中国古典戏剧：以梅兰芳的演出为材料》和《梅兰芳》。王希礼还与阿列克谢耶夫汉学学派以翻译《易经》著称的休茨基（Ю. К. Щуцкий，1897—1938）合编过《汉语白话课本》（一九三五）和《汉语构造》（一九三六）等汉语教材。
作为阿列克谢耶夫汉学学派的成员，王希礼得到了自己的老师阿理克的器重。
阿理克在总结世界文学出版社东方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年的创作活动时说：“刚刚起步的俄罗斯诗人、汉学家鲍·瓦西里耶夫以中国历史和中国诗歌史为题材创作了一部大型诗体历史剧。”指的是王希礼主要以白居易的《长恨歌》为基础写成的《伟大的爱情之歌》，阿理克在评价这部作品时认为，这是苏联文学界第一次尝试用俄语创作富有中国诗意的文学作品。王希礼和休茨基一九一八年同时考入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阿理克在日记中称他俩是“两名才华横溢的年轻诗人”，并专门为两人制订了一个特别的学诗计划。
应该说，王希礼对中俄文化交流做出了较大贡献，他因为与鲁迅、曹靖华等名家的学术交往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俄文化交流上占有一席之地。研究鲁迅和曹靖华的学者、研究中俄文学和文化交流史的学者都对王希礼表示出浓厚的研究兴趣，如戈宝权、高莽、彭龄等都曾撰文介绍王希礼及其与鲁迅、曹靖华的文字之交。王希礼的相关档案材料在其被枪决之前遗失，殊为可惜。我们相信，随着对已有资料的进一步研究和新档案材料的可能披露，中俄两国学术界对王希礼及其汉学成果的研究将会更为全面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