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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蒋介石溃逃离开大陆之前，亲自部署在西南地区建立“反共复国”基地。他在这里共纠集了国民党残余军队和地主恶霸土匪武装10万余人。其中位于云南、贵州、四川、西康四省结合部的昭通地区匪情尤为严重。这里有一支3000多人的封建民族武装“西南人民革命军尹武纵队”，司令龙绳曾是云南有名的封建帮会头目。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出命令，命令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1949年12月1日，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挺进大西南。中共地下党组织深入“尹武纵队”内部了解掌握情况，宣传党的政策。12月3日，国民党云南省第一区行政督察兼区保安司令安纯三，在昭通发出代电起义，宣布全区解放。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在昆明通电宣布起义，云南和平解放。云南解放后，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军区很注意团结争取龙绳曾。1950年2月28日，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十五军第四十三师政委薛韬率师直属机关及一二七团、一二九团，进驻昭通接管昭通政权，结束了国民党对昭通的统治，并随即对龙绳曾进行了一系列的团结争取工作。1950年4月初，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政委宋任穷和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周保中特邀龙绳曾、安纯三赴昆明，亲切接见并设宴款待。
经我西南军区批准，云南军区任命龙绳曾为昭通警备区副司令员，“尹武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昭通警备区警备总队”，由龙绳曾兼任总队队长。安纯三被上调到云南省政府任参议。但是，龙绳曾、安纯三却脚踏两只船，首鼠两端，观望形势，伺机叛变。回到昭通后他二人先后阳奉阴违，在整编部队时，龙绳曾以所属官兵彝族居多、不易集中为借口，拖延整编时间。安纯三在对所部进行改编的第二天，即率领残部叛逃到贵州威宁继续为匪作恶。至5月23日，龙绳曾只将其驻昭通的1300余人集中整编，而其分布在巧家、凉山等地的2000余人的部队则拒不集中，还继续扩大实力，将永善、巧家等地的“尹武纵队”与各地惯匪武装相结合，组成各种名目的“反共救国军”“反共自救军”等，并面授机宜，伺机策动暴乱。
龙绳曾还与昭通上层人物安纯三、龙奎垣、陇承尧等人紧密勾结，搜罗国民党潜伏特务、反动军官、地主恶霸、地痞流氓，组成多达8万余人的土匪武装，举行数百次武装暴乱，企图“保粮、保枪、保地盘”，建立反革命基地，顽固地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对抗。仅1950年4、5两个月，龙绳曾、安纯三等人就制造了“威宁黑石头事件”“镇雄牛场事件”“永善大井坝事件”“会泽支锅山事件”和各地抗粮暴动等一系列流血事件，造成我军和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及人民群众的重大伤亡。
例如，为解决昭通人民及部队日常生活用品供应不足的困难，担任昆明市警备任务的解放军第三十七师一个排40余人，护送18辆满载物资的汽车到昭通，途经贵州威宁黑石头地区时，遭到了龙绳曾所部的袭击，我军抵抗4小时，消灭敌人100余人，但终因寡不敌众，子弹打光，除4名战士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物资全部被抢，汽车全部被捣毁。这就是“威宁黑石头事件”。
4月30日，“抗粮军”大队长计光华匪部 300余人袭击会泽县中寨乡人民政府。5月，解放军第四十三师师长、昭通警备区司令员张显扬在从昭通赴昆明开会途中，在支锅山遭刘振清匪部700余人伏击。更为严重的是，第四十三师一二八团进驻镇雄县准备进剿盘踞在龙里坝的田栋云、陇承尧匪部时，蒋匪特务指使恶霸地主袁吉三之妻，乘我警卫员给团首长烧开水的不备之机，把烈性毒药投入壶中，曾给周恩来当过警卫的团长范金标、副团长郝世贵饮水后中毒，生命垂危。后经全力抢救，范金标脱离了危险，而郝世贵因饮水较多，中毒太重，不幸逝世。
在此期间，龙绳曾仍继续和贵州威宁、西康盐源以及彝良、盐津、镇雄等地匪首互相勾结，囤积粮弹，密谋叛乱。5月26日，龙绳曾召集所属驻昭营以上骨干在其公馆秘密开会，宣称：“我们受了约束，毫无自由，如不另图谋，无法生存。”联络这些匪首共谋叛乱。6月12日晚他又秘密召集会议，作出叛乱的具体部署。
当龙绳曾紧锣密鼓策划叛乱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密切注意事态发展，从龙绳曾内部获取了很多重要情报，掌握了其阴谋活动的情况。当云南省军区把这些情况向西南军区报告后，引起邓小平的特别关注。邓小平指示中共云南省委和云南军区在加强戒备的同时，尽量做好团结争取的工作，防止叛乱事件发生。昭通警备司令员张显扬、政委薛韬多次宴请龙绳曾，晓以大义。龙绳曾表面支吾应付，暗地里仍加紧叛乱准备。
蒋介石为巩固昭通这块“反共复国”的基地，实现其“反共复国”的梦想，给龙绳曾颁发了委任状，委任他为“滇东北军政长官”“滇黔川康剿共总司令”。龙绳曾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有蒋介石在背后撑腰，就变本加厉，更加肆无忌惮，调动部队占领昭通城制高点，监视警备区司令部机关，剑拔弩张，叛乱在即。平定“反共救国军”的叛乱，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6月18日，陈赓向西南军区发了一份加急电报：“龙三（龙绳曾）及龙奎垣之叛变早在意料之中，我们为做到仁至义尽，争取在其未正式发动叛变前只令第四十三师调集部队严密监视，一发现其行动即迅速聚歼。”
同日，龙绳曾认为解放军第四十三师部队已分散各地，昭通城区只有党、政、军机关和一些非战斗部队，他梦想叛旗一举，大功即成，于是发动了叛变，袭击昭通警备司令部，杀害了三名军代表。云南军区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指挥解放军奋起还击，经过两小时的激战，当场击毙匪首龙绳曾及其所部219人，俘其副司令唐声周及其所部1628人，缴获各种武器1400余件。同时，昭通警备区又派出部队到永善，解除了龙部三纵队司令龙奎垣所属300余人的武装，平息了此次叛乱。
1950年6月23日《云南日报》头版发表了云南军区司令部第三号公报，其中称：“龙匪绳曾经争取无效，已予全部歼灭。在扑灭龙绳曾叛变战斗中，缴获龙匪来往信件多种，证明龙匪蓄意叛变并非一日。”并公布龙绳曾、龙奎垣部进行武装叛变、被解放军歼灭之经过。平息龙绳曾叛乱，昭通人民拍手称快，昭通地区的政治局势从此稳定下来。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出命令，命令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1949年12月1日，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挺进大西南。中共地下党组织深入“尹武纵队”内部了解掌握情况，宣传党的政策。12月3日，国民党云南省第一区行政督察兼区保安司令安纯三，在昭通发出代电起义，宣布全区解放。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在昆明通电宣布起义，云南和平解放。云南解放后，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军区很注意团结争取龙绳曾。1950年2月28日，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十五军第四十三师政委薛韬率师直属机关及一二七团、一二九团，进驻昭通接管昭通政权，结束了国民党对昭通的统治，并随即对龙绳曾进行了一系列的团结争取工作。1950年4月初，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政委宋任穷和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周保中特邀龙绳曾、安纯三赴昆明，亲切接见并设宴款待。
经我西南军区批准，云南军区任命龙绳曾为昭通警备区副司令员，“尹武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昭通警备区警备总队”，由龙绳曾兼任总队队长。安纯三被上调到云南省政府任参议。但是，龙绳曾、安纯三却脚踏两只船，首鼠两端，观望形势，伺机叛变。回到昭通后他二人先后阳奉阴违，在整编部队时，龙绳曾以所属官兵彝族居多、不易集中为借口，拖延整编时间。安纯三在对所部进行改编的第二天，即率领残部叛逃到贵州威宁继续为匪作恶。至5月23日，龙绳曾只将其驻昭通的1300余人集中整编，而其分布在巧家、凉山等地的2000余人的部队则拒不集中，还继续扩大实力，将永善、巧家等地的“尹武纵队”与各地惯匪武装相结合，组成各种名目的“反共救国军”“反共自救军”等，并面授机宜，伺机策动暴乱。
龙绳曾还与昭通上层人物安纯三、龙奎垣、陇承尧等人紧密勾结，搜罗国民党潜伏特务、反动军官、地主恶霸、地痞流氓，组成多达8万余人的土匪武装，举行数百次武装暴乱，企图“保粮、保枪、保地盘”，建立反革命基地，顽固地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对抗。仅1950年4、5两个月，龙绳曾、安纯三等人就制造了“威宁黑石头事件”“镇雄牛场事件”“永善大井坝事件”“会泽支锅山事件”和各地抗粮暴动等一系列流血事件，造成我军和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及人民群众的重大伤亡。
例如，为解决昭通人民及部队日常生活用品供应不足的困难，担任昆明市警备任务的解放军第三十七师一个排40余人，护送18辆满载物资的汽车到昭通，途经贵州威宁黑石头地区时，遭到了龙绳曾所部的袭击，我军抵抗4小时，消灭敌人100余人，但终因寡不敌众，子弹打光，除4名战士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物资全部被抢，汽车全部被捣毁。这就是“威宁黑石头事件”。
4月30日，“抗粮军”大队长计光华匪部 300余人袭击会泽县中寨乡人民政府。5月，解放军第四十三师师长、昭通警备区司令员张显扬在从昭通赴昆明开会途中，在支锅山遭刘振清匪部700余人伏击。更为严重的是，第四十三师一二八团进驻镇雄县准备进剿盘踞在龙里坝的田栋云、陇承尧匪部时，蒋匪特务指使恶霸地主袁吉三之妻，乘我警卫员给团首长烧开水的不备之机，把烈性毒药投入壶中，曾给周恩来当过警卫的团长范金标、副团长郝世贵饮水后中毒，生命垂危。后经全力抢救，范金标脱离了危险，而郝世贵因饮水较多，中毒太重，不幸逝世。
在此期间，龙绳曾仍继续和贵州威宁、西康盐源以及彝良、盐津、镇雄等地匪首互相勾结，囤积粮弹，密谋叛乱。5月26日，龙绳曾召集所属驻昭营以上骨干在其公馆秘密开会，宣称：“我们受了约束，毫无自由，如不另图谋，无法生存。”联络这些匪首共谋叛乱。6月12日晚他又秘密召集会议，作出叛乱的具体部署。
当龙绳曾紧锣密鼓策划叛乱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密切注意事态发展，从龙绳曾内部获取了很多重要情报，掌握了其阴谋活动的情况。当云南省军区把这些情况向西南军区报告后，引起邓小平的特别关注。邓小平指示中共云南省委和云南军区在加强戒备的同时，尽量做好团结争取的工作，防止叛乱事件发生。昭通警备司令员张显扬、政委薛韬多次宴请龙绳曾，晓以大义。龙绳曾表面支吾应付，暗地里仍加紧叛乱准备。
蒋介石为巩固昭通这块“反共复国”的基地，实现其“反共复国”的梦想，给龙绳曾颁发了委任状，委任他为“滇东北军政长官”“滇黔川康剿共总司令”。龙绳曾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有蒋介石在背后撑腰，就变本加厉，更加肆无忌惮，调动部队占领昭通城制高点，监视警备区司令部机关，剑拔弩张，叛乱在即。平定“反共救国军”的叛乱，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6月18日，陈赓向西南军区发了一份加急电报：“龙三（龙绳曾）及龙奎垣之叛变早在意料之中，我们为做到仁至义尽，争取在其未正式发动叛变前只令第四十三师调集部队严密监视，一发现其行动即迅速聚歼。”
同日，龙绳曾认为解放军第四十三师部队已分散各地，昭通城区只有党、政、军机关和一些非战斗部队，他梦想叛旗一举，大功即成，于是发动了叛变，袭击昭通警备司令部，杀害了三名军代表。云南军区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指挥解放军奋起还击，经过两小时的激战，当场击毙匪首龙绳曾及其所部219人，俘其副司令唐声周及其所部1628人，缴获各种武器1400余件。同时，昭通警备区又派出部队到永善，解除了龙部三纵队司令龙奎垣所属300余人的武装，平息了此次叛乱。
1950年6月23日《云南日报》头版发表了云南军区司令部第三号公报，其中称：“龙匪绳曾经争取无效，已予全部歼灭。在扑灭龙绳曾叛变战斗中，缴获龙匪来往信件多种，证明龙匪蓄意叛变并非一日。”并公布龙绳曾、龙奎垣部进行武装叛变、被解放军歼灭之经过。平息龙绳曾叛乱，昭通人民拍手称快，昭通地区的政治局势从此稳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