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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7月14日，台湾“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发布命令，宣告台湾地区，包括台湾本岛和澎湖地区，自明日零时起解除戒严。国民党赴台38年来对台岛一直实行戒严。解严声明宣布废止戒严期间依据“戒严法”制定的30项法令，并总结解除戒严至少有3个方面的意义：军事管制范围缩减，行政、司法机关职权普遍扩张，山地管制区由119个减为61个；平民不再受军法审判；出入境及出版物的管理也移交警察机关及“新闻局”负责。人民权利大幅增加，人民将可依法组党结社、集会游行及从事政治活动。解严后许多事项不再实行管制，各主管机关的行政裁量权必须以法律为依据，民意机关更能发挥监督功能。
台湾民众无不欢呼雀跃，7月15日也就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当时，台湾话剧导演赖声川的《这一夜，谁来说相声？》在台北上演，演员李立群模仿小学时参加演讲比赛的样子，搔首弄姿、嗲声嗲气的一句“小心，匪谍就在你们中间”引得观众哄堂大笑，而笑声背后是台湾社会对当时刚刚结束的戒严年代的复杂情绪。
那个党禁报禁的年代
1938年1月，国民党复兴社头目康泽、刘健群二人公然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三一主义”，1938年2月，《扫荡报》发表了“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三一社论”，为党权世袭鸣锣开道、摇旗呐喊。这就是以后台湾地区实施“党国一体”、“一党独政”的党权世袭政治体制的理论基础。1949年5月颁布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态”。颁布戒严令标志着台湾地区“党国一体”、“一党专制”的党权世袭政治体制的开始。
随后，当局颁布“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国家总动员法”等涉及党禁、报禁的一系列法规、条令，实行军事戒严和高度集权相结合的专制独裁统治。戒严期间禁止非法集会、结社、游行、请愿、罢课、罢工、罢市、罢业等有组织的活动，并对广播、新闻、出版等实行严格的管制和检查制度。从此，台湾进入了战时军事体制。
在那个时代，姑且不说台北曾经没有8路公共汽车，法国作家左拉的作品因为作者姓“左”而不可在台湾出版，马克·吐温成了马克思的弟弟而作品被禁，甚至连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也因为暗合毛泽东的词句，而被迫在台湾改成了《大漠英雄传》。整个台湾社会都沉陷在紧绷的禁忌氛围里。另外，也由此可知，受限最为严峻的乃是传媒业。
当时，国民党政府将新闻用纸视为“战略物资”，不准民间人士任意购买。能够在台湾取得办报资格的人，无不与国民党中央有着密切联系，如在台湾地区长期占据垄断地位的两大报(中国时报、联合报)老板余纪忠和王惕吾，更是跻身国民党中常委之列。
通常，报纸只能出“三大张”，还要受到层层审查：警备总部、调查局、国民党文工会和军队政工系统。情报部门工作人员可以任意上门调查记者采访情况，质问记者为什么要与“党外”人物走动，看到不满意的文章，可以直接去报社调阅稿件，通过笔迹对比来检查谁是稿件写作者。
然而，台湾传媒人仍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高压气氛中抗争，有的在主流媒体内兢兢业业，有的在文章中“埋地雷”鼓吹民主。局外人以为他们坚定勇敢，他们却有着不足为外人道的狼狈不堪……
台湾民众对言论自由和民主的迫切向往可想而知，但谁才有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呢？
蒋经国结束了台湾一党专制、党权世袭
1984年，74岁高龄的蒋经国再度当选连任“总统”。蒋经国在古稀之年，竟勇敢地走上了众人都没想到的一条新路，在他身上有许多优良品质，但最重要的是他有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1986年3月，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9月，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38年的戒严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此言一出，令岛内民主人士迫不及待地于9月28日集会，民主进步党成立。反对党公然成立这还了得？情报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名单，蒋经国未批，他淡淡地说道:“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10月7日，蒋经国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时，告知台湾“将解除戒严、开放组党”。10月10日，蒋经国在“双十节”发表要对历史、对10亿同胞、对全体华侨负责的讲话后，指示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
马英九在听到蒋经国亲口说要开放党禁、报禁时，当即被一股“我们正在创造历史”的电流击中，但国民党要人则纷纷质疑，“国策顾问”沈昌焕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却淡淡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声音不大，语气轻微，但这一句话，分明如同万钧雷霆，振聋发聩。
这些只是为台湾结束党权世袭、一党专制提供了法律、理论基础，蒋经国实施的军队非党化、取消学生三民主义的政治考试、剥离政府部门的专职党职人员等措施则是结束党权世袭、一党专制的实际行动。而“民主进步党”成立，宣告了国民党长期“一党专制”局面的结束。
报禁解除后
1988年，蒋经国已步入生命的最后时光，而这年元月一日报禁开放才正式生效。
台湾报业开始从“文人办报”转型为“商业办报”。在此风潮下，岛内媒体不论报道内容还是编辑手法，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杂志方面，《壹周刊》登台前，岛内杂志已预先“壹周刊化”。
报纸方面，香港传媒《苹果日报》大举登台，事前该报运用娴熟的市场行销手法，延续姊妹产品《壹周刊》的口碑，塑造了未上市先轰动的气势。台湾《苹果日报》出刊后的编辑走向如同预期，仿效了香港母报的版面规划，开创了膻色腥时代。
时代在变，报人的角色也在变。当年曾经共同在“党外”杂志工作的徐璐和杨渡就是一个例子。在为《大地生活》编辑一期名为“三十年的政治犯”专题时，杨渡就已经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期了。为了能够传播自己的声音，杨渡他们专门重做了版型，留给司马文武的《八十年代》，万一自己的杂志被查禁，好歹还有友刊能继续发声。
《大地生活》停刊后，徐璐加入《八十年代》阵营。多年后，徐璐因代表自立报系赴大陆行采访名噪一时，并创办“台北之音”电台、担任华视总经理，不过在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时，她也因为陈水扁站台而备受争议。杨渡后来成为《美洲中国时报》编辑而踏入新闻界，并以一系列社会运动、环保运动的报道受到瞩目，2007年离开媒体，一度担任国民党文传会主任，并成为马英九辅选大将。
戒严时期看似立场一致的新闻工作者，解严后分道扬镳投入不同阵营。这种现象更加证明，当年所有进步社会力量(包括新闻工作者)只是基于对抗威权体制而形成松散的“反国民党大联盟”，等到威权体制解体，统独、蓝绿党派对立成为主要社会矛盾，又将人们卷入了新的社会矛盾，他们的差异也才更加清楚地浮现出来。
世界上时间最长的戒严令
“戒严”和“解严”是影响台湾半个世纪的大事。
何谓“戒严”？1949年，国民党溃败到台湾，为牢牢抓住这枚最后的筹码，时任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秉承蒋介石旨意，于5月19日通过台湾“警备司令部”颁布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态”。随后，当局颁布涉及党禁、报禁等100多项管制法令，并将“保甲连坐”制度搬到台湾，全面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何谓“解严”？随着台湾经济腾飞、政治生态出现迅猛变化，以及两岸局势的缓和，要求解除戒严的呼声越来越高。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颁布“总统令”，宣布15日零时解除戒严令。至此，这个世界上实施时间最长的戒严令走进历史。随后，1991年《惩治叛乱条例》终止，1992年“刑法”中言论叛乱罪的“法律依据”被废，台湾的“白色恐怖”时代终于寿终正寝。1994年，台湾“省长”直选，让台湾人民每人一票选举“省长”。1996年，台湾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总统”民选。2008年6月，台湾扫除党禁最后一道障碍，废除共产党党禁，台湾的民众，即日起，可以公开筹组以支持共产主义为目的的政党。
台湾民众无不欢呼雀跃，7月15日也就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当时，台湾话剧导演赖声川的《这一夜，谁来说相声？》在台北上演，演员李立群模仿小学时参加演讲比赛的样子，搔首弄姿、嗲声嗲气的一句“小心，匪谍就在你们中间”引得观众哄堂大笑，而笑声背后是台湾社会对当时刚刚结束的戒严年代的复杂情绪。
那个党禁报禁的年代
1938年1月，国民党复兴社头目康泽、刘健群二人公然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三一主义”，1938年2月，《扫荡报》发表了“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三一社论”，为党权世袭鸣锣开道、摇旗呐喊。这就是以后台湾地区实施“党国一体”、“一党独政”的党权世袭政治体制的理论基础。1949年5月颁布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态”。颁布戒严令标志着台湾地区“党国一体”、“一党专制”的党权世袭政治体制的开始。
随后，当局颁布“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国家总动员法”等涉及党禁、报禁的一系列法规、条令，实行军事戒严和高度集权相结合的专制独裁统治。戒严期间禁止非法集会、结社、游行、请愿、罢课、罢工、罢市、罢业等有组织的活动，并对广播、新闻、出版等实行严格的管制和检查制度。从此，台湾进入了战时军事体制。
在那个时代，姑且不说台北曾经没有8路公共汽车，法国作家左拉的作品因为作者姓“左”而不可在台湾出版，马克·吐温成了马克思的弟弟而作品被禁，甚至连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也因为暗合毛泽东的词句，而被迫在台湾改成了《大漠英雄传》。整个台湾社会都沉陷在紧绷的禁忌氛围里。另外，也由此可知，受限最为严峻的乃是传媒业。
当时，国民党政府将新闻用纸视为“战略物资”，不准民间人士任意购买。能够在台湾取得办报资格的人，无不与国民党中央有着密切联系，如在台湾地区长期占据垄断地位的两大报(中国时报、联合报)老板余纪忠和王惕吾，更是跻身国民党中常委之列。
通常，报纸只能出“三大张”，还要受到层层审查：警备总部、调查局、国民党文工会和军队政工系统。情报部门工作人员可以任意上门调查记者采访情况，质问记者为什么要与“党外”人物走动，看到不满意的文章，可以直接去报社调阅稿件，通过笔迹对比来检查谁是稿件写作者。
然而，台湾传媒人仍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高压气氛中抗争，有的在主流媒体内兢兢业业，有的在文章中“埋地雷”鼓吹民主。局外人以为他们坚定勇敢，他们却有着不足为外人道的狼狈不堪……
台湾民众对言论自由和民主的迫切向往可想而知，但谁才有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呢？
蒋经国结束了台湾一党专制、党权世袭
1984年，74岁高龄的蒋经国再度当选连任“总统”。蒋经国在古稀之年，竟勇敢地走上了众人都没想到的一条新路，在他身上有许多优良品质，但最重要的是他有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1986年3月，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9月，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38年的戒严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此言一出，令岛内民主人士迫不及待地于9月28日集会，民主进步党成立。反对党公然成立这还了得？情报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名单，蒋经国未批，他淡淡地说道:“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10月7日，蒋经国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时，告知台湾“将解除戒严、开放组党”。10月10日，蒋经国在“双十节”发表要对历史、对10亿同胞、对全体华侨负责的讲话后，指示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
马英九在听到蒋经国亲口说要开放党禁、报禁时，当即被一股“我们正在创造历史”的电流击中，但国民党要人则纷纷质疑，“国策顾问”沈昌焕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却淡淡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声音不大，语气轻微，但这一句话，分明如同万钧雷霆，振聋发聩。
这些只是为台湾结束党权世袭、一党专制提供了法律、理论基础，蒋经国实施的军队非党化、取消学生三民主义的政治考试、剥离政府部门的专职党职人员等措施则是结束党权世袭、一党专制的实际行动。而“民主进步党”成立，宣告了国民党长期“一党专制”局面的结束。
报禁解除后
1988年，蒋经国已步入生命的最后时光，而这年元月一日报禁开放才正式生效。
台湾报业开始从“文人办报”转型为“商业办报”。在此风潮下，岛内媒体不论报道内容还是编辑手法，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杂志方面，《壹周刊》登台前，岛内杂志已预先“壹周刊化”。
报纸方面，香港传媒《苹果日报》大举登台，事前该报运用娴熟的市场行销手法，延续姊妹产品《壹周刊》的口碑，塑造了未上市先轰动的气势。台湾《苹果日报》出刊后的编辑走向如同预期，仿效了香港母报的版面规划，开创了膻色腥时代。
时代在变，报人的角色也在变。当年曾经共同在“党外”杂志工作的徐璐和杨渡就是一个例子。在为《大地生活》编辑一期名为“三十年的政治犯”专题时，杨渡就已经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期了。为了能够传播自己的声音，杨渡他们专门重做了版型，留给司马文武的《八十年代》，万一自己的杂志被查禁，好歹还有友刊能继续发声。
《大地生活》停刊后，徐璐加入《八十年代》阵营。多年后，徐璐因代表自立报系赴大陆行采访名噪一时，并创办“台北之音”电台、担任华视总经理，不过在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时，她也因为陈水扁站台而备受争议。杨渡后来成为《美洲中国时报》编辑而踏入新闻界，并以一系列社会运动、环保运动的报道受到瞩目，2007年离开媒体，一度担任国民党文传会主任，并成为马英九辅选大将。
戒严时期看似立场一致的新闻工作者，解严后分道扬镳投入不同阵营。这种现象更加证明，当年所有进步社会力量(包括新闻工作者)只是基于对抗威权体制而形成松散的“反国民党大联盟”，等到威权体制解体，统独、蓝绿党派对立成为主要社会矛盾，又将人们卷入了新的社会矛盾，他们的差异也才更加清楚地浮现出来。
世界上时间最长的戒严令
“戒严”和“解严”是影响台湾半个世纪的大事。
何谓“戒严”？1949年，国民党溃败到台湾，为牢牢抓住这枚最后的筹码，时任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秉承蒋介石旨意，于5月19日通过台湾“警备司令部”颁布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态”。随后，当局颁布涉及党禁、报禁等100多项管制法令，并将“保甲连坐”制度搬到台湾，全面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何谓“解严”？随着台湾经济腾飞、政治生态出现迅猛变化，以及两岸局势的缓和，要求解除戒严的呼声越来越高。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颁布“总统令”，宣布15日零时解除戒严令。至此，这个世界上实施时间最长的戒严令走进历史。随后，1991年《惩治叛乱条例》终止，1992年“刑法”中言论叛乱罪的“法律依据”被废，台湾的“白色恐怖”时代终于寿终正寝。1994年，台湾“省长”直选，让台湾人民每人一票选举“省长”。1996年，台湾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总统”民选。2008年6月，台湾扫除党禁最后一道障碍，废除共产党党禁，台湾的民众，即日起，可以公开筹组以支持共产主义为目的的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