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圈内，格尼是我迄今认识最晚的一位，掐指算来，不到六年。但印象却是深的。或许称不上朋友，却是可以说得上话的。
　　说得上话，当然是说写作、说小说。我向来腼腆，特别是见了美女。格尼在文学圈是公认的美女，我见了自然会腼腆，单独不多搭话。我想腼腆的人身体里有种特殊的化学成分，容易跟美女起反应。好在见过几面之后，发现格尼身上有种男孩儿的东西——倔强与义气，以后再见到便自然多了。
　　第一次见格尼是和她同年签约巴金文学院，在晚宴上。成都市三槐树街66号，今天已改名永升聚元酒店的克拉玛依酒店。自我介绍时，格尼说的是真名，后来小说写多了，“格尼”便遮蔽了真名。说句公道话，她是参加晚宴的女作家中最漂亮的，也是最年轻的，而且是一种不按规矩出牌的漂亮——怎么一个不按规矩出牌，我也说不好，或许是长得特别吧。席间其他女作家酒量极好，也很健谈，有的还很会撒嗲，格尼在桌上却很少说话，喝酒也只是礼貌性地表示一点，似乎还有那么一点点紧张。她那天的样子，就像是从南充移栽过来的一株绿植——知道她生长在内蒙后，说是从内蒙移栽过来的更准确。
　　这之后，和格尼一起参加了几次活动，对她有了一些了解，印象也变得清晰了。记忆最深的是呼伦贝尔和黑龙江之行。陕北不是格尼的老家，自然也不是格尼的性格，陕北之行没留下多少印象。内蒙是格尼的老家，一踏入内蒙她就很兴奋，感觉是鱼儿回到了水中——格尼鱼回到了格尼河。还是因为腼腆的缘故，在整个旅程中我都是个旁观者，从不主动去接近她。也是在呼伦贝尔，我第一次听见有人叫她安达，且叫得亲昵而大方。我孤陋寡闻，不知道“安达”一词的含义，见别人公开这么叫她，她并不反感，便特别地羡慕——羡慕她，羡慕叫她安达的那个人。现在想来，我永远是个旁观者，至多还是个幻想者。我一个人走根河湿地、一个人趟额尔古纳河、一个人钻白杨林、一个人漫步室韦街头……或许是出于腼腆，或许是出于理性，我总是不合群。在呼伦贝尔，我发现格尼是属于草原和河流的——在草地、河畔拍照，她都会保持一种绽放的姿态，甚至是跳跃的姿势，一旦遇到美丽的大自然她便找到了自我——自我之美。当然，我们也可由此反观到她在内地、在日常生活中的压抑。
　　那次采风，格尼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还不是在呼伦贝尔草原、不是在大兴安岭边缘的白桦林，而是在黑龙江五大连池的老黑山火山。我在散文《一晃而过的大地》中有记：“雨下大了，同行的人都到亭子躲雨去了，只留下格尼、老安和我登上火山口，沿着火山口前行……三个人，在雨中，相隔几米到十几米，开始还打着伞，很快伞就被风吹翻了……三个人谁也不等谁、谁也不跟谁，各自淋着雨、看自己的火山，就是遇见也不说话。”我至今都记得格尼背着背包、淋着雨走在火山口的样子。想必格尼也记得，那次还看见了彩虹。
　　有一年时间吧，认识了人，却没读过她写的小说。那时她似乎还没出集子，只是在杂志上发表，已上过鲁院的高研班了。我有时候会特别好奇，去想这样一个女子会写出怎样的小说……当然没有结果。其实，问她要篇小说或者上网搜篇小说来读，很快就知道了，我就是不要，也不上网去读，而今想来或许是想保留这份猜想吧。
　　签约第二年，我终于读到了格尼的小说，就是那篇《和羊在一起》。我读的是电子手稿，读后推荐给了《花城》。第二年（2015年）发在《花城》第4期上，后来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长江文艺·好看小说》转载。小说写了发生在作者老家内蒙赖大爷身上的故事——赖大爷养羊，每日从“我”家院子过，没吃饱的羊趁机叼吃豆皮、玉米秸和葵花秆。赖大爷不赶羊，等它们吃，他像是想多停留一会儿，说点什么，却又开不了口，反遭“我”母亲骂走。事后“我”才得知，赖大爷的孙子心脏手术失败，一直被赖大爷冻在冰柜里，等着跟医院打官司。格尼说她写这篇小说的原动力是来自生命的疼痛。现实中的赖大爷赶羊经过她家，羊叼吃她家的东西却不赶走，是想瞅准机会问问这个从城里回去的作家有没有跟医院打官司的门路，而“我始终没和赖大爷说一句话，甚至没看他的脸，我在逃避一张悲苦的脸”。这便是作者疼痛的起源。
　　第一次读格尼的小说，我就看出她是位适合写小说的人——有乡村生活背景，故事讲得好，人物写得好，关键是还很敏感，有一颗悲悯之心。同时我也发现，格尼对小说的认同不是基于文学本身，比如基于诗歌、哲学或美学。换句话说，不是基于西方小说的概念。她的语言是某一层面的叙述，或者说仅仅是小说层面的叙述——故事层面、社会层面，同我理解和实践的小说不是同一种。我由此想到了格尼的真名——郭金梅。很朴素的一个名字，很中国、很乡土，诞生在这个名下的小说或许就该是《马兰店》《和羊在一起》《岸上的女人》……这很像马金莲，马金莲名下的小说就该是《碎媳妇》《掌灯猴》《老人与窑》之类。也许有人会说，格尼的小说毕竟不是诞生在郭金梅名下，而是诞生在格尼名下，不该有那么浓厚的乡村乡土味;然而，当你得知“格尼”并不是一个西方词汇而是作者老家——内蒙古阿荣旗下的一条河流时，便释然了。
　　一个作家的性格可以是很外向的，但涉及写作却极其隐秘。写作就像上帝安装在我们头脑中的基因编程，编程不同写作的状态和完成的作品便不同。格尼很少谈到她的写作，即使谈到也总是很低调、很谦虚，不愿多讲自己对小说、对文学的看法。偶尔聊到写作之外的文学圈，格尼当年也是懵懂的，至少看上去是懵懂的。有一次在成都，老安请吃火锅，我们仨，桌上谈到文坛的一些趣闻和美女作家的优势，她显得既懵懂又惊诧，还有几分不屑和怒气。凭我的直觉，她不是装的，她是真的还未涉足文坛，不知道文坛如天下任何一坛，并非那么神圣、干净。那天我们都喝了点酒，说了些真话。也仅仅是说说而已，谁也无法为别人，包括为自己的写作指出一条路来。
　　2015年我不再签约巴金文学院，格尼继续签约。记得吃“散伙饭”的时候，她走过来很正式地敬我酒，说是感谢我的荐稿。我依然腼腆，站起来抿了口酒不知说什么。晚上，赵院长带我们去街边喝啤酒，格尼喝得有点多，不再像平常那么矜持，表现出难得看见的感性的一面——恍惚、颓废、绝望，还有那么一点沉沦。她悄悄告诉我她的生活发生了变化……那一刻，她显得从未有过的真实，也显得从未有过地像个作家，甚至是像个诗人。
　　转眼又过去了三年。三年里，格尼突飞猛进，先后在《花城》《十月》《中国作家》《北京文学》等核心期刊發表中短篇小说二十多万字，其中原发《十月》2016年第6期的《啃春》、《湖南文学》2017年第5期的《白光》、《太湖》2018年第2期的《没有开花的花园》等被《小说选刊》转载。她的知名度直线上升，一跃成为川内七零后小说家的代表，也跻身国内知名七零后小说家行列。
　　读罢阿薇木依萝的中篇小说《羊角口哨》，我与羌人六通了电话，在电话里谈起读后感。我把小说分为两种，一种是反映论的、故事化的，或者说是现实主义的，就像时下大多数小说;一种是现代主义的、先锋的或者说内化的，也即是真正文学意义上的，比如卡夫卡的，马原和残雪早期的。我觉得后一种比前一种高级，比前一种更接近文学——诗歌。阿薇木依萝的《羊角口哨》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后一种。电话里我只谈到读后感，以及读后引发的思考，只谈到羌人六和我个人的创作，答应格尼写这篇印象记，我才想到这个观点也可以用于谈论格尼的小说，或者提醒她往后的创作。
　　最近一次见格尼也有一年多了——2017年4月的嘉陵江采风。川渝一帮作家一起走明月峡栈道，一起坐轮渡从昭化古城到苍溪鸳溪渡，再坐汽车到阆中、武胜和合川。我虽仍改不了腼腆的毛病，但因为有重庆的文友吴佳骏同行，一路上和格尼还是聊了不少。小说也好，散文也罢，文学终究是一种纯粹、诗性的东西，是一门艺术，作家终究和凡夫俗子有别。在苍溪，在合川钓鱼城，我看见的格尼并不是那么合群，她看山看水看人都有种怅然、有种恍惚，那种怅然和恍惚不是情绪和身体的，而是文学的。
　　格尼是可以期待的。这篇《女人的滋味》便是对所有期待者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