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正人先正己,治国先治党。作为执政党,中共要长期执政,就要摆正位置,从根本上理顺党群关系;要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就要坚定地走“民主执政”的道路。
地位和角色改变后如何治党理政
中共从几十人组建的一个新型党派,发展到拥有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其间经历的艰难困苦、挫折失败自不待言。在当代中国政治舞台上,中共从战略守势到战略相持,再到战略反攻,从被围剿到夺取全国政权,它在延安的13年甚是关键。那个时候有人说:要看中国未来的希望,就到延安去。那么,延安靠什么支撑起人们的希望?
笔者最近参加延安的培训学习,有机会实地体验延安精神。在延安听讲座、看展览、观录像,体会了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为人民服务等高尚精神对中国共产党发展的重大意义,也感受了边区火热的民主政治、鱼水般的党群关系、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整风运动”、党的领袖雄图大略的谋划和身先士卒的表率这些实实在在的事实。延安精神让我们今天的人感到汗颜,值得深思!
什么东西最值得敬重?延安时期的一帮中共“土人”给出答案:不是财富,不是金钱,不是权力,而是信念和使命,以及凝聚了坚强信念和使命感的精神和人格。
什么人才能当老大?延安时期的中共领袖群体给出的答案是:做别人不敢做或不能做的事,吃别人不能吃也不肯吃的苦,说别人说不出或不肯说的话。
什么样的政权、制度和政策最有活力和生命力?延安时期的政治实践给出的答案是:扎根于社会大众、回应民众需求的政权、制度和政策最有活力和生命力。
延安精神的实质就是“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就此而言,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对当今的共产党人来说,重要的是如何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然而,是要人们重走延安道路,让人们回到艰苦朴素的环境中?再次进行“延安整风”,在“灵魂深处继续革命”吗?显然不是。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只能将延安精神体现在制度建设中,通过执政党的制度建设,兑现在延安许下的承诺。
笔者一直从事政治理论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大体上明白现实与理论的差距,知道“说的”与“做的”存在距离;近期在延安参观研修,又大体上明白了历史与现实的差距。为什么延安时期能够办到的事,今天却做不到了?根本原因在于党的地位和角色改变了。战争年代,中共迫于艰苦的战争环境和生死存亡的压力,必须依靠人民。在那种状况下,党的利益和民众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其努力的方向与民众的要求有着高度的契合性和一致性。因此,它有需求、有勇气、有动力做到这些事。今天,地位和角色改变了,仅靠理想、信仰、觉悟和伟人风范能否产生持久的效果,已成为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有效地治党理政?唯一可行的办法是走制度化的治党之路。
领导能把理论创新的任务交给别人吗?
不怕变化快,就怕不明白。对一个立志夺取政权的革命政党来说,它在革命时期必须回答的根本问题是:方向是什么?走什么路?拿什么做武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反蒋”的斗争中想明白了这个问题,并作了系统的理论阐释,走出了自己的成功之路。
中共的理论创新实际上就是对上述问题的探索过程。延安时期,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以上问题有相对一致的共识和较清晰的表述,《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是这种认识的理论表达。共产党人的基本共识是:不管“抗日”还是“反蒋”,中国共产党走的是下层路线,要进行的是一场“人民战争”。既然是“人民战争”,那么,如何依靠和动员人民就成为全党工作的重心。正是基于这一共识,中共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革命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延安时期中共之所以能够实现理论创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领导集体就是一个理论创新的团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张闻天、博古、王明等党的重要领导都是善于学习和钻研的人。特别是毛泽东,为了摘掉“不懂理论”的帽子,如饥似渴地研读理论著作,做读书笔记,亲自起草演讲稿、新闻稿,撰写类似《矛盾论》、《实践论》和《论持久战》这样的理论著作。他的“老三篇”(《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已成为经典的演讲文献。
相比之下,现在不少领导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理论学习和调查钻研的机会,把理论创新的任务交给别人(专业理论工作者、宣传机构、政策研究机构、秘书班子等),自己则终日陷于行政事务和社交应酬当中。讲话就是念稿,学习就是听个报告,读书就是看看“为官之道”。在个别领导眼里,所谓的理论建设,不过是搞几个“文化工程”;所谓的学习,无非是大家坐在一起开个“学习会”或“研讨会”;就连发表个讲话,都要由秘书班子事先起草,领导扮演的不过是“传声筒”的角色。领导不钻研理论、不关注理论学习,结果,理论研究和实践行动跑的是两股道,不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领导不关注理论创新倒也罢了,却还经常为理论研究设置种种约束条件,从而使理论研究蜕变为领导决策的注释和说明,演化为概念和词句的不断翻新。如此状况促成了这样的事实:理论创新的水平取决于领导的讲话水平,领导讲话的水平取决于领导秘书或秘书班子的认识和写作水平。
今天,作为执政党,中共的施政目标是什么?长期执政靠什么?这些问题,需要党的领导人置于现代化发展和更加广阔的全球化视角下给出新的理论阐释。要回答这些问题,从延安精神中得到的启示是:各级领导要带头钻研理论,勇于挑起理论创新的重任;要把学习和研究能力作为官员考核的指标和官员培训的任务;要在党内大力营造和树立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学风;提倡所有领导自己撰写演讲稿,鼓励个性化的语言表达。
“进京赶考”,考试通过了吗?
毛泽东在1949年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说,我们要“进京赶考”。那么,考试通过了吗?这个分数只能由人民群众来打。
中共领导人多次强调,要站在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看待党群关系,提醒各级领导要有忧患意识。延安时期,中共如此定位党群关系:党群关系犹如鱼水关系,水可以没有鱼,但鱼不可以没有水。
延安经验证明,共产党要构筑坚固的堡垒,就要扎根于民。但如今,民众生活方向的迷失、对现实的无奈和犬儒主义态度,为各种异质性的宗教势力、意识形态和反对力量在社会基层的滋生蔓延提供了土壤。这样的事实警示执政者,要维持执政地位,就要到群众中汲取力量。密切联系基层大众,解决好民生问题,发展民主政治,应当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的唯一途径。
然而,民主在今天似乎成了一个敏感的字眼。当初陕甘宁边区实行民主选举非常普遍,被誉为中国的“民主典范”。但几十年后,当人们希望推进中国的民主选举时,有人却以国民素质为理由,为民主选举设置障碍——几十年过去了,难道中国百姓的素质不进反退?抗战时期共产党可以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实行“一国两制”,那意味着不同“阶级”、不同党派(而且是对立的党派)之间的政权分立。在延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实行“三三制”的政权结构,实施参议会、政府和法院“两权半”的政治架构和党政分开并行、党派干部进入政权机构的民主政治模式,这种民主试验模式实现了不同力量分享政权,相互制约。那个时候,两个对立的政党、不同的“阶级”力量都能够分权制衡,今天,在同一种“国体”之下实行党内民主和国家层面的民主怎么会与国情不符?
以“人民”起家,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三个代表”为指南的中国共产党应该扛起民主这面大旗,理直气壮地倡导民主政治,推进民主建设。可喜的是,新一代中共领导人提出“执政为民”,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既然如此,“民主执政”就应该成为今后共产党人的核心理念之一,因为它不仅是中共治党理政的正道,也是理顺党群关系、实现长期执政的依靠。
地位和角色改变后如何治党理政
中共从几十人组建的一个新型党派,发展到拥有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其间经历的艰难困苦、挫折失败自不待言。在当代中国政治舞台上,中共从战略守势到战略相持,再到战略反攻,从被围剿到夺取全国政权,它在延安的13年甚是关键。那个时候有人说:要看中国未来的希望,就到延安去。那么,延安靠什么支撑起人们的希望?
笔者最近参加延安的培训学习,有机会实地体验延安精神。在延安听讲座、看展览、观录像,体会了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为人民服务等高尚精神对中国共产党发展的重大意义,也感受了边区火热的民主政治、鱼水般的党群关系、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整风运动”、党的领袖雄图大略的谋划和身先士卒的表率这些实实在在的事实。延安精神让我们今天的人感到汗颜,值得深思!
什么东西最值得敬重?延安时期的一帮中共“土人”给出答案:不是财富,不是金钱,不是权力,而是信念和使命,以及凝聚了坚强信念和使命感的精神和人格。
什么人才能当老大?延安时期的中共领袖群体给出的答案是:做别人不敢做或不能做的事,吃别人不能吃也不肯吃的苦,说别人说不出或不肯说的话。
什么样的政权、制度和政策最有活力和生命力?延安时期的政治实践给出的答案是:扎根于社会大众、回应民众需求的政权、制度和政策最有活力和生命力。
延安精神的实质就是“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就此而言,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对当今的共产党人来说,重要的是如何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然而,是要人们重走延安道路,让人们回到艰苦朴素的环境中?再次进行“延安整风”,在“灵魂深处继续革命”吗?显然不是。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只能将延安精神体现在制度建设中,通过执政党的制度建设,兑现在延安许下的承诺。
笔者一直从事政治理论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大体上明白现实与理论的差距,知道“说的”与“做的”存在距离;近期在延安参观研修,又大体上明白了历史与现实的差距。为什么延安时期能够办到的事,今天却做不到了?根本原因在于党的地位和角色改变了。战争年代,中共迫于艰苦的战争环境和生死存亡的压力,必须依靠人民。在那种状况下,党的利益和民众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其努力的方向与民众的要求有着高度的契合性和一致性。因此,它有需求、有勇气、有动力做到这些事。今天,地位和角色改变了,仅靠理想、信仰、觉悟和伟人风范能否产生持久的效果,已成为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有效地治党理政?唯一可行的办法是走制度化的治党之路。
领导能把理论创新的任务交给别人吗?
不怕变化快,就怕不明白。对一个立志夺取政权的革命政党来说,它在革命时期必须回答的根本问题是:方向是什么?走什么路?拿什么做武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反蒋”的斗争中想明白了这个问题,并作了系统的理论阐释,走出了自己的成功之路。
中共的理论创新实际上就是对上述问题的探索过程。延安时期,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以上问题有相对一致的共识和较清晰的表述,《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是这种认识的理论表达。共产党人的基本共识是:不管“抗日”还是“反蒋”,中国共产党走的是下层路线,要进行的是一场“人民战争”。既然是“人民战争”,那么,如何依靠和动员人民就成为全党工作的重心。正是基于这一共识,中共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革命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延安时期中共之所以能够实现理论创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领导集体就是一个理论创新的团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张闻天、博古、王明等党的重要领导都是善于学习和钻研的人。特别是毛泽东,为了摘掉“不懂理论”的帽子,如饥似渴地研读理论著作,做读书笔记,亲自起草演讲稿、新闻稿,撰写类似《矛盾论》、《实践论》和《论持久战》这样的理论著作。他的“老三篇”(《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已成为经典的演讲文献。
相比之下,现在不少领导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理论学习和调查钻研的机会,把理论创新的任务交给别人(专业理论工作者、宣传机构、政策研究机构、秘书班子等),自己则终日陷于行政事务和社交应酬当中。讲话就是念稿,学习就是听个报告,读书就是看看“为官之道”。在个别领导眼里,所谓的理论建设,不过是搞几个“文化工程”;所谓的学习,无非是大家坐在一起开个“学习会”或“研讨会”;就连发表个讲话,都要由秘书班子事先起草,领导扮演的不过是“传声筒”的角色。领导不钻研理论、不关注理论学习,结果,理论研究和实践行动跑的是两股道,不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领导不关注理论创新倒也罢了,却还经常为理论研究设置种种约束条件,从而使理论研究蜕变为领导决策的注释和说明,演化为概念和词句的不断翻新。如此状况促成了这样的事实:理论创新的水平取决于领导的讲话水平,领导讲话的水平取决于领导秘书或秘书班子的认识和写作水平。
今天,作为执政党,中共的施政目标是什么?长期执政靠什么?这些问题,需要党的领导人置于现代化发展和更加广阔的全球化视角下给出新的理论阐释。要回答这些问题,从延安精神中得到的启示是:各级领导要带头钻研理论,勇于挑起理论创新的重任;要把学习和研究能力作为官员考核的指标和官员培训的任务;要在党内大力营造和树立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学风;提倡所有领导自己撰写演讲稿,鼓励个性化的语言表达。
“进京赶考”,考试通过了吗?
毛泽东在1949年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说,我们要“进京赶考”。那么,考试通过了吗?这个分数只能由人民群众来打。
中共领导人多次强调,要站在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看待党群关系,提醒各级领导要有忧患意识。延安时期,中共如此定位党群关系:党群关系犹如鱼水关系,水可以没有鱼,但鱼不可以没有水。
延安经验证明,共产党要构筑坚固的堡垒,就要扎根于民。但如今,民众生活方向的迷失、对现实的无奈和犬儒主义态度,为各种异质性的宗教势力、意识形态和反对力量在社会基层的滋生蔓延提供了土壤。这样的事实警示执政者,要维持执政地位,就要到群众中汲取力量。密切联系基层大众,解决好民生问题,发展民主政治,应当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的唯一途径。
然而,民主在今天似乎成了一个敏感的字眼。当初陕甘宁边区实行民主选举非常普遍,被誉为中国的“民主典范”。但几十年后,当人们希望推进中国的民主选举时,有人却以国民素质为理由,为民主选举设置障碍——几十年过去了,难道中国百姓的素质不进反退?抗战时期共产党可以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实行“一国两制”,那意味着不同“阶级”、不同党派(而且是对立的党派)之间的政权分立。在延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实行“三三制”的政权结构,实施参议会、政府和法院“两权半”的政治架构和党政分开并行、党派干部进入政权机构的民主政治模式,这种民主试验模式实现了不同力量分享政权,相互制约。那个时候,两个对立的政党、不同的“阶级”力量都能够分权制衡,今天,在同一种“国体”之下实行党内民主和国家层面的民主怎么会与国情不符?
以“人民”起家,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三个代表”为指南的中国共产党应该扛起民主这面大旗,理直气壮地倡导民主政治,推进民主建设。可喜的是,新一代中共领导人提出“执政为民”,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既然如此,“民主执政”就应该成为今后共产党人的核心理念之一,因为它不仅是中共治党理政的正道,也是理顺党群关系、实现长期执政的依靠。